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中世紀時期,貴族權勢的增長

安然史說 發佈 2024-02-26T23:18:42.593912+00:00

貴族是中世紀西歐在政治上掌握統治權力的社會群體,但同時也是在中世紀社會中不斷發生變化的一個社會群體,在整個中世紀不同的歷史階段,貴族的含義都有所不同。

文|安然史說

編輯|安然史說

前言

貴族是中世紀西歐在政治上掌握統治權力的社會群體,但同時也是在中世紀社會中不斷發生變化的一個社會群體,在整個中世紀不同的歷史階段,貴族的含義都有所不同。

貴族這一稱號的等級具備的特點

法國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認為,在法蘭克墨洛溫王朝時期,「配得上貴族這一稱號的等級顯然必須具備兩個特點:第一,必須擁有自己的法律地位,這一地位能夠肯定其所要求的優越性,並使這一優越性實際有效;第二,這一地位必須是世襲的」。貴族社會地位的優越性在《撒利克法典》中明顯地反映出來,無論是在賠償金還是在其他方面,貴族與其他等級都有很大的差異。隨著法蘭克人先後征服日耳曼其他部族,以及諸王之間在法蘭克人建立王國後爭奪勢力的鬥爭中,貴族的社會結構逐步地發生了變化。

為國王服役的人參與王國的統治,他們也都因此與王室建立了親疏程度不同的親屬關係或者姻親關係,又因采邑制的改革而成為國王的封臣,封臣取代舊貴族,構成新的貴族階層。比利時歷史學家岡紹夫在論述什麼是封建制度時分析了采邑和統治的關係,他認為:「從查理大帝執政時起,封臣制極大地擴展,這是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首先,每個國王和每個皇帝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都在竭力地增加自己封臣的人數。出於同樣的目的,伯爵、馬爾克伯爵以及公爵都有義務,作為國家權力的代理人成為國王的封臣。加洛林的國王們認為,只有使他們成為封臣,受到雙重誓約義務——封臣和伯爵、馬爾克伯爵以及公爵——的約束,才能牢牢地控制統治。」

加洛林時期開始實行的采邑制培植了西歐中世紀的貴族階層,日耳曼人的習慣法則使得封地「基本上成為世代相傳之物」。877年,為了獲得貴族的支持,卡爾二世國王在奎爾日頒布敕令,承認采邑可以完全世襲。在封地世襲化的過程中,大小貴族在自己的領地範圍內代表或占有、奪取或行使應該是國王行使的權利。10世紀初期,法蘭克加洛林王朝的國庫領地幾乎被分封殆盡,這些封地的世襲化使國王喪失了對封地的擁有權。

土地的用益權以實物地租和徭役地租的形式掌握在獲得封地的伯爵或其他貴族的手中,曾經是國家的稅收,包括市場稅和關稅,都進入貴族的囊中。不僅如此,貴族還掌握了領地內的最高司法審判權,控制了對教會職務的授予權,王權則成為貴族們獲得各種權利的保障。正如德國的歷史學家特倫巴赫所說的:「從加洛林時期一直到中世紀晚期,體現了國家集合體和統一趨向的王權只是一個具有各種不同用途的工具。」加洛林王朝以來,西歐各國的國王都只不過是貴族階層中的一個成員,德國的歷史學家把這種王國的體制稱之為「貴族體制的王國政體」。

貴族權勢的增長

恩格斯在闡述國家時強調「國家是整個社會的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組織中的集中表現」,基於這一點「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這個政體中,貴族享有與國王幾乎相等的權利,這些權利是貴族在采邑制度發展的過程中逐步獲得的。法蘭克帝國解體之後,東法蘭克地區囊括了薩克森、巴伐利亞、阿雷曼、施瓦本等查理大帝新征服的地區,在這些地區日耳曼人的習慣和傳統比較久地保持下來,所在地區的世族貴族家族依然享有特殊的權利和地位。這些世族貴族家族的成員,或是在查理大帝征服時期派去擔任某個職務的陪臣,或是通過與皇室結成姻親關係提升了政治地位,他們是法蘭克王權在當地施行統治的重要支柱,是國王權力的執行者,他們享有王權給予的各種特權,逐漸地發展成為掌握各公爵領地大權的大貴族。

德國著名的歷史學家特倫巴赫在闡述德意志從東法蘭克王國向德意志王國演變時強調,在新建立的德意志王國中雖然確立了國王的權威,但是那些有勢力的世族貴族家族擔任王室宮廷中的重要職務,在決定王國事務時施加很大的影響力,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爭奪王位、對抗王權的行為,世族貴族家族的權勢在不斷地增大。為了牽制大貴族的政治力量,奧托承襲查理大帝施行的教會政策,培植教會的勢力,實施奧托特恩權,大主教享有大公爵所掌有的司法審判、收取關稅、開辦集市權和鑄幣權。

奧托特恩權以及在德意志皇帝支持下進行的教會改革,極大地增長了教會貴族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勢力,但這並沒有達到均衡世俗貴族勢力的目的,反而形成一股能與德意志王權抗衡的新的政治力量,德意志的世俗貴族也把羅馬教會作為強有力的同盟者。在海因里希四世與格雷戈爾七世圍繞主教授職權展開的鬥爭中,德意志的部分貴族與羅馬教皇結盟與其對抗,甚至在羅馬教廷的支持下推舉出對立派國王,迫使海因里希四世不得不對教俗貴族做出極大的讓步,走上卡諾薩之路,以一個懺悔者的身份請求教皇的寬恕。亦或可以這樣看,與其說海因里希四世是對教皇的屈從,不如說是德意志國王對教俗貴族的妥協和讓步。儘管教皇赦免了懺悔的海因里希四世,使其日後有了反擊的機會,但德意志的教俗大貴族則都把與教皇的合作看作是抵抗皇權最有效的方式。

卡諾薩事件之後,海因里希四世改變了以往的策略轉而重用王室封臣(ministerial)。王室封臣的制度起源於法蘭克時期的陪臣制度,王室封臣是在法律上沒有人身自由的國王的侍從,他們為國王管理分散在各地的王室領地和財產,由此獲得生存和裝備所必需的食物、馬匹、貨幣以及奴隸和其他物品,所有這些都是由他們所管轄的王室領地或者城市以賦稅的形式提供的。他們對王室的財產沒有支配權但卻享有用益權,他們的子嗣經國王獲准可以繼承其父的職位。

王室封臣在人身和經濟上都受到王權的制約,然而隨著王權與教俗大貴族之間矛盾的激化,他們在王國中的政治作用逐漸增強。海因里希四世時期,分散在各地的王室領地上先後設立帝國特轄區(Reichsvogtei),由王室封臣擔任特轄區的行政長官,以此限制教俗大貴族的權勢。王室封臣成為德意志君主反對教俗大貴族所依靠的主要政治力量,他們管理著被沒收的或者被收回的教俗大貴族的領地,他們也越來越多地被委以重任。王室封臣的政治地位日益提高,在地方上的權力越來越大,逐步地上升為新的貴族階層。

關鍵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