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夕顏TALK
編輯 | 夕顏TALK
一、當代懷舊電影影像美之視覺衝擊
現在，越來越缺乏精神生活的城市青年，他們在無聊的休閒時間裡，都想要用網絡來填補自己日漸空虛的心靈世界。「麻醉劑式」的心理依賴，會讓人產生一種視覺上的美感，「用美感去打扮真實，用美感去包裹真實，這是我們的一種形式情感，一種更好的真實的需要。」因此，在電影中強大的視覺衝擊能夠很快地給觀眾帶來一種短暫的愉悅，而在電影中展現的或是讚美的這些男主角們的人生態度與情感，也同樣激起了觀眾們對愛情的狂熱追求。
《花樣年華》的精美華麗，《陽光燦爛的日子》的天真，《我的父親母親》的清純，《山樹之戀》的清新，《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的浪漫，讓人陶醉，無論是畫面風格，還是人物的服裝，又或者是道具的設計，都讓觀眾陷入了無盡的幻想和迷茫之中，讓觀眾在不知不覺中翻開了那些被遺忘的記憶。而在這些影片中，作為「五代」大導演的張藝謀所導的浪漫愛情影片《我的父親母親》，更是如一株含苞欲放的幼苗，悄然開放於現代復古影片的寂靜花園。
三十年前，城裡的年輕人駱常余，也就是「我」的爸爸，高中畢業後，主動要求去三合屯當一位小學老師，章子怡扮演的招娣，也就是「我」的媽媽，是附近有名的美女，但在見到自己的爸爸後，她的心裡就不踏實了，她偷偷的愛上了爸爸，因為那時候的學校還沒完工，她就讓村民們把「公飯」送給爸爸，想要讓爸爸嘗一嘗自己的手藝，還特意用一個青花瓷的碗裝著，沒過多久，兩個人就產生了感情。
她有一個可愛可愛的媽媽，她有一個憨厚老實的爸爸，「我」有一個披著紅外套的媽媽，想要引起爸爸的注意，想要看她一眼，想要她一次又一次地在花團錦簇的樹林中奔跑，想要讓爸爸多看一眼她，想要一份食物，一根紅髮卡，想要一個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的女孩。「父親」那傻乎乎的笑容，是如此的淳厚，這樣的形象，在那時是非常受歡迎的，同時也是一個時代的代表。她的「母親」，是一個很漂亮的少女，頭髮梳成了兩條麻花辮，身上穿著一件大紅花的棉襖，還有一條花花綠綠的長褲，奔跑的速度很快，給人一種很傻很可愛的感覺，就像是一個普通的農村少女一樣，充滿了天真和可愛。
張藝謀的另外一部電影《山楂樹之戀》，就像是一首充滿了哀傷和哀傷的詩歌，畫面中充滿了新鮮的色彩，一雙清澈清澈的眼睛，一塵不染的白大褂，一塵不染的藍色長褲，一棵棵永遠不老的山楂樹，所有象徵著純潔愛情的東西，都在向人們展示著一種簡單而又堅定，真摯而又美麗的愛情，這種愛情已經成為了我們這個時代逐漸失去的一種信念，這已經不僅僅是一種視覺上的震撼，更是一種精神上的震撼。
如果說前面所說的感情是一種細膩的回憶的話，那《花樣年華》與《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就創造出了一種朦朧的、奢華的、浮華的生活氛圍，為觀眾提供了一種大部分人都難以觸及的浪漫的感覺，那種強烈的視覺衝擊力，極大地滿足了觀眾的好奇心，古老的建築與走廊，古老的巷子，歡聲笑語的舞廳，裝修考究的餐廳與咖啡廳，還有那些千奇百怪的旗袍與水波蕩漾的水波，都將重現當年的一幕，讓南北兩省的觀眾在色彩與畫面、道具、服裝甚至是配樂的影響下，重新回到了童年的快樂時光。
這些影片與創作者的私人經歷緊密相連，帶著濃濃的個人印記，給每一個喜愛懷舊風格電影題材的人帶來一次重新回到回憶中的心路歷程，從而產生一種情景交融的共鳴。
二、當代懷舊電影聲音美之旁白敘述
在現代的懷舊題材影片中，一些導演會通過畫外聲的方式，通過一種獨特的角度，來補充影片中的不足，通過一種「說」的方式，喚起觀眾對過去歲月的懷念與懷念。
姜文執導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將我們帶回以前的北京，這是一部故事片。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成年人忙於「鬧革命」，哪有時間管孩子，再加上學校放假，馬小軍等一幫年輕人就在軍隊裡自娛自樂，打架、吸菸、搗亂，過得很開心。馬小軍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趁著自己的老闆不在的時候，用自己的萬能鑰匙，將門鎖打開，然後進入到自己的房間裡，然後，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夢想，米蘭。
在這個天真的年輕人的心中，欲望的激素已經在蠢蠢欲動了起來，而在電影的一開頭，就用旁白的形式，將這一段美好的時光，講述給了「我」一個人聽。這種帶著濃重的主觀色彩和個人主義情緒的畫外音，將觀眾與主角的內心聯繫起來，其特徵就是具有一種魔法般的沉浸感，讓你在不經意間以講述人的視角和平台來審視這所描述的一片藍圖。觀眾們跟著馬小軍，在這個特別的時代，歡快地嬉戲，在這個時代，他們都是快樂的，在這個世界上，他們都能感受到那種熟悉的感覺。
由徐靜蕾執導的電影《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為我們描繪了一段令人難忘的感情。在人生的末日，在人生的最無望的時候，她把自己畢生的激情和感情，向自己偷偷喜歡了十八年的男子，向他吐露了自己全部的心聲，並寫下了那一封長信，這是愛情的召喚，是一種從心靈深處發出的哀鳴，也是一種愛情的沉重。女主角自始至終都在講述著自己從見到男作者的那一刻起就對他的愛慕之情，那種一往情深的、真切的、熱憂的、帶著無限的思念與遺憾的悲感，讓觀眾們跟隨著她進入了她的獨白的世界，就像是一個好姐妹在向你講述她的感情，講述著她內心深處的秘密。她將自己內心最柔軟最隱私的部分毫無保留地展現出來，極大地滿足了所有人的期待與好奇。
這部電影最大的特點和區別就在於，導演能夠將自己的視角放在一個女性本位的視覺角度和思考角度上，去細緻地描繪出女主公的多種而又複雜的心理，這樣可以讓觀眾更好地進入到角色中，進而更深入地接近人物的心靈，最要感謝的就是畫外音了。徐靜蕾用一種溫柔而又憂傷的語氣，向我們慢慢地揭開了這本不為人所知的感情之書。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悽美的琵琶聲，兩者結合在一起，令人翳然心酸。「你喊我一聲，我就能從墓穴中爬出來，跟你一起去」。
他想起了一句話：「願作北斗星，萬古不移。歡行之日月星朝東，數旋西」，指的是「我對你的愛情，就像北斗星，萬年不移」，而你，就像是天空中的烈日，白天在東方，晚上就會到西方。就像電影中的她和他一樣，她對愛情一往情深，孤獨終老，而他則沉浸在鶯鶯燕燕之中，忘記了曾經有多少人依偎在他的身邊，很容易許下諾言，也很容易忘記。歌德曾經說過：「我喜歡你，但是和你沒有任何關係。」如此深情的情感承諾，這種聲音之美讓人感動，讓人懷念，又讓人感嘆，在當今這個物質至上的社會中，年輕人浮躁、拜金、膚淺，無法抵擋時間沉澱和洗刷的快餐式的愛情。正是由於不能得到，難得遇到，才更加的珍惜，也更加的感嘆著曾經的單純。
三、當代懷舊電影年代美之特殊時期
馮小剛是兩會代表之一的第五代導演，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開炮」高手，所以他提出的「拍文化大革命影片」的建議一經提出，就在中國影壇引起了極大的轟動。馮小剛認為，對文化大革命影片的某種程度的放鬆，可以幫助年輕一代更好地理解中國的發展歷程，也可以幫助他們記住那些苦難的過去。
根據相關的調查，百分之六十五的網民表示，他們對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知之甚少，因為他們對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知之甚少，而在這段時間裡，關於「十年浩劫」的影片更是少之又少，這種歷史性的象徵是抹不掉的，只有面對歷史，才能思考過去，才能向前邁進。在為數不多打上「三國演義」字樣的內地懷舊片中，以「五世」為代表的陳凱歌執導的《霸王別姬》，堪稱「文化大革命」的典範。
《霸王別姬》是一個關於京劇演員程蝶衣對他的哥哥段小樓一往情深的故事，因為她對京劇的熱愛，再加上她對虞姬的完美詮釋，程蝶衣人戲如一，她喜歡上了段小樓，飾演劉備，但她的哥哥不在意，一怒之下娶了一個叫菊仙的女人。經過了抗日戰爭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兩人又一次重演了一部《霸王別姬》，雖然程蝶衣的心情很好，但是她的哥哥卻告訴她，她和段小樓之間的愛情只是一場虛幻的夢。不甘心的程蝶衣也學著虞姬的樣子，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帶著自己對大哥哥的深情，躺在了一片鮮血之中。
忽然間，段小樓想起了自己和蝶衣之間的感情，並不只是一個簡單的哥哥那麼簡單。電影將劇中的幾個角色的人生起落，完全融入到了大時代的政治和歷史的變化中，將時代的變化與角色的命運的變化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突出了角色的悲劇命運。段小樓與程蝶衣與菊仙三人之間那錯綜複雜的愛與恨，令人唏噓不已。這一情感十分強大的劇情，跌宕起伏，充滿了生死之間的眾多矛盾衝突，就好像把觀眾帶入到了一個我們從未熟悉也不太理解的、壓抑、黑暗、混亂的時代，那是一段無法承受的往事，是一次從人到鬼的地獄之旅。
華麗麗的外表下，隱藏著深厚的人文意蘊與生活哲學，這就是所謂的「於俗而有之，於高而有之」。國際影評聯合會的一位評審評價：「《霸王別姬》是一部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深入研究，畫面美，故事美，情節精緻。」電影運用了一種中國最精華的戲曲，運用了一種濃郁的文化氛圍，結合演員的生存狀況，來傳達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感悟。
除此之外，張藝謀拍攝的電影《活著》、田壯壯拍攝的電影《藍風箏》，也都將鏡頭對準了那段被人們視為禁忌的日子。這才是真正的美麗，儘管它展示出來的畫面很殘忍，但總會有一些閃光點，讓人眼前一亮。
在這個喧囂的世界裡，鄉愁如一陣輕柔的微風，為那些漸漸失去了自我的人提供了一片純淨的思索之地。此時，影片所要傳遞的不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娛樂形式，它更多的是在藝術效果的基礎上，向人們傳遞一種正確的、向上的、積極的價值觀，而懷舊的影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讓我們對過去進行反思，並對將來進行展望。
現代的「鄉愁」影片具有鮮明的個人主義色彩和象徵主義色彩，並以一種極端的意蘊之美，呈現給世界的是一種獨特的影像形式。就像是一個人在進入影院之後，帶著喜悅的心情，重新回顧了一段關於過去的回憶，等到帷幕放下，音樂結束，你會發現那只是一個夢，一個只屬於你自己的夢。當他從夢境中清醒過來的時候，那是一種讓人懷念的感覺。
參考文獻：
【1】[德]沃爾夫岡·韋爾施著．陸揚，張岩冰譯．重構美學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190—192．
【2】法]安德烈·巴贊著．崔君衍譯．電影是什麼?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87—88．
【3】德勝．擴張與危機[S]．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1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