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習記者 | 崔 碩
記者 | 文思敏
編輯 | 孟佳麗
2月中旬，立春過後的北京仍然陰寒未盡。同心未來學習中心的老師們在這開學前的最後一周忙碌著，準備迎接新學期。提前返回北京的孩子有的已經回到了學校玩耍，儘管為了在開學前節約經費，暖氣還未打開。同心未來學習中心是一所面向北京務工人群子女的活動空間，位於北京東五環外的皮村。這是北京市最知名的城中村，容納了許多外來務工者，也出過育兒嫂范雨素這樣的素人作家。
按照正常的節奏，春節過後，孩子們會陸續返回學校。這些兒童多是在北京工作的家政工、清潔工、保安、建築工和個體商販的孩子。近一兩年來，受到疫情和教育政策變動的雙重影響，北京市一批打工子弟學校受到波及，開開停停。
同心未來學習中心的前身是同心實驗學校——一所面向打工子女的全日制學校。2020年9月學校關閉，轉變成為孩子提供興趣愛好培訓的活動中心。| 圖片來源：崔碩
「讀到一半，學校不讓開了。」在2021年秋季學期，任文欣記得一些家長已經交完學費，完成報名。但突然學校收到通知，告訴他們不能開了。「我們又趕緊協助他們去對接其他學校。對接完了以後，學校又有風波，原來的學校表示還能正常開，所以有的學生又回去了。」任文欣是協作者困境兒童自助圖書館項目的負責人，這是一個為打工子弟提供閱讀服務的公益項目。
勞動力轉移，或許是過去40年間中國內地人口流動最顯著的特徵之一。來自鄉村和城鎮的勞動人口離開家鄉來到城市，謀求更好的生活。與此同時，在龐大的遷移背景之下，流動人口的暗面是形態各異的家庭和尚且年幼的孩子。流動人口，又稱「外來打工人口」「進城務工人員」，是還沒有獲得完全城市公民身份，徘徊在邊緣的「異鄉人」。他們被留在老家的孩子被稱為「留守兒童」，而被帶在身邊的孩子被稱為「流動兒童」。
2017年，21世紀教育研究院和新公民計劃公益組織聯合發布《中國流動兒童教育發展報告（2016）》，這是國內首部流動兒童藍皮書。報告指出，截至2015年10月，全國流動人口總量達到2.47億。而作為流動人口子女的「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兩個群體總量約為1億人。用更直觀一點的數據來講，每10名兒童中就有4名受到人口流動影響——他們就「流動」在我們的周圍。
長期以來，中國的戶籍制度扮演著控制人口流動、協調社會資源分配的角色。由於沒有居住地戶籍，流動人口的子女往往無法享有戶籍兒童同等的受教育機會。選擇回老家「留守」，意味著與父母分離；而選擇留在城市，意味著要面對城市裡艱難的升學路。
因為無法參加居住地的中考和高考，他們需要在初二或者初三時作出選擇，在義務教育階段結束後返鄉、讀職業學校或是進入社會。對許多流動兒童來說，輟學以及早早務工是他們可預見的命運路徑。
2014年，國務院出台了一項戶籍制度改革意見，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的落戶限制，同時嚴控500萬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的人口規模。在人口疏解的背景下，許多流動人口被迫離開。
北京市就在當時提高了非京籍學生義務教育的門檻，並大規模拆除打工子弟學校。與珠三角地區更多源自工業化的勞動力流動需求不同，北京市的流動人口多集聚於第三產業，比如，餐飲、零售、建築等領域。
在北京，以家庭為單位的外來人口一般都居住在城鄉結合處，或者城中村這樣的小角落。朝陽區窪里、太陽宮、海淀區八家都是典型，招收流動兒童的學校也多分布於此。
從2022年9月起，我們在北京市不間斷地訪問流動兒童學校、家庭以及他們的支持者，寫下了這篇報導，試圖展示在多重因素影響下，北京市流動兒童在城市中的「流動困境」。
01
漂浮感
一項針對小學流動兒童家長的調研結果顯示，受訪者在京的平均居住年限達到10.2年，然而，對這些外來家庭來說，長住10年並不意味著「穩定」，其心態和生計都處於動盪之中。對流動兒童來說，動盪帶來的最直接影響就是「頻繁轉學」。
小姚是任文欣在工作中救助的一名流動兒童。因為爸爸要在外面跑外賣，她和姐姐跟著爺爺奶奶一起生活。由於貧困，很多時候，小姚的晚餐都以「喝水」解決。
「我們經常自嘲，我們服務的群體是『燈下黑』，你難以想像，在北京會有孩子連吃飯的營養都成問題。代際貧困一直在發生，儘管現在也有好的新動向。」任文欣說。
小姚之前就讀的一所打工子弟學校關停了，幾經協調，她中途去了一個就近的公辦學校就讀。那是一所混合公立學校，部分承接打工子弟學校的孩子，但這些孩子往往會被分配到一個班裡，與城市裡的孩子隔絕開。「老師會覺得你們的基礎怎麼這麼差。」此前，小姚在打工子弟學校成績可以排到中上等，但在公立學校，她成了「差生」。
「很多孩子會因此很受挫。我們就會幫他們制定學習計劃，鼓勵他們積極參與班裡的事情。差不多要大半年，他們的學習成績才開始一點點往上追趕。」任文欣說。
在2018年，何冉所在的新公民計劃公益組織開啟了一項流動兒童返鄉追蹤計劃，通過實地觀察、訪談和問卷，追蹤記錄北京一所九年制民辦打工子女學校新希望學校43位六年級畢業生在未來幾年裡發生的故事，了解他們在畢業後的去向和變化。何冉是這個項目的負責人。
從畢業前的最後一個學期開始，何冉和同事每周都去給學生上課，從辯論賽，到性教育課、電影課，何冉希望這些輕鬆有趣的內容能讓孩子們有所收穫，同時也能拉近他們彼此的關係。2018年暑假過完，這個43人的小學畢業班裡有25人返鄉了。而據2022年9月的統計，這群孩子中入讀職校的有15人，繼續升學的有23人，輟學的有4人，另外一名學生情況待定。
曹玉是何冉跟蹤的學生之一。2022年4月從中職學校輟學後，他在餃子店、火鍋店、烤鴨店都做過服務員，但沒有一份工作干滿半個月。6月的一個晚上，何冉收到曹玉發來的一張長椅夜宿照——鞋脫了，雙腳翹在長椅背上，夜色朦朧。因為沒地方落腳，曹玉只好睡在長椅上，他告訴何冉，自己又辭職了，這是他半年來辭掉的第五份工作。
曹玉是安徽人，在北京出生、長大，他的媽媽是天生的失語者。在何冉調查的43名學生中，選擇繼續升學的基本上都是成績好的學生。但曹玉不屬於其中，他本來計劃在老家的職校攻讀汽修，謀得一技之長。不過，讀了沒多久他就再次輟學了。
小升初開始，這些孩子就要面臨分化的抉擇，想升學的逐漸轉回原籍，不想升學、計劃打工或者讀職校的學生就在學校里混日子。北京師範大學發展心理學教授申繼亮主編的《留守兒童與流動兒童心理研究》一書中提到，這種不穩定性往往會給他們帶來一種漂浮感。
曹玉回老家上學後，經常請病假回家，每天在後院小樹林裡放羊。| 圖片來源：何冉提供
何冉記得，在畢業時，她和同事設計了一個告別環節，鼓勵孩子們用照片記錄在學校里的瞬間，提交照片的孩子會收到機構送的相冊，作為一份有獨屬記憶的畢業禮物。何冉原本以為孩子們會很踴躍，結果根本沒有幾個同學感興趣，「完全沒有我們想像的那種很難再見到的離別氛圍」。
「當我和這群孩子關係熟了以後，回推這段經歷的時候會發現，對他們來說，分離是比較稀疏平常的事情。」何冉說，「有好多同學小學都換了好幾所，也有一些是有留守經驗，再從老家轉學過來的。所以『分離』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常態化的流動行為。」
02
入學的門檻
北京市協作者社會工作發展中心（後稱「協作者」）成立於2003年2月，是全國最早的民辦社會工作機構之一。2003年，機構剛成立不久就遇上了「非典」。在那期間，協作者就開始做一系列「非典」救援，當時的目標是找到在「非典」疫情下處於困境的農民工。在尋訪的過程中，他們發現了大量的流動兒童。
在開展服務之初，創始人李濤跑遍了北京流動人口集中的地方，比如張萬墳、黑橋村這樣的城鄉結合地區。「這些農民工的孩子往往都住在菜地里臨時搭建的窩棚里。他們上的學校都是打工子弟學校，但那時學校的狀況比現在差很多，放學回到社區也基本沒人管他們，問題非常多。」李濤對《第一財經》YiMagazine說。
在城市裡，流動兒童入讀的往往是兩類學校：一類是以打工子弟學校為代表的私立學校，一類是與本地學生共讀的混合公立學校。從資質和教育質量來說，一般後者更受到家長們的青睞。但即使政府和相關部門放鬆了對流動兒童進入公辦學校的限制，入學矛盾仍然難以解決。一方面，公辦學校學位有限；另一方面，這些學校往往處於城市教育的邊緣地帶，大多在城鄉接合部，大城市裡的優質教育資源基本與流動兒童無緣。
目前各個地方的流動兒童入學政策大致可以分為「積分入學制」和「材料准入制」兩大類。積分入學制即按照流動人口累積的分值，依據區域內的積分由高到低安排兒童進入公辦學校入讀。珠三角、長三角部分地區採用的是這種方式。材料准入制則是家長們在準備好符合政策規定的材料資質後，子女可獲得本地入學資格。北京、天津、南京、武漢等城市採用的都是材料准入制的方式。
2014年起，北京市對於隨遷子女的入學證明材料要求「五證齊全」，這五證包括實際居住證明、務工就業證明、戶口簿、居住證、無人監護證明等等。根據各區不同要求，有時家長需要準備三十多份證明材料。其中，無人監護證明在2019年被取消，政策要求變成了「四證齊全」。對於務工人員來講，其中相對難獲取的是務工就業證明和實際居住證明。
「房東不給你（房產證）照片，最後托關係，又私下裡多給了2000塊錢，才願意配合我們交這些材料。」白冰告訴《第一財經》YiMagazine。「每學期都有很多家庭因為各種原因孩子沒有上到公立，都還在準備一些材料，所以會把私立學校當作過渡。」
兩年多里，白冰已經為女兒換了3所學校，入學手續的辦理總是因各種原因受到阻力。每當自己感到疲憊時，白冰都會想起參加活動認識的一位家長所述的情況——孩子留守在老家讀書，經常曠課，到後期演化到上學就「自殺」的地步。白冰擔心女兒也變成留守兒童，於是下定決心，無論如何也要讓女兒在北京讀完初中，留在自己身邊。2022年9月，白冰終於在辦齊手續後將女兒轉入一所公立學校，可以穩定地讀到小學畢業。
而對於更多對小孩的學業沒那麼上心的家長來講，打工子弟學校成了流動兒童的落腳之地。與公立學校相比，打工子弟學校的學費較低，入學要求也相對簡單。這些打工子弟學校由私人運營，學校經費主要來自於學生們繳納的學費，但這些學校的教育質量往往讓家長們擔憂。
工資低、晉升機會和學校光環有限，因此打工子弟學校很難吸引到好的老師，「年輕的老師好不容易有點教學經驗就離開了。學校的老師也換來換去。」據何冉了解，有的學校甚至還出現了「包班制」老師，即一個老師包下一個班所有的課。
北京市一所愛心希望學校的校長告訴我們，他的學校里幾乎沒有年輕老師，「年輕教師第一留不住，第二工資低，別人也不願意來，他們的理想抱負不在這。我們這裡的老師最少3年起步，10年甚至15年以上教齡的老師居多。」這些資深教師來自全國各地，往往都是隨著家庭搬到北京，沒有響亮的學歷，大多是中師及以上。
北京一所愛心希望小學裡，孩子們正準備進入教室。| 圖片來源：崔碩
這所愛心希望小學的教室環境。| 圖片來源：崔碩
不過，即便條件有限，打工子弟學校的存在至少能讓孩子們在城市中有書讀。
對於這些學校來講，近兩年更大的影響來自於教育政策的調整。2021年，出於實現教育公平，限制「掐尖」以及中高端民辦學校和教培機構的發展，八部委聯合發布《》，要求各地調減民辦學校的在校生規模，並控制在5%的紅線以內。這促使各大城市關閉以及清退了一大批民辦資質的學校，打工子弟學校因其民辦性質不可避免地成了受波及的對象。
「所有社會上細枝末節的政策實施，首當其衝受到波及的就是這群人。而且永遠是擋在最外圍，第一輪就受到攻擊的這群人。」何冉對《第一財經》YiMagazine說，「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打工子弟學校關得更多。好多老師現在已經失業了，其中很多都來自被臨時關掉的學校。」
據新公民計劃統計，截至2014年，北京市一共有127所打工子弟學校，在校學生人數近10萬，但自2017年起，《關於加強北京市民辦非學歷教育機構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頒布，推動了民辦校從主城六區向郊區遷移，大紅門產業帶的拆遷也造成大批學校騰退。其他學校陸續因為沒有辦學資質、不符指標或因學校拆遷漸漸退出。以流動人口比較聚集的大興區為例，2004年時，這裡還有40多所打工子弟學校，如今留給流動兒童的，「只剩下一所中學、兩所小學。」前述愛心慈善學校的校長告訴《第一財經》YiMagazine。截至今年2月，記者陸續撥打了北京十幾所打工子弟學校的電話，都因關閉而無法取得聯繫。
受到打擊的不僅僅是學校，建在打工子弟學校內部的圖書館也受到了衝擊。因學校運營複雜，為流動兒童開設圖書館，試圖為孩子們提供一個長期穩定的閱讀環境成為部分公益組織妥協的方式。微瀾圖書館是新公民計劃旗下開設在打工子弟學校及城鄉結合部社區中的公益圖書館，原本在北京有43個分館，目前只留下十來個，大多集中在北京的遠郊。「有的新館在暑假已經建好了，結果第二天學校說接到通知說不讓辦了。」微瀾圖書館的對外合作負責人吳麗麗說。
03
支持者的挑戰
在做返鄉追蹤項目時，何冉發現，更大的挑戰其實來源於孩子們的家長。每次回訪，何冉都需要不停地向家長們解釋，也會碰上非常不耐煩的家長，「他們會覺得你做這個事有什麼用？有的家長會說，你不用打電話來了，孩子沒什麼事，都挺好的。」
在市場和政府之間，往往是社區機構這樣的公共服務部門在補充缺失。以新公民計劃為代表的社區機構所做的就是這樣的事。此前，新公民計劃曾經開展過兩個學校項目，一個是支持教師教學，另一塊是提供託管服務。選擇做「託管」是因為只有把握住孩子們放學和節假日的時間，社工和志願者們才有機會直接接觸家長和孩子，從而對他們的行為和思維施以影響。但作為一家社區機構，從校方這裡獲得信任需要很長時間，這也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項目的推進。針對畢業後流動兒童的追蹤項目就是在教師教學項目結束後的嘗試。
另外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是機構在運營過程中的資金困難。「不管是我們的課程還是圖書館，主要面向城中村的低收入群體，大多不收費或只收取普惠價格，目前還處於入不敷出的狀態。所以在2020年以前，我們沒有穩定持續的經濟來源，只有一些朋友、愛心人士和企業捐贈少量資金。」同心兒童友好空間創始人王博對《第一財經》YiMagazine說。
王博是一名85後，來自河南北部的一個貧困小村。2012年，他參與了一個公益項目，走訪城中村裡的打工子弟學校。那是一個狹小侷促的教室，課桌用長木板和磚頭壘起來，孩子只要一動，就會吱呀作響，和他小時候讀書的環境一樣。那個炎熱的下午讓王博記憶猶新，他沒有想到，經過了20年，竟然還有孩子在這樣艱難的條件下讀書。也是從那時起，關注「打工群體」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2015年，王博籌備開設了圖書館這個小空間，位於同心未來學習中心的後院，是一個為流動兒童提供閱讀、交流，以及培養生活技能的地方。圖書館初建時主要靠王博和志願們利用業餘時間來運營，人力和運營成本較低。但在2020年疫情之後，一些原因使得同心圖書館需要獨立承擔包括房租、水電，以及全職的人力成本。沒有了減免房租等優惠措施，自負盈虧的壓力架在了王博肩上。
同心未來學習中心教學樓前的這片公共空間承載了運動、遊戲、活動等多種功能。| 圖片來源：崔碩
「2020年對我來說是個至暗的時刻，內部外部都有非常多東西對這件事產生衝擊。」為了把同心圖書館辦下去，王博一方面要從外部尋找資金，一方面從內部重新設計，並開發一些能增加收入的課程和項目，會員制就是從2021年開始嘗試的，每月50元，此外，他們還做夏令營、自然體驗，以及一些城市遊學類的收費課程，才勉強在這兩年裡讓圖書館正常運作了起來。「資金很重要，我們每個月都在籌集圖書館的房租，資金會決定你維持這個事情的時間，以及能不能給需要的人提供及時的服務。」王博說。
重新設計布置後的同心圖書館。| 圖片來源：崔碩
圖書館按年齡劃分出不同區域。| 圖片來源：崔碩
無論圖書館還是託管中心，都需要社工來維持穩定的運行，而社工人才的培養需要時間和實踐經驗的積累。任文欣發現，社工群體有一個很大的挑戰在於，往往在入門後三五年，社工們能獨立開展工作了，但這也是他們需要結婚成家的時間點。「我們有非常多經驗豐富的一線社工，生了孩子後只能選擇回到老家。成家後要在北京生存，壓力是巨大的，這也導致了社工人才的流失。其實我們大部分也算是流動人口。」任文欣說。
04
返鄉之路
因為戶口和居住地分離，對於流動兒童來講，他們在城市中的升學路徑艱難。從幼兒園入園開始，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每一道關卡都是一次挑戰。如果父母闖關不成功，或是意志不夠堅定，一家人隨時有可能面臨分離，流動兒童成了留守兒童。
近兩年，受大城市戶籍和教育政策的影響，很多長居城市的流動兒童紛紛回老家就讀，以便提前適應本地教育和升學考試，這類兒童被稱為「回流兒童」。2015年以來，流動兒童的教育政策由「兩統一」轉為2019年的「推進隨遷子女待遇的同城化」。從表面上來看，流動兒童的處境正在好轉。但眾多學者近年來的研究又表明，對於這些兒童來說，「離開」城市依然是主流選擇。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市場經濟更活躍的上海。共青團上海市委的一項統計顯示，上海的農民工子女初中畢業後面臨3種選擇，只有少數成績較好的學生回到老家考高中，有5成學生在上海與父母一起經商、幫工或進入職業學校，其餘則直接被拋入社會。
「錯位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我們國家有『兩為主』政策，要求城市政府要不斷提高流動兒童就讀於公辦學校的比例，那就有兩個策略——一個是做大分子，讓進入公辦學校的兒童越來越多；另一個策略是縮小分母，比例就提高了。」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物學院教授熊易寒對《第一財經》YiMagazine說。「做大分子，讓更多的流動兒童就讀於公辦學校，實際上是在提高市政府的成本，需要投入財政支出，那麼要達到要求最簡便的方法就是減少分母，讓更多孩子離開城市以後，就讀公辦學校的比例自然就提高了。所以做小分母也就成為很多地方政府在大形勢下的一種選擇。」
熊易寒讀博期間在上海市的一所民辦學校擔任過志願者。這所學校曾受政策影響關停，六年級生全部轉移至一所公立學校。成績好的學生被分散插入其他班級，其他同學則被統一編入新班。這些學生也被公立學校的老師吐槽「基礎差」，跟不上的同學則會被「退回」到流動兒童的班級。熊易寒發現，很多流動兒童都認為自己不應該和城市兒童一起玩，他們會主動維護二者間的社會邊界。
熊易寒認為，這是出於孩子們的自我保護，「為了逃避在跨群體互動中被強調外地人的身份，他們寧願主動跟本地小孩隔離，不跟他們玩，從而維護身份上的差異。」
熊易寒在調查中發現，無論在學校還是社區，農民工子女都很少有機會與城市同齡人交往。原因在於，雖然農民工子女就讀於公辦學校的比例越來越高，大部分學校對農民工子女單獨編班，有的學校甚至會把作息時間和本地學生班錯開，以至於農民工子女與城市同齡人很少能接觸到。
對於城市裡的流動兒童來說，一方面，父母忙於生計，疏忽了對孩子的陪伴與照護，流動兒童得不到有效的督促和引導；另一方面，他們在學習上兩極分化嚴重，只有少部分孩子學習習慣良好，大部分人的自主性和上進心均不強。
有學者認為，導致流動兒童厭學，或者覺得學習沒有希望的原因在於：首先自身教育基礎不好，而這往往由經常流動或轉學造成；另外，家長的教育理念落後，不重視子女的學習；且由於戶口限制，家長和孩子都對求學不抱有期望，因此「破罐破摔」。
已經輾轉入讀公立學校的小姚最後還是迫於現實，返回了老家。除去教育政策的變動，在此前的疫情管控下，父母的生計是更大的難題。儘管家裡人都希望能把孩子留在北京讀書，方便照顧，但小姚爸爸所在的公司不給他繳納社保，小姚也就失去了繼續在公立學校就讀的資格。全家人在商量過後還是把小姚送回了老家。
有學者分析，許多流動兒童一出生就跟隨父母在城市生活，一旦回到老家，「可能被巨大的陌生感和無助感包圍」。對於一年回一次老家的他們來說，家鄉並不是親切溫暖的。
何冉也在今年發現了有意思的點，新希望學校被拆後，大部分學生轉學回到原籍，而初二回去的這一批學生「沒有一個是適應環境、交到朋友的」——他們與同學的關係並沒有延續到生活中——沒有一起騎自行車回家，也沒有在周末一起去公園。「相比留守兒童，這些回流的孩子更孤僻，在同伴關係上表現得更差。」
除去老家經濟發展水平低、就業機會少，流動兒童也會在訪談中提起老家交通不方便、下雨天出門泥多把鞋弄髒等話題。「這其實表明流動兒童早已經認同城市的生活方式，老家農村的生活方式已經離他們越來越遠。城市在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塑造著流動兒童的心性、氣質、觀念和認同。這些流動兒童無法像父母一輩那樣把老家當作自己的歸宿。」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盧暉臨團隊在2015年發表的一篇研究中提到。
選擇留守，他們要面臨的是陌生的老家和遠離父母的生活；而選擇流動，他們面臨的是難以安穩的教育現實。對於很多流動兒童而言，退守老家的選項已經消失，因為城市不是他們的短暫棲息地，而是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在返鄉完成學業之後，部分流動兒童又重新回到城市，重複父母務工的老路。值得注意的是，因還涉及到與城市本地人口的資源博弈問題，在公眾議題討論上，流動兒童相比留守兒童更為邊緣，且難以像留守兒童問題那樣更容易達成共識。
（實習記者陳虹羽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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