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是當今最具挑戰性的議題。與氣候變化相關的極端災害事件——例如失控的森林大火和颶風——出現得更頻繁，危害也更大。越來越多的地區遭受持續乾旱和變化無常的惡劣天氣導致的毀滅性火災和洪水。
在非洲，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尤為突出，它導致糧食不足、水資源緊張和稀缺資源競爭加劇，反過來又會破壞生計並使無數百姓流離失所。
當地時間2017年3月25日，索馬利亞拜多亞，一名索馬利亞婦女抱著她1歲的孩子達哈博·謝赫·穆明去醫療中心。
當地時間2022年9月20日，索馬利亞Dollow，一個災民營地里，一名婦女正在往一個容器里裝水。
許多人為尋找食物和飲用水而被迫遷徙，這也會導致暴力衝突，進而威脅到人民福祉，以及國家結構的完整性和合法性。在非洲某些地區，氣候變化延長了暴力衝突，於是非洲大陸有大片地區無法得到有效治理。2020年，非洲各地估計新增4000多萬流民，氣候變化或與氣候變化有關的衝突是造成大批流民的關鍵因素。
當地時間2017年3月30日，索馬利亞摩加迪休，在臨時營地，由於乾旱流離失所的索馬利亞難民等待領取食物。
初看之下，亞洲的問題似乎不算嚴重，但該大洲氣溫明顯持續上升，天氣模式也變幻莫測。根據相關衡量指標，2021年亞太地區有近6000萬人受氣候災害影響。2022年，因季風降雨引發洪災，巴基斯坦有1500人死亡，3000多萬人流離失所。多年來，孟加拉國因海平面上升極易受氣候變化影響，該國有大片地區的居民住宅被淹沒，引發大規模人口遷徙。
當地時間2022年9月5日，巴基斯坦卡拉姆，洪水災區，洪水摧毀了橋樑和道路，人們背著食物行走。
當地時間2022年10月25日，孟加拉國卡拉帕拉，當地遭遇暴雨後，鳥瞰圖顯示被淹沒的農田和房屋。
今年4月以來，亞洲大部分地區出現了炙人的熱浪，多國高溫破紀錄。在東南亞，泰國、越南、緬甸的高溫天氣創下歷史紀錄，局部最高溫分別達到45℃、44.2℃、44℃。而印度的高溫已經導致十幾人死亡，酷熱和乾旱也在影響印度糧食的生產。這給未來敲響了警鐘。
當地時間2023年4月25日，泰國曼谷，酷暑天氣下，工人們在一個新鮮市場將冰塊搬進一個儲藏庫。
考慮到亞洲很多地區人口非常稠密，且以農業生產為主，預計氣候變化將嚴重影響其經濟和社會。因此，亞洲專家和決策者有必要了解極端氣候變化對非洲社會和政府不利影響的前車之鑑，預測未來幾十年不斷惡化的氣候變化對本地區的潛在危害，以便預先採取適當的應對政策和機制。
這篇小文將借鑑非洲與氣候變化有關衝突的管理經驗，為亞洲的協調者和專家介紹如何最好地適應和應對該問題。
當地時間2023年5月22日，越南首都河內，婦女在街頭用塑膠袋遮擋陽光。
氣候變化對非洲的影響
近年來，非洲大陸受到全球變暖趨勢和反覆無常天氣模式的影響尤其嚴重（世界氣象組織2019年發布的數據顯示，非洲大陸平均氣溫比1981年至2010年的長期平均水平高出0.56℃至0.63℃）。近幾十年來，非洲的氣溫以與其他大多數大洲相當的速度持續上升，但非洲大部分地區過於依賴自給農業和畜牧業，撒哈拉以南地區、非洲之角和南部非洲受到的社會影響尤為嚴重。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的數據，自2012年以來，乾旱頻發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營養不良人口數量增加了45.6%。2022年，索馬利亞連續四年沒有季節性降雨，一半以上的人口面臨飢餓威脅。肯亞和衣索比亞部分地區也嚴重缺水。
當地時間2022年6月30日，索馬利亞摩加迪沙，25歲的Nunay Mohamed從遭受乾旱襲擊的下謝貝利地區逃離，她抱著一歲的營養不良的孩子在一個臨時難民營。
當地時間2022年9月19日，索馬利亞，一名女孩在學校里吃飯。
大體來說，非洲氣候變化導致的不穩定主要源自社群層面。例如，在撒哈拉以南薩赫勒地區，持續乾旱和缺水導致人群遷徙模式不斷變化，往往會破壞既定習俗以及某些地區特有的互助傳統。外來者或路過者決定留在某個地區時，當地社群結構往往會被破壞。
人道主義對話中心（Centre for Humanitarian Dialouge）曾以薩赫勒地區為例，說明持不同信仰的外來者侵入當地社群時，衝突就會爆發。他們可能以前有過偶然性或周期性的互動，但氣候變化迫使一度不斷遷移的人群長期停留在已有人定居的地方。之後，當地原本的習俗和信仰就會受到衝擊。信奉伊斯蘭教的牧民，與踐行「萬物有靈論」或基督教儀式的農耕民生活在一起，在對彼此生計的威脅下，前者將後者有關信仰的實踐與儀式視作邪神崇拜。結果只能是引發暴力衝突。
在上述情況下，需要折中且清晰的安排和協議來穩定局勢，防止或停止暴力衝突。在地調解和干預是應對氣候變化影響的實用方法，但對象是繁雜無比的各類群體，這就需要各方面接受和理解調解的重要性。
能促進資源有效利用的項目將更有利於調解成功，如大牧場經營、改良種植和獲得農業推廣服務，有利於調解成功。由農民自主管理、順其自然的重建是一種由社群驅動、參與度高且非常有效的方法。不過，說服社群接受基於自然的巧妙解決方案需要有效的對話和促進。
氣候變化引發的局部衝突會影響國家結構和治理，因為人們要麼自行解決對傳統的破壞，要麼在國家缺位或沒有意願的情況下，依賴機會主義、往往是出於犯罪和意識形態動機的武裝團體提供安全保障。即便國家插手，其行為也往往是應激性的，甚至被社群視為偏袒某一方。這就能解釋奈及利亞北部部分地區當下發生的嚴重暴力事件。
在上述情況下，在水資源短缺和糧食壓力的影響下，氣候變化對人類的主要影響之一是：人們被迫以與之前不同的方式流動或遷徙。奈及利亞現在每年平均日氣溫超過45℃的天數達到30多天，預計在未來20年內，將有數百萬人從該國乾旱的北部遷移到更濕潤的中部地區。
這一問題在所謂的無人管轄地區或邊境地區尤為嚴重，在這些地區，政府的影響力很低或根本不存在。在索馬利亞和奈及利亞的大片地區，青年黨（Al Shabab）和博科聖地（Boko Haram）等聖戰組織仍控制著受氣候變化影響日益嚴重的社群。在奈及利亞、貝寧和尼日之間的西北邊境地區，無政府地區的挑戰更為嚴峻，犯罪團伙橫行無忌。這使得社群很難維持生計。國際援助和救濟機構也很難干預，以減輕糧食和水資源短缺對這些區域的影響。從長遠來看，政府管控力不足會阻礙氣候智能型農業普及，無法幫助社群適應和減緩氣候變化的影響。
解決衝突的基本「三步法」
要解決這些問題，國家內部和國家間的協同努力不過是杯水車薪。儘管區域政府間組織牽頭的監測和測量取得一定進展，但考慮到受影響國家之間高度不信任，以及頻繁的直接衝突，很難組織有效的區域合作。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報告指出，在非洲某些受影響最嚴重的地區，問題不僅僅是在短期內救濟社群，而且還要推廣著眼於基於自然的長期解決方案，以適應氣候變化。
減緩這些問題所做的努力主要集中於解決社群爭端。在薩赫勒地帶、奈及利亞、索馬利亞和南蘇丹地區，人道主義對話中心的自然資源調解實踐表明，某些基礎工具可以減緩氣候變化對社群造成的壓力。
第一，自然資源調解要求調解者了解本土知識和受影響社區的習俗和傳統。例如，儘管爭端可能與水權有關，但衝突各方往往從種族或宗教的視角來看待問題。因此，對自然資源視角的強調有助於避免意氣用事。共享自然資源的模式根據當時的生態條件，經過幾代人演變而來。一旦條件變化，習俗就將被影響和破壞，從而引發緊張局勢。
與地方社群領袖合作，並建立諸如和平委員會等對話和調解機制是爭端雙方取得諒解的最佳途徑。在這種情況下，若內部調解者和協調者能明智利用外部資源和建議，可以得到最佳效果。
第二，至關重要的是，要詳細了解和理解處於衝突核心的環境變化或特定自然資源。這需要有效利用技術專家，告知調解者處理資源爭端最適當方式及其可能的解決辦法。技術專家還可以幫助社群適應和提高生產力，如奈及利亞正在通過其國家畜牧業轉型計劃提高農業生產力。
第三，以地方社群為基礎緩解衝突的努力必須與國家結構和政策機制結合，以確保汲取和傳播經驗教訓，或為國家和區域政策制定提供參考。這是非洲的軟肋——在非洲，缺乏協調、領導無能和資金不足的國家機構，在缺乏信任的情況下，很難通過與多邊機構建立聯繫。
儘管經過簡化，在社群層面解決氣候變化引發衝突的基本「三步法」對亞洲來說仍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亞洲能學到的經驗
亞洲從非洲的現狀可汲取的經驗是，氣候變化的物理影響與經濟社會動盪和衝突密切相關。因此，減緩氣候變化的影響不僅能夠理解科學並更好地管理資源，還能預測和防範社會危機和衝突。
在亞洲，受影響最大的將是那些生計與環境密切相關的群體，農村地區更是靠天吃飯，因此易受水資源短缺和氣溫上升影響。
比如緬甸，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容易受熱浪、洪水和颶風等極端天氣事件影響的國家之一。緬甸的中部乾旱區長期以來依賴農業，也是目前武裝衝突活躍的地區，農民不得不在生存線上掙扎。即使農民設法遷移到緬甸中部的城市或更發達的地區，淡水和電力的匱乏也使人們在40℃以上的高溫下難以謀求生計。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估計，亞太地區超過60%的人口在極易受天氣模式變化影響的行業工作。據估計，到本世紀中葉東南亞平均氣溫將上升2℃。因此高溫壓力將對未來生產力水平產生巨大影響，它減少了工作時長，並使那些買不起空調的人生活條件惡化，身體健康受到影響，從而加劇經濟社會兩極分化。要減輕氣候變化對城市和農村地區的影響，我們需要詳細了解氣候變化對這些社群的影響，還要有能力採取有效的預防措施解決潛在衝突。
然而，亞洲與氣候變化有關衝突的性質與非洲還是有所區別的。亞洲地區的遷徙牧民沒有穿越農耕民定居區的傳統，且農村地區移民往往離開土地流動到城市。儘管如此，在最有可能受到影響的乾旱地區的農村社區長期以來已經建立了本地文化。他們奉行相同的儀式和習俗，將人與土地緊密聯繫在一起。如果氣候變化催生流民，可以預見到以下影響：
●社會經濟困境不太可能立即催生無政府狀態和武裝暴力，而是會導致不平等、社會兩極分化和動亂加劇，這就需要國家和地方當局加以管控，防止暴力升級；
●失業率上升和由此產生的債務在某些地區已經顯現，可能會影響社會和諧穩定；
●人群從人口稠密的低地遷移到人口較少的高地會造成進一步的環境影響，如砍伐森林和過度開發水資源；
●需要加強邊境安全管理，處理可能的跨境流動問題；
●在習慣於自給自足的地區，糧食安全將成為嚴重問題。
進一步汲取非洲經驗教訓，首先需要在兩個層面上展開對話和推動工作：
首先，政府和地方要支持開發社區層面的氣候變化減緩工具和機制。氣候風險評估可以從製作最脆弱地區和社區的熱圖開始，就像全球其他國家和地區所做的一樣。熱圖一旦編制完成，可用作促進機構間和跨境合作的預警機制。目前還沒有基於國家的有效合作平台，因此需要召集專家和從業人員開展更多對話，吸引他們注意，並更好地剖析對人類安全的威脅。
其次，在最受影響地區的社區層面，與政府機構、當地民間組織以及國際組織共同制定一系列預防措施，如：
-開展對話和能力建設活動，以應對和適應潛在脆弱地區不斷變化的氣候條件；
-氣候智慧型農業、養護和環境保護教育和推廣；
-作物多樣化計劃；
-在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地區，為應對收入和就業率下降，信貸和貸款計劃應提供充分保護，防止當地居民再受剝削；
-在確定潛在重新安置地區、有計劃管理移民的同時，考慮到氣候變化移民對遷入地區社會、文化和政治的影響。
-通過談判達成協議，以實現社區層面的資源共享和治理。
鑑於氣候變化已經在非洲引發了大規模社會和政治衝突，亞洲部分地區，尤其是南亞東南亞地區為應對與氣候有關的經濟社會變化制定戰略至關重要。理想情況下，國家機構和決策者與受影響社區需要通過公私夥伴關係和對話平台聯接起來。非洲的情況表明，國家和社區這兩個層面的工作缺少統籌協調。鼓勵政府部門與民間團體和私營部門加強合作，有助於制定可行方案，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對人類安全的挑戰。
（麥可·瓦提裘提斯，英國作家、記者、評論家，曾就讀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於牛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在東南亞生活近40年，輾轉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等地，曾任BBC和《遠東經濟評論》記者。現為人道主義對話中心高級顧問，居於新加坡。近期中文出版著作有《季風吹拂的土地：現代東南亞的碎裂與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