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緒論
1901年，梁啓超在《中國史敘論》一文中指出從古至今，中國歷史經歷了三次大變化。在上世紀，中國人所理解的中國，是從中國自身的地域和視野出發，是所謂的「中國之中國。
在中世史，視野隨之擴大，變成了「亞洲之中國」；而到了近世史，特別是在西方勢力入侵中國之後。
中國已經與世界緊密不可分割，所謂的「世界之中國」，成為了中國人不可迴避的視野。「世界之中國」的興起。
不僅僅是一種地理空間上的擴大，而且也反映了原有的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秩序的坍塌。如果說傳統中國有一套規範著我者與他者的「夷夏之辨」。
那麼近代中國人所面對的西方也有一套類似的觀念，那就是「文明」與「野蠻」。③在西強中弱的歷史格局中。
是西方，而不再是中國，才是新歷史時勢下的所謂「文明」；留給中國的，只是「野蠻」的指責和無盡的羞辱。
對於轉型時代的中國人而言這是一種極大的心理落差，曾經的夷狄（西方）一變而為「文明」，曾經的華夏則被貶斥為「野蠻」。
從高高在上的天朝上國，到被視如敝屣的中國，時間上不過短短的幾十年，給予局中人的思想震撼可想而知。
不過，真正的思想困境還在於，這套源自西方的「文明」觀念，不僅僅具有「文明」面向，而且還具有「野蠻」的面向。
一方面，「文明」代表的是一套等級性的政教制度，西方意味著「文明」，而非西方則意味著「半文明」或「野蠻」。
另一方面，「文明」在當時又是列強征服世界的合法性話語，「文明」之名義也意味著殖民與侵略的野蠻行徑。
1907年，楊度在《金鐵主義說》中，便觀察到當時人所看到的「文明」的複雜性：「今日有文明國而無文明世界。
今世界各國對於內則皆文明，對於外則皆野蠻；對於內惟理是言，對於外惟力是視。故自其國而言之，則文明之國也；自世界而言之，則野蠻之世界也。
楊度關於「文明」的看法，顯示了近代中國所面臨的「文明」具有雙重性內涵。「文明」與「野蠻」之間，非但不存在此疆彼界的區別。
反而是彼此牽連，「文明」內蘊著「野蠻」，「野蠻」也潛藏著「文明」。此種「文野之辯」，構成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面臨的普遍困境，也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中值得細緻探討的思想議題。
本文便試圖就此著力，在思想史的脈絡中探討「文明」觀念最初進入中國的情形。
以理解晚清語境中所謂的「文野之辨」的內涵。本文主要集中探討的則是晚清形成的三種闡釋這種「文明」困境的思想方案。
其一是來華西人（主要是傳教士群體）主導的「文明」方案，他們將國際社會中的文明等級論與基督教的「教化等級論」相結合。
轉化了近代西方「文明」觀念的非宗教色彩，為西方的殖民侵略提供了合理化的宗教論證。其二是維新變法時期康梁等知識分子為了回應傳教士的「文明」方案
依據《春秋》的「夷夏之辨」和「公羊三世說」所提供的變動不居的世界秩序，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套以「保教」為核心的「文明」方案。
其三則是在日本式「文明」觀念的影響下，知識分子以競爭進化論為中心，接受「文明」的雙重性，從內外兩個層面提出了一種「複線的文明」方案。
對內的層面，以「文明」為導向進行政治變革；對外的層面，以「文明」為導向建立強權國家。
從思想資源的角度來看，這三種「文明」方案主要分別涉及到西學、中學和「東學」。它們較為完整地反映了晚清思想界對於「文明」觀念及其所內蘊的「文野之辨」的理解。
也構成了探討近現代中國「文明」觀念的思想起點。
第二節、學術史回顧
近代中國的「文明」觀念，是一個聚訟紛紜的研究主題，但同時又是一個難以把握的研究主題。任何試圖有效理解中西新舊衝突之下近代中國變遷的研究。
實際上都不可迴避地會遇到關於「文明」問題的糾纏。不過，「文明」觀念正因其牽涉過廣，於無所不在的同時，又因這種無所不在。
而呈現出一種琳琅滿目卻又無從拾起的狀態。可以說，全面細究中國近代史研究中所有牽涉到的「文明」觀念的面向，既不可能，又無必要。
否則關於「文明」的學術史回顧，極有可能由此而失焦，成為一種關於中國近代史的整體性學術回顧。
真正有效的回顧路徑，應該直接聚焦在「文明」觀念上，以梳理既有的研究。
關於「文明」觀念的既有研究。
主要可以區分為以下四種研究進路：其一為概念史的進路；其二為後殖民主義的進路；其三為史學史研究的進路；其四是歷史語境化的分析進路。
以下將就這四種研究進路作具體分析。首先是概念史的研究進路。在近期的概念史研究熱潮中，「文明」概念在近代中國的演變。
是諸多研究者關心的主題之一，包括石川禎浩、方維規、黃興濤、黃克武等研究者，都對此有所著墨。
他們關注的焦點，在於「文明」與「文化」概念在近代中國的演變歷程。
大致來看，在他們的研究中，「文明」的興起主要被認為是由於甲午戰爭後日本因素在中國知識分子中間所造成的反響。
而「文化」則象徵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思想界對於「文明」的反思。如果說前者反映了在救亡壓力下晚清知識分子力圖懷抱普遍秩序的關切。
那麼後者則反映了五四知識分子對於西方文明的質疑。從「文明」到「文化」的轉變，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從擁抱西方、質疑傳統到反思西方。
回歸傳統的思想轉變過程，構成了近代中國思想變遷的轉捩點之一。
其二是從後殖民主義的角度出發的研究進路，批判「文明」觀念所體現的霸權主義色彩，強調所謂的「文明」話語。
不過是建立在西方歷史獨特性上的普遍主義，是以「文明」之名，行霸道與強權之實。近期由劉禾所主編的《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一書。
便是這種研究進路的代表性著作。該書細緻地從國際法、種族改良、博覽會、地理教科書、女性主義、漢字改革、植物學、人類學等多個方面。
探討了這種建立在霸權主義基礎之上的「文明」話語的知識資源。總體上看，他們認為近代中國出現的「文明」觀念的背後，乃是一套「文明等級論」。
是一套近代西方殖民者根據侵略擴張的需要而建立的價值標準。
它發端於近代西方的地理大發現，奠基於西方對於非西方的殖民統治，最沒有全面涉及到「文明」觀念與近代中國政治、社會的互動，但在關於一些具體歷史事件的研究中。
讓我們可以大致判定在以下兩個歷史時段中，「文明」觀念經歷了由盛而衰的過程：其一為甲午戰爭後朝野士人不斷趨新。
尋求政治變革，尤其是在庚子義和團運動後，社會中進入了鼓吹「文明」的高潮；其二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知識分子對「文明」普遍失望。
從而使晚清開始甚囂塵上的「文明」觀念逐漸消逝於思想界中。而在對於「文明」的反思浪潮中，也促成了一些中國知識分子重新認識西方。
出現了一些關於未來中國道路的獨特性思考從這四種研究進路來看，顯然都豐富了我們對於近代中國「文明」觀念的認識。
但是，仍然有一些問題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的探討。最值得作深入分析的是「文明」觀念所反映的近代中國人的深層次思想關切。
如果說「文明」與「文化」的對立反映了近代中國人對於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之間的關切，那麼另一種關於「文明」的關切，也即「文明」與「野蠻」之間的關係。
則並沒有得到足夠多的關注。「文明」與「野蠻」之間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近代西方所標榜的「文明」是否真的實現了對於「野蠻」的超越。
如果淪為「野蠻」，該當如何走向「文明」這些問題仍未得到有效的研究。當然，這不是說以往的研究完全忽視了這些面向。
上述所提及的第二種研究進路實則就是處理「文明」與「野蠻」所反映的文明等級論。但是，第二種研究進路最大的問題。
則在於因批判「文明」的霸權主義色彩而忽視了「文明」觀念的複雜性。源自近代西方的文明等級論，固然具有霸權主義色彩。
但是如果僅僅聚焦在其霸權主義的面向，其實也難以完全解釋「文明」何以會在世界範圍內所向披靡。
無論是殖民者，還是被殖民者，他們並不是在一個真空的歷史語境和文化脈絡中理解「文明」與「野蠻」。
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後殖民主義的進路在理論的時髦光環下，很容易陷入一種「後見之明」，帶著立場和結論出發審視歷史的局中人，謹守特定的價值判斷，而忽視了歷史事實的複雜性。
從近代中國的歷史語境來看，所謂的「文明」觀念及其所內蘊的「文野之辨」仍然有諸多的問題值得辨析。
首先，這種「文野之辨」是如何進入中國的歷史語境的？過去的研究顯示了甲午戰爭後日本因素的重要性。
但是這是否忽視了晚清另一個西學來源，即西方傳教士的貢獻？其次，如果說「文明」在甲午戰爭和庚子義和團運動之後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熱議的觀念。
那麼此前長久沉浸於傳統經典的知識分子是否有針對這種「文明」觀念及其所內蘊的「文野之辨」，從傳統思想資源出發提出相對應的「文明」方案。
第三，如果說日本因素對於中國近代的「文明」觀念起到了重要作用，那麼在晚清的思想脈絡中，這種作用具體呈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