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來:超越:一個「貳臣」的貢獻——索隱歷史塵埃中的細節丨202306-85(總第2393期)

宋史研究資訊 發佈 2023-12-08T02:38:29.081596+00:00

原載《鄧廣銘教授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中華書局,2008年,引用時請註明出處。——索隱歷史塵埃中的細節。

感謝王瑞來老師賜稿

原載《鄧廣銘教授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中華書局,2008年,引用時請註明出處

超越:一個「貳臣」的貢獻

——索隱歷史塵埃中的細節

文丨王瑞來

引言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面對滔滔流逝的河水,兩千多年前的孔子發出如此的感嘆。他想到了什麼呢?與奔流不斷的河水最為接近的聯想,或許就是時間的流逝吧。流逝的時間就是歷史。所以我猜想,孔子在那一刻,想到的就是歷史。的確,歷史就像是一條奔騰不息的大河。不過,面對大河,無論是遠眺還是近觀,人們關注的往往是壯觀的巨濤大浪,而不大去留意那些細波微瀾。歷史也是如此。幾千年的中國歷史,生生不息,如微瀾般的出現而又消失的芸芸眾生,不知凡幾。如果計算的話,恐怕也不下幾十億吧。然而,能在二十四史留下名字的,大概只是其中的幾百萬分、甚或是幾千萬分之一。即使有幸被載入史冊,那微瀾般小人物,也僅僅是巨浪般人物的陪襯,並不被人們所注目,並且會由漠視而被漸漸遺忘。自然,驚心動魄的錢江潮,要比平靜流淌的河水更有特色,奪人耳目。其實,壯觀的巨濤大浪,正是由無數的細波微瀾成就的。作為觀潮者的歷史學者,更應該關注一下那些微瀾般小人物,他們是歷史的一部分,有時候,他們中的一些人所發揮的作用,則是巨浪般人物所無法企及的。

在這裡,我要論及的,就是這樣一個人物。其實,這個人物在當時並不是微瀾般的小人物,但也絕對算不上巨浪般的大人物。不過,人們還是幾乎把他完全忘記了。這個人物活躍於一千年前宋遼「澶淵之盟」之際,他的名字叫王繼忠。

「澶淵之盟」簽訂於公元1004年。關於這個條約,至今還有不少爭議。比如給契丹人的遼朝提供歲幣的宋朝是不是屈辱等等。但其客觀意義則是顯而易見的,即中國大陸上的南北兩個王朝從此結束了長期廝殺的消耗戰,維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這對於兩個國家的社會發展、文化建設是多麼寶貴,對於平民百姓的安定生活又是多麼寶貴。從這個角度觀察,宋朝是不是屈辱,是不是喪失了天朝大國的地位,都不那麼重要了。關於這個和平條約的意義,處於那個時代的人,感同身受,甚至比今天的歷史學家要清楚得多。

不過,對於這個和平條約的簽訂,人們大多歸功於當時的宋朝宰相寇準。在這一點上,則是從古至今毫無異議。比如,後來也做了宰相的王安石,就這樣熱情地謳歌過;「歡盟從此至今日,丞相萊公功第一。」[1]無疑,作為決策人物的寇準,其作用是極為重要的,但成就巨浪的微瀾也絕不應忽視。「澶淵之盟」的簽訂,有許多微瀾般的人物的功勞在內。甚至是後來幾乎被視為反面人物的曹利用,也不能抹殺他的功勞。而這其中,斡旋於宋遼之間的王繼忠,其幕後的作用更是值得注意。

2004年,在「澶淵之盟」簽訂一千周年之際,在「澶淵之盟」的簽訂舊地河南濮陽,舉辦過一個國際研討會,筆者也受邀忝列其中。但包括筆者提交的論文在內,數十篇論文中,居然無一篇專論王繼忠的。本來,對這個人物,我過去也不曾留意。但最近整理記載北宋前期歷史的史書《隆平集》,當一個標點一個標點地點下去,並且比勘其他史料的時候,王繼忠的影象便變得越來越清晰了。因此,對於王繼忠的作用、評價,想說點什麼的衝動,也變得越來越強烈。這是一個特殊的小人物。他曾經作為宋朝的前線將領,率兵作戰,在戰鬥中被俘。比許多戰死沙場或者是被俘後處死的宋朝將領幸運的是,被俘後的王繼忠,不僅沒有被殺,被虐待,而且在敵國的遼朝還做了不小的官。於是,就有了以後在「澶淵之盟」時的斡旋;於是,就有了一個戰俘或者說「貳臣」的貢獻。並且,僅從「澶淵之盟」締結的本身來看, 王繼忠處在解開問題的樞節點上,可能會是解開糾結在一起的重大問題的線索人物。.

從宏觀的角度看,「澶淵之盟」的簽訂,對宋朝人長久的心理衝擊,要遠遠大於現實的和平。稱之為「中國」的中原,從西周時開始,就是政治中心。這裡是天朝,不是國。在封建制的框架下,周邊的國不過是天朝之下的諸侯國、王國、羈縻國這樣的屬國。所以即使是中原板蕩的五代十國時期,那分立的十國,也還是奉動盪的中原五代王朝為正統。而「澶淵之盟」,則把這個規則打破了。不再是「天無二日」,與天朝對等,中原承認了一個異族王朝的名正言順, 而那異族王朝的皇帝居然可以與大宋天子稱兄道弟。這無異是相當大的精神衝擊。後來,真宗大搞天書封禪,似乎主要是尋找一種政治上的心理平衡,宣揚中原王朝的奉天承命。

從微觀的角度看,「澶淵之盟」之際,像是起死回生一樣突然又冒出來的王繼忠,儘管對「澶淵之盟」的簽訂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當時的宋朝君臣也迫於現實利益的考量,對王繼忠沒做什麼褒貶毀譽,但我以為,由戰俘而「貳臣」的王繼忠的出現,對宋朝君臣所造成的心理衝擊也還是不小的。畢竟,從傳統的政治倫理上講,從古迄今,捨身取義,殺身成仁才算是英雄。被俘而不死,便大節已虧。投降繼而服務於敵國,更是罪不容赦。況且,立國業已40多年的宋朝,士大夫政治逐漸形成。政治倫理的重建,使輿論對馮道式的「貳臣」,已從實用性的寬容轉向道德譴責。在這個時候出現的王繼忠,以及「王繼忠現象」所引發的持續的振盪,對當時的忠貞觀,可以說造成一定的衝擊,給後來宋朝的對待戰俘人員的政策,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我以為從這個角度講,也可以說是一個戰俘的貢獻。

因此說,不僅王繼忠對「澶淵之盟」締結的貢獻需要晦而復彰,對「王繼忠現象」以及同時代人的對應與態度,也實在值得探討。這是我想寫這篇文字的主要意圖。

當打算論述王繼忠時,我做了一下調查。在論述「澶淵之盟」時,間接地涉及到王繼忠的論著有一些,但專論只有一篇。這就是刊載在《內蒙古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的何天明先生的文章《澶淵議和與王繼忠》。閱讀這篇文章,覺得言猶未盡,並且與我的論旨有所不同,所以,仍存續貂之意,寫下此文。

一、 相士的預言:王繼忠其人

宋代有一個有名的和尚,叫做文瑩,由於多與朝士大夫交往,頗知朝野掌故。他在筆記《湘山野錄》中所記載的宋太祖之死的「燭影斧聲」,就引發出千百年未了的聚訟。在他的另一部筆記《玉壺清話》卷4,還記載了下面這樣一段逸事:

真宗為開封尹,呼通衢中鐵盤市卜一瞽者,令張耆、夏守贇、楊崇勛左右數輩,揣聽骨因以為娛。或中或否,獨相王繼忠,瞽者駭之曰;「此人可訝。半生食官祿,半生食他祿。」真宗笑而遣去[2]

「半生食官祿,半生食他祿」的相士之言,宋代類書《錦繡萬花谷》[3]前集卷38在引用時直接記作「半生食漢祿,半生食胡祿」。而另一部類書《宋朝事實類苑》[4]卷50在引用時則作「半生仕中朝,半生事外國」。不管這真是相士的神奇預言,還是好事者事後的附會,總之,這個預言概括了王繼忠的一生。

此外,這條史料中關於王繼忠與時任開封尹的真宗一起遊玩的記載,亦當得其實。《宋史》卷279《王繼忠傳》載:

王繼忠,開封人。父珫,為武騎指揮使,戍瓦橋關,卒。繼忠年六歲,補東西班殿侍。真宗在藩邸,得給事左右。以謹厚被親信。即位,補內殿崇班。

真宗作為太宗的第三子,由於激烈的皇儲之爭,很晚才被立為太子。擔任皇太子候補的開封府尹,也是在成為太子的前一年。即位之時,已經虛歲三十了。但真宗幼時乖巧,很得其伯父太祖皇帝的喜愛,被養育於宮中。[5]宋初,朝廷對軍人的撫恤政策很優厚,這是唐末五代的遺風,大約也是讓軍人之後世襲為軍人。總之,王繼忠受惠於這樣的政策,年僅六歲,就因父死而補官,並且到了皇子真宗的身邊。王繼忠的生年不詳,不過估計年齡與真宗相仿,甚至比真宗還稍大。王繼忠到真宗身邊,當是在被太祖育於宮中的時期。六歲,或者稍稍大一點的時候,作為真宗的玩伴,被指派到真宗身邊的。而不可能是真宗快即位的時候,才把一個六歲小孩子留在身邊的。

真宗即位後,王繼忠這個伴隨真宗一起長大的玩伴迅速升遷, 《宋史·王繼忠傳》紀錄了他的履歷:

即位,補內殿崇班。累遷至殿前都虞候、領雲州觀察使。出為深州副都部署,改鎮、定、高陽關三路鈐轄兼河北都轉運使,遷高陽關副都部署,俄徙定州。

這樣快的升遷,《宋史·王繼忠傳》歸結為「以謹厚被親信」。王繼忠與真宗,自小玩到大,亦仆亦友,所以深得信任也是極為自然的。[6]當然深得信任並不僅僅出於真宗私情。真宗朝末年的宰相王曾的記載,當是「以謹厚被親信」的最好註腳:

王繼忠性謹飭,純固有守。事真宗儲邸,歷年最久,群萃中為之冠首,眾皆憚其嚴整。宮中事,有所未便,常盡規諫。上每為之斂容聽納,特加禮遇。[7]

從王曾的記述可見,王繼忠被真宗信任的原因,一是資格老,二是為人正派,三是責任心強。自然,還有個人的能力。所以,在咸平二年,真宗親自巡視河北邊防時,就讓時任馬步軍副都軍頭的王繼忠做了護駕部隊的策先鋒。[8]

咸平四年七月,時任殿前都虞候、雲州觀察使的王繼忠被任命為鎮、定、高陽關三路都鈐轄。[9]咸平五年四月,王繼忠又被任命為高陽關行營副都部署。[10]咸平五年(1002)六月,殿前都虞候、雲州觀察使王繼忠被任命為定州路駐泊行營副都部署。[11]

頻繁被調動的王繼忠本人,自然也不會料到,他這個隨龍舊僚一帆風順的命運,很快就要發生一個大逆轉了。

第二年四月,遼南路宰相耶律諾兗率遼軍南下,入侵王繼忠駐防的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前線總指揮的定州路駐泊兵馬行營都部署王超一方面向鎮州(今河北正定)、高陽關(今河北保定附近)求援,一方面派遣王繼忠率1500人迎敵。相對數萬之眾的遼軍,王繼忠的兵力實在是少的可憐。無怪乎《遼史》稱之為「輕騎」。雙方在北京以南180公里的定州望都展開激戰。儘管宋朝方面的史書沒有明確記載,但從《遼史》卷81《王繼忠傳》的「輕騎覘我軍」的記載看,王繼忠所率的1500人,似乎是宋軍的偵察部隊,而與遼軍的戰鬥也似乎是沒有經過充分準備的遭遇戰。

戰鬥從午後一直持續到深夜,才將遼軍暫時擊退。但剛剛天明,遼軍又發起了攻擊。王繼忠的東翼防線被遼軍攻破,供給線也被切斷。面對如此危急的狀況,已經與王繼忠共事了數年的主帥王超,以及趕來增援的鎮州桑贊,不僅沒有伸出援救之手,反而臨陣退縮。待援無望的王繼忠只好孤軍奮戰。習慣穿著艷麗將軍制服的王繼忠,被遼軍緊緊盯住,重重圍困了幾十層。王繼忠沿西山且戰且退。終於力不能支,在退至今天清苑縣境的白城時,全軍覆沒,王繼忠被俘。

當王繼忠的好友、同樣是幼年就進入真宗潛邸的天雄軍、鎮州、定州鈐轄張耆率援兵趕到時,已經為時已晚[12]。而主帥王超則像是沒事似的,引兵龜縮回定州城,向朝廷報告了王繼忠敗績的消息。[13]《宋會要輯稿·蕃夷》一之二六收錄了王超的報告:

四月,三路都總管王超言;契丹南寇,發步兵千五百赴定州望都縣南,遇賊逆戰,殺戮其眾。賊並攻南偏,出陣後,焚絕糧道。人馬渴乏,將士被重創,賊圍不解,眾寡非敵。二十詰旦,副總管王繼忠陷沒,臣等即引兵還州。[14]

儘管王超的報告開脫了自己不施援手的責任,但史書卻明明白白地記下了他的行徑;「契丹入邊,繼忠與戰於望都,而超不赴援,繼忠遂陷於契丹。」[15]但王超的報告也畢竟產生了一定的惡劣影響。因為既然主帥王超沒有責任、那責任肯定就是在直接指揮的王繼忠身上了。因此,到了南宋,葉適在上書孝宗時,還回顧說「王繼忠以輕進被擒」。[16]

王繼忠陣亡、全軍覆沒的消息傳來,「真宗聞之震悼」。《宋史·王繼忠傳》這樣的記載,反映了真宗對自幼亦仆亦友的王繼忠的深厚感情。真宗一方面下詔對以為已經陣亡的王繼忠追贈大同軍節度使兼侍中,並錄用王繼忠的四個兒子為官,一方面派出內侍劉承珪等人前往戰地調查戰敗實情。也許是王超做了手腳,調查的結果,只是處分了兩個下級軍官,[17]便草草了之。

二、盡忠於兩國:「澶淵之盟」前後的王繼忠

望都之戰,不過是遼軍小試鋒芒。第二年秋高馬肥之際,蕭太后與遼聖宗,糾集十萬兵馬,號稱二十萬,大舉南下。戰事一開,遼軍進展順利,僅用兩天時間,就先後攻破順安軍(今河北高陽東),攻陷遂城 (今河北徐水縣境),繼而突破王超守衛的宋軍唐河防線 ,進駐陽城淀(今河北望都)。緊接著「圍瀛州,直犯貝、魏」。遼軍的兇猛攻勢,讓宋朝「中外震駭」。宰相寇準與畢士安力排眾議, 「合議請真宗幸澶淵」。[18]於是,便有了澶淵親征。

遼朝傾國南下,並且進軍迅猛,大有一舉滅宋之勢。其實, 遼朝懸師深入,實在是孤注一擲,兵走險著,真正目的似乎是在以戰逼和。北宋建國以來,先是太祖伐北漢,繼而太宗誓奪燕雲十六州,便與北方大國契丹遼朝戰事頻生。宋朝儘管有幾次大的敗績,但也有不少大捷。雙方互有勝負,實力也是彼此伯仲。所以,遼朝要想一舉滅宋,除非要有一百多年後的女真人那麼幸運,那就是宋朝文恬武嬉,全社會富庶腐化,而國力衰弱。那樣就可以不必全面進攻,直搗中樞,一舉滅宋。然而此時非彼時,此時的宋朝,正處於國力上升時期,還絕不能說「積貧積弱」。即使是遼軍統帥在南下之初也許心存幻想,但實際上的進攻並不順利,互有勝負。遼軍在進攻北平寨 (今順平縣境)時,為田敏所拒。轉而東趨保州時,又被楊延昭所阻[19]。面對並不順利的進攻和孤軍深入的形勢,也會讓他們清醒起來的。因此,以戰逼和,在獲得最大利益之時,儘快了卻戰事,當是最為明智的選擇。這時候,歷史便選擇了王繼忠。

在宋朝成了「烈士」的戰俘王繼忠,在遼朝並沒有被殺,沒有被虐待,甚至都沒有被冷遇。《遼史》卷81《王繼忠傳》記載;「太后知其賢,授戶部使,以康默記族女女之。」就是說,攝政的蕭太后不僅授予了這個宋朝戰俘官職,還許配給他一個貴族女子做妻子,好讓他安心為遼朝效忠。對此,王繼忠也沒有讓蕭太后失望。《遼史》接著寫道;「繼忠亦自激昂,事必盡力。」

這裡,我想先探討一下遼朝厚遇王繼忠的原因。先從王繼忠本人的職業來看。王繼忠作戰英勇,這首先就讓尚武的遊牧民族契丹人有所敬佩,再者《宋史》本傳說他為人「謹厚」的性格,也容易讓人產生好感。再從王繼忠的背景來看。王繼忠是宋真宗的親信,僅此一點就決定了王繼忠具有潛在的利用價值。上述兩點,其實王繼忠自己也很清楚,他後來給真宗的信中就述說過原因是「早事宮庭,嘗荷邊寄」。[20]

進一步從深遠的歷史背景來看。包括王朝體制之類的政治文化在內的中原漢族文化,像一塊引力巨大的磁石,吸引著接近它的其他民族。早在耶律阿保機的建國之初,就效法中原建元立國號,皇帝著漢服,都城依漢式。並且還專門在都城區劃出漢人的居住地,還設置了孔子廟。接管燕雲地域後的契丹人及其遼王朝,則更為迅速地走向漢化。中原王朝的大一統的政治體系讓契丹人欣羨,成為效仿的對象。向來,漢族王朝以中原為中心,放眼全國,以中原以南作為主要的統治區域,所以產生了「南面為王」的政治習俗。而效仿中原王朝體制的契丹人,既要統治比北宋領域還要廣袤的北方,還要管理華北等漢族地域,並進而南下,所以就不能單純地「南面為王」,而是「東面為王」,分別設置南面官和北面官,來因俗而治。「東面為王」,固然與崇尚太陽的生活習俗有關,但也不能說沒有實現統治南北兩方混同華夏的企望。出於這種現實考量與長遠夢想,遼朝吸納了大量的漢人,從中央到地方,任命了大量的漢族官員。在蕭太后攝政的時代,倍受寵信、掌握很大權力的韓德讓,就是漢族出身。因此,王繼忠受到遼朝厚遇,既有其偶然性,更有其必然性。

在王繼忠那裡,「半生食漢祿」的背景,並不能像錄音磁帶一樣說抹掉就能抹掉的。儘管被授予了官職,但降將的身份,也會使向來「謹厚」的王繼忠小心翼翼地揣摩新主人的心思。儘管在受降之初,「繼忠亦自激昂,事必盡力」,慷慨激昂地向蕭太后表示效忠。然而,遼宋開戰,一方是故國,一方是新朝,使王繼忠最難自處。不過,長期服侍於真宗身邊的王繼忠,應該說是有著相當強的察言觀色的本領的,很快就讓他在故國新朝之間找到了最適合他的突破口。《長編》卷57咸平六年閏九月乙亥條載;「初,殿前都虞候、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敗,為敵所獲,即授以官,稍親信之。繼忠乘間言和好之利。時契丹母老,頗有厭兵意。雖大舉深入,然亦納繼忠說。」

王繼忠言和說的提出,作為曾經殊死廝殺於沙場的將軍,自然有著曹操「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21]以及後來范仲淹「將軍不寐征夫淚」[22]那樣的詩句所吟詠的感同身受,他耳聞目睹並且親身經歷了宋遼間無休無止的征戰。我猜想, 王繼忠最初的出發點,或許是處於新朝故國間難以言說而複雜的心緒,以及對自身所肩負無可推卸的歷史使命的認同和期許。持續了三十多年的拉鋸式的消耗戰,讓宋遼雙方都不堪人力、物力的重負。所以不僅遼朝蕭太后有厭兵意,宋真宗其實也有著強烈的和平願望。商品經濟的發達,已經讓宋人有了花錢買和平的想法。這一想法的產生,甚至可以上溯到太祖設置「封樁庫」。當然作為並不普遍的個例,在前代也可以找到。後來宋真宗向和談使者曹利用交代可以支付歲幣的底線時甚至說,「百萬以下皆可許也」。[23]王繼忠的言和說,可以說契合了遼宋兩國統治者的心理。於是,講和就成了王繼忠造福於遼宋、創造其人生輝煌的突破口。

儘管都有講和的願望,但交戰的雙方需要有一個溝通的管道。既是宋朝舊將、又是真宗親信的王繼忠就成了最佳人選。在戰場上頗多失利的蕭太后,「納繼忠說」,派遣小校四人,帶著王繼忠的親筆信,攜持信箭,去見宋朝的莫州都部署石普。遼朝小校對石普講:「契丹主與母召至車帳前,面授此書,戒令速至莫州送石帥。」由此,可以看出蕭太后和遼聖宗對和談一事的重視程度。這無異等於是遼朝的最高層通過王繼忠這一足以增加信賴度的溝通管道,向宋朝方面拋出了試探氣球。事關重大,石普自然不敢怠慢,當天就派人將信送往了京城。

關係如此重大的信件,為什麼沒有通過別的人,而要通過駐守在莫州的石普轉送呢?王曾的《王文正公筆錄》道出了其中玄機:「(石普)素與繼忠同在東宮。」原來,石普與王繼忠是真宗潛邸時的舊交。有這樣一層關係,自然是可以信賴的。王繼忠不僅給石普寫了親筆信,還給真宗附上一封密奏:

臣先奉詔充定州路副都部署,望都之戰,自晨達酉,營帳未備,資糧未至,軍不解甲,馬不芻秣二日矣。加以士卒乏飲,冒刃爭汲。翌日臣整眾而前,邀其偏將,雖勝負且半,而策援不至,為北朝所擒。非唯王超等輕敵寡謀,亦臣之罪也。北朝以臣早事宮庭,嘗荷邊寄,被以殊寵,列於諸臣。臣嘗念昔歲面辭,親奉德音,唯以息民止戈為事。況北朝欽聞聖德,願修舊好,必冀睿慈俯從愚瞽。

在前一年望都之戰,朝廷根據主帥王超的報告,一直認為王繼忠已經陣亡。連當時編修的《會要》都幾乎完全是按照王超的報告來記載望都之戰的。[24]至此,宋真宗方知昔日的親從王繼忠尚在人世,並且還在敵國遼朝做了官。大概是百感交集,欲說還休。不過,個人的感受必須暫且放下,和戎大事是壓倒一切的。王繼忠的信,講述瞭望都之戰的戰況與被俘經過,特別是提到了真宗親口對他說的「唯以息民止戈為事」的話,不容真宗不信。然而對遼朝和談的誠意還是有所懷疑的。看了王繼忠的信,真宗對宰相等大臣說了如下一番話:

朕念往昔全盛之世,亦以和戎為利。朕初即位,呂端等建議欲因太宗上仙,命使告訃。次則何承矩請因轉戰之後達意邊臣。朕以為誠未交通,不可強致。又念自古獫狁為中原強敵,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獷悍之性豈能柔服?此奏雖至要,未可信也。

真宗承認了這個和談信息的重要性,但還是半信半疑。同時,真宗的這番話還透露了這樣的往事;即在真宗即位後,宋朝政府曾經試圖通過太宗去世向鄰國遼朝告哀的方式恢復邦交,後來又有邊將試圖通過遼朝的邊臣轉達宋朝和談的意圖。但因為雙方沒有邦交,缺少必要的渠道,上述種種過於唐突的做法,都被真宗否決了。由此可見,由舊臣王繼忠而形成的溝通管道,在真宗看來,是「至要」的。

對於真宗的半信半疑,宰相畢士安表達了自己的意見,他說:

近歲契丹歸款者,皆言國中畏陛下神武,本朝雄富,常懼一旦舉兵復幽州,故深入為寇。今既兵鋒屢挫,又恥於自退,故因繼忠以請,諒亦非妄。

畢士安還是深得為臣之體的,先是捧了真宗一句「陛下神武」這樣在今天看來是無聊的話,然後才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他認為,第一,到了真宗時期,宋朝的國力已比太宗時期更為強盛。在太宗時期就曾屢屢向幽燕進攻,一直以恢復燕雲十六州耿耿於懷的宋朝,自然使遼朝害怕,所以以攻為守。第二,這次遼軍的進犯並不順利,又不甘無功而退。因此通過王繼忠來轉達和談的意向。基於這樣的分析, 畢士安認為遼朝的和談意圖是可信的。

無疑,畢士安從遠近兩方面的有理有據的分析,讓真宗信服。但真宗也說出了他的顧慮:

卿等所言,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無成請盟,固其宜也。然得請之後,必有邀求。若屈己安民,特遣使,命遺之貨財,斯可也。所慮者,關南之地,曾屬彼方。以是為辭,則必須絕議。朕當治兵誓眾,躬行討擊耳。

從真宗的話里,可以看出真宗的原則是,和談條件,給錢可以,割地不行,哪怕是曾經是屬於對方的領土。關南之地是在五代十國時期喪於契丹之手的,但為太宗所奪回。就像是農民熱愛自己的土地,在傳統觀念里,正所謂皇天后土,君主的守土之責是高於一切的。

一定是君臣商定以後,以真宗的名義,給王繼忠寫了一封手詔,還是通過正在石普那裡等待回音的遼朝小校轉達過去的。手詔是這樣寫的:

朕丕承大寶,撫育群民,常思息戰以安人,豈欲窮兵而黷武?今覽封疏,深嘉懇誠。朕富有寰區,為人父母,倘諧偃革,亦葉素懷。詔到日,卿可密達茲意,共議事宜。果有審實之言,即附邊臣聞奏。

君臣商議後的手詔,寫的極為巧妙得體。因為王繼忠曾是宋朝舊臣,所以手詔是以賜給臣下的口吻寫的。雖說是寫給王繼忠的手詔,實際上先看到的,必定是遼朝君主。在雙方沒有邦交的情況下,宋真宗無法直接寫信給遼朝君主,而像這樣以回答王繼忠奏疏的手詔方式,曲致意見,實在是有理有利有節。真宗的手詔,十分明確地表達了宋朝的和平意願。可以這樣想像,如果宋朝沒有和平的意願,完全可以用強烈的措辭列舉遼朝的罪狀,譴責其入侵的。但宋朝並沒有這樣做,這是由許多因素的制約所決定的。雖然發去了手詔,但「繼忠欲朝廷先遣使命,上未許也」。這表明宋朝一方面非常珍視王繼忠這一溝通管道,還打算繼續利用這一可信而無他的管道。一方面又不打算匆匆貿然派出正式使者。因為宋朝還是想進一步試探,遼朝是否真的有和談的誠意。[25]

究竟是宋遼哪一方先表示出和談願望的,遼朝方面的史料記載與宋朝方面不同。《遼史》卷81《王繼忠傳》載:

宋以繼忠先朝舊臣,每遣使,必有附賜,聖宗許受之。(統和)二十二年,宋使來聘,遺繼忠弧矢鞭策及求和札子,有曰;「自臨大位,愛養黎元,豈欲窮兵,惟思息戰。每敕邊事,嚴諭守臣。至於北界人民,不令小有侵擾。眾所具悉,爾亦備知。向以知雄州何承矩,已布此懇。自後杳無所聞。汝可密言,如許通和,即當別使往請。」詔繼忠與宋使相見,仍許講和。

《遼史》是元人依據遼朝實錄所編修[26]。這段記載當出自遼朝實錄。從記載看,似乎宋朝早已知道王繼忠尚在人世,並且已在遼朝任官。這是不合情理的。在此之前,連宋朝的御用占卜專家都預言了王繼忠的戰敗之象,並以「王繼忠戰歿」的結果紀錄來證明其預言之準確。[27]此外,在「澶淵之盟」以前,宋遼之間並無正式邦交關係,更無使節往來,否則,就不需要利用王繼忠這個溝通管道,更不需要費盡心思試圖通過雙方邊將傳遞信息了。可見遼朝史官覺得先向宋朝求和很沒面子,所以將事情打了個時間差,依據宋真宗的答詔,偽造了這篇求和札子。而《遼史》卷14《聖宗紀》在統和二十二年(宋景德元年)十一月丁卯(17日)記載;「南院大王善補奏,宋遣人遺王繼忠弓矢,密請求和。詔繼忠與使會,許和。」這個記載同樣是出於遼朝史官的偽造。因為早在兩個月前, 王繼忠便已在蕭太后的授意下,給宋真宗寫信了。當然, 如果這個記載是真實的,也許有這樣的可能性。王繼忠的行動屬於秘密接頭,南院大王善補所察覺的,已經是後來的事情了。然而無論偽造與否,都沒有同王繼忠擺脫干係。看來,遼朝史官也還是肯定王繼忠在講和過程中的作用的。

我們還是按照事情的進展順序來考察吧。

大約一個月後,又經由石普,真宗收到了王繼忠的回信。信中說道:

契丹已領兵攻圍瀛州,蓋關南乃其舊疆,恐難固守,乞早遣使議和好。

從表面上看,王繼忠是站在宋朝的立場上講話,但究其實質,寥寥數語的回信,充分反映了遼朝的想法與條件。

第一, 關南之地,的確是將來講和時雙方必定爭議的一個焦點,但在真宗給王繼忠的手詔中,還完全沒有提及這樣的具體問題,只是泛泛地表達了講和的意向,而王繼忠的回信突然提到這個問題,顯然是遼朝提出的一個講和條件。

第二,回信中所說的「乞早遣使議和好」,要求宋朝儘快派出正式使者,這表現出遼朝急於講和的心理。

第三,與急於講和的心理相呼應, 「契丹已領兵攻圍瀛州」一句,則是以武力相威脅,以戰逼和。其實,威脅的背後是心虛。

真宗在收到王繼忠的回信之前,真宗就「令岢嵐、威虜軍、保州、北平寨部署等,深入賊境,腹背縱擊,以分其勢」。[28]宋朝的這一戰略出擊,讓孤軍深入的遼軍首尾難顧,具有很大的威懾力。因此,已有成算在胸的真宗,看到回信,根本不在乎遼朝的武力威脅,對宰臣們說;「瀛州素有備,非所憂也。」表現出對宋朝武備的自信。至於是否派遣正式使者的問題,由於已經有了一個回合的書信往復,所以真宗說;「欲先遣使,固亦無損。」於是,「乃復賜繼忠手詔許焉」[29],就是說,答應了王繼忠代表遼朝的請求。

覆信之後,真宗做了兩件事。一是「募神勇軍士李斌持信箭赴敵寨」。這次不是經由上次的石普渠道,而是直接派人送到遼營。宋朝這樣做是有自己的用意的。即這次送信,也算是派遣了非正式的使者,同時直接試探了遼朝的意向。二是命令樞密院選拔赴遼的正式使者。對於赴遼使者,樞密使王繼英薦舉了下級軍官殿直曹利用。[30]在王繼忠的斡旋下,宋遼間的歷史性和談即將拉開序幕。

然而,這是在戰時特殊環境下的和談。談判桌上的砝碼,需要靠戰場上的成果來加重。在和談即將到來之前,雙方都加緊了軍事上的較量。為了鼓舞士氣,真宗在宰相寇準、畢士安的催促下,決定親征。前面說到的王繼忠覆信提及「契丹已領兵攻圍瀛州」,所言非虛,在真宗收到這封信的二十天前,遼軍主力已將瀛州團團圍住,開始了攻城戰役。但的確如真宗所言,「瀛州素有備」。瀛州保衛戰,持續了十多天,蕭太后與遼聖宗親自擂鼓督戰,志在必得。《長編》卷58景德元年十月己酉條記載了瀛州保衛戰的激烈戰況:

初,契丹自定州帥眾東駐陽城淀,遂緣葫蘆河逾關南。是月丙戌,抵瀛州城下。勢甚盛,晝夜攻城,擊鼓伐木之聲,聞於四面。大設攻具,驅奚人負板秉燭,乘墉而上。知州、西京左藏庫使李延渥,率州兵強壯,又集貝、冀巡檢史普所部拒守。發礌石巨木擊之,皆累累而墜。逾十數日,多所傷。契丹主及其母又親鼓眾急擊,矢集城上如雨,死者三萬人,傷者倍之,竟弗能克,乃遁去。獲鎧甲兵矢竿牌數百萬[31]

可以說,瀛州保衛戰,讓遼軍死傷十餘萬人,極大地削弱了遼軍的實力,也極大地打擊了遼軍的士氣,反之則鼓舞了宋軍的士氣,堅定了真宗親征的決心。瀛州保衛戰大捷是促成「澶淵之盟」的決定性因素。可惜,歷來把「澶淵之盟」的促成都歸結為澶州城下射殺遼軍先鋒大將蕭撻凜這一充滿戲劇性的偶發事件上。前面引述的王安石的那首詩還有這樣兩句:

天發一矢胡無酋,河冰亦破沙水流。

南宋初年的宰相李綱更是滿懷現實的感慨,寫下一首詞來謳歌此事:

邊城寒早。恣驕虜,遠牧甘泉豐草。鐵馬嘶風,氈裘凌雪,坐使一方雲擾。廟堂折衝無策,欲幸坤維江表。叱群議,賴寇公力挽,親行天討。

縹緲,鑾輅動,霓旌龍旆,遙指澶淵道。日照金戈,雲隨黃傘,徑渡大河清曉。六軍萬姓呼舞,箭發狄酋難保。虜情懾,誓書來,從此年年修好。[32]

李綱更是直接把「澶淵之盟」歸功於蕭撻凜的擊斃。當然,繼瀛州保衛戰大捷之後,這一偶發的事件,也是促成「澶淵之盟」迅速締結的一個重要因素。遼軍在宋軍陣前失去蕭撻凜這個「幼敦厚,有才略,通天文」大將,心理上的打擊要大於軍事上的打擊。「太后哭之慟,輟朝五日」。以致《遼史》的編者也這樣講;「將與宋戰,撻凜中弩,我兵失倚,和議始定。或者天厭其亂,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33]心理因素固然重要,軍事實力的削弱則是更重要的因素,一員驍將怎抵十幾萬人馬!

在瀛州之戰慘敗之後,遼朝求和的願望更為迫切。《長編》卷58景德元年十一月庚午條載:

契丹既數失利,復令王繼忠具奏求和好,且言北朝頓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繼忠又與葛霸等書,令速達此奏。

戰場上的勝利,使遼朝口氣變軟了許多,在以王繼忠名義的奏疏中,看不到上一封信那樣的武力威脅的詞句了。而是說我們停戰了,也不敢掠奪,來等待天朝的使者。遼朝很看重這次溝通,因此,王繼忠與葛霸等許多個宋朝的前線將領聯繫,希望把這封奏疏儘快送達真宗。從遼朝「復令王繼忠具奏」來看,遼朝是十分看重王繼忠這個具有雙重身份的唯一可以進行和談溝通的管道的。

其實,宋朝的正式使者曹利用早已出發上路。不料中途出岔,當曹利用一行抵達天雄軍時,被不了解秘密交涉內情、認為遼朝沒有和談誠意的判天雄軍王欽若扣下,沒有放行。身為副宰相參知政事的王欽若,是因戰事臨時被宰相寇準派到天雄軍的。以其參知政事的身份,具有很大的權威。公允地說,不能怪王欽若多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險些破壞了和談,畢竟,在宋遼開戰幾十年來,還沒有過正式的和談。

由於多渠道的溝通,真宗很快就看到了王繼忠的奏疏。真宗一方面回復王繼忠,告訴他使者曹利用已在路上,讓他告訴遼朝派人到天雄軍迎接,一方面給曹利用寫了手詔,也同時交給王繼忠,讓他催促曹利用儘快趕往遼營。答詔全文, 具載《宋大詔令集》卷232:

葛霸等以卿奏狀來。曹利用往,兼報卿令人援接前去。尋聞道路艱阻,尚在天雄。今有付利用手詔,同封付卿,便可聞於大遼,遣人賚送接援付彼。

由於雙方處於交戰狀態,而且還要從戰場送到京城,所以信使往還頗費時日。我根據編年記事的《長編》記載計算了一下時間,前幾次書信往復,每次幾乎都要花費十幾天甚至將近一個月。王繼忠在收到真宗答應派遣正式講和使者的信後,給真宗寫了第三封信。但不知為何,王繼忠並沒有通過真宗派遣的信使李斌來轉遞這封信,而是依舊使用了一直利用的石普通道。石普從貝州派了一名小軍官指使散直張皓作為信使,給已在親征途中的真宗送王繼忠的這封來信。不料,張皓在路經遼軍營地時,被遼軍抓獲。當判明張皓不是普通的俘虜,而是派往宋朝皇帝的信使時,蕭太后和遼聖宗對張皓非常重視。我們來看一下這段記載:

上前賜王繼忠詔許遣使,繼忠復具奏附石普以達。普自貝州遣指使散直張皓特詣行闕,道出敵寨為所得。契丹主及其母引皓至車帳前,問勞久之。因令抵天雄,以詔促曹利用。王欽若等疑不敢遣。皓獨還。契丹主及其母賜皓袍帶,館設加等,使繼忠具奏,且請自澶州別遣使速議論和好事。於是,皓以其奏入。上復賜欽若詔,又令參知政事王旦與欽若手書,俾皓持赴天雄,督利用同北去,並以詔諭繼忠。

從這段記載可見,蕭太后和遼聖宗將抓獲的宋朝信使張皓待若上賓,破格親自接見,並且「問勞久之」。然後請張皓前往天雄軍,催促宋朝正式使者曹利用前來。不知是王欽若沒有看到真宗催促曹利用趕快上路的手詔,還是對來自遼營的張皓有懷疑,他依然扣住曹利用,不肯放行。作為宋朝軍官的張皓,還真守信用,不是離開遼營,便猶如脫離虎口,一去不返。而是重返遼營。照理他並沒有為遼朝君主恪守信用的義務。張皓的重返也許正是蕭太后和遼聖宗「問勞久之」的效果吧。儘管無功而返,蕭太后和遼聖宗對張皓再來,也很意外和高興,「賜皓袍帶,館設加等」,加以高規格的招待。眼看著王欽若扣住使者曹利用不放,和談不成,蕭太后和遼聖宗很著急,他們讓王繼忠再給已經到了澶州的宋真宗寫信,請求另派使者,前來議和。這次送信的任務,又交給了極有誠信的張皓。張皓也不負使命,將王繼忠的第四封信送到了真宗手中。

可以想見,真宗一定對多管閒事的王欽若很惱火。但他也沒辦法,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自古而然。所以真宗親自給王欽若下達了手詔,但擔心王欽若懷疑手詔的真實性,又讓參知政事王旦給王欽若寫了親筆信。這次張皓又充當了真宗的信使,攜帶著兩封信,二赴天雄,催促曹利用出發。與此同時,真宗也給王繼忠寫了信,告知了上述的處理結果。真宗寫給王繼忠的信,也收錄於《宋大詔令集》卷232:

繼省來章,專候使命。昨自孫崇等回後,尋降手詔與天雄軍,令速發利用往彼。今張皓到闕,再覽卿奏,果稱天雄軍以未奉詔旨,尚且稽留。今再降詔命,令皓賚去勾取。候利用才到大遼,可令皓赴闕。

從蕭太后和遼聖宗對小小信使張皓的高規格禮遇,可以看出遼朝一側急於求和的心情。這不僅僅是由於孤軍深入,多次失利,還因為他們大概沒有料想到宋朝皇帝會御駕親征。宋朝皇帝的御駕親征,不僅會鼓舞宋軍的士氣,也對傾慕中原文化的契丹人具有威懾力。在做了上述布置之後,真宗還是做了和戰兩手準備。他指示說:

彼雖有善意,國家以安民息戰為念,固許之矣。然彼尚眾兵深入吾土,又河冰且合,戎馬可渡,亦宜過為之防。朕已決成算,親勵全師,若盟約之際,別有邀求,當決一戰,剪滅此寇,上天景靈,諒必助順。可再督諸將帥,整飾戎容,以便宜從事。[34]

真宗講話的底氣很足,充滿自信。而這種自信,還是來自軍事實力的強大與戰爭形勢已向著有利於宋朝一方轉化。

在王繼忠的溝通下,宋遼和談終於得以順利進行。宋朝使者曹利用受到了與遼朝宰相韓德讓同坐的上賓禮遇。然而,由於「議未決,乃遣左飛龍使韓杞持國主書與利用俱還」。由於雙方對峙於澶州,距離很近,所以當第一天「議未決」,曹利用陪伴遼使韓杞來到澶州,第三天宋朝方面就看到了遼朝的國書,並商議了對策。

究竟是在什麼問題上「議未決」,雙方僵持了呢?《長編》記載遼朝國書「以關南故地為請」。前面說過,最初接到王繼忠轉達的遼朝講和意向時,真宗就擔心遼朝在和談時會索要五代曾經割讓給他們、後來讓宋朝占領的關南地。此時,真宗看到遼朝國書,不禁說到;「吾固慮此,今果然。」但如前所述,宋朝原則已定,即絕不歸還關南地。但此事沒有寫進宋朝國書,只是讓曹利用口述。再次派遣曹利用去遼營之前,真宗對曹利用交代了談判原則;「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貨財,則宜許之。」曹利用再次到了遼營之後,根據真宗交代的談判原則,堅決拒絕了遼朝的返還關南地的請求。

「其國主及母聞之,意稍怠,但欲歲取金帛」。看來遼朝求地不成,只好退而求其次,轉向求財。最後,曹利用根據宰相寇準給他限定的數額上限,「許遺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議始定」。[35]這就是「澶淵之盟」達成的初步協議。

協議是在不利於遼朝的形勢下進行的。在曹利用初到遼營的那天,正是大將蕭撻凜被宋軍擊斃的第五天。蕭撻凜陣亡,「太后哭之慟,輟朝五日」。在輟視朝的第五天,尚處於悲戚沮喪之中的蕭太后,強作歡顏來接待三十年來的第一位宋朝正式使者。當然,當時宋朝一方尚未得知蕭撻凜的死訊。在蕭撻凜陣亡的第九天,宋朝才從遼營逃出的農民那裡得知此事。第十天,當曹利用再赴遼營的時候,自然已經知道了此事,所以他十分強硬地拒絕了遼朝的關南返還的請求,而遼朝也沒有過多討價還價就答應了歲幣數額[36]

不過,勞師遠征,就這樣簽訂了合議,遼朝方面實在是心有未甘。當和談正式開始,完成了溝通使命之後的王繼忠,就退隱到了幕後,靜靜地關注著和談的進行。但心有未甘的遼朝君主覺得還是需要動用王繼忠這個重量級的砝碼。於是就讓王繼忠去見宋使曹利用。《長編》卷58景德元年十二月癸未條載:

議始定,契丹復遣王繼忠見利用,且言;南北通和,實為美事。國主年少,願兄事南朝。又慮南朝或於緣邊開移河道,廣浚壕塹,別有舉動之意。因附利用密奏,請立誓,並乞遣近上使臣持誓書至彼。

從這條史料記載看,遼朝君主讓王繼忠同曹利用進行交涉、並向宋真宗提出的要求,主要有如下兩點。第一,兩國皇帝以兄弟相稱。第二,要求明確立下誓書,以免日後宋朝違背協議。第二天,曹利用就陪伴遼朝使者姚柬之,帶著王繼忠給真宗的密奏,即第五封信,回到了澶州。宋朝方面完全答應了王繼忠信中的要求。《長編》卷58景德元年十二月丙戌條載:

柬之入辭,命西京左藏庫使、獎州刺史李繼昌假左衛大將軍,持誓書,與柬之俱往報聘。金帛之數如利用所許,其他亦依繼忠所奏雲。

我查了一下宋朝使者李繼昌的履歷。李繼昌,《宋史》卷257有傳,是宋初太祖、太宗兩朝元老、開國元勛李崇矩之子,是家世顯赫的將門之後。如果不是他本人不願意,李繼昌就成了駙馬爺、真宗的姐夫了。以具有這樣背景的人做使者送誓書,自然是滿足了王繼忠信中「遣近上使臣持誓書至彼」的要求。以誓書的形式來體現盟約的內容以及向天地神靈發誓守約,也是遵從了王繼忠的請求。至此,「澶淵之盟」完全形成。宋遼兩朝誓書文本如下:

維景德元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謹致誓書於大契丹皇帝闕下;共遵成信,虔奉歡盟。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更不差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南北勿縱驚騷,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獻,慎守封陲。質於天地神衹,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逾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遠具披陳,專俟報復。不宣,謹白。

維統和二十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謹致誓書於大宋皇帝闕下;共議戢兵,復論通好。兼承惠顧,特示誓書。雲「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南北勿縱驚騷。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獻,慎守封陲。質於天地神祗,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逾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當告於天地,誓之子孫。苟逾此盟,神明是殛。專具咨述。不宣,謹白[37]

考察以上誓書,兩國皇帝以兄弟相稱並未寫入,大概這只是一種私下約定,所以被認為沒有必要正式寫入。許多學者所說的雙方畫定邊界,也並沒有明確寫入,誓書中的「各守疆界」,不過是維持各自占有的疆域現狀。重要的是雙方宣誓不再開戰,維護永久和平。前面的引言說過,「澶淵之盟」的簽訂,等於是中原王朝承認了一個異族王朝的名正言順,對習慣於「天無二日」的中原王朝來說造成了一定的精神衝擊。

其實,平心靜氣地想想,也不能過於誇大這種精神衝擊。「澶淵之盟」在政治上的意義,是以誓書的文件形式承認了雙方,也等於是建立了正式的邦交。實際上,作為實施有效統治的政權實體,是不待他國的承認與否的。就像在戰爭狀態下,宋朝人稱契丹為「寇」為「虜」為「賊」,和談前後,真宗稱「大遼」,誓書稱「大契丹」一樣,前者是感情化的蔑稱,後者也是感情化的尊稱。不管稱呼如何,都無妨其存在。「澶淵之盟」的簽訂,開創了新的歷史,開啟了東亞國際關係新格局。

在「澶淵之盟」簽訂後,遼軍出境之前,真宗與王繼忠之間又有過一些通信往來,處理盟約後的遺留問題。一次是真宗「賜王繼忠手詔,令告契丹,悉放所掠老幼」。[38]還有一次是「王繼忠具奏,北朝已嚴禁樵採,仍乞詔張凝等,無使傷殺北朝人騎」。[39]這是因為儘管已有不戰之約,但宋朝將領一直想乘遼軍撤退,途中邀擊。宋真宗對此進行了制止[40]。但楊業的兒子楊延昭就不顧盟約深入到遼境攻略[41],張凝的部隊也一直尾隨到遼軍出境為止[42]。可見儘管有了誓約,但如果不精心維護,這一紙和約還是很脆弱的。宋真宗和王繼忠都著意對這一和約的維護做了努力。

戰事結束,遼軍出境,王繼忠也完成了自己的和平使命。時勢造英雄,就是說時勢給了英雄施展的機會,從而使英雄得以成為英雄。不僅限於英雄,此時此勢,或者是彼時彼勢,讓順應時勢的人獲得了成功。這裡,呼喚和平的時勢是重要的成功條件。

三、 並非不知所終:「澶淵之盟」之後的王繼忠

「澶淵之盟」之後的王繼忠,命運如何呢?是不是「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像工具一樣,被兩國的統治者利用完之後就拋開了呢?其「半生食胡祿」的境況又如何呢?《宋史·王繼忠傳》在最後寫了這樣一筆:「後不知其所終。」

真的是不知所終嗎?

先看宋朝在「澶淵之盟」之後對王繼忠的態度。「澶淵之盟」締結過了不到一年,景德二年十月,宋朝向遼朝派出了第一個正式使節團。名義是向契丹國主祝賀生日和向契丹國母祝賀正旦。派出的使者是,作為契丹國主生辰使的度支判官、太常博士周漸,作為副使的侍禁、閤門祗候郭盛之,作為契丹國母正旦使的職方郎中、直昭文館韓國華,作為副使的衣庫副使兼通事舍人焦守節。[43]在遼朝京城,第一次見到來自故國的使者,王繼忠很激動。宋朝自然也沒有忘記王繼忠這個締結雙方和平條約的大功臣。從第一次的使者到訪開始,「每遣使持禮,輒以襲衣、金帶、器械、茶藥賜王繼忠。繼忠對使者必泣」。[44]而王繼忠也讓宋朝使者給舊主人真宗捎回禮物。《宋會要輯稿·蕃夷》二之二載:

(大中祥符)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入契丹使還,前殿前都虞候王繼忠附奏,獻名馬、法錦、銀鼠貂鼠被褥、梀櫺酒器碗碟,賀封禪禮畢。詔答賜之。

儘管在異國他鄉已經擁有了很高的地位,但王繼忠並沒有樂不思蜀,他一直有一個強烈的願望,這就是重返故國。因為在故國,有他的家人,還有他的故舊。在韓國華即將回國之際,他托韓國華給真宗捎去一封信[45],希望真宗能寫信給遼朝皇帝,招他回國。王繼忠的這個要求令宋真宗很為難。因為「澶淵之盟」的誓書上已經約定「各無所求」。所以,在景德三年三月的第二個宋朝使節團到訪遼朝的時候,真宗特地讓正使任中正給王繼忠帶去手詔,說如果遼朝皇帝自行允許你回來,我必定以重金答謝他。估計看了真宗的手詔,王繼忠向蕭太后和遼聖宗提出過回國的要求,但被用委以重任的理由拒絕了[46]。這就註定了王繼忠要「半生食胡祿」,終老他鄉。

而王繼忠在宋朝的家室,在他被誤認為陣亡時,四個兒子就分別授予官職了。「懷節為崇儀使,懷敏為崇儀副使,懷德為內殿崇班,懷正為供奉官」。[47]《石林燕語》卷10記載:

「澶淵之盟」,繼忠是時於兩間用力甚多,故契丹不疑,真宗亦錄其妻子,歲時待之甚厚。後改姓耶律封王,卒於契丹,而子孫在中朝官者亦甚眾。至今京師號「陷蕃王太尉家」。

從這一記載中,可以略見王繼忠在宋朝家室之梗概。也可顯現體現了宋朝對王繼忠的厚遇。王繼忠儘管不能回到宋朝,山水遙隔,卻一直到去世都與在宋朝的家人保持著通信聯繫,。王曾的《王文正公筆錄》記載;「仍通其家信,歲以為常,至其身沒乃止。」王曾為真宗朝後期的宰相,是當事人之一,其所記當為可信。關於王繼忠的子嗣,沈括在他那有名的筆記《夢溪筆談》的《補筆談》卷下提及了一句:

國史所書本末不甚備,予得其詳於張牧及王繼忠之子從伾之家。蔣穎叔為河北都轉運使日,復為從伾論奏,追賞其功。

蔣穎叔即蔣之奇,其政治活動主要在神宗時期。檢《元豐類稿》,在卷22有《王從伾知岢嵐軍制》一篇。曾鞏擔任中書舍人在神宗元豐五年。《夢溪筆談》與《元豐類稿》所記時間大致一樣,此王從伾與彼王從伾當為同一個人。可見王從伾是實有其人的。沈括說言王從伾是王繼忠之子。但從時間上考察,則這個王從伾不大可能是王繼忠之子。因為從王繼忠被俘的咸平五年(1003)到元豐五年(1082),其間已懸隔將近80年。並且,名字也不符。王繼忠的兒子,名字中間,都有一個「懷」。然而,沈括說得言之鑿鑿,並且從沈括的敘述看,他似乎與王從伾家有過來往。假設這個王從伾與王繼忠有關的話,我想這個王從伾大概是王繼忠的孫輩。這樣的推測,也與前面引述的《石林燕語》所說王繼忠「子孫在中朝官者亦甚眾」相合。

宋朝政府對王繼忠留在中原的家屬一直非常關照。直到大中祥符年間,還分配給過王繼忠的孩子一所政府住宅;「六年八月,賜王繼忠諸子天波門外官第一區。」[48]這可能就是《石林燕語》所說的「陷蕃王太尉家」的所在吧。

我們再來看一下,「澶淵之盟」之後,王繼忠在遼朝的狀況。正如《石林燕語》所說,王繼忠在「澶淵之盟」時,「於兩間用力甚多」,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挽救了遼朝孤軍深入所遭遇的一場危機。因此,蕭太后和遼聖宗等遼朝君臣都很感激王繼忠。根據《遼史》的記載,我把王繼忠被俘以後在遼朝的仕履歸納為下表,以便簡明地考察。

《遼史》卷45 《百官志》的開頭就講到:「遼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因俗而治。」最初授予王繼忠的戶部使,就是作為南面官的戶部使司的首腦。以下還設有判官等屬官[49]。而漢人行宮都部署是十二宮南面行宮都部署司職名之一,為南面宮官[50]。南院樞密使則並非只是管理漢人事務南面官,與主要掌管軍事的北院樞密使地位相侔,可以說是位居宰相之下的主要掌管民政的最高官員。《遼史》卷45 《百官志》雲;「契丹南樞密院掌文銓、部族、丁賦之政,凡契丹人民皆屬焉。以其牙帳居大內之南,故名南院。元好問所謂南衙不主兵是也。」根據上述可見,王繼忠在被俘之後,特別是因議和有功,在「澶淵之盟」之後,不斷進官加爵。並且遼朝授予王繼忠的並不僅僅是領取俸祿顯示地位的虛銜,而是因其漢人出身,發揮其作用,讓他主要管理漢人事務。但到了後來,王繼忠已經不僅限於掌管漢人事務,而是掌管了全部民政。那麼,是不是契丹人對這個宋朝降將不信任,不讓他掌兵權呢?似乎也並非如此。講和之前,對宋作戰,也許是遼朝君主考慮到王繼忠的兩難感受,沒讓他帶兵打仗,但在十多年後征伐高麗時,就任命其擔任副殿前都點檢,直接統兵作戰了。

王繼忠在遼朝為官的經歷中,《遼史·王繼忠傳》還記載了這樣一件逸事:

上嘗議以蕭和卓為北院樞密使, 繼忠曰;「和卓雖有刀筆才,暗於大體。蕭迪里才行兼備,可任。」上不納,竟用和卓。及遣和卓伐高麗,繼忠為行軍副部署[51],攻興化鎮月餘不下。師還,上謂明於知人,拜樞密使。[52]

這件逸事不僅反映了王繼忠具有知人之明,更顯示了在遼朝高層人事任用方面擁有表達意見的發言權。同時,在任用北院樞密使的掌握軍權這樣敏感職務時,王繼忠不考慮自己的降人背景,敢於發言,也反映了王繼忠性格中胸無城府的率直一面。

除了實際職掌,王繼忠被授予的名譽官爵,也讓他位極人臣,享盡榮華。「澶淵之盟」之後,賞功所授的左武衛上將軍,就是因人設官,從王繼忠才開始設置的官名。所以,《遼史·百官志》在述及此官時,專門提到了王繼忠的名字。此後,由檢校太師到琅邪郡王,最後封為楚王[53]。在名義上的封號,郡王以上的王已經達到了頂峰,再往上就是天子了。帶來百年和平的貢獻,無論怎麼厚遇也不為過。當然這是筆者的認識,當時的遼朝君主並沒有如此明確的認識。但「澶淵之盟」所帶給契丹人的好處,也是隨著歲月的推移而愈加顯現出來的。王繼忠的官位越來越高,不能說遼朝君主沒有感恩的因素在內。

官職之外,我們再來觀察一下王繼忠到了遼朝以後的個人生活。

對於被俘後的王繼忠,王曾得到的情報體現在他的《王文正公筆錄》中;「為契丹所獲,因授以官爵,為其婚娶,大加委用。」「授以官爵」與「大加委用」,已見上述。「為其婚娶」,則涉及到了王繼忠的個人生活。關於這件事,和尚文瑩在《玉壺清話》卷4的記載就帶上了野史的味道;「以其徳儀雄美,敵以女妻之。」不過,王繼忠相貌堂堂,魁梧英俊也許是事實。這一點宋朝人應當是不會搞錯的。那麼,遼朝君主許配給王繼忠的妻子是個什麼樣的女子呢?是為了讓王繼忠契丹化許配給他一個契丹女人嗎?我們來看一下《遼史·王繼忠傳》的記載:

以康默記族女女之。

「康默記族」,從文字上看,很明顯不是漢族,似乎就是契丹人的一個部族名。但歷史研究也不能「望文生義」。特別是遼朝,為了籠絡其他族人,有賜國姓的習慣。因此,即使人名寫的是契丹名,也必須調查其族源。檢《遼史》,在卷74有《康默記傳》。在開頭的部分,有這樣的記載:

康默記,本名照,少為薊州衙校,太祖侵薊州,得之。愛其材,隸麾下,一切番漢相涉事,屬默記折衷之,悉合上意。

看了這段記載,真相大白,謎底揭開。原來康默記是有著與王繼忠同樣經歷的漢族人。唐末五代時期,是隸屬於幽州節度使的一名衙校,被耶律阿保機入侵時俘虜。本名叫康照,或者就是姓趙。由於是漢族人,所以耶律阿保機讓他處理番漢關係事務。根據《遼史》本傳最後的記載,康默記在去世後,被尊為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的「佐命功臣」之一。由此可見,康默記在遼朝建立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樣一個佐命功臣的家族,自然是顯赫的。所以,把這樣一個家族的女子許配給王繼忠,足見遼朝君主對王繼忠的看重與厚愛。當然,康默記家族的女子也是漢族人,許配給王繼忠,王繼忠便解消了共同生活不習慣的問題。也許是偶然巧合,也許是有意為之,把康默記的後人許配給了同樣是俘虜的王繼忠。如果是有意為之,那麼,在這種安排里,就隱含了遼朝君主的一個期待。期待王繼忠像康默記那樣,為遼朝立下不世之功。如果遼朝君主真的有這樣的期待,那麼,王繼忠促成「澶淵之盟」的締結,也是沒有辜負期待。

王繼忠在遼朝君主的安排下重新組織家庭之後,在生活上仍然繼續受到遼朝君主的關照。《遼史·王繼忠傳》記載:

以繼忠家無奴隸,賜宮戶三十。

王繼忠與康默記家族的女子組成新的家庭,至少又生有一子。同樣是《遼史·王繼忠傳》記載:

子懷玉,仕至防禦使。

王繼忠的這個兒子,同樣也受到了遼朝君主的關照,被安排做官,做到了防禦使。有意思的是,這個兒子的名字,王繼忠居然和留在宋朝的兒子一樣,中間的字用了「懷」字。這是不是寓意著王繼忠一直懷念著遠在中原的那個家呢。歸納宋遼兩側的史料記載,王繼忠的五個兒子是:

懷節、懷敏、懷德、懷正、懷玉

遼朝君主對王繼忠的厚愛還有一點,那就是《遼史·王繼忠傳》所說的「賜國姓」。契丹人的國姓,即皇帝一族的姓,也就是「耶律」。遼朝的宰相韓德讓就被賜以國姓,看來對王繼忠也達到了這一規格。《宋史·王繼忠傳》記載了王繼忠「賜國姓」後的名字:

契丹主遇繼忠甚厚,更其姓名為耶律顯忠,又改名宗信。

不過,令我有些不解的是,為何《遼史·王繼忠傳》只說「賜國姓」,而未提及王繼忠「賜國姓」後的名字呢?再者,為何《遼史》對「賜國姓」後的韓德讓以新名「耶律隆運」立傳,而對王繼忠則沒有使用「耶律宗信」,依然使用舊名呢?翻遍《遼史》,居然找不到「耶律宗信」這個名字。是否有這樣的可能呢?即正如常言所云,名從主人,王繼忠儘管被賜以國姓,但他本人堅持使用舊名,所以《遼史》也就以舊名「王繼忠」立傳了。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也不必拔高評價,只可以說身在遼朝的王繼忠,有著自己的一種堅持。

乾興元年(1022)二月,王繼忠的舊主人、宋真宗駕崩。四月,宋朝派遣兵部員外郎、判鹽鐵勾院任中行為正使,赴遼通報宋仁宗即位。在任中行一行回國的時候,身為楚王、南院樞密使的王繼忠,敬獻了名馬,向宋仁宗表示登基祝賀。新一代君臣並沒有忘記王繼忠這個遠在異域的舊臣,攝政的章獻太后以仁宗的名義發出詔書:

詔樞密院,每歲送契丹禮物,耶律宗信亦以襲衣、金帶賜之。[54]

這是王繼忠與宋朝的最後交往。第二年,也就是遼朝太平三年,宋朝的天聖元年(1023),幾乎是與真宗一朝相始終的王繼忠,在異國他鄉走完了生命的最後歷程,結束了他「食胡祿」的後半生。《遼史·王繼忠傳》明確記載:

太平三年致仕,卒。

可惜,我們不知道他的生年,因此也無法計算他的享年。

從以上考述看,成為戰俘入遼後、乃至「澶淵之盟」後的王繼忠,並非如《宋史·王繼忠傳》所云「後不知其所終」。在天聖元年以後「不知所終」,那是因為王繼忠已經謝世。但只要向遼朝方面打聽一下,還是可以知道的。說「不知所終」,應當說是宋朝使者的失職。

四、 有所超越:政策與認識

殷末周初,易代之際,出現寧肯餓死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儘管對周公崇拜有加的孔子,仍然大加讚揚兩個人的凜然氣節。一千年後,唐代的韓愈,專門寫了《伯夷頌》,來歌頌這兩個人。而後,宋代的范仲淹又把《伯夷頌》恭恭敬敬地謄寫下來,手跡流傳至今。北宋的真宗、仁宗之際,道學開始形成,至南宋而大盛,終於在此後的元明清,不管華夷變態,無論江山鼎革,都巍然立於至尊。其中,儒學而後的道學,大加推崇的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終於從政治立場普及為忠義文化。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忠節觀念也一步一步從國家走向了社會的終端家庭。譽之者,歸功於道學的倡導,毀之者,目之為道學殺人。

其實,這種觀念並不是從道學才開始提倡的,這正是儒學一貫的道統。在宋代,范仲淹正可以說是這一道統的關節點。他書寫《伯夷頌》,提倡名教,獎掖道學先進如孫復、李覯、張載等輩。無怪後來的道學至尊朱熹說:「本朝的忠義之風,卻是自範文正作成起來也。」[55]范仲淹進士及第的真宗朝,正是宋朝著手精神建設的開始。從這個時代起,以「長樂老」自稱,仕四朝十君的馮道,逐漸開始成為反面人物。

然而,王繼忠就生活在這個時代。如果,他沒有戰敗被俘,可能會默默無聞地老死軍旅。如果,他真的像宋朝當初所認為的那樣戰死沙場,在暫短的褒揚熱鬧過後,墳頭也會荒草萋萋,沒有幾個人會記得他。可是偏偏命運弄人,讓他做了俘虜,還讓他在敵國富貴榮華。如果,僅僅如此,以變節投敵四個字,也足以蓋棺論定。可是歷史又偏偏選擇了他,斡旋和約,使兩個敵對大國百年和好。

王繼忠本人並不複雜,他是一個勇敢的軍人、盡職的官僚,甚至還缺少官場上必要的城府。可是,卻讓評價他的人頗費躊躇。這是因為千百年來像染色體一樣代代相承的傳統,使評價的人變得複雜了。這是王繼忠還活著的時候便遭遇的兩難。

我們來看一下出現在澶淵議和時的一個場景。遼朝使者姚柬之來到了宋朝真宗行宮。翰林學士趙安仁作為接伴使負責接待。兩個人在針鋒相對地講了不少話之後, 姚柬之把話題轉到了王繼忠身上。

柬之又屢稱王繼忠之材。安仁曰:繼忠早事藩邸,聞其稍謹,不知其他也。[56]

這是李燾《長編》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到,趙安仁的回答,非常簡短而平淡。翻譯成今天的話就是,王繼忠早年在王府工作,我只聽說他挺老實的,別的我不知道。為什麼趙安仁沒有展開這個話題呢?因為這個話題實在是既敏感又複雜,現實利益與傳統理念錯綜交織。在《宋史》卷287《趙安仁傳》中,也有同樣的記載:

王繼忠將兵陷沒,不能死節,而反事之,柬之屢稱其材。安仁曰:繼忠早事藩邸,聞其稍謹,不知其他。

兩相比較,可以發現,《宋史》的記載比《長編》多出了「王繼忠將兵陷沒,不能死節,而反事之」一句局外人的旁白。這句多出的局外人的旁白,正是趙安仁的心結,難於展開話題的關鍵。趙安仁既不能迎合遼使,違心地稱讚王繼忠,又不能抨擊王繼忠,只好一語帶過。在當時對五代入宋不守忠節的「貳臣」已經有所非議的氛圍中,趙安仁回答,避開了如何評價的難題。無怪乎當時對趙安仁的應對本身,給予了很高的肯定:「安仁敏於酬對,皆切事機,議者嘉其得體。」[57]

《宋史》和《長編》的編修, 根據的都是宋朝國史之類的資料,本源應當是相同的。但為何《長編》沒有這句話,而《宋史》卻多了這一句呢?我估計是崇尚道學的元朝史官們加入的。有兩個旁證,這就是《遼史》和《宋史》的《王繼忠傳》傳後元朝史官寫的論贊。《遼史》的論贊是這樣寫的:

繼忠既不能死國,雖通南北之和,有知人之鑑,奚足尚哉!

《宋史》的論贊與《遼史》如出一轍:

繼忠臨陣赴敵,以死自效,其生也亦幸而免。然在朔庭,貴寵用事,議者方之李陵,而大節固已虧矣。

如何看待這些對於王繼忠的批評呢?我們的思考不應當脫離當時的具體環境。如果脫離了,左右我們思考的就只剩下抽象的價值判斷了。前面說過,這個問題在當時,現實利益與傳統理念就已經「剪不斷理還亂」般地纏成一團了。其實,在宋朝君臣眼中,從王繼忠死而復生的那一刻起,也就是當王繼忠的議和信件一出現,這個問題就與之俱來了。我們再來看一下,當時大臣們看到王繼忠來信時的反應:

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敵中,至是,為敵人奏議請和,大臣莫敢如何。

請注意,「大臣莫敢如何」,即一個個都不敢表態的原因,是把王繼忠來信看作是「為敵人奏議請和」。在這裡,敵我是黑白分明的。「陷敵中」不死,又為敵人做事,無異於投降變節,誰還敢說什麼。傳統的價值判斷已經阻塞了冷靜的分析。幸虧,有一個明白人站出來說話,否則,和平的機會很有可能擦身而過。宰相畢士安「以為可信,乃贊帝當羈縻不絕,漸許其成」。[58]

實際上,空洞的價值判斷就像紙上談兵,現實的利益永遠高於一切。這正像大宋王朝可以花錢買和平,大宋天子可以放下自尊,稱對方為大遼,與大遼皇帝稱兄道弟一樣。從前面所述真宗、仁宗兩代宋朝皇帝對在遼朝為官的舊臣王繼忠禮遇有加,對王繼忠留在中原的家人照顧倍至,也可以看出,宋朝君臣已經用維持和平這一現實利益超越了傳統的價值判斷。這種超越,包括承認「天有二日」,包括寬容王繼忠的「投降變節」。如果沒有這種超越,就不會有「澶淵之盟」的締結。

其實,即使是處於對「貳臣」非議的氛圍之中,當時的士大夫對傳統的價值判斷已經有了超越。這正是現實利益的考量使然。考察歷史上的思想認識,也有一個考察方法與考察對象的問題。距離王繼忠生活的時代已經有些時日的評論,與王繼忠的同時代人的評論,應當說是有所不同的。時下流行的長時段的考察方法,固然除去了身在此山的模糊,但各個時代添加給山峰的雲霧,也讓山峰產生了變形。我覺得顧頡剛先生的「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說,對於思想史的研究尤其適用。時代愈久,思想添加物的積澱就愈多,就愈難看清廬山真面目。因為脫離了彼時彼地的特定環境,沒有了利益纏繞與現實考量,便可以輕鬆地、不擔負責任地任由思想馳騁、觀念發揮了。就像對於王繼忠的評價,降至元代,沒有了宋遼長年廝殺征戰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壓力,自然可以輕鬆地指責王繼忠「不能死國」、「大節有虧」了。

因此,對於王繼忠的評價,我想回到原點,考察一下王繼忠的人品與講和行動的初衷。

先來看王繼忠的人品。關於王繼忠的人品,從前面的考述,已經片片斷斷可以窺見。這裡只是歸納一下。

先看事宋。在東宮的王繼忠盡職盡責,正直敢諫,為真宗以及同僚所敬畏。在戰場上的王繼忠身先士卒,連《契丹國志》都說「王繼忠率麾下死戰」。[59]之所以如此,王繼忠的想法是,「自以被遇厚恩,力戰圖報」。[60]在古代,皇帝就是國家的象徵,忠君與報國是聯繫在一起的。無援死戰,力盡被擒,可見王繼忠並非是貪生怕死的軟骨頭。「力戰圖報」的記載,表明王繼忠的確是想戰死沙場,以死報國的,前面引述的《宋史》論贊就明確說王繼忠「以死自效」。可是,有時候,死也不是一個人自己所能決定的。也許,有人會拿出同樣在戰場被俘的楊業來和王繼忠比較。不錯, 楊業被俘後絕食而死, 王繼忠卻受降為官。對死,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想法。選擇不死的王繼忠,一定是有著不死的牽掛。在遼朝擁有高官厚祿的王繼忠,依然向宋真宗提出回國的要求,不正是體現著這種牽掛!在遼朝,每次見到來訪的宋朝使者,每次接到他們轉交的皇帝的禮物, 王繼忠都是「服漢章,南望天闕,稱未死臣,哭拜不起,問聖體起居,不避敵嫌」,[61]這樣的表現,也不是投降變節、賣身求榮之輩所能做得出來的。

再看事遼。遼宋兩側的史料都說王繼忠「悉心勤職」[62]、「事必盡力」。[63]不僅僅是做個循吏, 王繼忠依然像服務於宋朝一樣,直道如矢,敢於進諫,並不避諱自己降人的背景,也不怕得罪契丹權貴。這樣做的王繼忠遭遇過誤解,也得到過理解,最終獲得了遼朝君主的「明於知人」之譽。《王文正公筆錄》指出了王繼忠為遼朝君主所重的原因;「繼忠為人有誠信,北境甚重之。」看來直到今天還常講的「誠信」,是不分古今和民族的。這正是人格的力量。

王繼忠不僅如上述恪忠職守,直言敢諫,還有著不諉過於人的可貴品質。王繼忠在降遼後初次寫給宋真宗的信中,敘述了被俘的經過。明明是主將王超的不施援手而導致戰敗的,但王繼忠還不忘為王超開脫,「非唯王超等輕敵寡謀,亦臣之罪也」,進行自我譴責。

綜上所述, 王繼忠的人格無可厚非。

接下來, 我們再來看一下王繼忠講和行動的初衷。

《王文正公筆錄》記載:

我師敗績,繼忠遂為契丹所獲,因授以官爵,為其婚娶,大加委用。繼忠亦悉心勤職,由是漸被親任。乃從容進說曰;竊觀契丹與南朝為仇敵,每歲賦車籍馬,國內騷然,未見其利。孰若馳一介,尋舊盟,結好息民,休兵解甲?為彼此之計,無出此者。國母春秋已高,國主承襲已歲久,共欣納之。

王繼忠對遼朝君主的進言,是站在遼朝的角度上分析兩國交戰給經濟和社會帶來的不利影響的。然而,王繼忠並不僅僅是為遼朝考慮的。戰爭猶如一柄雙刃劍,是禍及雙方的。王繼忠講和提議的出發點,他自己已經明確說出,是「為彼此之計」。我以為王繼忠的無可推託的使命和他的自我期許,不在於曾為「戰俘」的背景,而在於他「貳臣」的身份,所以才會有那樣的「為彼此之計」。這是他在自己的立場上,以自己特有的身份,來說服遼朝和宋方,是從自身出發的為彼此的周全。所以,最終他的提議能夠為宋遼兩朝的統治者所接受。「為彼此之計」,就是一種超越,就已經超越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狹隘立場。在當時,超越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狹隘立場的共同目標,就是和平。而恰恰是「結好息民,休兵解甲」的和平,才能超越狹隘的民族利益、國家利益,才能帶來雙贏, 帶來共同繁榮。正是王繼忠有了這種難能可貴的「為彼此之計」的超越,這個昔日的戰俘,才會不避嫌疑,不辭辛苦,千方百計,三番五次,終於促成了「澶淵之盟」,帶來了兩國百年和好。

在當時人對王繼忠的評價中,我很看重王曾的評論。前面曾幾次引用過王曾的《王文正公筆錄》。王曾是王繼忠的同時代人,說不定兩個人還彼此見過面。王曾既是典型的士大夫,又是一個政治家。他在真宗後期與權相丁謂等人的複雜的政治鬥爭中突圍,後來占領了政治高地,當了宰相。王曾的王繼忠評論,應當說是既有著現實關懷,又有著政治家的冷靜的,卻少了後來道學家的酸腐和冷漠。他借遼人的口說出了這樣的話:

彼土人士或稱之曰,古人盡忠,止能忠於一主,今河間王南北歡好。若此,可謂盡忠於兩國主。

「盡忠於兩國」的王繼忠,比只盡忠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前人,其超越,就在這裡。接著王曾又說:

繼忠身陷異國,不能即死,與夫無益而苟活者異矣。

與苟且偷生者不同的正在於, 王繼忠「盡忠於兩國」、「為彼此之計」的認識超越,而正是由於這種認識的超越,使他促成了「澶淵之盟」,做出了一個戰俘乃至「貳臣」的貢獻。而宋遼兩國對王繼忠的共同肯定,也可以說是在具體問題上超越了民族和國家的畛域。

五、附論:「王繼忠現象」引發的振盪

「王繼忠現象」,在「澶淵之盟」之後,在宋朝也引發了持續的振盪。

「澶淵之盟」締結過去了將近四十年之後, 長期依違於宋遼之間的西北小國党項人的西夏,宣布獨立。這一舉動引發了宋夏戰爭。仁宗康定元年(1040),三川口之戰,宋軍大敗,大將劉平被俘。但當時戰場情況混亂,人們尚不知劉平究竟是戰死還是被俘。一名從戰場上逃回的軍官,報告說劉平投降了西夏。接到報告,朝廷便派禁軍迅速包圍了劉平在河中府的府邸,並派後來成為宰相的殿中侍御史文彥博設置特別法庭,又派龐籍前往審訊。對於朝廷的這種做法, 天章閣侍講賈昌朝表示了異議。上言說:

漢殺李陵母妻,陵不得歸,而漢悔之。先帝厚撫王繼忠家,卒得其用。平事未可知,而先收其族,使平果存,亦不得還矣。

賈昌朝用了正反兩個事例來說明抓捕劉平家屬的做法不明智。其中之一就是真宗厚撫王繼忠家的例子。他說正是這種厚撫王繼忠家屬的做法,使王繼忠最終發揮了積極作用。後來朝廷聽從了賈昌朝意見,沒有抓捕劉平的家屬。當據傳聞得知劉平戰死後,對家屬進行了優恤。[64]宋朝史官把賈昌朝的上言寫進了國史,加以肯定。其實,國史所據,當是王安石所寫的賈昌朝神道碑。在神道碑中,王安石這樣寫道:

劉平為趙元昊所得,邊吏以降敵告。議收其族。公言;漢殺李陵母妻子,陵不歸而漢悔,真宗撫王繼忠家,後賴其力。且平事固未可知。乃不果收。[65]

由於神道碑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宋代名相王安石所寫,所以流傳很廣。不僅為宋朝國史所採用,而且金朝著名文人元好問在他的《東平賈氏千秋錄後記》[66]中,也幾乎原封不動地引述了這件事。南宋真德秀原編的《續文章正宗》[67]和明代人編選的文章範本《文章辨體匯選》[68]則全文收錄了這篇賈昌朝神道碑。從賈昌朝的發言,到王安石記述, 元好問的轉引, 真德秀的收錄,明代人的編選,王繼忠的事情都是作為正面的事例來講的。這也就意味著包括王安石在內的歷代人對王繼忠的肯定。至少,當時的朝廷聽從賈昌朝意見,在尚不明劉平是否戰死的情況下,沒有迫害劉平家人,證明王繼忠的事例已經產生了積極的效果,影響了政府的俘虜政策。而王安石的文章後來被廣泛引用,則在意識形態上持續了積極的影響。戰爭不幸,戰俘更不幸,以人為本,善待戰俘。這則是王繼忠本人也未曾想到的他的事例所引發的積極作用。這該算做賈昌朝和王安石的一種超越吧。

注 釋

[1]《王荊公詩注補箋》卷7,《澶州》。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

[2]《玉壺清話》,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4年。

[3]《錦繡萬花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年。

[4]《宋朝事實類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81年。

[5]《宋史》(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卷6《真宗紀》載: 「(真宗)幼英睿,姿表特異,與諸王嬉戲,好作戰陣之狀,自稱元帥。太祖愛之,育於宮中。嘗登萬歲殿,升御榻坐,太祖大奇之,撫而問曰:天子好作否?對曰:由天命耳。比就學,受經一覽成誦。」

[6] 在激烈競爭中取得皇位的真宗並非庸主,他在即位後,為了培植自己的勢力,提拔重用了一大批潛邸舊僚。就武臣來說,除了王繼忠之外,《宋史》在《王繼忠傳》之後,還附了如下一大段與本傳不大相干的內容: 「真宗宮邸攀附者,繼忠之次有王守俊至濟州刺史,蔚昭敏至殿前都指揮使、保靜軍節度,翟明至洺州團練使,王遵度至磁州團練使,楊保用至西上閤門使、康州刺史,鄭懷德至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永州團練使,張承易至禮賓使,吳延昭至供備庫使,白文肇至引進使、昭州團練使,彭睿至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武昌軍節度,靳忠至侍衛馬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郝榮至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陳玉至冀州刺史,崔美至濟州團練使,高漢美至鄭州團練使,楊謙至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河州刺史。」真宗培植自己的軍人勢力,於此可見一斑。至於培植文人勢力,可參見拙作《代王言者:以宋真宗朝翰林學士為中心的考察》(《漆俠先生紀念文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年)

[7] 王曾:《王文正公筆錄》,百川學海本。

[8]《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卷45咸平二年十二月辛酉條。以下簡稱《長編》。

[9]《長編》卷49咸平四年七月己卯條。

[10]《長編》卷51咸平五年四月甲申條。

[11]《長編》卷52咸平五年六月乙亥條。

[12] 王稱:《東都事略》,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1991年,卷50《張耆傳》。

[13] 王繼忠的望都之戰,其戰況敘述主要根據《長編》卷54咸平六年四月丙子條以及《宋史·王繼忠傳》。

[14]《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5年。

[15]《東都事略》卷42《王超傳》。

[16] 葉適:《葉適集·水心集》, 北京:中華書局校點本,1985年。

[17]《宋史》卷278《王超傳》:「上即遣劉承珪、李允則馳往察退衂之狀,且言鎮州副部署李福、拱聖軍都指揮使王升當戰先旋。福坐削籍流封州,升決杖配隸瓊州。」

[18]《宋史》卷281《寇準傳》。

[19]《長編》卷57景德元年閏九月。

[20]《長編》卷57景德元年閏九月乙亥條。

[21] 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27,曹操《蒿里》。

[22] 范能睿編:《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集補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卷1,《漁家傲》。

[23] 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四部叢刊本,前集卷4。

[24]《宋會要輯稿·兵》八之一二。

[25] 以上所述王繼忠與真宗的書信往復,均見於《長編》卷57景德元年閏九月乙亥條記載。不過,《長編》所載真宗的答詔只是節文,全文載《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232,題為《賜王繼忠詔》,時間記在「景德元年九月乙亥」。按,是年九月壬午朔,月內無乙亥日,而閏九月壬子朔,乙亥為二十四日。可知《詔令集》所記「九月」前脫一「閏」字。

[26] 遼朝曾編修《起居注》、《日曆》以及《國史》,最終由宰相耶律儼主持,整理成為《實錄》。金代兩次纂修《遼史》,均以《實錄》為底本,然未能成書。元末纂修《遼史》,亦以遼朝《實錄》為主要資料,僅用一年時間,匆促成書。

[27]《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6年)卷298《象緯考》十二載: 「六年正月辛亥,月犯房上,將次將心小星。占曰:將臣死。其年戎寇南牧,副都部署王繼忠戰沒。」如果王繼忠一直沒有出現,那麼術士的騙術也就永遠不會穿幫。可惜沒有記載, 王繼忠重新出現,那些術士是如何自處的。

[28]《長編》卷58景德元年十月丙戌條。

[29] 真宗答詔全文, 載《宋大詔令集》卷232,亦題為《賜王繼忠詔》,時間記在「景德元年十月日」,移錄如下: 「今月二十六日,石普遣人賚到卿重封奏狀,知已領得近降手詔,及言所議通和,固已端的,乞早遣一人到此商量。再閱奏陳,備已詳悉。頃從邊事,因虧玉帛之歡;既絕使人,遂構干戈之役。兩地之交兵不息,四方之受弊實多。疆埸未寧,歲月茲久。今卿再形奏狀,將議修和,保高議於歡盟,垂永圖於家國。安民繼好,今古美談。況朕自守丕基,常思遠略。務誕敷於文德,豈專耀於武功。睹此來音,固葉素志。已議專差使命,致書大遼。止於旦夕之間,令自旦冀前去。卿可具言此意。請諭巡邏之人,候見所遣使車,立令防授引送。俾一介之使,無或稽留。冀兩朝之情,得以通達。」

[30] 以上所述王繼忠與真宗書信的第二個往復,見於《長編》卷58景德元年十月丙午條記載。

[31] 除了《長編》,相近記載還見於《宋史》卷273《李延渥傳》。

[32] 李綱:《喜遷鶯·真宗幸澶淵》(《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33]《遼史》卷85《蕭撻凜傳》。

[34] 以上引文以及所述王繼忠與真宗書信的第三、第四個往復並其中曲折,見於《長編》卷58景德元年十一月甲戌條記載。

[35] 關於歲幣數量,據《五朝名臣言行錄》前集卷4記載,本來宋真宗交代的底線是「百萬以下皆可許也」。但在曹利用臨出使前,又被宰相寇準招去,嚴厲地對曹利用說: 「雖有敕旨,汝往,所許毋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准,准將斬汝。」聽了寇準的話, 「利用股慄,再至虜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儘管這段戲劇性的描寫類乎野史稗說,但從真宗的急於求和的心理和寇準的跋扈性格,以及寇準曾提出過更為苛刻的和談條件等諸方面看,這個記載是可信的。

[36] 「澶淵之盟」的順利締結,實與遼朝了解了當時宋朝的軍事實力有關。據《長編》卷58景德元年十二月庚辰條記載, 曹利用在陪伴遼朝使者韓杞回到澶州宋軍行營時,曾派懂契丹語的手下竊聽了韓杞與隨行的談話。韓杞說,你們看到澶州北寨的士兵了嗎?士卒精銳,武器先進,和以前聽說的不一樣,太可怕了。韓杞的這種實地觀感,無疑如實傳達給了蕭太后,恐怖的心理也一定一併感染了過去。

[37] 以上宋遼兩朝誓書文本,據《長編》卷59景德元年十二月辛丑條注文錄入,個別文字據《契丹國志》、《雞肋編》卷中之援引校正。

[38]《長編》卷58景德元年十二月戊子條。

[39]《長編》卷58景德元年十二月乙未條。

[40] 出處同上。

[41] 出處同上。

[42] 出處同上。

[43]《長編》卷61景德二年十月丙戌條。

[44]《長編》卷62景德三年三月乙巳條。

[45] 在第一次赴遼的宋朝使節團中,至少有正副使四個人,為什麼王繼忠偏偏找韓國華,托他捎信呢?這個細節反映了王繼忠熟悉他們中每個人的實際地位高低與份量的輕重。《長編》卷62景德三年三月乙巳條的李燾自注云: 「尹洙志國華墓雲,上令周漸、張若谷凡事當問國華。恐飾說,今不取。」但從王繼忠專找韓國華委以重託來看, 尹洙所寫當為屬實,並非飾說,李燾的史料判斷有誤。

[46]《長編》卷62景德三年三月乙巳條載:「韓國華之還也,又奉表懇請致書國主,召己歸。上以盟誓之約各無所求,因中正等行,賜繼忠手詔諭意,且言,國主若自許卿歸,則當重幣為謝。然契丹主遇繼忠厚,亦弗許也。」按,真宗賜王繼忠詔,載《宋大詔令集》卷232。

[47]《長編》卷54咸平六年五月乙酉條。

[48]《宋會要輯稿·方域》四之二二。

[49]《遼史》卷47 《百官志》三《南面》。

[50]《遼史》卷47《百官志》三《南面宮官》。

[51]《遼史》據卷15《聖宗紀》及卷115《高麗傳》,伐高麗時王繼忠被任命為副殿前都點檢,而非本傳所記「行軍副部署」。

[52] 關於王繼忠在遼朝任命北院樞密使時的發言,可與其發言涉及到的當事人的《遼史》傳記相參證。卷81卷《蕭和卓傳》載:「升北院樞密使。時議以為無完行,不可大用。南院樞密使王繼忠侍宴,又譏其短,帝頗不悅。」卷88《蕭迪里傳》載:「漢人行宮都部署王繼忠薦其材可為樞密使,帝疑其黨而止。」

[53] 關於王繼忠的封王,無論是《王文正公筆錄》所記的「河間王」,還是《隆平集》卷18、《東都事略》卷42《王繼忠傳》所記的「吳王」,都是宋朝一側因信息阻隔而得到的傳聞之詞,似不確,當以本於遼朝實錄的《遼史》為準。

[54]《長編》卷99乾興元年八月辛酉條。在這條記事之後,《長編》記有說明性文字:「宗信即王繼忠也。契丹封吳王,改今姓名。任中行等使還,宗信亦以名馬來賀登極。」

[55]《朱子語類》, 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47《論語》。

[56]《長編》卷58景德元年十二月甲申條。

[57] 出處同上。

[58] 劉摯《忠肅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巻11《畢文簡神道碑》。

[59]《契丹國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7。

[60]《隆平集》,台北:文海出版社,《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影印本,1967年,卷18《王繼忠傳》。

[61]《玉壺清話》,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4。

[62]《王文正公筆錄》。

[63]《遼史》卷81《王繼忠傳》。

[64]《長編》卷126康定元年三月戊寅條。

[65]《臨川文集》, 四部叢刊初編本,卷87。

[66]《元好問全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卷34。

[67] 文載《續文章正宗》(《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1986年)卷3。

[68] 文載《文章辨體匯選》(《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1986年)卷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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