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洞見】孫運梁 | 「權力—學科」規訓下刑事法學科的產生、嬗變及其整合 |

平陰縣檢察院 發佈 2024-02-26T08:43:46.473890+00:00

學科構成了話語生產的一個控制體系,它通過同一性的作用而設置其邊界,而在這種同一性中,規則被永久性地恢復了活動。

學科構成了話語生產的一個控制體系,它通過同一性的作用而設置其邊界,而在這種同一性中,規則被永久性地恢復了活動。

——米歇爾·福柯

福柯關於「權力-知識」的理論,表明一切似乎都無所逃於權力的天羅地網,他強調不應只將注意力放在宏大權力上,要特別注意權力的微觀物理機制,這種毛細形式的權力是藉助於對各種細枝末節的管理實現的。福柯的這種微觀權力面向,對於學科制度的規訓特性討論影響很大。「學科」原是教育學的一個概念,福柯揭示了「學科」包含的「規訓」與「權力」的實質,使其成為批判現代知識生產體系的話語工具。作為研究犯罪與刑罰現象的刑事法學,要受到學科制度的規訓,遵循「權力-知識」的存在規則。刑事學科制度界定了刑法知識生產的場域,決定著刑事法人才的培養和學術職業樣式,規定著刑法知識生產的模式。在「權力-學科」規訓下,刑事法學科產生,並經歷分立-整合的嬗變過程。同時,刑法知識的生產被圍囿於各個刑事法學科之中,難免自我滿足和自我封閉。鑑於刑事學科的這種現狀,有學者提出刑事一體化思想,強調刑事學科之間的融合,主張整體化、跨專業的研究,從而針對犯罪現象提出全面深入的原因分析和有效合理的對策措施,更深刻地理解刑法學的法條、法理,真正認識訴訟程序的價值和應用,為決策者、立法者、司法者提供行之有效的理論支持,推動刑事法治的進程。


一、「權力-學科」規訓

之下的知識生產


「學科」一詞譯自英文的discipline,其含義繁難與discipline的含義複雜有關。英文的discipline,名詞指:(1)(智力的、道德的)訓練、訓導;(2)紀律;(3)處罰、懲罰;(4)學科、(大學裡的)科目。動詞指調教、訓誡和懲罰。法文(discipline)、德文(disiziplin)以及拉丁語(disciplina)中都有相類似的情況:學科,一方面指知識的分類和學習的科目,另一方面又指對人進行的培育(並且尤其側重於指帶有強力性質的規範和塑造)。當discipline主要地被譯為「學科」時,這一詞語的其他層面的意義就被忽略了,人們是在互不關聯的情況下分別使用它的「知識門類」與「規範」的含義。20世紀極富挑戰性和反叛性的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重新強調了discipline所兼有的「學科」和「規範」的雙重含義。他認為任何學科都是一種社會的規範,比如「精神病理學」、「社會學」、「犯罪學」等等就是在社會監控、規訓大眾、懲罰罪犯的實踐中產生的專門研究領域,同時這些學科的研究結果又會成為強化和改進社會規訓和控制的手段。福柯一針見血地指出:「在任何社會裡,話語一旦產生,即刻就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篩選、組織和再分配」,學科則「構成了話語生產的一個控制體系,它通過同一性來設置其邊界」。


從傳遞知識、教育教學的角度看,學科的涵義指的是「教學的科目」(subjects of instruction),即教的科目或學的科目;從生產知識、學問研究的角度看,學科的涵義則是指「學問的分支」(branches of knowledge),即科學的分支或知識的分門別類;從大學教學與研究組織的角度看,學科又可作為學界的或學術的組織單位(units of institution),即從事教學與研究的機構。「教學科目」、「學問分支」、「學術的組織」是「學科」最基本的三層含義。其中「教學科目」可以被學校教育完全涵蓋,而「學問分支」和「學術的組織(機構)」則與科學的社會建制相交疊,不能完全被高等學校包容。學科——就其「學術的組織(機構)」這一層面上的含義來說——並不限於高等學校的範圍。費孝通曾經談到學科機構的不同方面:一是學會,這是群眾性組織,不僅包括專業人員,還要包括支持這門學科的人;二是專業研究機關,它應該在這門學科中起帶頭、協調、交流作用;三是各大學的學系,這是培養學科人才的場所,為了實現教學與研究相結合,不僅在大學要建立專業和學系,而且要設立與之相聯繫的研究機構;四是圖書資料中心,為教學和研究工作服務,收集、儲藏、流通學科的研究成果,有關的書籍、報刊及其他資料;五是學科的專門出版機構,包括專業刊物、叢書、教材和通俗讀物。


「學科制度」是指現代大學學術活動的制度性規範和組織模式,即界定和支撐各個學科的知識活動及其機構發展的規範控制體系和組織結構體系。這是一個福柯式概念,強調其中的規訓性含義。通過知識生產與傳承,學科制度把教授及其學生這個學術共同體聯繫在一起,自我規範和發展並致力於各種類型的知識活動。各種學術資源以學科制度為中心、由各個學術共同體分類集結,以利於知識的發展;學術共同體在外部關係中有著一定的自主性,同時也受種種社會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學科制度有兩層含義:一是學科的組織結構,包括知識規劃、人員結構、資源組成等層面,是種外顯性機制;二是學科的規範體系,包括科學研究範式、職業生存方式等方面,為內隱性機制。學科制度是知識及其生產者的生成方式,同時又是其結構性限制,成為學術發展的動力機制和約束機制,在這之中非常重要的是人與制度的互動。在現代大學與學術發展的關係當中,學科制度是一個中介因素:外在的社會影響要通過它發生作用,知識體系的內在需要也須向它尋求權利。通過建制專業組織以及出版學科和專業研究的期刊,以及其他的學科規訓管理機構去評價、審查學科內的研究活動與成果。學科規訓制度通過審查功能決定、主導著學科內的知識產生與積累的方式。「學科」既是權力干預、規訓和監視、懲罰人的技術,又是製造知識的手段,任何人都無法超越由學科規訓制度組成的統制真理的羅網。


(一)學科制度界定了

知識生產的場域


學科(discipline)的觀念將話語的生產和意義的流通保持在狹窄的範圍內,而將「所有稀奇古怪的知識都排除出它的範圍之外」。學科制度是一種知識的生產制度,是學術組織和大專院校依據排他性的方式,掌握各種資源和權力,左右學科發展方向的建制過程。在學科制度的框架內,學術體制的內部組織、知識規劃都受制於學科門類的規定,相應地,每一學科的研究方法與理論體系也必須服從於本學科的規範。「對於普遍性的宣稱(如普遍的恰切性、普遍的適用性、普遍的有效性),不管怎樣地受到限定,都是內在地蘊含於一切學術科目的合法化依據中的,這是學科的制度化要求的一部分。」伯恩斯坦指出:「一個社會如何選擇、分配、傳遞和評價它認為具有公共性的知識,反映了權力分配和社會控制的原則。」伊斯蘭德對知識廣泛的制度環境提出疑問,其說法更為激進:「制度、習慣和信念都是傳統、成見和利益的倉庫,所以它們是非理性的,是在追求合理性的過程中各種偏見和錯誤的根源。」他們在學校內部和國家層次上,把學科當作由交際網絡、物質報酬和意識形態所支持的社會體系來研究。各門學科之間圍繞著地位、資源和勢力範圍產生種種關聯,而教育社會學家將之強化為「衝突」。這種聚焦於利益的觀點由於課程史的研究得到了相當的發展。如艾沃·F·古德森在英國學校課程社會史的個案研究中顯示出,學校科目不是獨立的個體,而是各種亞群體和傳統不斷翻新的結合物,這些群體的活動影響和改變著學科的劃分和地位,他們是整個事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是「為自己的生存和條件改善而奮鬥的群體」;在學科成立的過程中,基礎科目群表現出從陶冶性和實用性傳統向學術性傳統靠攏的傾向,希望被看成學術性科目的願望,將會在發展戰略和學科定位兩個方面發生衝突。「這些基本矛盾是競爭者之間為了取得能定義、評估與分配知識的團體成員資格,而圍繞著身份和合法性展開的。」古德森認為,由於活躍在學科利益群體內部的個體和亞群體具有明確的身份意識,使得他能夠嚴謹地驗證把課程控制的權力歸因於統治性利益群體的社會學理論的實證可靠性。這一研究把目光由單純的知識移向組織的觀點。艾倫·布魯姆乾脆稱「知識體是一種規範秩序」,認為對知識的社會組織的描述並非根據所用知識來構建真實事件的「結構特徵」,相反它是一個組織化理性集合體的成員之間協調的非正規理解的產物。


學科制度是一種知識生產和知識創新中的制度體系,是規範特定學科科學研究的行為準則體系和支撐學科發展和完善的基礎結構體系,前者稱之為學科制度精神(the ethos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後者稱之為學科制度結構(the infrastructure of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學科制度精神包括智慧活動的人文理念、科學活動的精神氣質或普遍原則、普遍原則指導下的操作細則;學科制度結構是學科研究的物質基礎,至少包括職業化和專業化的研究者及它們賴以棲身的研究機構和學術交流網絡、規範的學科培養計劃、學術成果的公開流通和社會評價、穩定的基金資金來源等。學科制度是一種秉承確定的職業倫理體系的知識行動者,在特定學科的知識生產和知識創新過程中所建構的制度體系,其基本要素涵括知識行動者群體及其職業倫理體系、學科培養制度、學科評價與獎懲制度和學科基金制度。學科制度是學科的規範體系及其物質體現;在學科的規範體系及其物質體現背後,還有某種深層的理念支撐。因此,學科制度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學科的深層理念,第二層次是學科規範體系,第三層次是學科的物質體現。前兩層次相當於學科制度的軟體,也即學科制度精神,第三層次相當於學科制度的硬體,即學科制度結構。國外一些學者則考察了知識生產與權力的關係,認為學科兼有知識和權力的雙重含義,並產生了一個新名詞disciplinarity,我國學者將其譯成學科規訓,意在突出學科知識的規範性格。如福柯在考察了不同歷史時期知識的特徵後認為,知識來源於力量,但另一方面知識本身又是生產、規範、配置與操作力量體系;不同歷史時期知識具有不同特徵,因此也以不同方式規範人。他認為學科規訓是生產論述的操控體系和主宰現代生活的種種操控策略與技術的更大組合。


學科規訓理論是國外學者從對學科(discpline)的字源探究入手,在分析學科規訓制度生成的歷史的基礎上提出的一種學科理論,它同時從知識和規訓方式的角度來對學科進行界定。學科不僅僅表現為靜態的知識,還涵括了一種動態的知識分類和生產結構,即所謂的學科是一種「知識-權力」體制。因為知識本來是一個統一的體系,無所謂種類。學科的存在是一種人為的知識分類活動:沒有人的參與,沒有特定的準則和制度,知識不會自己分化為現在存在的一個個學科,也不會有今後新學科的產生。當然,這種人為的分類活動也不是隨意而為的,而是基於普遍接受的方法和真理。人類為了更好地認識自然和社會以及自身,將知識按照一定的標準劃分為不同的類型,在劃分過程中以及為了維持劃分結果,必然會有相應的制度和規範來維護,這也就是所謂的學科規訓。在學科規訓理論的視閾中,學科表現為學者們遵循知識的特性按照一定的制度規範為發展知識而對知識進行的有意義的分類。按照這一理論,認識一個學科要從知識層面和制度機構方面來全面進行考察,學科是由專門的知識、保護專門知識發展和獨立的制度規範、組織機構共同組成的一個完整體系。學科就像一個細胞,知識就是細胞核,而學科制度和機構則是包在細胞核外面的細胞質和細胞膜,這幾部分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學科系統,缺一不可。學科制度和學科機構對學科知識起著保護作用。從知識層面來講,一個學科必須具有自己的研究對象和任務。學科的特點是具有相對獨立性,而具有特有的研究對象和任務是學科獨立性的主要表現。如果要成為一門成熟的學科的話,還必須具備一種完整的科學的體系和有自己專門的研究方法。從制度機構方面來講,首先,學科要有自己的組織機構——學術團體。雖然早期的學會不能算是學科規訓組織,但學會的成立標誌了知識劃分史上的突破,因為在學科的分界中,學會畢竟充當了知識把門人的角色,成為某一知識領域的統一的學問共和國。後來特定學科的專業協會成為新的也是權威性更強的學科把門人,制定了各自學科的專業標準,跟其他學科劃清界限,並通過專業學術期刊對本學科學者的研究成果進行評價。學者是知識成為學科的關鍵力量,沒有知識就沒有學科,沒有知識的劃分者同樣也不會有學科的產生,只有同一學術組織的學者才有資格對學科的發展行使權力。當然,作為一個成熟的學科,還要有不同學派。其次,學科要有自己的知識和學術交流平台——學術刊物或媒體,以便交流研究成果,促進學科知識的發展。因為無論是歷史上還是現在學術刊物的出版者和編輯在某種意義上充當了學科把門人的角色。另外,還要有專業出版物、研究基金、人才培養場所、圖書資料中心等,這些都是學科能夠成為學科的重要保障。知識不再是純粹至聖的對於世界的認知體系,而與權力有著密切關聯;學科制度也並非只是知識的載體或溫床,更表現為一種規訓性權力。


(二)「權力-學科」規訓下的知識生產者


「學科的制度化進程的一個基本方面就是,每一個學科都試圖對它與其他學科之間的差異進行界定」,因此學科便構成了真理話語生產的一個控制體系,它通過同一性的作用來設置知識的邊界。學科制度作為知識發展的現代性結構,是一種規訓力量,兼為知識和權力兩種形態。華勒斯坦等學者從作為學科和規訓方式這個角度出發,探討知識—權力體制的構成,探索知識的生產方式在塑造研究對象的同時也在構築著創造這些歷史的不同主體。他們提出,學科制度的優點是能建立完整的理論體系和嚴格的方法學訓練,缺點是有可能成為偏見的生產地,以服務私利為尚,建立虛假的權威。沙韋姆和梅瑟—達維多認為,「學科」一詞的持久使用標示知識的組織和生產的歷史特殊性,他們自古典時代開始簡略考察了知識分科,注意到學會的成立和研究大學標誌著知識劃分史上的突破,大學使在學科內部從事研究的成員取得在學術世界裡的認知排他性。霍斯金的分析受到福柯著述的影響,把學科制度看作一種新的知識生態系統,構成知識「生產和消費體系」。


對知識進行合理分類是建立學科制度的關鍵所在。古希臘社會把知識劃分為「自由」的知識與「奴性」的知識,並且把這種劃分與社會分工相對應(自由知識為公民所掌握,奴性的知識為工匠賤業所掌握);知識分類、社會分工又在與人的特質(金、銀、鐵)的類比中自然化。古希臘的知識生產制度、社會分工制度與社會等級制度是通過與自然分類的類比來實現相互配置的。這正如道格拉斯所說的那樣:「我們需要一種比喻(analogy)以便將那些關鍵的社會關係的正式結構建築在自然或超自然世界中,永恆世界中,或者其他的去處。關鍵在於使得精心策劃的社會建構隱而不顯。」經過自然化的分類制度儘管隱蔽,卻無處不在,牢固而持久。學科制度正是這樣一種隱而不顯的制度——人在作為主體分門別類地生產知識的時候,也在分門別類地被知識所重構,從而被分等級、分類別地整合到社會秩序之中,這一過程,是在「不顯」中完成的。學科作為知識的制度化形態,構成大學師生的生活世界及其共同參與的認識傳統。教授通過學科制度聚集起來,並以知識活動為天職;他們又通過學科知識的傳授對學生的未來產生關鍵影響,這種影響的合法性依據即是高深知識。至於知識在教育機構中如何被生產出來、學科在大學裡如何被創製出來,人們從前甚少思考和質疑,學者也往往有種不言而喻的、視學科為神聖的職業意識。華勒斯坦等的研究打破了這一神話,注重純知識層面之外的社會制度以及實踐方式面向。他們揭示出,現今的學術知識生產已經和各種社會權力、利益體制相互交織,這不僅是說大規模的知識生產為功利的社會國家目標甚至個別社會階層的利益而服務,學術體制的內部組織以及知識規劃都受制於關乎學科門類的偏見,以及這些偏見所體現出來的權力和利益關係。就此,不少學者還嘗試著進行理論和實證的分析。


學科制度不同於一般制度,它是一種規訓學科新人、控制學者學術職業樣式的規範,因此訓練學科新人、訓練學者成為其最主要的功能。一代代學科新人、一批批學者正是通過這種訓練而不斷為人類知識增長做出貢獻的。從規訓學科新人來說,人們不斷通過各種途徑和方法對學科新人進行訓練。從最初以教學為主要手段,到教學與研究相結合,再到現在的教學、研究與社會服務相結合,教學、研究與生產相結合;從相對簡單的誦讀和論辯,到書寫、考試與評分相結合,再到多層次、多樣化的規訓手段;從課程標準的宗教性,到世俗性,再到國家、社會和個人的需求在不同類型和層次上的滿足等等。「規訓權力的主要功能是訓練,規訓造就個人。這是一種把個人既視為操練對象又視為操練工具的權力的特殊技術。」在福柯看來,規訓權力的成功應歸功於三種簡單的手段:層級監視,規範化裁決以及它們在該權力特有的程序檢查中的組合。這些手段特別在學校、部隊和醫院得到廣泛的運用。大學學科組織規訓學科新人同樣也運用到這些手段,只是不同時代、不同國家運用程度不同。特別是考試將「權力的儀式、試驗的形式、力量的部署、真理的確立都融為一體」,具有定性、分類和懲罰的作用,因而確立了個人能見度,由此人們可以區分和判斷個人而成為學科制度變革的一個重要方面。現代學科制度中的考試和學位等制度訓練著未來的學者:若想在大學和研究機構中申請教學或科研職位,一般要求具有博士或碩士學位,通過這些機構所設立的不同的考試形式才能獲得。


從西方大學史來看,學科首先是個以具有正當資格的研究者為中心的研究社群,這些個體為了便於互相交流和為其研究工作設立一定程度的權威標準,組成這個社群。「所謂學科是指身處學術圈內外的追隨者所組成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從中獲得職業身份,並通過提高它的名望和功效來保證其職業利益。」在西方現代學術體制化的進程中,職業化的學者群體逐步催生出並發展了學科制度。沙韋姆與梅瑟-達維多從 discipline 的字源出發,分析其代表知識和權力的兩種含義,並通過追溯學科制度生成的歷史,揭示各種學術組織和大學如何依據一些排他性方式,並與其他機構聯合組成各種學術社群,掌握各種資源和權力,左右學科的發展方向。在 1850 至 1945 年期間,人們對一系列的學科進行了界定,這些學科共同構成了一個可以「社會科學」名之的知識領域。實現這一點的步驟是:首先在主要大學裡設立一些首席講座職位,然後再建立一些系來開設有關的課程,學生在完成課業後可以取得該學科的學位。訓練的制度化伴隨著研究的制度化——創辦各學科的專業期刊,按學科建立各種學會(先是全國性的,然後是國際性的),建立按學科分類的圖書收藏制度。


對學科新人的規訓主要是通過學者的學術職業活動來進行的,學者既是學科制度訓練的結果,同時他們在規訓學科新人的同時,自我也在不斷地被訓練,因此,學者既是學科制度的建構者,同是也是被建構者。首先,學科不僅僅是學者們打造出來的對知識的學術劃分,而且反過來又成為一種強有力的制度制約著學者的學術活動。如學科制度一般按學術級別控制著學者的進入、聲望和事業發展,因此,每個學者都要在某一個學科組織中不斷努力。其次,學科制度促進學者的學術職業發展。當前,學術已經達到空前專業化的階段,「個人只有通過最徹底的專業化,才有可能具備信心在知識領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只有嚴格的專業化能使學者在某一時刻,大概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時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項真正能夠傳之久遠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確而有價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項專業成就。」學科研究規範、學科評價制度、學科獎懲制度等是一種同行評價為基礎的制度,它鼓勵學者以自己的學術專業而非整個科學領域進行工作,因此,對學術的不斷專業化起著巨大的促進作用。第三,學術自由是高等教育的要塞,是學術活動的基本前提,學科制度中的學科規訓權力為學術自由提供了本體性依據。人們在尋求學術自由的合法性時通常使用兩種論據。一是把學術自由當作一種信仰。如英國學者阿什比認為,學術自由是一種工作條件,大學教師之所以享有學術自由乃是基於一種信念,即這種自由是學者從事傳授與探索他所見到的真理之工作所必須的;也因為學術自由的氣氛是研究最有效的環境。二是將學術自由作為一種工具,從學術活動的外部即從學術的社會功效方面尋找學術自由的合法性依據。如富奇斯關於學術自由合理性的三個支點的歸納——認識的、政治的、道德的;蒙羅的學術自由之存在,不是為了大學教師的利益,而是為了他服務的社會的福祉,最終則是為了人類的福祉等,這些都可以成為學術自由的論據,但更為重要的是,學術系統以學科規訓制度及其規訓權力為基礎,在學以致學循環之中建構形成的學術自由,能夠從根本上擁有其堅實的本體性基石,學科規訓權力的存在為學術自由提供了本體性的理由。


學科更為強大的機制則是,學科又控制著學者結束訓練以後的職業樣式。每個學者要在選定的學科領域持續進行深入研究,不斷地在該學科的正規刊物或半正規刊物上發表論文,被看成是事業上取得成功的必要條件。在學科內部從事研究的成員,通過大學取得在學術世界裡的認知排他性。各學科的學者還依照學科分界成立各種學術組織,召開一系列的學術研討會,以促進學術交流、彼此認同並且逐漸形成或改進本學科的研究範式。學者往往只與同門學者交遊,並傾向於主要參加他們自己學科的全國性(或國際性)學術會議。學科制度其實體現了一種區隔:學院派人士為專業刊物寫作。這些刊物的讀者群相當有限。這不是個發行的問題——主動送給成員的專業期刊的發行量,可能高於那些小型的文學評論——而是與一般公眾的聯繫問題。教授們共享一種專業術語和學科,他們相聚在年會上交流論文,構成了他們自己的世界。一個「著名的」社會學家或藝術史家相對於同行而言的,其他人並不知道他。因此福柯說:「學科構成了話語生產的一個控制體系,它通過同一性的作用來設置其邊界。」各門學科在資源分配上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爭奪戰,各個學科機構給他們的成員罩上一層保護網,不能越出邊界。


(三) 「權力-學科」規訓下知識生產的模式

知識是人類對自然、社會和人類自身精神現象認識成果的總稱。話語實踐是一切知識的基礎,福柯對知識的界定就是「由某種話語實踐按其規則構成的並為某門科學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體,儘管它們並不是必然會產生科學,我們可以稱之為知識。」從宏觀的角度考察,知識的發展與人類對認識對象的劃分和對象世界的發展密切相關。從歷史-邏輯發展的角度,我們大體上可以將知識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在其產生及其發展的初級階段,人們還無法對認識對象做出合邏輯的劃分,因此,知識也是以整體性的面貌出現的,但這種整體是一種樸素的整體。無論是在古代中國,還是在古希臘,早期的著作基本上沒有嚴格的知識領域的劃分,人們對自然、社會以及人類精神現象本身的認識混合在一起。西方早期的自然哲學就無所不包括在內。此後,人們逐漸對認識的對象加以區分,知識也相應地被劃分為不同的領域。在西方,較早的劃分是將認識的對象分為知、情、意三大領域。隨著人們對對象世界認識的不斷深入,認識對象的劃分也越來越細,知識的領域也越來越多。整個西方近代發展的過程,也是知識的領域處在高度分化的過程。由此出現了專業化的知識。懷特海在其《科學與近代世界》一書中對此有詳細的分析,並對這一發展趨勢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在知識不斷分化的同時,人類從未放棄過建構整體性知識的努力。第一,姑且不論試圖建立覆蓋所有認識對象的宏大敘事式的整體性哲學,在不同的——尤其是在相鄰的不同的知識領域之間,不斷產生出具有一定綜合性的新的知識領域。第二,隨著人類實踐活動的不斷發展,原本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知識領域也越來越相互滲透,逐漸呈現出統一性。在21世紀,隨著信息技術和全球化的發展,將會出現從傳統知識領域中發展出來的綜合性的知識領域。


如果知識是由可視及可述交織而成,權力則是其預設的原因,然而,反過來說,權力早就含括了作為分歧及差異化作用的知識,如果不是這樣,權力也無法成為行動。絕沒有不具相關知識場域建構的權力關係,也沒有不同時意味及建構權力關係的知識。認為知識僅出現於力量關係被擱置處,只是一種錯誤及虛偽。絕沒有一種真理模型不指向某種形式的權力,也絕沒有一種知識或科學在行動上不展現或含括某種操作中的權力。所有知識都由可視邁向可述,反之亦然;然而,並不存在整體化的共同形式,也不具一對一式的雷同或對應,僅有以橫貫作用並在形式的二元性中找到它自身行動及實現條件的力量關係。權力和知識的關係被福柯稱為「我的問題」。他在這個問題上想得很多,很深。有福柯研究者認為:「自《荒誕與瘋狂》後,福柯著作的全部重心都在揭示話語的權力與權力的話語,在於發現知識的政治學。」後現代理論家利奧塔曾指出,知識和權力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誰決定知識是什麼?誰知道應該決定什麼?在資訊時代,知識的問題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是統治的問題。後現代理論家和福柯卻告訴我們,根本沒有超脫於權力之外的知識。所有的知識都是某些人的權力意志的產物,它們當然是維護這些人的價值觀的。人文科學中的真理比自然科學中的真理離權力更近,二者的關係更為可疑。福柯說:「哲學家,甚至知識分子們總是努力劃一條不可逾越的界線,把象徵真理和自由的知識領域與權力運作的領域分隔開來,以此來確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可是我驚訝地發現,在人文科學裡,所有門類的知識的發展都與權力的實施密不可分。當然,你總是能發現某些獨立於權力之外的心理學理論或社會學理論。但是,總的說來,當社會變成科學研究的對象,人類行為變成供人分析和解決的問題,我認為,這一切都與權力的機制有關……所以,人文科學是伴隨著權力的機制一道產生的。」尼采說過:知識是權力的一個工具。因此,很顯然,它是隨著權力的增長而增長的。知識不是權力關係的反映,不是權力關係的歪曲表達;它是權力關係的固有之物。福柯也說過:「權力產生知識(這不單是因為知識為權力服務而鼓勵它,或是由於知識有用而應用它);權力和知識正好是互相蘊涵的;如果沒有相關聯的知識領域的建立,就沒有權力關係,而任何知識都同時預設和構成了權力關係。」福柯為自己提出的問題是:權力關係是如何產生了這類話語?話語怎樣被權力關系所利用?行使這些權力產生了怎樣的反抗,而且用怎樣的方式改變了它們的總體構架?福柯在《話語的秩序》中指出:「在任何社會裡,話語一旦產生,即刻就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篩選、組織和再分配。」真理就是權力的一種,它「激發了尊敬和恐懼,由於它支配了一切,故而一切必須服從它,它是掌握權力的人們根據必需的禮儀說出的話語;它是提供正義的話語。」福柯說:「我不認為各種人的科學會從監獄裡產生。但是,如果它們在知識型中已能形成並產生如此之多的深刻變化,那麼這乃是由於它們被一種新穎別致的權力模式傳播開去的緣故:某種有關身體的政治,某種使得芸芸眾生馴化而有用的方式;這種政策需要包含於權力關係之中的知識的明確關係;它要求屈從地位和客觀表現交叉重疊的技術;它引入了個人化的新程序。監獄網絡構成了權力-知識的一副盔甲,而這又歷史地構成了人的科學。可認識的人(靈魂、個性、意識、行為,諸如此類)是這種分析籠罩和這種統治-監視的對象-結果。」


知識屆不再是個共同尋求真理的統一體,而呈現為敵對的派別和衝突的學說相互爭奪的戰場。每一方不僅擁有自己的一套目的和利益,而且有著自己對世界的描述。曾經被認為是無偏見和客觀地追求真理的知識領域這方淨土,現在卻瀰漫著現實生活的世俗、社會對抗的尖銳以及個人競爭的強化。福柯關於「權力-知識」的概念,點明現代社會權力的運作和知識的積累之間存在著密切關係。他通過源流追溯證明,真理體制是權力運作的一個前提條件和重要產物,為之提供必要知識的一種知識政治;真理體制還建立了某種自明性,使人們接收權力運作的狀態並視為當然,是權力合法性的根源。所以「在此層面上,既無知識亦無社會,抑或既無科學亦無國家,惟有權力-知識的根本形式。」他通過知識考古學探討科學知識得以成立的條件:考古學不是一個學科,而是一個研究領域。這個研究領域是指,在一個社會中,不同的學問、哲學觀念、日常意見以及各種制度、商業交易或者警察活動,都要涉及某種這個社會特有的潛在的知識,這種知識與我們可以在各種科學著作中發現的那種學問體系明顯不同。但正是這種知識使某種理論、意見或實踐成為可能,它是知識制度和實踐可能性的條件,一種有關瘋狂的知識必然和非瘋狂相對,秩序的知識和無序相對。因此福柯關注諸如臨床醫學、精神病學等所謂「不夠精確的科學」,因為在早已完成制度化的學科中這些知識條件隱藏得很深。他還分析揭示知識型,即某一文化體在特定歷史階段所形成知識的文化密碼或內在規則,是支持知識領域的概念階層,並與一思想時代相應。在福柯的論述中,一切似乎都無所逃於權力的天羅地網,他強調不應只將注意力放在宏大權力上,要特別注意權力的微觀物理機制,這種毛細形式的權力是藉助於對各種細枝末節的管理實現的。福柯的這種微觀權力面向,對於學科制度的規訓特性討論影響很大。


布迪厄堅持知識的自由,卻不認為這種自由表現為完全的超脫或全方位的介入,其符號權力理論注意考察權力在學術場域、文化場域和藝術場域這些通常被視為不涉及權力之處的作用。布迪厄指出任何一種權力都要行使符號暴力,即力圖強加各種意義,通過掩蓋那些作為自身力量基礎的權力關係,以使人們將之視為合法。在布迪厄看來,現代社會中最能體現符號暴力運作過程的就是各種教育行動,特別是對高等教育的分析揭示出社會權力關係的動態過程,從而建立一門分析文化再生產和社會再生產之間關係的科學。布迪厄的重要概念是場域——一種人為的社會建構,它是經歷漫長的自主化過程後逐漸形成的產物。關於學術場域,過去許多人認為是真理通過話語的論辯驅逐各種錯誤意見的理想國;而近來學者批評這種幼稚觀念時又走向另一極端,將之視為社會利益特別是階級利益的自然反映。布迪厄指出前者為誤識,是對知識場域無意識的神聖化;後者則是一種短路,忽視了文化生產場域的相對自主性;學術世界作為知識活動場域,是有著自身獨特邏輯、制度的社會空間;儘管學者們採取各種策略爭奪某種在他們眼中利害攸關的事物,但若從社會世界中盛行的利益觀念來看,他們所追求的利益倒有可能是頗為超越功利的;而且學術場域之外的權威所產生的任何影響和約束,也總是通過學術場域結構的折射而發揮作用。布迪厄將社會看作是具有積累性的歷史世界,因此他在分析社會時,引入資本概念考察其積累和各種效應。在布迪厄的論述中,資本表現為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的三種類型:經濟資本,即經濟學通常理解的那種資本類型;文化資本,指藉助不同的教育行動傳遞的文化物品;社會資本,是個人擁有的某種持久性關係網絡資源。他指出,分析學術世界時必須同時考慮兩種不同的等級制原則:學術世界中的權威主要依據對文化資本的占有,但是這種資本在整個社會世界中卻處於從屬地位。文化資本的等級制原則常和經濟資本的等級制原則發生衝突,這種衝突在學術體制方面濃縮地體現於康德所謂的「系科之爭」。在由各種院系構成的空間中,各種科學院系代表「科學」一極,法學院和醫學院代表「社會」一極,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往往處於兩種力量的交織中。布迪厄還通過具體的經驗分析,研究法國所特有的學術體制並進一步探討權力場域的不同表現形態。


知識生產有兩種模式:「本土知識生產」與「專業化知識生產」。「本土知識生產」指的是在日常互動的經驗中產出、並以循環流動的方式進行累積的知識生產類型,它比較保守地傾向於再生產其本身和已定的社會關係模式。這種類型的生產產出的知識不是變動的力量,其結構具有穩定任何新發展的性向,只有遇到外來的政治經濟衝擊才會改變。以此概念可概要地描述中國古代學術活動的情形。「專業化知識生產」是指在具有自我意識的共同體中進行的學術活動,其職業性成員的全日制和文化意識為之提供了優秀的技能,內部競爭迫切要求他們不斷按新方向生產其產品。這種知識生產類型具有創造性,易於產生新形態的文化,是變動的外在來源。中國學術在學科制度的引進和速成過程中,可以說經歷了從本土知識生產到專業化知識生產的轉變。但是中國現代學術的這種制度化進程絕非一蹴而就,更不是一帆風順。中國學者吳剛以知識社會學為總體框架,對中國教育知識史做了比較社會學的分析。他從影響知識發展的文化變量心態、典章制度和器具三個層面入手,揭示出中國古代教育知識演化與社會控制的觀點——君權把持著中國古代的知識活動和教育知識的選擇:君權以這樣一些原則作為知識選擇的標準:(1)有關君權神授的知識;(2)強調個人自我控制和內心修煉的知識;(3)具有實用價值的知識,即「經世致用」的知識;(4)表現人倫教化的知識;(5)裝點文辭的知識,以至可以用敘事形式掩蔽認知形式;(6)利於帝國安定的知識可以傳播並再生產。與此相關,被忽視的是那些有關自然的知識、有關事物原理或機理的解釋性知識以及專科知識;被禁止的是為王室所壟斷的與君權根本反對的知識,包括有關皇權興衰命運的知識(如天文學)、主張社會變革並探討歷史變革途徑的知識(如史官制度)與有違朝廷的神聖性和絕對權威的知識、可能引發國家變動的知識(如兵學)、同當朝正統觀念相左的知識。他還比較了中西方不同的知識活動,指出中國傳統知識的生產原則是相似性,而西方近代科學的譜系傳統為因果性,批評中國歷代高等教育在形式和內容上都保持著似乎亘古不變的穩定性。因此中國文化創造性轉換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合理性建構以及由此帶來的科學理性的挑戰。


二、「權力-學科」規訓下刑事法學科知識的產生


如果說科學的形成有一個歷史發展過程的話,那麼伴隨著人類這種具有高級智慧動物的產生,就有了科學認識。這種概念上的科學是遍布整個人類的,屬於科學知識的第一個階段。這一階段的科學只能說是科學的萌芽,是與神話、傳說和巫術混在一起的。第二個階段,就是16、17世紀由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頓等用現代科學方法對自然的研究所導致的現代科學的出現。這一階段建立了現代科學的合理內核。但是這時的科學就像牛頓著作的名字《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一樣,雖然內核發生了根本變化,但是仍舊被人們認為是一種哲學即自然哲學。雖然現代科學出現了,但是與哲學還沒有分開。這個階段沒有學科化的另一方面表現是,當時的科學研究幾乎都是在大學以外的場所進行,沒有成為授課的主要內容,大學中仍舊以亞里士多德哲學作為傳授給學生的主要內容,而且科學與經濟、政治的聯繫還比較微弱。真正意義分科化的科學還沒有出現。直到第三個階段,就是福柯所考察的科學學科的產生階段,也就是科學知識在大學中的組織紀律化階段。福柯認為18世紀是一個使知識紀律化的世紀,也就是說,一方面形成了挑選知識的標準以排斥假知識、非知識,另一方面又對知識內容進行規範化、同質化和等級化的處理。最終形成的是圍繞某種公理化知識並對知識集中化的內在組織,這樣就把每個知識按學科分類進行整理,於是出現了科學知識的學科化。科學知識學科化的結果是:科學成為文化中具有獨特個性的一部分而獨立出來。福柯就在這個意義上重新界定了科學,他認為科學是我們文化中一部分的事實和限制。科學學科化的另一個結果就是科學與哲學的真正分離。福柯認為哲學作為創立者和基礎的角色消失了,哲學從此不再在科學知識和知識進程中有任何實際作用。科學的學科化在拒絕了哲學的同時,就開始了唯科學主義之路,也就為後來形成哲學向科學靠攏和發展出不依賴科學的哲學這種科學與哲學關係的圖景。福柯的《臨床醫學的誕生》就是他這種觀點的一個案例。這本書主要就是講述從18世紀下半葉開始,醫學知識的同質化、規範化、劃分和集中的工作。雖然18世紀的科學不像它前面的17世紀也不像後來的19世紀那樣成果璀璨,但是完成了由哲學到科學的徹底轉變。福柯也正是在對知識紀律化或者學科化的分析當中,得出了科學知識作為一種集中的權力的觀念。當知識發展、膨脹到一定程度時,就有分門歸類的需要了。當知識繼續發展,那麼知識的情形如何呢?研究當下最發達社會的知識狀況的利奧塔正好為這個問題作出了回答。各學科領域的傳統界限重新受到質疑:一些學科消失了,學科之間的重迭出現了,由此產生了新的領域。實際上20世紀的知識狀況處在學科越分越細,學科界限也越來越模糊的狀況。湧現了大量的橫斷學科、交叉學科。但是,與18世紀的科學狀況相比這沒有實質的變化,只不過科學知識顯得與經濟的關係更加緊密,科學家進入了大公司。


在《話語的秩序》這個講演中,福柯指出,在任何一個社會中,話語的生產總是受到一些程序的控制、篩選、組織和分配。這些程序或規則包括外在控制規則、內在控制規則和應用控制規則。其中的外在控制指的就是社會機制對話語進行的控制。到了20世紀70年代後期,福柯關於權力的思想又發生了轉變,主要是他不再把權力視為否定性的、壓制性的,而是把權力視為肯定性的、生產性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知識只有通過權力才得以形成、組織和傳播。在傳統的理論看來,真理與自由處於原始的親緣關係之中,要獲得知識就要擺脫權力。福柯顛覆了傳統的知識理論。他在一次訪談中明確說:「在人文科學裡,所有門類的知識的發展都與權力的實施密不可分。」福柯非常精闢地闡述了知識與權力的關係。他指出,我們應當完全拋棄那種傳統的想像,即認為只有在權力關係暫不發生作用的地方知識才能夠存在,因此棄絕權力乃是獲得知識的條件。實際的情況恰恰相反,權力製造知識,權力和知識是直接相互連帶的。不相應地建構一種知識領域就不可能產生權力關係,不同時預設和建構一種權力關係就不會有任何知識。規訓就是這種知識/權力實施的一種策略。在規訓的結構中,權力的實施不再是「表象的、戲劇性的、能指的、公開的、集體的方式」,而是彌散的、細緻的、微觀的、無微不至的。這是一種知識型的變化,也是一種權力機制和權力策略的變化。在這裡,權力已經不是政治意義上的法律權力,而是一種微觀的權力,微觀權力往往就是規訓的常規形式。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正是企圖展示這種規訓權力的政治作用。在一次講座中,他曾指出,「我們應當關注權力的極端狀況,權力的最終歸屬,權力的微細管道,也就是說權力的區域和局部的形式和機構。事實上,我們最應當關心權力在什麼地方超越了對它進行組織和限制的權力規則,把自己擴展到這些規則之外,把自己付諸制度,具體化為技術,用工具甚至暴力的手段來裝備自己。」「我們應該在權力實施的極端情況下把握它,在那裡,權力總是呈現不太合法的特性。」可見,規訓作為一種微觀的權力行使,往往是在規避合法性地隱蔽行使著,由於它必須藉助於對身體的一種外部控制和訓練,所以往往涉嫌對權利構成了一種隱蔽的侵害,而這種侵害往往容易在公眾視線中被忽視。因此,公開的懲罰轉化為規訓,實際上是權力的行使策略從公開轉為隱蔽、從宏觀轉向微觀的一種形式,最終表現為新的知識型的產生。「我認為,我們必須首先把權力理解成多種多樣的力量關係,它們內在於它們運作的領域之中,構成了它們的組織。……正是各種力量關係的旋轉柱石永不停歇地通過它們不平等的關係引出各種局部的和不穩定的權力形態。權力無所不在:這不是因為它有著把一切都整合到自己萬能的統一體之中的特權,而是因為它在每一時刻、在一切地點、或者在不同地點的相互關係之中都會生產出來。權力到處都有,這不是說它囊括一切,而是指它來自各處。……因而,我們必須是唯名論者:權力不是一種制度,不是一個結構,也不是某些人天生就有的某種力量,它是大家在既定社會中給予一個複雜的策略性處境的名稱。」福柯的權力理論告訴我們,知識在社會中要受到各種權力關係的控制。什麼被允許,什麼被禁止,都源於這個社會中的權威、規則、等級和學科系統,因此,一種文化必然產生出一種人們認識事物的方式,正是這種認識方式導致相應的話語被生產出來。如在每種文化中都有關於話語的真偽、正誤、合理與不合理的準則,這些準則正是權力的產物。因此,任何話語,包括法學的話語,都不可能是完全自律或自治的,而是社會中權力關係的產物。話語乃是權力的話語。


福柯的知識型使人們覺得他仍然是在對文化進行整體性的分析,但福柯極力強調,他的這種知識型並不是一個整體性的概念,不僅在歷時性上是非連續性的,而且在共時性上也是非連續的。它雖然決定了知識得以可能的條件,但它本身卻是由不同的話語形成規則所構成的一個散布的系統。不同的話語形成的規則,區分出了不同的知識。所以福柯強調他的考古學分析總是有局限性的、有區域性的,是要揭示特殊的話語形成所構成的關係系統。在福柯看來,知識是由學科、領域和機構通過應用科學原理生產出來並加以限定的觀點、思想、敘述、評論、規則、範疇、法律、術語、解釋和定義組成的。一個文化中各種領域之間的鬥爭就產生了不同的新知識。權力在福柯看來並不是一個可以被個人或團體掌握的東西。相反,權力既是一個複雜的流動體,又是不同團體和社會領域間的一系列關係,這些關係隨著環境和時間而變化。福柯關於權力的另一種觀點是,權力並非是全然消極的(用來壓制或者控制人們),它具有很高的生產力。權力導致對權力本身的反抗。它使我們成為現在的樣子,決定了我們能做的事情,也決定了我們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福柯提出「權力-知識」的概念,他指出,知識使我們成為它的主體,因為我們通過參照各種知識體系來理解自己。無論或宏大或細微的事件,都是一種陳述,共同參與一種歷史話語的建構,並且同時遵循當時話語秩序的規則,而這些陳述在話語中的最終表述形式便是學科知識。學科是對某一類對象或某一事物的某一方面的性質進行研究的特定的視角,同時,它又是這一研究所獲得的知識累積的結果。它表現為知識體系,研究方法和特有的價值內涵。


在我們這個社會中,充斥著權力,也充斥著權力的規訓。在規訓制度中,福柯認為核心是考察。考察可以貼近觀察、辨識、按標準進行評估、確認不軌。與考察同樣重要的是檔案和病歷記錄。它們都可以對個人的特點進行長期觀察、測定,並與他人的記錄比較。正是在權力規訓的實踐中,逐漸產生了系統而又細緻的關於人的知識;這種知識的積累最終導致了各種「人的學科」的發生,諸如犯罪學、心理學、社會學、精神病學的形成。福柯指出,正是這些觀察、考察和測定的程序,以及觀察、考察和測定所必須的個人孤立化和對孤立的個人的控制,也即一種特定的權力,才使這些學科得以發展起來。由此,福柯為18、19世紀以來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各種「人的科學」的理解和評價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角度和理論框架。在他看來,這些學科或知識決不能看作是一種獨立於社會權力關係之外的、純粹的智識的產物,而必須看作是深深地根植於權力/知識及其與人的軀體的關係之中,是關於這些關係的各種知識的結晶和研究的方法和技術。


作為一種權力形式,刑罰權是國家基於獨立主權,對犯罪人實行刑事制裁的權力。在這個意義上說,刑罰權是一種國家權力。刑罰權是從私刑權發展而來的,在原始社會實行復仇制度,被侵害者本人以及其他人都享有對侵害者的懲罰權。此後,隨著國家的出現,這種個人享有的懲罰權就被收歸國家行使。因此,貝卡利亞認為公民的自由是君主懲罰犯罪的真正權力的基本起點。國家掌握刑罰權以後,逐步禁止私刑,壟斷了刑罰權,使犯罪,尤其是侵害個人法益的犯罪,從私人之間的關係轉變為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關係,由國家統一行使對犯罪人的懲罰權。由此,懲罰權成為國家的一種權力,因而具有公權的性質。只是在個別情況下,國家通過立法賦予個人以自訴權,作為國家公訴權的補充。由於自訴權只是一種求刑權,因而在一定條件下個人行使求刑權並不能從根本上轉變刑罰權的公權性質。刑罰權不是空洞的,它必然通過一定的方式表現出來。在刑事活動的不同階段,刑罰權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一般認為,刑罰權可以分為四種具體的權力:制刑權、求刑權、量刑權、行刑權。行刑權,就是對犯罪人執行刑罰的權力。行刑權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的行刑權指對所有刑罰執行的權力,狹義上的行刑權僅指監獄行刑權。我國有學者認為監獄行刑權可以分為實體性行刑權與程序性行刑權。前者包括監獄實施刑罰對罪犯的監禁、強制教育、勞動和改造,以及刑罰權執行中可能發生變更的各個環節的相關制度的落實等內容。程序性行刑權包括對刑罰變更執行的建議權、嚴格限定下的決定權或批准權等內容。


監獄是刑罰執行的重要場所。通過對權力的分析,福柯認為監獄和訓誡在現代社會並不是一種壓制的力量,而也可能是一種促進的、構成性的力量。也就是我們上面所講的第二種意義的福柯所指的權力——權力並非是全然消極的(用來壓制或者控制人們),它具有很高的生產力。權力導致對權力本身的反抗。它使我們成為現在的樣子,決定了我們能做的事情,也決定了我們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福柯認為監獄並沒有「發現」違法者,毋寧說,監獄在兩種意義上「製造」了違法者。首先是字面上的意義,即監獄製造了累犯:違法者由於進過監獄而在社會上背上惡名,在監獄的環境裡道德觀念更弱了,也失去了工作的技能,因此釋放之後很容易再次犯罪,最終淪為職業罪犯;而且,監獄還使得罪犯的家庭成員因生活困難而走上犯罪之路。應當說,這種論述不是首次提出,許多監獄改革家都曾指出這一點。重要的是福柯指出的第二種意義,監獄在認識論的意義上製造了罪犯。在監獄的實踐中,監獄創造了「犯罪人」這樣一個範疇:在監獄中,在權力的眼睛的凝視(gaze)下,犯罪人第一次成為獨立的、可見的客體,成為強有力的研究和控制的對象。換言之,在監獄裡,犯人被當作一種獨特的、與其他人不同的、具有獨立的意義的實體。他們不是作為抽象的人來被研究的,而是當作罪犯來被研究的;只有與犯罪有關的特點、特徵才受到重視。犯罪學就在這樣的權力知識制度和關係中產生了,其之產生和發展與這種權力制度及其對個人軀體的控制是不可分的。因此,福柯認為,犯罪學並非一種不可否認的獨立的真理,而是從特定的權力知識體系中形成的。


監獄實行一種統一的個人記錄,監獄長、訓導員必須填寫他們對每個犯人的觀察結果,這在某種意義上是監獄管理的登記冊,可隨時查閱以評估每個犯人的各種情況,從而可以知道用什麼辦法來對待每一個犯人。此外,人們還設計或試行了許多其他更複雜的記錄製度。總的目的是把監獄變成一個建立一套知識的場所,用這套知識來調節教養活動。監獄不僅應該知道法官的裁決並根據現有的條例去執行裁決,而且應該不斷地從犯人身上汲取那種能夠把刑罰措施變成教養運作地知識。這種知識將能把犯罪的懲罰變成對犯人的改造,使犯人有益於社會。監獄的自主權和它所創造的知識使得人們有可能增加刑罰的效用。由於監獄對犯人實行隔離、觀察和個體評價,這樣的實踐使專家對違法者的思考不再是抽象的。儘管從法律上看,違法者除了犯了罪之外與常人並無不同;監獄卻高度注意個體的違法者,力圖確定他們每個個體都是一種什麼類型的人,發現他們各自的個性以及他們與自己的犯罪之間的關係。從這個意義上,是監獄發現了違法者(delinquents),即發現了這樣一類人,他們的身世、個性和環境使他們不同於正常人。正是在對犯罪這一社會實體的調查和描述中,訓誡性的監獄使大量關於罪犯的信息得以積累,從而產生一種關於罪犯和犯罪的總體知識——犯罪學。


涂爾幹認為,刑罰的演化有個規律:當社會屬於更落後的類型時,當集權具有更絕對的特點時,懲罰的強度就越大。然而,刑罰的殘忍、利用刑罰瞬間直接消滅犯罪人的肉體的這些方法,是與治理的方法格格不入的,它們或許能夠滿足國家的社會控制要求,但是卻無法達到治理的目標。在死刑、肉刑的執行中,可以說人的身體是刑罰直接作用的對象,以肉體的撕裂、痛苦、流血和死亡作為刑罰權力展示的舞台。但是在市民社會中,個體的價值得以提升,國家的權力得以嚴格限制,以肉體疼痛、毀損為特徵的刑罰日益衰落,乃至消失。同時,自由的價值在提升,剝奪自由、限制自由的刑罰得以提倡,將身體限制在一定的空間、維持身體的完整與存活的監禁刑大行其道。按照馬克思的觀點,金錢只不過是凝固的自由,也就是說,個體在獲取經濟收益的同時必然將自己的自由短暫地束縛在這個事務上,相對地失去了自由。因此,作為更文明、更隱蔽的方式,財產刑不但產生,而且發揮著越來越大的威力。歷史地看,肉體本身逐漸走出刑罰標的視野,刑罰的執行方式越來越文明、開放以及商品化。然而,刑罰總是涉及到身體,無論是血腥的刑罰,還是「仁慈」的刑罰。刑罰的對象總是身體,而身體相應地刻寫了刑罰的痕跡。身體的可利用性,可馴服性,它們如何被安排,如何被征服,如何被塑造,如何被訓練,都是由某種政治、經濟、權力來實施的,都是由歷史事件來實施的,都是由一種刑罰制度來實施的。身體反射了這種刑罰,那麼,我們能以身體史為背景來撰寫這種懲罰史嗎?這是一種身體政治,即將刑罰技術置於身體政治的歷史中,刑罰屬於一種涉及身體的政治技術學。刑罰的作用點應該發生變化,不再是通過製造過度痛苦和公開羞辱的儀式遊戲運用於肉體,而是運用於精神,更確切地說,運用於在一切人腦海中謹慎地但也是必然地和明顯地傳播著的表現和符號的遊戲。從運用犯罪人的肉體進行威嚇,到通過心理強制進行威嚇,從而使刑罰不再專注於對犯罪人的肉體摧殘和折磨,而是注重對社會上一般公民的精神上的警戒與引導。在這種懲罰日益寬鬆的現象背後,人們可以發現懲罰作用點的置換,而且可以看到,通過這種置換出現了一個新的對象領域,一個新的事實真理體系以及一大批在刑事司法活動中一直不為人們所知的角色。一整套知識、技術和科學話語已經形成,並且與懲罰權力的實踐愈益糾纏在一起。遵循「權力-知識」的發生關係模式,在刑罰權力的作用下,刑事法知識得以產生,犯罪學、刑法學、監獄學、刑事訴訟法學等刑事法學科逐漸產生、分化、嬗變。


不論是人類科學還是社會科學,不僅把「人」——統治者和自我創造(self-originating)的國民意義上的「人」,而不僅僅是作為生物種類的「人」——當作它們的研究對象,而且把影響人類的其他因素也列入研究範圍,例如空間和建築。在福柯看來,這些科學主要在兩個方面區別於自然科學。首先,它們期望得到的不是概括化的理論(如關於生命起源或者時間的本質這類理論),而是特異性(例如考慮到監視和健康等因素,怎樣建造一座軍營才最合適?)。其次,福柯認為人類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它們與政治權力的運作和維持息息相關。福柯並不認為人文科學源出於監獄。但是,如果說它們(人文科學)能夠形成,能夠在「知識型」(episteme)中造成如此之多的深刻變化,那是因為它們是通過一種特殊而新穎的權力渠道而傳送的,即一種關於肉體的政策,一種使人的群體變得馴順而有用的方法。這種政策要求把確定的知識關係包容進權力關係,要求有一種使征服與客體化重合的技術。它本身就帶有新的造成個人化的技術。這種權力-知識造成了人文科學的歷史可能性,而監獄網絡則是這種權力-知識的盔甲之一。可認識的人(靈魂、個性、意識、行為等等)是這種分析介入、這種支配-觀察的對象-效果。刑法作為表達形式,界定了一個可說性場域(即關於犯行的陳述)。因為刑法只涉及犯罪的可述部分:它是分類及翻譯違法行為並計算刑罰的語言體制(regime de langage);它是一組陳述語族,而且同時也是一道門檻。刑法作為一種表現形式(犯行陳述),當然也有其內容:犯行僅是一種新型的違法行為,觸及所有物而不攻擊人身。監獄作為犯罪的可視性並非源自作為表達形式的刑法,它來自完全不同的境域,它是規訓的而且非司法的;至於刑法這邊則生產它獨立於監獄的犯行陳述,仿佛它總是以某種方式被導引說出來,這不是一座監獄……這兩種形式就完形(Gestaltung)考古學的意義而言,並不具相同的建構、相同的起源或系譜。然而卻存在著兩者的交會,即使這場交會如變戲法般奇妙:監獄似乎以另一種角色替換了刑法的犯行者,並藉由這個替換,生產及再生產犯行,而法律則在同時生產與再生產囚犯。介於兩者之間,在某疊層及某門檻中有無數結盟達成與破裂、無數交錯形成與鬆脫。作為研究犯罪與刑罰現象的刑事法學,要受到權力-學科制度的規訓,遵循「權力-知識」的存在規則。同時,刑事學科制度界定了刑法知識生產的場域,決定著刑事法人才的培養和學術職業樣式,規定著刑法知識生產的模式。


三、「權力-學科」規訓下刑事法學科知識的分立、整合及其路徑


(一)刑事法學科知識的

分立與整合


從一定的意義上講,學科也是知識儲存的方式。因此,知識的發展和知識觀的變化也必然會直接影響到學科的發展和變化。與知識發展變化相對應,從歷史-邏輯的角度來分析,學科的發展也大體上經歷了從前學科到學科,再到跨學科和橫斷學科,再到反學科的過程。前學科階段的知識狀況是樸素的整體性;在整個近代化的發展階段,隨著知識領域的不斷分化,大量的學科也隨之從古代的自然哲學中分化出來。在學科分化的同時,學科的綜合化也在醞釀發展過程之中。20世紀學科發展的趨勢之一,是在高度分化的同時進行高度的綜合化,它表現為大量的交叉學科和橫斷學科的出現。在新的世紀,知識的發展出現了新的增長點:一是在學科之間的邊界點上出現了新的知識領域,使得具有交叉學科性質的新的學科不斷出現;二是出現了大量的新的以整體性面貌呈現的知識領域,它需要從多學科的思想和方法加以研究,而這樣的知識領域很難歸入到傳統的學科範疇之中。如環境問題、可持續發展問題、女性問題、城市問題,等等。這一發展趨勢,可以用反學科這一概念來表述。


學科發展的一般軌跡為:從無到有,由有而分,分久必合。刑事學科的發展也不例外。在探討刑事學科的演化嬗變之前,我們有必要討論一下刑事學科群的概念。刑事學科群即各刑事學科組合成的集群,是以犯罪及刑罰、被害及被害救償等一系列問題為研究對象的諸多相關學科的集合整體。從國內外刑事學科研究的現狀來看,整個刑事學科群主要包含了以下學科:刑事哲學、犯罪學、被害學、監獄學、刑事偵查和證據科學(包含法醫學、物證技術學、偵查技術學、司法精神病等)、刑事政策學和刑事法學(其中包含了刑法學、刑事訴訟法學、監獄法學等)。這些學科都可以進一步細分,以犯罪學、刑法學和刑事政策學為例:犯罪學可以做若干的分類:其一,從上下的維度來分,犯罪學可以分為犯罪哲學(形而上)、犯罪實證學(形而中)和犯罪對策學(形而下);其二,從左右的維度來看,犯罪學可以分為犯罪生物學、犯罪心理學和犯罪社會學;也可以做國外犯罪學和國內犯罪學等分類;其三,從前後的維度來看,犯罪學可以分為犯罪史學、當代犯罪學和犯罪預測學。刑法學也可以做若干的分類:其一,從上下的維度來分,刑法學可以分為刑法哲學、理論刑法學和注釋刑法學;其二,從左右的維度來看,刑法學可以分為外國刑法學、國內刑法學和比較刑法學;其三,從前後的維度來看,刑法學可以分為刑法史學和當代刑法學。當然,這些分類還不盡然,還可以做進一步的擴展和深入。刑事政策學的內容更是複雜,其中涉及到刑事學科群的大部分內容。但刑事政策學的內容不是十分的具體,而是思想性、策略性的。


下面我們來看刑事學科從無到有。現代意義上的刑事學科產生的標誌是切薩雷·貝卡利亞(Cesare Beccaria,1738-1794)於1764年出版的《論犯罪與刑罰》一書。該書為貝卡利亞的成名之作,奠定了他的刑事古典學派鼻祖地位,並對俄國、普魯士、奧地利等國的刑法改革帶來了重大的影響。刑事學科的「有」中,實際上已經包含了分化的可能。仔細閱讀《論犯罪與刑罰》,不難發現,該書實際上將後來分化出來的犯罪學、刑法學、刑事訴訟法學、刑事政策學等學科中的諸多重要內容以思想的形式熔煉於一爐。我國古代唐朝以前(包括唐朝)的刑法學是無所不包的大刑法學,並未分化。有關刑法的基本理論、刑事政策、訴訟程序、刑事技術、刑罰執行及刑法史等均納入刑法學研究視野,其研究方向大體包括刑法觀念研究、注釋研究及歷史性研究。那時,刑事科學僅由刑法學一門學科構成。


再看刑事學科的分化。隨著學科的發展,尤其是法學的發展,刑事學科逐漸分化成若干個獨立的學科。然後,各刑事學科經歷了一個繼續分化及內部建設時期。首先是刑法學。傑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費爾巴哈(Paul Johann Anselm Feuerbach,1775-1833)等在刑法學方面作了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刑法學已經取得了獨立的地位。費爾巴哈的作用尤為顯著——「從以上列舉的費爾巴哈著作目錄中可以看出,費爾巴哈是一個職業意義上的刑法學家,或者說實定刑法學家。甚至可以說,費爾巴哈是近代第一個真正的刑法學家。……貝卡利亞與其說是一個刑法學家,不如說是一個刑法思想家。只有費爾巴哈才以職業刑法學家的身份,對實定刑法進行了深入研究,建築了實定刑法學的原則與體系。」然後是犯罪學。其產生的標誌性著作有:龍勃羅梭的《犯罪人論》、菲利的《犯罪社會學》和加洛法羅的《犯罪學》。接下來,犯罪學的建立,為刑事政策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但真正使刑事政策成為一門學科的,是李斯特。在經驗人假設的基礎之上,李斯特引申出其刑事政策思想,從而使刑事政策之發展進入到一個科學的階段。刑事政策學誕生。西方刑事古典學派基本是資產階級反封建的政治產物。刑事實證學派(新派)則奠基於犯罪學研究成果,犯罪對策在刑法(刑罰)視域則形成刑事政策,從而出現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潮流。經過考察,我們發現,刑事法學科的形成最初淵源於刑法學的分化。以我國為例,唐朝以後,大刑法學開始分化,出現了專門的刑事技術學科研究成果,其最明顯的是以宋朝《洗冤集錄》為標誌的法醫學學科的形成。因此,唐朝以後的古代刑事科學包括刑法學和法醫學兩門刑事學科。迨至近代,導源於清末改制和大規模修律運動,西法東漸,尤其受日本的影響,我國的刑事學科開始出現枝葉繁茂的景象,無論是大刑法學還是刑事技術學科,都逐漸分化出若干學科。在分化過程中,各學科總體上最初都是從翻譯和介紹西方有關學科開始,後期則開始聯繫中國實際,對各學科的基本理論展開研究。趙琛(1898-1969)在《監獄學》一書中列表指出,刑事科學的研究目的在於預防及鎮壓犯罪,包括的學科有:刑法、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法(刑事部分)、監獄法、監獄學、比較刑法學、刑法沿革史、刑法哲學、刑法思想史、刑事人類學、刑事心理學、刑事社會學、刑事統計學、審判心理學、刑事術式學、刑事偵探學、刑事精神醫學、裁判化學、法醫學、刑事政策等。新中國成立後,我國的刑事學科是在完全否定舊中國刑事學科的基礎上建立的。最初完全移植前蘇聯的刑事學科,包括學科構成、學科體系、學科的基本範疇及學科分類等方面,後來始有自己特色的刑事學科。就學科構成看,學界較一致地認為,刑法學、犯罪學、監獄學、刑事訴訟法學、刑法史學、刑事政策學、刑事偵查學、物證技術學、司法鑑定學等學科,已經成為刑事學科中的獨立學科。隨著認識的提高和研究的進一步深入,這些刑事學科已經或正在細化,其途徑大體有兩種:一是由某一刑事學科內部的不斷自我分化而成,如刑法學分化為中國刑法學、外國刑法學、比較刑法學、國際刑法學等;二是某一刑事學科與其他刑事學科或刑事外學科相互交叉滲透而成,如犯罪學與社會學交叉滲透而形成的犯罪社會學等。刑事學科的細化,不僅使刑事學科的總體規模越來越大,而且使這些刑事學科本身又具有學科群的特點。


接下來是刑事學科的整合。到了19世紀後期,隨著科學的發展和人們認識的進步,西方學界逐漸意識到刑事問題研究的多層次、多學科性。多層次性主要對應的是刑事學科群的內部結構問題;多學科性主要對應的是刑事學科群的外部結構問題。意識到刑事問題的多層次性使得西方學界更多、更為自覺地關注各刑事學科的聯繫及刑事學科的整體關係模式,即刑事學科群的結構。如當時的西方學界形成一些有關的共識:刑事科學(criminal science)概念大於刑事法律,其中包含了犯罪人類學、犯罪社會學、犯罪經濟學、罪犯矯治學等學科;刑事法律的制定和發展應當基於刑事科學事實,只有這樣,其科學有效性才能得到相應的保證;多種科學——包括人類學、醫學、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慈善學、懲罰學等都有助於刑事科學事實的發現。當今西方刑事學科群大致包括了犯罪學、刑法學、刑事程序學、刑事偵查和證據科學、犯罪心理學、刑事哲學、外國刑法和比較刑法學等等。只有密切的、組織上有保障的合作,才能期望刑法和犯罪學與其相鄰學科,適應紛繁複雜和瞬息萬變的社會要求。「沒有犯罪學的刑法是瞎子,沒有刑法的犯罪學是無邊無際的犯罪學。」為了克服專業的片面性,實現各部分的有機統一,李斯特大力倡導刑法的刑事政策化,主張將刑法學研究從狹窄的法律概念中解放出來,以科學主義的實證研究方法作為一種自然和社會現象(而不僅僅是作為法律現象)的犯罪,並提出了建立包括刑事政策學、犯罪學、刑罰學和行刑學等在內的整體刑法學的主張。整體刑法理念的框架是犯罪-刑事政策-刑法。依據犯罪態勢形成的刑事政策,它又引導刑法的制定和實施,這樣的刑法便可有效懲治犯罪。在這三角關係中,李斯特倚重刑事政策。甘雨沛先生曾提出,成立一個具有立法論、適用解釋論、行刑論、刑事政策論以及保安處分法的全面規制的全體刑法學。從刑法整體來說,單是依實體法本身的規定或依實體法作出的判決、決定、裁定本身,不能完成刑法的整體性或全體性,當然也不能達到刑法的任務、目的,還需要有個使之實現的過程、手續或方法,這就必須有刑事訴訟法的助成。為了達到刑法的改造教育目的,也必須有行刑法領域的監獄法的措施來保證。為了徹底地、準確地揭發和偵查犯罪以及正確認定犯罪,還需要有偵查學、法醫學等的助成。這些都屬於刑事法的範圍。據此,刑事法可稱為全體刑法。一句話,凡有關罪、刑的規定者均屬之。


(二)刑事一體化的提出與倡導


刑事一體化思想是我國刑法學家儲槐植教授提出並大力倡導的。儲槐植教授主張,我國刑法學研究應當突破單向、片面、孤立和靜態思維模式,確立由刑法之中研究刑法、在刑法之外研究刑法和在刑法之上研究刑法組成的多方位立體思維。在刑法之中研究刑法,即就刑法論刑法的規範解釋學,是刑法研究的基礎,也是刑法研究的起點和歸宿。在刑法之外研究刑法,則要研究刑法的外部關係和內部關係對刑法的存在樣態和運作方式的影響。在刑法之上研究刑法,就是要對刑法現象進行哲理思考和總體社會價值判斷,揭示種種刑法規律,提高刑事政策制定和刑事立法的科學預見度。如果說在刑法之中研究刑法,涉及刑法學研究的精度,那麼,在刑法之外研究刑法則涉及刑法學研究的廣度,而在刑法之上研究刑法則關係刑法學研究的深度。在刑法之中研究刑法,是我國刑法研究的傳統優勢,而在刑法之外和在刑法之上研究刑法則是我國刑法的薄弱環節。


基於這種多方位立體思維,儲槐植教授提出了刑事一體化的構想。在他看來,刑事一體化的基本點是,刑法和刑法運行出於內外協調狀態才能實現最佳社會效益。實現刑法最佳效益是刑事一體化的目的,刑法和刑法運行內外協調,即刑法內部結構合理(橫向協調)和刑法運行前後制約(縱向協調),是刑事一體化的內涵。刑事一體化構想包含三個方面的基本內容:1.更新觀念。更新觀念的核心問題在於科學地認識犯罪規律,承認犯罪源於社會矛盾這一基本犯罪規律,承認犯罪與社會同在(從而樹立同犯罪作鬥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的思想),社會矛盾的深度與廣度同犯罪數量與質量成正比(從而把刑事政策納入社會發展戰略),犯罪率變動不是檢驗刑罰效用的唯一標誌,刑法在控制犯罪中只能起一定作用(國家的刑罰目的和刑罰權以此為限)。2.調整結構。合理的刑法結構是發揮最優刑法功能的前提。刑法結構調整的任務具體包括:(1)重築刑法堤壩,強化刑法基礎。即改變我國現行刑法的以道德·行政為堤壩的刑法基礎,把我國刑法建立在行政·道德基礎之上,以行政制裁為首要刑法堤壩,防止出現「犯罪增長刑罰加重,犯罪再增長刑罰再加重」的惡性循環。(2)協調罪刑關係。合理的罪刑關係或稱罪刑比價應當以公正為基礎,同時包含罪犯矯正難易程度(刑罰的供與矯正的需)以及社會治安形式(犯罪的供與治安的需)。罪刑公正標準應當類型化:侵犯人身與公共安全的犯罪側重人身刑即生命刑與自由刑,侵犯財產與經濟活動的犯罪側重財產刑即罰金刑和沒收財產。(3)調整刑罰結構。我國現行刑法以自由刑為基礎的刑罰結構符合我國國情,存在的問題在於財產刑與生命刑的比重失調。限制死刑和增加罰金刑應當成為我國刑罰結構調整的重點。3.完善機制。我國現行刑法運行只受犯罪情況的單向制約,而健全的刑法運行機制應是雙向制約:犯罪→刑罰←行刑效果。刑法運行不僅受犯罪情況的制約而且要受刑罰執行情況的制約。在以自由刑為刑罰結構基礎的國家,刑罰的效能主要由監獄矯正場所的效能來體現。刑法運行必須迅速準確地接受監所職能效用的信息反饋,並作為調整刑事政策、改革刑罰制度乃至刑法結構的重要依據。遵循這樣一種多方位立體思維主導下的刑事一體化範式,多年來,儲槐植教授「不斷地運用其淵博的多學科知識以及開放性和國際性的思維風格,對刑法學、犯罪學、監獄學和刑事政策學領域內的許多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了全方位的透視,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逐漸形成了具有鮮明個人特色的刑事一體化思想體系,並得到了我國刑法學界同仁的廣泛認同。」


刑事一體化思想有兩層意思:作為觀念的刑事一體化與作為方法的刑事一體化。刑事一體化作為觀念,旨在論述建造一種結構合理和機制順暢(即刑法和刑法運作內外協調)的實踐刑法形態。迄今為止,刑法學科群(注釋刑法學、刑法史學、比較刑法學、刑法哲學、國際刑法學、外國刑法學)基本上是靜態的文本刑法和理念刑法理論。動態的實踐刑法認知尚未形成系統的學問即理論,可以說是一個缺憾。刑法在運作中存在和發展,刑法的本性是動態的和實踐的。根據刑法的本性打造一門學問,是刑法本身的需要。作為觀念的刑事一體化與刑事政策的關係極為密切,一方面它要求良性刑事政策為之相配,同時在內涵上又與刑事政策兼容並蓄,因為刑事政策的基本載體是刑法結構和刑法機制。刑事一體化作為刑法學研究方法,重在「化」字,即深度融合。刑法在關係中存在和變化,刑法學當然也在關係中發展,刑法學研究如果只局限在刑法自身,要取得重大進展實在困難。此處的關係首先指內外關係。內部關係主要指罪刑關係,以及刑法與刑事訴訟的關係。外部關係更加複雜:其一為前後關係,即刑法之前的犯罪狀況,刑法之後的刑罰執行情況。其二為上下關係,即刑法之上的社會意識形態、政治體制、法文化、精神文明等,刑法之下主要指經濟體制、生產力水平、物質文明等。西方刑事古典學派基本上是資產階級反封建的政治產物;刑事實證學派則奠基於犯罪學研究成果,犯罪對策在刑法視域則形成刑事政策,從而出現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潮流。這是刑法在關係中生存和變化的眾所周知的事例。從整體到部分問題,刑法學研究都適用一體化方法。從關係角度審視刑法解釋,對推動刑法發展(尤其涉及實踐刑法形態)意義重大。比如,在疑罪情況下,在對法律規範的解釋方面,法院不是選擇對被告人最為有利的解釋,而是選擇正確的解釋。什麼是正確的解釋?答案並不總在刑法裡,其根據往往是在刑法之外。關係的外延也許太過寬泛,作為刑法學方法的一體化至少應當與有關刑事學科(諸如犯罪學、刑事訴訟法學、監獄學、刑罰執行法學、刑事政策學等)知識相結合,疏通學科隔閡,關注邊緣(非典型)現象,推動刑法學向縱深開拓。


從比較考察的角度,刑事一體化的內涵有一個變化的過程。李斯特提出全體刑法學概念時,將刑事政策學、犯罪學、刑法學、行刑學融入其中。甘雨沛教授則將程序法、偵查學、法醫學以及立法論、適用解釋論、行刑論特別是刑事政策論以及保安處分等納入全體刑法學的視野之中。儲槐植教授在提出刑事一體化的概念時將刑法學、犯罪學和監獄學納入一體化的研究範疇。此後,我國有年輕學者架構了包括犯罪學、狹義刑法學、刑事訴訟法學、行刑學、刑事政策學在內的廣義刑法學科體系。總起來說,從李斯特教授的「整體刑法學」到馬克·安塞爾教授「聯合所有的人文科學以對犯罪現象進行多學科的研究」,到甘雨沛教授「全體刑法學」,到儲槐植教授「刑事一體化」的個性化表述,到陳興良教授所引領的一體化研究的群體性實踐,刑事學科的學科架構呈現集團作戰的合的趨勢。這種趨勢的出現無疑具有其時代背景,而幾位不同國度的刑事法學者在建構這一概念、發展這一理論之中作出了不同的努力。


(三)刑事一體化為刑事法學科知識整合提供了一種路徑


1.刑事一體化與學科制度


刑事一體化涉及學科劃分制度,它把知識分門別類並按一定的層次從組織機構上予以建制。它的合理性在於:第一,順應社會生產和社會分工向專門和精細方向發展的趨勢;第二,易於形成學術共同體和學術規範,推進本學科向縱深方向發展;第三,利於建立激勵競爭機制,使學科發展實現「無須揚鞭自奮蹄」。學科劃分制度的弊端同樣明顯:第一,過分專門化,知識的整體被割裂得支離破碎;第二,造成「學科壁壘」,學科之間涇渭分明、恪守邊界,阻礙了學科交流與對話;第三,影響知識創新、降低新學科產生的機率。因此學科劃分制度是一個利害相隨、利弊相伴的制度。科際整合與跨學科制度的建立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學科劃分制度的弊端。


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刑事科學的學科劃分越來越細,至今可以細分為十幾個學科。毫無疑問,對刑事規範予以分門別類的研究,可以不斷實現刑事科學研究在某一局部的深入和突破,推進學術研究的逐步深化和精細化,從而有助於深入理解和解釋某一部分刑事現象,總結和把握每一類刑事規範的特點及其運作規律。但與此同時,雖然各刑事科學有其相對獨立性,但是也有其共性,各學科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繫。而日益強化的學科界限和相互分割的學科結構,卻造成了各部門刑事科學獨自發展、相互分離,整個刑事學科之間的對話和交流逐漸演化為相互之間的疏遠、誤解乃至對立。在此局面下,分散和分割的研究很容易造成研究者盲人摸象般的主觀武斷,或者跳不出學科疆界的固執偏狹。刑事學科整體研究的缺失和空泛,不僅會阻礙部門法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和突破,而且更為嚴重的是,分割、封閉的研究難以把視野聚焦於整體刑事規範,忽視了各刑事學科之間的共性特徵和內在聯繫,割裂了整個刑事學的歷史發展軌跡和內在運行規律;因而既不利於對刑事規範整體結構和共性特徵的全面把握,也不利於對刑事現象和規律的整體性、綜合性和系統性研究,從而嚴重阻礙刑事法學的發展。


刑事一體化概念提出的意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指向於刑法學學科體系的建構上。面向21世紀,中國刑法學應當在既往建構刑法學理論體系的基礎上,結合近年來刑法學理論研究和刑事法治實踐的新進展,繼續探索既具有中國特色又符合刑法發展的一般規律、既符合學科建設的理論規範又滿足刑事法治的實踐需要的刑法學學科理論體系。而刑法學學科理論體系的建構應該以刑事一體化為基本方向。應該看到,打破學科界限,整合刑事科學諸學科的從規範科學的方法到經驗科學的方法、從實體法的知識原理到程序法證據法的規則經驗、從形而下的制度規範到形而上的價值哲學,甚至還要借鑑其他人文、社會及自然科學的知識、原理和方法,進行跨學科、多維度、多層次、多方法的綜合性的學術研究。如此,才能獲得對犯罪問題的整體和全面的認識,也才能合理而有效地組織國家和社會反犯罪的整體戰略和具體對策。刑事一體化並不是要抹殺刑事科學體系的內部分工,刑事一體化恰恰要求刑事科學體系內部進行合理的學科分工,構建結構協調、功能明確的分支學科體系。刑事一體化的學科理論體系的構建不僅將成為21世紀中國刑法學的有益選擇,也將有助於推動刑事科學學科建設的規範化和現代化。


刑事一體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可以大致歸結為:將刑事學科群全面、動態地聯繫起來進行研究,從而促進包括刑法學、犯罪學、被害學、刑事哲學、刑事證據學、刑事偵查學、刑事政策學、刑事訴訟法學等學科在內的整個刑事學科群的和諧發展。這種聯繫可以從三個角度來分解:其一,整,即將刑事學科群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其二,分,即將各刑事部門學科之間分別聯繫起來研究;其三,整分結合,即將各刑事部門學科的研究置於刑事學科整體的背景下進行。刑事一體化是一種辨證的關係論及系統論。刑事一體化思想所關注的是整個刑事學科群整體與部分,部分與部分之間的辨證關係,這些關係對各刑事學科研究的內在意義,以及各刑事學科的內在結構,乃至這一關係系統的動態運行機制。這些關係相對靜止的立體架構,即為刑事學科群的結構;這些關係動態的系統運行,即刑事學科群的機制。可見,刑事一體化存在著靜態結構和動態機制等兩個基本維度。刑事學科系統為整體;各刑事學科(如刑法學、犯罪學、刑事訴訟法學等)為部分。刑事一體化思想就是主張從刑事學科系統整體的高度來把握各相應刑事學科研究的內在規律,其理論意義是顯著的。同時,刑事一體化還存在著內部和外部等兩個基本方面。內外的分別是相對的。在此,它相對的是刑事一體化的本位學科。那麼,刑事一體化的內部方面,即對刑事一體化的本位學科的內部關係進行一體化,即所謂內部協調主要是指刑法結構合理;其次,刑事一體化的外部方面,即本位學科(如刑法學)研究應當與有關刑事學科知識相結合,疏通學科隔閡,彼此促進。只有合理地認識並協調好刑事學科系統的內外和動靜關係,整個刑事學科群的有關理論研究才能科學、和諧地進行。


2.刑事一體化與刑事法的學科知識形態


刑事一體化如果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即從多學科角度研究某一課題,是很可取的;如果作為一門科學來對待,則有兩個問題需要廓清:刑事一體化是幾門學科的一體化還是整個刑事學科的一體化?刑事一體化是統一於刑法學還是刑事科學?我國有學者認為,刑事一體化既不是幾門刑事學科簡單地拼盤,也不是一門學科吃掉其他學科。實際上,刑法學、犯罪學、刑事訴訟法學、監獄學、刑事政策學等各自獨立但又密切聯繫;刑事基礎學科和刑事技術學科各自使命不同但又共同服務於抗制和預防犯罪的目的。因而,刑事一體化應是建立刑事科學學這一新的科學。那種將各刑事學科統一於刑法學中的想法是不現實的,因為各學科研究對象不同,將其他學科統一於刑法學中,既沒有必要也很難實現。刑事科學學的創立是一個很大的課題,以下幾點需要注意:首先,刑事科學學只能是建立在各刑事學科獨立地位的確立以及深入把握各學科相互之間結構關係的基礎上。換言之,刑事科學學不是要消滅各刑事學科,而是立足於各刑事學科自身獨立存在的價值以及各刑事學科又密切聯繫的基礎上。其次,刑事科學學的實現有賴於各刑事學科的自身建設,而各學科的自身建設應以一體化作為觀念指導。只有加強各刑事學科的自身建設,才能保障其獨立地位的確立;只有以一體化作為觀念指導,才不至於割斷各刑事學科之間的有機聯繫,避免自認為大的局面。再次,刑事科學學的建立既不否定各門刑事學科在具體研究對象上的特殊性,也不否認它們從各自的研究對象出發提出的抗制和預防犯罪模式,而是基於刑事科學內在的統一性。這種統一性既表現在各刑事學科研究內容所涉及範疇的某些共同性,也表現在各刑事學科研究價值均含抗制和預防犯罪的共同目的性。刑事科學學的使命,是要深化對各刑事學科共同範疇及其基本規律的認識和把握,並站在各刑事學科總體的高度提出抗制和預防犯罪模式。因而,刑事科學學並不取代各門刑事學科,也不是它們的簡單拼盤,而是理論上和價值上的認識升華。刑事科學學在內容上,應當研究各刑事學科共同關注的範疇及其內在邏輯聯繫,如對犯罪、刑事責任等範疇的認識及其相互關係、基本規律的把握;應當關注對各刑事學科研究均有指導意義的內容,如刑事學派、刑事基本原則及基本研究方法等;應當站在刑事科學總體的高度,探討預防和抗制犯罪的當為模式。在理論體系上,由於各門刑事學科實際上均從不同角度探討犯罪和犯罪人,因而刑事科學學可以以犯罪和犯罪人為中心構建其理論體系。


學科專業是知識劃分和知識生產制度化的產物,學科制度通過規範有效地推動了學科新知識的增長,但同時,為了整理、加工和深化知識的系統性和邏輯性,滿足學科共同體內部溝通和理解的需要,不同學科內部逐步建立了自身學科的學科規範和標準,使得學科之間涇渭分明,各學科自成體系,形成了學科之間的相對封閉甚至衝突,不利於學科之間的交流,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學科內部的知識創新活力。斯諾的兩種文化的提出,就反映出了當時英國知識界文理兩大領域之間的分裂。其實,在學術活動高度專業化的今天,不用說在不同學科領域,就是在同一學科之下不同的次級學科之間,彼此難以溝通、甚至自以為是的現象也極為普遍。這是人類在從事知識生產中永遠也無法擺脫的一個悖論。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學科之間的適度衝突有利於學科的發展。「現代學科規訓制度帶來了一種新訓條,認為知識領域本質上是開放的。這個新生的生態系統確保了新生的學科規訓領域和次學科規訓領域,具有無窮的增殖潛能。」 從這種開放的角度,我們可以理解不同學科衝突之意義所在:「衝突既可以調動人們進一步維護邊界的努力,推動學科、專業知識體系的進一步完善和精緻,也在無形中恢復了由於規訓而弱化了的對其他學科的敏感性,增加了人們發現原有學科規範的破綻和突破各自邊界的機會,因而,形成更多的新知識增長點。」


法學無論是作為教育實踐還是學術研究,都不可超脫學科規訓制度的影響。在刑事法領域,刑事一體化思想歸根結底也是一個學科關係問題。對於我國的刑事一體化思想,從學科規訓的角度來看,它是一把雙刃劍,用之不當就會使刑事法學教育與學術研究深受其害,造成學科混亂;用之得當則可以促進刑事法學知識的創新,促進學科關係的良性循環。


刑法學是法學中一門傳統學科,尤其是在中國,由於法起源於刑,中國古代刑律極為發達。在法學中,最初獲得話語壟斷權的就是所謂刑名之學。可以說,刑名之學是中國古代律學的雛形。在律學中,也大多是對刑法規範的注釋,因而刑法學歷來是我國法學中的顯學。蔡樞衡先生將刑法學研究劃分為對刑法的事實性進行研究的刑法史學、刑法現象學(或社會學)、比較刑法學、比較刑法史學等、對刑法的規範性進行研究的刑法規範學或刑法解釋學、對刑法的哲學性進行研究的刑法哲學、廣義的刑事政策學以及立法學等。他認為,刑法的事實性、規範性和哲學性的研究是互相統一的,是刑法學研究一體之三面,缺一不可。陳興良教授認為,我國的刑法學研究應該分為三個理論層次:對刑法價值的研究,屬於刑法哲學;對刑法規範的研究,屬於規範刑法學;對刑法事實的研究,屬於刑法社會學。其中,規範刑法學可以區分為兩個理論層次:刑法法理學與刑法解釋學。刑法社會學的知識體系主要表現為採用社會學方法對刑法的兩個基本內容——犯罪與刑罰進行研究而形成的犯罪學與刑罰學。在刑事法學科中,規範刑法學可謂一支獨秀,是傳統形成的「老大」。陳興良教授認為,在規範刑法學中,刑法法理學與刑法解釋學應當加以區分。雖然兩者都研究刑法規範,但關注的重點有所不同:刑法法理學揭示的是刑法規範的原理,而刑法解釋學揭示的是刑法規範的內容。刑法解釋學應當堅守的是「法律不是被嘲笑的對象」的立場。在刑法解釋學的語境中,法律不是被裁判的對象,而是被研究、被闡釋,甚至被信仰的對象。通過解釋,使刑法規範的內容被理解、被遵行、被適用。由此可見,刑法解釋學是與司法相關的,是站在司法者的立場上對待刑法。刑法法理學雖然也以刑法規範為研究對象,但它所揭示的是刑法法理。這種刑法法理是蘊含在刑法規範背後,對刑法規範起評價作用的基本原理。這裡的法理是相對於法條而言的,法條是刑法規範的載體。而法理雖然依附於法律,但又往往具有自身的獨立品格。因此,如果說刑法解釋學揭示的是刑法規範之所然;那麼,刑法法理學闡述的是一種自在於法條、超然於刑法規範的法理,揭示的是刑法規範之應然。因此,刑法法理學不以法條為本位而以法理為本位。在這種以法理為本位的刑法學理論中,刑法的學科體系超越刑法的條文體系,刑法的邏輯演繹取代刑法的規範闡釋。因此,這種刑法法理不再以刑法條文為依據,獲得了理論上的自主性。這個意義上的刑法學,是一種本體刑法學。在我國刑法學界,大量的是摻雜著某些理論內容的刑法解釋學,嚴格意義上的刑法法理學著作尚付闕如。在刑法解釋學的語境中,法律永遠是正確的,需要通過理論去闡釋法條。而在刑法法理學的語境中,法理是優先的,是法條存在的根據,因而可以評判法條。除刑法哲學是對刑法的價值研究之外,刑法法理學與刑法解釋學雖然同屬規範刑法學,又可以區分為兩個理論層次。值得注意的是,關於刑法解釋學的理論定位與地位,張明楷教授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他認為,刑法解釋學不是低層次的學問,對刑法的注釋也是一種理論,刑法的適用依賴於解釋。所以,沒有刑法解釋學就沒有發達的刑法學。一個國家的刑法學如果落後,主要原因就在於沒有解釋好刑法。就適用刑法而言,刑法解釋學比刑法哲學更為重要。既不能要求我國的刑法學從刑法解釋學向刑法哲學轉變,也不能一概要求將刑法解釋學提升為刑法哲學。因為轉變和提升,都意味著刑法解釋最終不復存在;事實上,刑法解釋學不僅重要,而且與刑法哲學本身沒有明顯的界限。刑法解釋學與刑法哲學並非性質不同的兩種學問,甚至可以說,刑法解釋學就是刑法哲學。只有以法哲學為基礎解釋現行刑法的學科,才是真正的刑法學。陳興良教授同意刑法解釋學很重要的觀點,但不同意刑法解釋學與刑法哲學沒有明顯界限的觀點,在他看來,兩者的界限是明顯的。


下面我們考察一下犯罪學學科。社會學家孔德將社會、科學乃至個人思想的發展分為三大階段:一是神學虛構階段(約1300年以前);二是抽象的形上學階段(約1300-1800年);三是實證的科學階段(1800年以後)。孔德的三階段說,大體反映了人類理智的歷史過程,這是值得肯定的,但孔德將第三階段視為人類的最終狀態未免太武斷,因此受到批判。同時要看到孔德是對西方歷史的總結,而我國仍然只處於從形上學向實證科學過渡的階段。西方犯罪學已有300年的歷史,經歷了貝卡利亞的前科學階段,龍勃羅梭的半科學階段以及現代的實證科學階段。西方犯罪學發展為一門顯學,從刑法學的統治中獨立出來,擺脫了對刑法學的附屬地位,但我國的犯罪學研究歷史不超過半個世紀。從形式上看它是一門「學科」,但實質上仍不具有實證的科學屬性,仍然依附於刑法學。如當前的犯罪學界主張犯罪學之犯罪概念應當獨立於刑法學定義,就是犯罪學尚處於爭取學科獨立的適例。在刑事一體化的視野中,犯罪學作為一門學科,是輔助性與獨立性的統一。犯罪學的輔助性昭示了這樣一個道理:犯罪學家並不是為了研究犯罪而研究犯罪,犯罪學不能成為經院哲學。因此,犯罪學研究的目的是為刑事科學服務的,只有將犯罪學研究成果通過刑事立法與刑事司法轉化為刑事規範及其適用的理論資源,犯罪學的社會功效才能最終實現。如果說,犯罪學是解釋世界,那麼刑事科學就是改造世界,兩者具有密切的依存關係,但前者又不能不服務、服從於後者。犯罪學的成果轉化,首先表現在通過對犯罪現象的研究,揭示犯罪演變的態勢與規律,從而為刑事政策提供理論根據。我國有學者曾經生動地把犯罪學與刑事政策學之間的關係比喻為體用關係:前者是體,後者是用,指出:犯罪學是事實學,它的任務主要是指向關於犯罪人、犯罪行為以及犯罪諸現象的事實的存在的確定。而這個經驗的實證的存在的真實,是刑事政策學的價值判斷的客觀基礎,無此基礎,刑事政策學則成為空中樓閣,不能成為現實的、合目的性、合理性的價值判斷。因此,犯罪學家應自覺地擔當起提供犯罪事實之真實存在的分析材料,從而保證作為價值判斷的刑事政策的決策的科學性。犯罪學科的輔助性絲毫也不否定犯罪學家的主觀能動作用。德國學者施奈德曾經把犯罪學家稱為超前思想家,表明犯罪學對於刑事政策的科學化與刑事立法的合理化的重要意義。施奈德指出:犯罪學不僅研究犯罪行為和罪犯,而且還把犯罪行為的受害者、社會監督機構以及對犯罪行為和累犯的反應作為它的研究對象。犯罪學不再從刑法科學那裡接受他人研究對象,而刑法學則又轉過來從刑事立法者那裡通盤接受其研究題材。犯罪學更著重研究社會前提條件,刑法的立法過程以及刑法的作用。一項刑法的立法是否公正,這取決於一種應該被解釋成犯罪行為是否危害到社會的重要經濟和社會生活的重大利益。因此,一種犯罪現象在社會上出現,總是首先進入犯罪學家的視野,只有經過犯罪學的研究,這種犯罪現象才能在刑事立法中得以確認,成為法定化的犯罪。犯罪學科的輔助性,只是在刑事法理論中的分工不同而已。這種分工恰恰是由犯罪學這門學科的特點所決定的。當然,在肯定犯罪學的輔助性的同時,絲毫也不能否認犯罪學科的獨立性。在刑事法學中,犯罪學無論是在研究對象還是研究方法上都有別於其他刑事學科。因此,在犯罪學的研究中,我們應當堅持犯罪學的獨立品格。這種獨立品格的獲得,有賴於犯罪學家的主體意識與學術使命的建立。在犯罪學研究中,應當抱著一種科學的態度,在價值無涉的原則下,對社會上的犯罪現象作出客觀的、理性的、獨立的分析與評判。唯有如此,犯罪學研究才具有生命力,其結論才具有權威性。


我們再來看刑事訴訟法學,或曰刑事程序法學。刑事訴訟法學是專門研究刑事程序法的學科。關於程序法與實體法的關係,在理論上存在主從論、同等論與階位論等各種觀點。主從論認為實體法和程序法之間的關係是主從關係。實體法是內容和目的,程序法是形式和手段,實體法決定程序法,沒有實體法,程序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程序法依據附於實體法而存在。同等論認為,實體法和程序法之間的關係為同等關係。為解決社會衝突而言,二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階位論認為,實體法和程序法之間的關係是一種邏輯上的階位關係,實體就是下階位的法,程序法是上階位的法,程序法先於、優於實體法。如果說,實體法是權利的設定與義務的分配;那麼,程序法就是權利實現與義務履行的過程與步驟。在刑事法中,實體是指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以及處以何種刑罰,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定罪量刑。實體正義是指保證定罪準確、量刑均衡,從而實現司法公正。因此,對實體正義的追求始終是法律的強烈衝動。程序是指司法機關在追究刑事責任時所遵循的方法、手段以及其他規制。就程序法與實體法的關係而言,程序設置的目的是為實現實體法所追求的公正價值。在這個意義上,程序法具有輔助性,被稱為從法、助法,而實體法則是主法。但實體法與程序法這種邏輯上的主輔關係,絲毫也不能貶低程序法的意義。實際上,實體權利是通過一定的程序加以確認並實現的。在這個意義上說,沒有程序就沒有權利。刑事訴訟法屬於限權性規範,為國家刑罰權的正確、適度行使設置規則和界限。 刑法通過刑事訴訟法來實現。規定犯罪與刑罰的刑法,只有通過刑事訴訟法才能實現。在這個意義上說,刑法與刑事訴訟法同為一體,但是,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重視實現刑法,還是側重從更為廣泛的角度解決刑事案件,可以決定刑法與刑事訴訟法兩者關係的緊密程度。前者是重視維持秩序的國家、社會的基本立場,後者是重視人權保障的國家、社會的基本立場。刑法因刑事訴訟法而相對化,過去人們一直存在「重實體輕程序」的思想,把刑事訴訟法列於刑法的輔助法地位,但是現在,人們把刑事訴訟法理解為具有獨立於刑法意義的法律,已經認識到程序自身具有的價值。程序法固有的規範可能導致實體法規範發生變化。例如,收集證據的程序違法,其證據的有效性不被承認,法庭排除該證據。其結果,因為不存在犯罪的證據,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無罪。貫徹刑事一體化思想,刑法學者或者刑事訴訟法學者就不能將視野局限在本人的學科專業範圍內,也應當了解其他學科專業的理論和發展,這樣研究問題、提出對策才不致於偏頗。事實上,有些問題的解決是必須運用跨學科專業知識的,比如推定,既是實體法研究的問題,也是刑事訴訟法研究的問題。在實際的刑事訴訟過程中,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區分並不是涇渭分明的,而經常被交叉適用,甚至刑法上的一些規範還經常直接包含在刑事訴訟之中。陳瑞華教授認為,加強與刑法學者的學術交流,站在整個刑事法學全局上觀察刑事訴訟問題,對於刑事訴訟法學研究領域的擴展和理論視角的轉變,都將是極為有益的,甚至刑法學上的一些基本命題還對刑事訴訟法學研究具有直接的參考作用。刑事訴訟法儘管屬於程序法,但往往包含著一系列的實體構成規則。刑事訴訟法學需要打破認為設定的程序法與實體法之間的界限,展開與刑法學的溝通,實現不同刑事法學科之間的互動。


下面我們看看監獄學學科。監獄學是研究刑罰執行機關執行監禁刑與改造罪犯這一特殊現象及其規律的學科,又被稱為行刑學。關於監獄學的組成部分,一般認為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監獄學基礎理論、監獄法學、教育改造學、獄政管理學、罪犯改造心理學、勞動改造學、監獄人民警察管理學、監獄經濟管理學、中外監獄史等。有學者將監獄學學科劃分為四個層次:(1)哲學層次,即對監獄學的哲學概括,它要從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歷史高度來回答監獄現象存在的事實、意義、價值和方式諸問題。也就是說,它並不是就監獄而研究監獄,而是把監獄現象放在更加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加以研究、觀察。同時,這種研究、觀察的理論結果又對整個監獄學起到宏觀指導和奠基作用。與此相應的學科應是監獄哲學或監獄學原理。(2)基本理論層次,主要研究監獄現象,揭示監獄發展運作的規律,是監獄學的理論核心和理論基礎,也是監獄學區別於其他學科的基本標誌。與此相應的學科如監獄學基礎理論、監獄社會學、監獄文化學等。(3)應用理論層次,即把豐富多彩的監獄現象分門別類或對某一方面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對某一方面的研究雖然並不能完全反映出監獄學的整體研究水平,但卻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監獄學研究的深入程度,並由此形成了一個分支學科群,稱為學科體系的主體部分。與此相應的學科應包括:獄政管理學、教育改造學、勞動改造罪犯學、監獄經濟管理學、監獄政治工作學、罪犯心理學、獄內犯罪學、獄內偵查學、監獄建築學、監獄醫學、回歸社會學、監獄法律文書等。(4)應用技術層次,即運用某一專門技術或方法對監獄現象某一領域或方面進行研究。當前,對這種應用技術的研究成果,尚未形成一門分支學科,但是隨著監獄現象的日趨複雜和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專門技術的應用仍有可能形成一個新的分支學科。在當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日益呈現出兩種明顯的趨勢,一是學科的不斷分化,二是學科的交叉綜合。這兩種似乎是對立的趨勢,實際上彼此聯繫,具有深刻的一致性。而這兩個方面矛盾運動的結果,一是導致學科數量的迅速增加,二是新科學的不斷出現,使學科間的傳統界限不斷消失,導致了學科的綜合化、整體化發展。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和日益複雜,人們認識的不斷深化和知識的積累,有些學科雖然仍沿用了過去的名稱,但它們的內容卻極大地豐富了,監獄學的發展正是反映了這種趨勢。在法學領域中,與監獄學關係最為密切的是刑法學、刑事訴訟法學和犯罪學。刑法學的一些基本原理,包括犯罪、犯罪構成,如何定罪量刑,特別是關於刑罰目的、種類以及減刑、假釋等問題的理論;刑事訴訟法學關於國家司法機關處理刑事案件活動程序的法律規範及司法實踐的理論研究成果;犯罪學關於犯罪現象、犯罪原因和犯罪預防的研究,對監獄學關於執行刑罰、懲罰與改造罪犯的研究,有著直接指導意義。而監獄學的理論研究成果,對刑法學、刑事訴訟法學、犯罪學理論研究的意義在於:通過對關押改造罪犯定罪量刑情況的歸納分析,對改造好的罪犯實施減刑、假釋的理論與實踐的研究,關於懲罰與改造罪犯基本理論研究,關於監獄執行刑罰過程中處理罪犯申訴、減刑、假釋、又犯罪、監外執行等理論與實踐、實體與程序方面的研究成果,關於罪犯構成及其發展變化,以及不同類型罪犯和個案犯罪原因的研究,為刑法學、刑事訴訟法學、犯罪學研究提供了集中、豐富、典型的素材和研究成果,對於進一步完善和發展這些學科的理論,深刻理解和豐富刑罰理論,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刑事一體化思想的實踐必須堅守一個前提:應當支持犯罪學、刑事訴訟法學、監獄學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學科,爭取「民族獨立」的學科革命。只有在實質意義上的學科獨立、學科分化的前提下才能充分發揮刑事一體化的積極效應。一方面它能促進法學教育模式的創新,吸收人文科學教育中的直覺模式、個性模式,形成一種交叉的、結構的、綜合的、體系的教育模式。另一方面可以理順學科之間的關係,明確什麼是各學科必須堅守的疆界和主權、什麼是可以開放、交換、交融的區域,同時拓展學術研究的視野,突破注釋刑法學的狹隘學術樊籬,形成系統的刑事一體化格局。


3.刑事一體化與刑事法律人才的培養


工業社會的出現使社會分工越來越精細化,再加上一部分工作的「理論成分增加了」,專業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占據了主導的位置,專門人才的培養成為高等學校最為重要的職能之一。人才分門別類培養是與知識的劃分相匹配的。在我國,《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和《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就是運用知識和學科劃分對人才培養進行指導和規範的制度性文件。學科人才培養存在兩種模式。一是我國的「規範模式」:學科劃分規範專業設置,專業設置繼而規範人才的知識與能力結構;學科新人進入學科領域的路徑是:學科—專業—課程,學科之間、專業之間涇渭分明,要轉學科或轉專業非常困難。另一模式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統計歸納模式」。在這一模式下,政府不直接干預高等學校的學科設置與專業設置,專業設置是依靠課程組合來形成專門化;學科新人進入學科的路線是:學科—課程組合—專業(專門化或主修),入學後有相當的選擇專業與學科的自由,學科劃分只起到事後統計和歸納的功能,這種功能與學生較為自由地選擇學科互為因果。不論是「規範模式」還是「統計歸納模式」,當它們被建制後就成為人才培養制度。如何避免一種口徑過窄的培養制度是一個有待於探索的問題。在我國現階段,刑事學科內部的專業劃分是存在的,刑法學、犯罪學、行刑學、刑事政策學、刑事訴訟法學等專業之間的區隔是存在的,為了貫徹刑事一體化思想,需要培養具有刑事一體化思維的專業人才。現在有這樣一個現象,面對一個問題,刑事學科內部不同專業的研究人員就會說,這是刑法學或者刑事訴訟法學的問題,已經超出了我的專業範圍,儘管「術業有專攻」、「隔行如隔山」,但是長期如此,做學問的視野就會越來越狹隘、逼仄,就把學問「做死了」。因此,應當改變我國目前通行的學科人才培養模式——規範模式,摒棄學科之間、專業之間涇渭分明的固見,學習美國的「統計歸納模式」,一個學科、專業的學生可以到另一個學科、專業的課堂上聽課;一個學科、專業的研究人員可以與另一個學科、專業的研究人員探討問題,從事學術研究。具有刑事一體化視野的研究人員才能對犯罪現象提出全面、深入的原因分析和有效、合理的對策措施,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刑法學的法條、法理,才能真正認識訴訟程序的價值和應用,從而為決策者、立法者、司法者提供行之有效的理論支持,推動刑事法治的進程。


四、結束語


福柯認為權力並不產生於中央集權國家,而是散見於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因此拒斥普通政治學。從1971年到1972年,福柯在法蘭西學院的課程主要涉及「刑事理論和機構」,認為權力關係並不只起推進知識或阻礙知識的作用;權力關係並不僅僅滿足於鼓勵或刺激知識,扭曲或限制知識;權力和知識並不只是因旨趣或意識形態的作用而聯繫在一起的。因此,問題並不是確定權力如何抑制知識並使之服務於自己的目的,或者權力如何在知識中表現自己並把意識形態內容和限制加注在知識。倘若沒有一個交往、記錄、累積和置換的體系(它本身是一種權力形式,並且就其存在和功能而言與其他權力形式相聯繫),就不能形成知識體系。反之,倘若沒有知識的抽取、挪用、分配或保留,就不能實施權力。在這個層面上並不存在這樣的局面,即以知識為一方,以社會為另一方,或者以科學為一方,以國家為另一方,存在的只有知識-權力這一基本形式。知識從高高的神壇之上跌落下來,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在對知識的單純熱誠的投入底下,是權力—知識的機器」。這的確是振聾發聵之言,曾經是日用而不知的知識活動需要反思。但這一步似乎跨越得太快了:不同的知識背後有著不同形式的權力,但不是所有的權力形式都要藉助於知識,到底是什麼賦予一些知識以權力?需要尋求知識與權力之間的中介因素,這個中介把二者聯結起來,卻不可以還原為其中任何一方。霍斯金(Keith W. Hoskin)提出:「權力—知識關係中間的連接號是歷史上不斷在改變之中的教育實踐方式。」他探討了過去兩百多年來他以為最關鍵的連接方式:書寫、考試和評分,它們在特定時刻把附著在某種知識上的權力帶上前台,或者令某種形式的知識擁有權力;認為學科規訓制度不過是以現代嚴苛的方式活出這古代的弔詭而已。這個結論卻不能很好地說明他所指陳的一個事實:「學科規訓從來都負載著教育上難解的謎團,也就是既要生產及傳授最佳的知識,又需要建立一個權力結構,以期可以控制學習者及令該種知識有效地被內化。」其實學科制度反而是知識和權力之間更為關鍵的連接方式,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探討學科制度本身對知識活動的獨特影響。霍斯金企圖超越福柯之學說,實際上其系譜學式的考察依然有福柯的影子。霍斯金還與麥克夫以及鮑爾,分別探討了會計學、管理學作為一種學科規訓性的微觀權力,他們的分析顯然受到福柯著述的影響。此外還有眾多的同類研究,但有著較為分散的特徵,顯示出學科制度研究中還沒有形成範式,而且「他們還是留心論述、邏輯和理念,多於物質性和制度上的東西。」但在這些研究的揭示之下,學科制度表現為一種規訓性權力,這是雙重規訓,既是規則範式也是組織結構。


在學科制度規訓下,刑法知識的生產被圍囿於各個刑事法學科之中,難免自我封閉,閉門造車,乃至夜郎自大,成為一個個可悲的井底之蛙。為了防止或者打破可悲的局面,有必要提倡刑事一體化的研究思路,強調刑事學科之間的融合,主張整體化、跨專業的研究,從而針對犯罪現象提出全面深入的原因分析和有效合理的對策措施,更深刻地理解刑法學的事實、規範與價值,真正認識訴訟程序的價值和應用,為決策者、立法者、司法者提供行之有效的理論支持,推動刑事法治的進程。長期以來,各個刑事學科的研究者擅長在一個相對穩定的體系中從事研究工作,而很少將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引入自己的研究中來。結果,這一學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保守、封閉的缺陷,甚至很難對其他學科進行學術上的溝通和對話,更遑論不同學科的交叉研究。但是,科學研究的邏輯和經驗表明,孤立地從事一門學科的研究,而不吸收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研究者往往會使本學科的理論逐漸走向僵化,學術的創新也將無從談起。因此,要擺脫刑事學科目前所處的困境,就必須保持學術研究的開放性,始終關注相關學科的發展動態,運用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學會從不同的視角和立場觀察刑事法問題。要保持學術視角的開放性,就必須打通各個刑事法學科之間的聯繫,堅持刑事一體化的思想。如果連這一點也做不到,那麼要求這門學科吸收其他各門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就更談不上了。刑事法學科要發展,就需要保持學術上的開放性,吸收其他學科的成果和方法,甚至直接展開多學科的交叉研究,這對於任何學科的發展都是一條必經之路。研究者需要將刑事法內部各個學科之間打通,也要將刑事法學科與憲法學、行政法學等各門法學學科打通,分析與這些科學展開資源共享和多視角研究的可能性。甚至從長遠眼光來看,刑事法學科不僅應向其他部門法學開放,而且還應吸收法學以外的其他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的觀念、成果、方法和理論,使其理論保持鮮活性和立體性,能夠隨著科學的發展而有新的進展。


孫運梁,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教授、北大法學博士。

文章原載:《刑事法評論》第20卷,全文請參見《刑事法評論》2007年第1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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