電影作為社會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必然會與社會之間存在互文關係。觸及時代中的問題，觸及時代環境中人們的生存狀況。

紀實類犯罪片的選材往往傾向於現實主義，導演根據社會上的犯罪現象或是新聞報導中的犯罪案例進行再創作，聚焦城鄉犯罪問題，通過犯罪話語，揭示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的部分現實問題。

同時，影片關注邊緣及底層犯罪者，著意於書寫這一社會群體真實的生存困境，塑造出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現實的「底層犯罪者」形象。

這些藝術片導演以知識分子的精英態度真實描摹社會現實，大膽揭露社會矛盾，對犯罪進行深入反思，對底層生命展開深刻關照。

在犯罪敘事之外，結構出時代變革下物質與人性、城市與鄉村、底層與上層之間的矛盾衝突，賦予影片濃厚的理性色彩。

真實犯罪案件作為原型

文學藝術的內容通過創作者的主觀把握，表現的是人類外在世界形式的客觀存在。

創作者作為創作的主體有其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但又必須以現實為根基來創作，表達對現實的一種抽象和概括。

紀實類犯罪片的內容，大多來源於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或者直接改編自社會新聞，以現代性發展過程中存在的部分社會犯罪現象為參照。

《盲井》根據作家劉慶邦的小說《神木》改編，原著取材於1998年震驚全國的「8·25特大礦洞詐騙案」。

在這起案件中，犯罪團伙物色流浪漢和精神障礙者作為他們的作案目標，先將他們騙至礦井，把人殺死後再偽造成礦難事故，假扮成死者家屬向煤礦主索取巨額賠償金。

李楊導演對小說進行了再度改編，塑造出唐朝陽、宋金明兩個典型的犯罪者形象，影片採用線性敘事結構。

以生活化的方式將二人物色作案對象、騙取受害者信任、密謀殺人偽造礦難、訛詐礦主等一系列犯罪細節進行了完整再現，真實還原了現實生活。

李楊的另一部作品《盲山》同樣以真實犯罪事件為原型拍攝而成。電影講述了女大學生白雪梅被人販子誘拐到山村的悲慘故事。

拐賣事件多發生在落後的農村，村民受教育水平不高，法律意識淡薄，在傳宗接代的傳統思想影響下，對女性的生命權利表現出無比的漠視。

劇中鄭小蘭這個角色正是由現實中被拐的婦女真實出演，令人痛心的是，直到影片拍攝時她還未被解救出來。

賈樟柯導演的電影《天註定》圍繞四個主要人物展開，其中，姜武飾演的大海、趙濤飾演的小玉作為犯罪者的形象出現，這兩個人物的原型都來自於社會新聞中的真實案件。

「大海」在現實中對應2001年發生在山西榆次的連環殺人案中的兇手胡文海，他持槍殺害了14名村民和幹部，最後被判處死刑。

「小玉」的原型則是湖北省巴東縣洗浴中心的服務員鄧玉嬌，2009年，她在工作時遭到侮辱，基於自衛的目的，鄧玉嬌舉刀殺人，隨後警方以故意殺人罪將其逮捕。

這起案件在當時引發了民眾的廣泛討論，由於鄧玉嬌屬於正當防衛，迫於輿論壓力，檢察方最後依據其犯罪事實進行了適量減刑。

賈樟柯選擇這兩起非常具有爭議性的案件為素材，並在影片中進行了適度改編，聚焦陽光下的罪惡，對影片中底層人群的艱難生存狀態表現出同情，具有很強的批判性。

《人山人海》是由蔡尚君執導的電影，影片的原型就是2007年發生在貴州省六盤水市水城縣的一起命案。

摩的司機代雲天載客過程中遭到歹徒殺害，兇手劫車後逃之夭夭，警方一度難以破案。為了尋找殺死弟弟的兇手，他的五個哥哥耗時一年多，跑遍九個省份，歷經艱辛終於成功抓到罪犯。

代家五兄弟千里追兇的傳奇故事在當時引發了媒體的熱烈關注，導演蔡尚君曾在採訪中提到，影片的靈感正是來源於《南方周末》上有關「六盤水兇殺案」的相關報導。

他看到了其中的戲劇性，便在此基礎加以改編，拍攝成為電影。

影片中的追兇者從五兄弟變成「老鐵」一個人，對於犯罪過程沒有過於細緻的展示，而是將重點放在他艱難尋凶的情節上，跟隨他的視角，以紀錄式的方式對現代性困境下的底層展開觀照。

2004年10月上映的電影《可可西里》是一部紀錄式的影片，講述了可可西里的巡山隊員們用生命與犯罪分子鬥爭的故事。

通過以巡山隊員為代表的正面人物與藏羚羊盜獵分子為主的反面人物之間的抗爭，記錄下人性的貪婪，呼籲人們守護良知。

影片以其藝術性與社會性，接連獲得第17屆評委會大獎、第41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影片以及第2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亞洲電影等眾多獎項。

紀實類犯罪片關注現實，通過犯罪故事深入剖析犯罪成因。

在這些影片中，我們能夠感受到導演對於社會現實的關注，以及影像中流露出的強烈的人道主義精神。

犯罪成因的揭示與反思

英國電影評論家羅伊·阿米斯在其著作《電影與真實》中將電影從真實層面將電影劃分為三類，其中包含「『揭示真實』的寫實主義、『模仿真實』的技術主義和『質疑真實』的現代主義。」

紀實類犯罪電影直面犯罪現象，揭示陽光下的黑暗，傳達出批判罪惡、反思人性的現實主題。

社會在步入現代化的發展階段的過程中，必然會伴隨著出現一些新的現代性社會問題，由此所引發的社會矛盾也日益顯現。

在社會變革的時代語境下，導演們精準地捕捉到社會轉型期出現的部分犯罪現象，例如金錢物慾造成的人性扭曲、貧富分化導致的底層失語等等，並藉由真實犯罪案例分析犯罪產生的原因，對社會問題和複雜人性展開反思。

社會轉型時期，在經濟飛速發展的背景下一些人的價值觀念發生偏離，對金錢物慾的渴望致使人性泯滅，從而引發了經濟犯罪問題。

導演李楊在《盲井》塑造了兩個唯利是圖的罪犯形象，窺視了功利主義下善良和良知的缺失。

影片中的兩個犯罪者唐朝陽、宋金明都來自經濟欠發達的農村地區，他們背井離鄉謀求生計，卻不想參與實際勞動，而是對身邊的工友動了歪心思。

不勞而獲的惰性心理和貪得無厭的物質欲望蒙蔽了良心，他們轉而傷害比自己更弱小的同類。

作為犯罪目標的元鳳鳴身上有著人類最樸素的善意，他知恩圖報，為了感激幫助自己找到工作的「二叔」宋金明，用自己辛苦攢下的微薄薪水買了雞肉，這種善良和純粹打動了罪犯宋金明，讓他的良心受到拷問。

導演以善之美好反襯惡之醜陋，對於人性表現出批判，旨在喚起觀眾的道德反思。

文明是人類發展進步的永恆主題，也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標誌和目標，社會的現代化發展、良好社會秩序的建立都離不開對公民對文明的自覺遵守。

《盲山》以寓言體的形式展現出文明被愚昧所捆綁的社會現實，是一部引人深思的犯罪電影。

影片中剛畢業的女大學生白雪梅求職心切，被謊稱是藥材公司經理的人販子拐賣到山村，之後遭到「丈夫」黃德貴一家關押、毆打最後被迫生育。

電影通過白雪梅的悲慘遭遇，將法制缺失、文明受損的鄉村圖景真實呈現在觀眾面前。

白雪梅是文明的代表，她受過高等教育，在讀完大學後，本該有一個光明的未來，然而在利慾薰心的人販子的操作下被拐賣到閉塞的山村，人生之路急轉直下。

無論是人販子還是賣老婆的黃德貴一家，他們都表現出相同的特徵，即極度的野蠻和愚昧，而這也正是他們出現犯罪行為的原因。

導演藉由白雪梅的悲劇，向人們發出呼告，我們應當自覺維護文明，警惕野蠻暴力，遵守道德底線，守護良知。

同樣是第六代導演，賈樟柯將濫用職權這種不良社會現象書寫進電影中，大膽批判不作為的個人，對暴力犯罪發生的原因進行反思。

《天註定》中的主人公大海、小玉等犯罪者以暴力手段完成對侵害者的抵抗，這種「以暴制暴」只會帶來更多的悲劇，因此應該從源頭上減少犯罪發生的可能。

電影通過人物走向犯罪的殘酷敘事對社會中那些貪污腐敗、濫用職權的個人展開批判，為底層民眾發聲，體現出導演作為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

改革開放到新世紀初，中國社會正處於社會現代化發展的重要轉型期，紀實類犯罪片藉由犯罪話語，對部分社會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剖析與反思，以期能夠啟發觀眾，加深他們對犯罪的認知，維護法律權威。

然而，犯罪畢竟是社會生活中的少數現象，因此在觀看這類影片時我們也應該保持審慎的態度，正確認識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底層犯罪者形象的塑造

犯罪片中的人物主要包含犯罪者、執法者和受害者三類，其中，犯罪者是敘事的出發點，也是影片中的核心角色，對其內在人格的刻畫和犯罪動機的挖掘成為犯罪電影的敘事重心。

紀實類犯罪片中的犯罪者往往身處社會底層，他們或陷於經濟困境之中，或受制於權力之下，是社會上的邊緣群體。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中國社會的底層問題漸顯，底層群體成為人文學者的關注對象。

人類學家喬健在《底邊階級與邊緣社會》中對底邊階級作出定義，他指出，底邊階層指的是處於社會底層及邊緣的群體，他們屬於「化外之民」，不僅窮而無告，而且弱而無助。

新世紀初期，中國的底層人口主要由農民和下崗工人組成，他們的教育水平和社會地位都很低。

下崗職工失業後，由於受教育程度較低或者年齡問題，很難找到新的工作，只得依賴於政府的津貼生活。而農民長久以來就是社會上的弱勢群體，這兩個階層的人共同組成社會上「沉默的大多數」。

在紀實類犯罪片中，導演們對社會邊緣人群投以關注的目光，聚焦社會中的底層群體犯罪現象，集中塑造出一批「底層犯罪者」的角色形象。

電影《天註定》中的大海和小玉都是身處底層的犯罪者，他們犯罪的原因都是難以忍受對其尊嚴的損害，犯罪更多的是一種掙扎和反抗。

大海的悲劇源自於當地村官對權力的濫用，他投訴無門，衝動之下採用最錯誤的方式開槍打死了貪腐的村支書和商人。

小玉在桑拿店做前台服務員，然而胡攪蠻纏的客人以強硬的態度要求她按摩，在嚴詞拒絕之後，她遭受暴力霸凌。

極端的侮辱之下，她忍無可忍，拔刀揮向侵犯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海殺人的段落，導演故意安排了傳統戲曲劇目《林沖夜奔》，這一崑曲出自明代李開先的《寶劍記》，主要講述了林沖在太尉高俅迫害下水泊梁山的故事。

台上的林沖與台下的大海形成對照，他們擁有相似的命運，這樣極具象徵意味的安排隱含著導演對人物的理解與同情。

《盲井》裡的犯罪者唐朝陽和宋金明原本是底層的煤礦工人，對金錢不加約束的渴求最終讓他們走上犯罪之路。

導演在影片中用多個片段交代了他們犯罪動因的來源。煤礦主們無視生產安全，非法採礦，通過壓榨社會勞動力積累了原始資本。

由於煤礦的非法性質，當出現意外事故時，這些礦主們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不願意讓事故暴露，因此往往選擇息事寧人，用撫恤金打發死者家屬，這讓唐朝陽、宋金明之類的犯罪者有機可乘。

同時，礦主與礦工截然不同的生活讓他們渴望通過金錢改變自己的底層命運。宋金明上學時他成績很好，迫於經濟壓力，本來應該繼續接受教育的他輟學成為煤礦工人，在暗無天日的礦井裡危險作業。

因貧困而失學的經歷對他產生極大影響，為了彌補自己的遺憾，他想盡辦法供兒子念書，這是人物犯罪的最大動機。

然而，他們無力向礦主爭取自己的薪酬，只好將黑手伸向同類，最終淪為罪犯。

電影《盲山》中，白雪梅的悲劇命運不僅僅是人販子造成的，而是由黃德貴所在村子村民的愚昧下造就的。

他們違背人權，公然買賣婦女，包庇拐賣犯罪行為，村民們愚昧無知，作為唯一一個具有教育背景的教師黃德誠更是趁人之危，他虛偽的面目下，反映了人性與文明的墮落。

紀實類犯罪片中「底層犯罪者」這一形象的塑造顯示出導演們觀察生活的深度，是犯罪片本土化過程中的一種角色創新，這種角色類型在未來的犯罪片中得到延續。

同時，也有學者認為，對底層的書寫是第六代的影像策略「這種轉向底層的視野又不期然地應和著國際電影節對這類影像的渴求。

對底層的描摹，無疑也助力了此類影片叩開國際電影節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