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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年前，當北京周口店遺址發掘出第一個完整的時，整個世界都為之矚目，但很少有人會想到這個洞穴堆積里還有小小的老鼠。
在這個距今數十萬年前的遺址中，除了古人類的骨骼，學者們還發現了一些散碎的鼠類骨骼。但這些小小的動物當時沒有引起更多的關注，即使它是這個地球上更古老的動物——有學者認為，人類的歷史僅不到300萬年，而鼠的存在至少長達5500萬年。小小的鼠，或許才因此被稱為「老」鼠。
動物考古學家、復旦大學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長袁靖，把自己30餘年的考古生涯貢獻給了這些不被優先考慮的動物們。不管是老鼠1厘米長的骨骼，還是黃牛的前腿後腿，他都辨得出來。
1995年，袁靖在河南班村遺址做動物考古，從七八百塊動物骨骼里，拼出了7頭年齡大小不一的豬。時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的俞偉超看了這7副骨架，興奮地給袁靖打電話：「我們拼陶片拼了幾十年，但是拼對動物骨骼，是從你這兒開始的！」
從12種生肖動物重新認識華夏文明的細節
這並不是無關緊要的探索，動物考古研究的是古代動物跟人之間的關係。「是研究古人怎麼利用動物、這個過程在人類的歷史進程中發生了什麼作用、人類的活動又對動物本身造成了什麼影響。」袁靖以謙卑的姿態看待人與動物的關係，「離開人類，動物並不會消亡，但人類離開動物，幾乎寸步難行。」
最近，他在出版的新書《動物尋古》中，妙趣橫生地講述了12種生肖動物背後的考古故事，帶人們重新認識華夏文明中一些意想不到的細節——比如，豬被馴化之前，曾是勇敢和有力的象徵，西漢之前還有人以 「彘」為名；「狗拿耗子」也並非「多管閒事」，而可能是比「貓抓老鼠」更歷史悠久的事。
人類與動物最早的親密連接始於狗，狗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家養動物。袁靖認為，養狗的行為豐富了古人對友情的認知，「有了狗，人類在走向文明的路途中就不再孤單了」。
這是從骨頭中找到的答案。我國華北地區就發現了距今1萬年左右有馴化痕跡的狗骨。在距今8500餘年的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發現了十幾具被埋在墓葬區附近的狗骨，這顯示出人類與狗的特殊關係。最典型的是商代殷墟的腰坑殉狗：考古研究人員在發掘墓葬時先發現人骨，人骨清理掉以後，發現腰部位置還有一個小坑，放著一隻狗，有的狗脖子附近還有銅鈴。與此同時，骨骼檢測的結果也表明，狗的食物結構的變化與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古人食物結構的變化軌跡完全同步，在距今約7000年之後，狗的食物開始以粟作農產品為主，說明狗與人的關係非常密切。
學會養狗之後，古人的下一個目標就是豬。他們於大約9000年前開始養豬。相比黃牛、綿羊、山羊、馬和雞是被馴化成家養動物後才引入中國，豬是在中國本土馴化的。
袁靖將豬的馴化、飼養和選育技術稱為「中國古代最偉大的發明之一」，人口增長、社會複雜化發展、文明的起源和進步都與此有關。他的研究證實：尤其以黃河流域史前時代遺址中發現的動物骨骼最為明顯，豬越來越多，鹿越來越少，也就是家養動物越來越多，狩獵動物越來越少。「社會發展了，人口數量越來越多，活動空間不斷擴大，野生動物的活動範圍就縮小，也不容易獲取了，古人就開發出通過飼養家畜的方式保證穩定的肉食資源供應。」袁靖解釋。
考古學家常常發現破碎的豬骨，這是古人敲骨吸髓的痕跡。而對另外兩種對人類歷史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動物——牛和馬——而言，骨骼上保留著十分重要的信息。動物考古學家曾在它們的骨骼中發現骨質增生的現象：「過度役使家養動物，勞動強度超出其生理負荷，往往會在這些動物的骨骼上留下骨質增生等病變的痕跡。」
牛和馬，分別肩負著人類的農業和軍事重任。牛耕是古代生產力的第一次重大飛躍，這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由於牛在農業社會裡的超高地位，唐玄宗還專門下詔書，禁止隨便殺牛。馬則在戰場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動物尋古》中提到：「被人當作坐騎的馬，其脊椎骨上往往會留下骨質增生、發育不對稱、脊椎融合、水平裂縫等多種病變跡象……位置與人騎乘的位置正好重合。」
每次吃帶骨頭的肉，習慣性地看一下「這是什麼動物的什麼骨頭」
從一塊小小的骨頭中，看到動物們活著的瞬間，包括它們從哪兒來、吃了什麼、死於何時，這是「識骨尋蹤」的魅力。在採集動物遺存之後，動物考古學家會進行種屬部位的鑑定、測量和統計，再進行碳14測定、古DNA分析、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鍶同位素分析等科技檢測。
在這之前，動物考古首先要掌握動物分類學和解剖學的知識，並且講究「將今論古」，即通過現生的動物骨骼來學習、比對出土的古代動物骨骼。國外一些學校動物考古學課程的期末作業，就是交上去一副魚的骨骼。袁靖也動手自己做，蒸一隻雞，把肉都剔掉，得到一整副骨骼。後來，他的一位學生家裡制皮革，還幫他做過整副牛、羊的骨骼。
除了完整的骨頭，碎骨之所以破碎的種種痕跡也值得觀察。為此，他會去看狗是怎麼吃骨頭的。「一下就把骨頭關節部位咬碎了，但骨幹它咬不動。」袁靖說。有些動物骨骼在出土時就是破碎的，在做鑑定時最好有一個對比的同類動物標本。上世紀30年代，殷墟考古發掘時，負責動物考古的地質學家劉東生就是去肉鋪買骨頭，拿回來做標本，比照研究。「我們現在建設動物考古實驗室，建得好不好，標準之一就是看收藏的現生的動物骨骼標本多不多。」袁靖說。
直到現在，每次吃帶骨頭的肉，袁靖都會習慣性地看一下「這是什麼動物的什麼骨頭」。他笑稱，這是動物考古學家的「通病」。幾年前，他的幾位學生在外面吃飯，點了一份烤羊腿。吃著吃著，除了味道似乎不對之外，發現了肩胛骨，說明這是一條前腿。但仔細一看，肩胛骨的關節特徵不對——豬的肩胛臼是橢圓形的，而羊的肩胛臼是圓形的。另外，連著肩胛骨的肱骨、橈骨等都是豬的，不是羊的。幾位動物考古學者叫來了飯店老闆，告訴他，這是一條豬前腿，不是羊腿。老闆起初極力否認，直到他們用豬和羊的骨骼形態特徵層層論證，說得老闆「心服口服」，才退錢免單。
修正了動物的歷史，人的故事也會隨之印證或變動
拼骨頭，袁靖不認為是難事。他之所以是俞偉超所說的「第一個拼動物骨架的人」，是因為在此之前，「採集不採集動物骨骼，用不用科學的方法採集動物骨骼，這些都是問題」。袁靖說：「前輩考古學者發掘的時候，普遍認為人工的遺物是重要的，陶片、石器是重要的。動物考古做的人少，對採集動物骨骼的重要性的認識很晚才樹立起來。」
上世紀30年代，殷墟考古拉開了中國動物考古的序幕，這被袁靖稱為「燦爛的開篇」。但其後20餘年，由於戰爭等原因，中國的田野考古和動物考古基本處於停滯狀態。上世紀50年代，兩位古生物學家對陝西半坡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進行了研究，發表了研究報告，重新開啟動物考古研究。直到上世紀7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才開始專門配備做動物考古的研究人員。
1989年，袁靖到日本留學。導師加藤晉平教授和他第一次見面，給他設計了3條路：一是繼續學習中國的新石器時代考古，「但我教不了你，因為我不懂」；二是學習日本考古學，「但回去了怎麼用」；三是學動物考古，「這在國際上是前沿，你可以回國去發揮作用」。袁靖當即表態，要選第三條路。
當時，中國考古的主流研究是「建譜系」。「比如北京地區1萬年以前是怎樣的——但不是說社會形態是怎麼樣的，而是陶器、石器、墓葬的形狀是怎樣，要把文化譜系構架起來。」這在國內已經有很多學者在做了，因此，在日本聽到動物考古的袁靖，立馬興奮起來。
求學4年，一直到寫博士論文的時候，袁靖都在腦子裡琢磨：「回國以後該怎麼做？在哪兒做？我要做出什麼來？」沒有現成的答案。1993年，袁靖學成歸國，到內蒙古赤峰興隆窪遺址「初試鋒芒」。他從北京坐了4小時的車過去，考古隊員將他帶到一個半地穴式的房子前，揭開塑料布，一堆動物骨頭露了出來。
這是他的職業生涯中至今難忘的瞬間，因為他立馬認出了那些骨頭是什麼動物的什麼部位。「一下子心裡就有底了。因為我認識它，我就知道怎麼去處理它。我要觀察哪些跡象、測量哪些部位，這都是學過的，實踐就行了。」他豁然開朗，「我有能力在中國的考古工地上開展研究了。」
在之後的考古研究中，袁靖修正了以往認為家雞最早是起源於距今約8000年前的中國河北武安磁山遺址的誤解，認定以前的骨骼鑑定有問題，中國有科學鑑定的家雞最早發現在距今3300年前的河南安陽殷墟遺址。他在法國提起這個問題時，有人說「你回去以後，有些人要不高興的，你把一個『中國最早』的觀點推翻了。」他回應對方：「科學就是科學。」在袁靖看來，考古是「實打實的」，他有大量的考古發現和系統材料為自己的研究佐證。
修正了動物的歷史，人的故事也會隨之印證或變動。為周朝養馬起家的秦人，其祖先來源問題曾在史學界引起爭論，觀點分為兩派——「秦人東來說」和「秦人西來說」。動物考古學家後來發現，商人有以狗隨葬的習俗，隨著商朝滅亡，部分遺民被周人西遷到陝西西部和甘肅東部一帶，隨葬狗的習俗也跟著在那一帶出現。鑑於喪葬習俗是很難改變的，位於陝西西部和甘肅東部一帶的商人被推斷為秦人的祖先，這與「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中提到的秦人東來的記載是互相印證的。
用考古發現去還原史前的歷史，還需要有一些想像力。這是更難的部分，現代思維與原始思維有很大差異，「數千年間因為沒有文字流傳而造成的思維傳承的中斷，絕非輕易可以重建的」。
袁靖提起法國學者寫的《原始思維》中令他印象深刻的細節：原始部落的人靠自己的雙手雙腳計數，因此，他們沒有20以上的數字概念，卻清清楚楚地記得自家羊群的數量，他們用腦海里的圖像計數。「這個知識不是用文字記錄下來的，而是口口相傳。所以考古講中程理論，就是借鑑大量民族學的調查去理解考古現象。」
這不容易做到，但值得為講好華夏民族與動物同行的故事而去努力探索。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杜佳冰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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