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的政治思想有多先進?對生命的體驗解釋了一切

蓉蓉敘說歷史 發佈 2024-01-21T21:21:29.249888+00:00

在其人生的後半段,時勢最終促使他決意隱居湘西石船山,皓首窮經,伏案著述, 其理想抱負以及內心孤憤都化作點滴文字,書寫出了深邃而又豪壯、險阻坎坷而 又闊達自己的一生。

王船山所生活的明清之際,時勢急驟變化,歷史風雲變幻,黃梨洲將這一時期稱之為「天崩地解」的時代。王船山作為一名出身於書香世家的傳統知識分子,自幼飽讀詩書,胸懷著應試出仕、治國平天下之理想,但是時勢的變化使得他在面對時代與命運的變化中,雖然奮力抗爭而又難以逆轉歷史時代之洪流。

在其人生的後半段,時勢最終促使他決意隱居湘西石船山,皓首窮經,伏案著述, 其理想抱負以及內心孤憤都化作點滴文字,書寫出了深邃而又豪壯、險阻坎坷而 又闊達自己的一生。船山十歲從其父兄學習經義,十六歲始學詩,自謂閱古今人所作詩歌不下十萬首,經義文章亦數萬篇。

歷經如此不平凡的一生,他在伏案著述的同時,或孤憤抒懷,或吟詠唱和;特別在其晚年,船山甄選評點歷代詩歌、作詩評詩話,其人生閱歷、學術思想底蘊與詩學相交融,呈現出異彩紛呈而又獨特的詩學篇章。

成長於青年時期

這一時期的劃分,起自王船山出生的1619年,止於 1643年北上應試,因中途道路梗阻,返回到湖南衡陽。船山於萬曆四十七年農曆九月初一子時 出生於湖南衡陽城南回雁峰王衙坪。

其先世本來是揚州高郵人,在明代永樂初年官衡州衛。其父王朝聘,字逸生, 一字修侯,號武夷先生,始以文學知名,於明代天啟辛酉中鄉試副榜;母親譚氏孺人。船山兄弟三人,其兄介之、參之,船山排行第三。

船山四歲即隨伯兄石崖讀書,年少即聰穎過人。父親對船山管教嚴厲,督促他博覽宋代諸儒的性命之學;崇禎五年,年僅十四歲就考中秀才,被選入衡陽州學;次年,赴武昌應鄉試。

崇禎九年、十二年,先後兩次赴武昌應試,均未中。其間,船山在長沙、衡州等地遊學交友,崇禎十一年遊學嶽麓書院,參加鄺鵬升等人組織的「行社」。崇禎十二年與衡州友人組織「匡社」。

明崇禎十五年,再次與伯兄石崖往武昌應鄉試,船山中試第五名《春秋》經魁;其兄中試第四十名。是年冬天,與伯兄遵父命北上應試,行至南昌道路受阻,於此泊舟度歲。

崇禎十六年春,船山二十五歲,回到衡陽,刊刻《漧濤園》詩集,該集不久後毀於戰亂不存。是年十月,張獻忠率軍攻陷衡陽,武夷先生與石崖先生被張部屬所抓,船山刺面傷腕,傅以毒藥,偽裝傷口,救出父兄。

綜觀這一時期船山成長經歷,對於船山學術思想及詩學觀的形成之影響較為顯著的,主要體現為如下幾個方面:首先,深厚的家學淵源和嚴謹的家庭教導,使得船山形成治學嚴謹、志向高遠而又實踐務實的良好品行。在船山成長過程中,父親朝聘、叔父廷聘、伯兄介之等,都對其言傳身教,培養塑造其良好品行。

王朝聘七次參加鄉試,屢試不中,五十三歲才考中鄉試副榜。後赴京城遊學北雍十載,本來可以以優異成績從仕,但因拒絕納賄,憤然撕毀委任狀牒,布衣回到鄉里,以處士終老。王朝聘年少時從學明代衡州的大儒伍定相,宗濂洛之正傳,排斥釋氏之學和陽明心學等,都對船山思想與品行之形成有著極大的影響。

叔父王廷聘字蔚仲,號牧石,也曾與武夷同問學伍學父,對船山思想、品行和詩學等也有著較大影響。牧石先生這種排斥批評公安、竟陵詩風,學習師法盛唐、建安詩風的詩學理論與實踐,應當對船山詩學也形成了較為深遠的影響。同時,在品行上,也對船山有著切實的教導和影響。

伯兄王介之,字石崖,長船山十三歲。船山自幼與伯兄石崖長期同處,「同席受讀」,接受啟蒙和學習經書,多次同往武昌應試並同年中鄉試榜,受其兄耳濡目染亦頗深。船山家道中落,且父親武夷先生曾遊學北雍十載,其間主要依靠其伯兄石崖贍老撫幼。

其次,船山作為傳統的知識分子,年輕時期仍然以飽讀詩書、考取功名然後出仕為官、治國平天下為志向。在這一時期,船山飽讀詩書,立志功名,廣泛遊學交友結社。

一方面,他積 極參與組織「行社」「匡社」,雖看似只是與友人議論文章、品評詩篇,但是也不無與志同道合者研討學術,反對陽明心學、追求躬行務實之風,同時關心國是,力求匡正時弊、匡扶國家社稷。

另一方面,船山在這一時期,仍然對明代朝廷抱有熱切的期望,希望自己的治國佑民的理想信念通過科舉出仕來得以實現。他在科舉道路上孜孜以求,四次參加鄉試,並在第四次鄉試中式第五名《春秋》經魁,隨即與伯兄石崖準備北上會試。

只是因為時局變化,應試途中道路受阻,他們才又回到鄉里。當然,我們必須認識到,這在當時,科舉這條道路應該是實現他的經世思想的最主要途徑。

再次,歷史的風雲變幻,時勢的深刻變化,不僅影響到船山的個人命運走勢,更加深刻影響到其思想認識的發展軌跡。

青年王船山以為只要遵循正常的科舉之路,「學而優則仕」,就可以實現傳統的知識分子「內聖外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但是,明代末年, 資本主義萌芽、明朝政權腐化墮落、農民的饑荒等多種因素,引起國內封建 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激化。

王船山北上應試之路自然被阻斷,船山與伯兄石崖於南昌決計歸養,回到衡陽。其時所作《元日泊章江用東坡潤州韻》其一意謂農民軍與明朝軍隊「魚龍血戰」正如火如荼,使得其北上應試「輕舟」仍未能「度江南」,內心不乏惋惜之情。

如果說此時的「變故」只是阻斷了船山的 應試中舉之路,促使船山思想開始發生轉變;那麼之後明王朝的毀滅以及船山中年時期奮力抗清的失敗,則真正促使船山仕途與歷史思想體系的根本確立。

最後,深厚的家學淵源、青年時期的遊學交友結社等活動、傳統知識分子的詩學素養以及詩人般的敏感氣質等等因素,也對船山詩學思想有著重要的影響。船山出身於書香世家,父輩、兄弟等都長於詩文。伯兄石崖則與船山一起學習詩、書,船山更是「十六而學韻語,閱古今人所作詩不下十萬」。

青年船山 既與師友唱和,也與友人針砭評論當時的不正詩風。即從十六歲開始學習作詩,並受教於牧石先生,其時也學習當時流行 的竟陵詩派,到 1645 年二十七歲時「念去古今而傳己意」。

中年抗清時期

這一時期起自明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崇禎自縊煤山,明王朝滅亡,是年五月,船山「聞北都之變,數日不食,作《悲憤詩》 一百韻,吟已輒哭」;止於清順治十六年,船山閒居南嶽雙髻峰。

在這十餘年間,船山一面奮起抗擊清軍,試圖力挽狂瀾,恢復重建明代江山;另一方面也面對清廷追捕,幾次歷經逃難,甚至隱姓埋名,舉家遁入深山。明亡後,明朝原來的宗室及文武百官南遷逃難,1644—1647年,先後成立弘光、隆武、紹武、永曆等政權,永利政權還存續了十五年之久。

而南明政權的苟延殘喘,很大程度上也得益於農民軍的奮起抗擊清軍。面對這一被視為『地 裂天傾』的大變局,開始王夫之只是為明王朝的覆亡而『痛哭』,寫《悲憤詩》一百韻,仇視農民軍。

而當清軍南下,實行武力征服及民族奴役政策,陸續頒布了『圈地令』『嚴禁逃人令』,尤其強行剃髮令,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反抗,農民軍奮起反擊,成為廣大人民抗清鬥爭的主力。這時,王夫之滋生了強烈的民族意識,把仇恨轉向清朝統治者及無恥降清的敗類,並因而逐步改變了對農民軍的態度。

這一感情的變化,重新判別敵、友、 我關係,把民族大義放在一切正義的首位,是王夫之一生重大的思想轉折,但這並非來自書本,而是來自投身社會實踐所受到的客觀現實的教育。

其時,李自成死後,餘部兵力近 五十萬組成「忠貞營」,屯聚兩湖地區,欲與南明政權屯守湖南的何騰蛟、屯守 湖北的堵允錫聯合抗擊清軍。但是何、堵二人「措置無術,而又不想能」,即既無處置才略,又各懷心思勾心鬥角,無心抗清;船山上書章曠,正是欲彌合農民軍與南明軍隊,共同抵禦南下清軍。

奈何章曠以為船山只不過是一介書生,他的答覆是:「本無異同,不必過慮。」船山心灰意冷,只好無言以退。順治五年十月,與管嗣裘等人合謀舉兵衡山,戰敗軍潰,船山攜帶侄子王敉逃亡耒陽、興寧、桂陽等地,直奔肇慶投奔南明永曆政權。

在肇慶,堵允錫舉薦船山為翰林院庶吉士,船山以守父喪制謝辭。次年夏,船山回到衡陽探視母親,住衡陽長樂鄉石仙嶺下耐園,奉養老人。未幾,衡陽當地土人弄兵者,以船山曾舉兵抗清故欲謀害之,船山雖僥倖逃脫,但是家中書稿等所有均被掠去。船山遵母命再赴肇慶。

順治七年,永曆政權其時已經是「紀綱大壞」,王化澄等人結為「吳黨」,結黨營私,擾亂綱紀。金堡、丁時魁、劉湘客、袁彭年、蒙正發等人志在 振興綱紀,而王化澄等人卻將他們誣陷為「五虎」,逮捕入獄,欲置於死地。

船山與管嗣裘同向嚴起恆進謁:「諸君棄墳墓,捐妻子,從王於刀劍之中,而黨人 殺之,則志士解體,雖欲效趙氏之亡,明白慷慨,誰與共之者?」嚴起恆深感其言甚是,為之力請於朝廷,但是「化澄之黨」反咬一口,「參起恆,先生亦三上疏,參化澄結黨誤國」。

王化澄等人因此對船山懷恨在心,恰好當時有攸縣狂人作百梅詩冒用船山之名為序言,他們以此構陷文字之獄,欲將船山置於死地。幸得降明農民軍首領高必正力爭才得以倖免於難,船山去官離開。

此後幾年,船山攜家輾轉流離湖湘、廣西各地,躲避清廷官兵的追捕。王敔《行跡》云:「自此隨地托跡,或在浯,或在耒,或在晉寧,或在漣、邵。所寓之處,人士俱極依慕。亡考不久留,輒辭去。」甚至曾隱匿常寧山中之「猺 洞」,「變姓名為『猺人』」,授受山中逸士的饋贈米粟以補給家用。

其間,張獻忠大西政權軍隊由孫可望、李定國率領,聯合南明政權軍隊抗擊清軍。清順治九年秋八月,孫可望部將李定國率軍由廣東進入衡陽,欲招請王船山,共議抗清復明大業,船山不往,作《章靈賦》以抒己志。

船山隱居於耶姜山。 船山攜家在湖廣之間輾轉流離,身心都遭受到極大的考驗。在孤苦逃難之中,開始深刻思考和著述。其間雖然偶有離鄉避難山中,或出遊寓居訪友,但大多數是隱居湘西茱萸塘、石船山,專心著述。

歸隱著述時期

船山晚年,居湘西草堂,潛心撰述著作等。據王之春《船山公年譜》統計,船山著書凡百餘種,其中著錄有名者。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初二,船山去世,年七十又四。

身後葬于衡陽西 鄉金蘭都高節里之大羅山。回顧自己的一生,船山自志其墓碑銘曰:「抱劉越石 之孤忠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於茲丘,固銜恤以永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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