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紅樓夢》「虎兔相逢大夢歸」所體現的天文曆法問題

澎湃新聞 發佈 2024-02-27T15:10:37.899930+00:00

本文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辛德勇於3月15日在重慶大學博雅學院講座文稿,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各位同學、各位老師;大家好。非常高興來到重慶大學。感謝貴校的美意,讓我有機會在這裡和大家做這樣的交流。

本文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辛德勇於3月15日在重慶大學博雅學院講座文稿,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各位同學、各位老師;

大家好。非常高興來到重慶大學。感謝貴校的美意,讓我有機會在這裡和大家做這樣的交流。

今年有所謂「雙春年」一說,去年舊曆臘月二十九,也就是公曆2023年1月20日的晚上,我本來想在自己的公眾號上做一場直播,可出於莫名其妙的原因,沒能做成。直播雖然沒有做,可我事先很認真地寫了講稿,隨後也在「澎湃新聞翻書黨」欄目上刊發了這篇講稿。

我這篇沒能按計劃進行的講稿,題目是《這個兔年不好過?——所謂「雙春年」的天文曆法解說》。在撰寫那篇講稿時,本來想隨便提一下今天講述的內容,亦即所謂「虎兔相逢大夢歸」的問題,但考慮怕分散主題,所以沒有談。

當初想提,是因為今天講述的主要內容,同所謂雙春兔年一樣,實質上只是把兩種不同體系的曆法要素混合在一起看才會出現的一種「假象」。「紅學」學問很深,水更深,我對這部書的了解,只是讀高中時在課堂上因閒得無聊而隨便翻過兩遍而已。現在來和大家講這個問題,當然不是我對《紅樓夢》有什麼研究,只是借這個形象而又生動的由頭,和大家簡單談談我所理解的古代天文曆法知識。

程乙本《紅樓夢》卷首附元春圖

《紅樓夢》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釵 飲仙醪曲演紅樓夢》,賈寶玉在秦可卿那張「壽昌(陽)公主於含章殿下臥的榻」上,夢遊太虛幻境,幻境裡看到了暗寓主要人物命運的「金陵十二釵正冊」。但見在這本圖冊中體現元春命運的畫面上:

畫著一張弓,弓上掛著香櫞。也有四句言詞,道是:

二十年來辨是非,榴花開處照宮闈。

三春爭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夢歸。

這「四句言詞」,紅學家們稱作「判詞」,判的當然是元春一生的遭際,而「大夢歸」猶如「大命歸」,就是一命嗚呼,離世而去。這些凡是讀過《紅樓夢》的人,誰都明白。

這四句判詞中「三春爭及初春景」的「三春」是指迎春、探春、惜春三姐妹,初春是指元春本人,而「爭及」當解作「怎及」,這些都是一清二楚的事情。我在這裡想和大家談論的,是這四句判詞中的最後一句「虎兔相逢大夢歸」。

我現在和大家談這個問題,看到的《紅樓夢》,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的校注本;更具體地講,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在1996年12月出版的第2版。這個版本,依據的底本是庚辰本。在庚辰本中,這句話就是這麼寫的,校注者參校的甲戌本、蒙古王府本、戚蓼生序本、甲辰本和舒元煒序本也都是如此。可是,校注者卻依據己卯本(怡親王府抄本)和所謂《紅樓夢稿》本把它改成了「虎兕相逢大夢歸」(附案這個講稿草成後,核對了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所出馮其庸先生主持校訂的最新版本,此處文字和校勘都一仍舊版)。

為什麼要這樣改呢?主要負責校勘方面工作並擔任這個校注本「總校」性職事的馮其庸先生,在卷首的《前言》中交待其校勘原則說:「凡底本文字可通而主要參校本雖有異文但並不見長者,仍依底本;凡底本明顯錯誤而主要參校本不誤者,即依主要參校本」。據此,他們一定以為「虎兔相逢」這話講不通了,其間一定存在「明顯錯誤」;也就是說,馮其庸先生認為「兔」是誤字,非改成「兕」字不可。

眾所周知,馮其庸先生除了是著名紅學研究專家、還有人說他對《紅樓夢》的版本研究分量最重、貢獻最多之外,更著名的專長,還是寫漢字的書法家和畫國畫的大畫家。我本人由於對《紅樓夢》研究一無所知,對馮先生的了解,只有畫畫和寫字,因而很容易推想其形象思維能力一定是超強的。

不知是不是作為知名國畫家的馮其庸先生覺得兇猛的大老虎和乖乖的小兔子從外形上看就太不匹配了,若把「虎兔相逢」理解成兩獸大戰,那這兩種動物既用不著打、也根本沒法打,大老虎眼一瞪就嚇死小兔兔了。「虎兔相逢」,兔命必喪,還夢什麼夢,連做噩夢的時間都沒有,話不帶那麼講的。曹雪芹又不是白痴,哪裡會寫這種白痴話?

不過因不善繪畫而不大善於形象思維的普通讀者,就不一定非那麼理解不可。這句判詞若是寫作「虎兔相逢」也未必就真的講不通,真的會那麼傻。替曹雪芹補完後四十回的高鶚對這句判詞的看法(附案人民文學出版社在2008年出版的新版《紅樓夢》,已經放棄了高鶚續撰後四十回的說法,改題為「無名氏續,程偉元、高鶚整理」,但這個問題比較複雜,雖然我不贊成高鶚續撰的說法,但改成「無名氏」似乎只是迴避了問題,並沒有能夠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這裡姑且沿用胡適以來大多數人習慣的看法),就顯然不是這樣。

在《紅樓夢》第九十五回《因訛成實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寶玉瘋癲》這一回里,高鶚寫道:

稍刻,小太監傳諭出來說:「賈娘娘薨逝。」是年甲寅年(德勇案:此字下原無逗號,但據文義非逗開不可,具體緣由詳下),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元妃薨日是十二月十九日,已交卯年寅月,存年四十三歲。

不需要什麼紅學專家,沒看過《紅樓夢》的人也都知道,寅年形象的說法也就是虎年,卯年則是兔年。

若是用這兩種形象的說法對《紅樓夢》的原文做個替換,大家看看,《紅樓夢》上面的內容,就成了這麼個樣子:

稍刻,小太監傳諭出來說:「賈娘娘薨逝。」是年虎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元妃薨日是十二月十九日,已交兔年寅月,存年四十三歲。

這由「虎年」而「交兔年」,不是「虎兔相逢」又是什麼?從學術淵源方面講,馮其庸先生似乎也可以說是「新紅學」派的衣缽傳人了,可此門開山猛將俞平伯先生早就指出「高氏又明敘元春之死在甲寅年十二月十九日,而十二月十八日立春,以交卯年寅月。這明是比附虎兔相逢了」(俞平伯《紅樓夢辨》上卷《高鶚續書底依據》)。為什麼竟對此視而不見呢?

如前所述,「二十年來辨是非」云云這四句判詞判的就是元春的命運,而按照高鶚的理解,曹雪芹寫這「虎兔相逢大夢歸」之句,就是在講元春命終的時刻,前後相契,合情入理,不是順暢得很麼?這有什麼會讓人讀不通呢?為什麼非像馮其庸先生那樣改動原文不可?

下面我再和大家談談這虎年、兔年的曆法涵義到底是什麼,以更深刻地理解「虎兔相逢」的實質意義。

以十二生肖過年,過完虎年一定是過兔年。現在問題來了:這麼明晃晃的事情,就像過完猴年就一定會過雞年、過了狗年就必定要過豬年一樣,到底是曹雪芹傻還是高鶚傻啊?寫這些廢話幹什麼?

情況並不像表面看到的那麼簡單。雖然過了虎年就是兔年,但虎年和兔年交接的情況並不都一樣——這涉及十二生肖這種紀年形式在太陽曆和陰陽混合曆這兩種曆法體系當中的體現形式問題。

請大家注意,前面在引述《紅樓夢》這段話時,我在「是年甲寅年」之下特地將其逗開,做了同馮其庸諸人不同的標點。這個逗號非常重要,涉及對下文「十二月十八日立春」的理解。

高鶚講元妃逝去的「十二月十九日」,「已交卯年寅月」,這「十二月十八日立春」,正是「十二月十九日已交卯年寅月」的前提條件。原因,是立春之日為卯年之始,也就是這一年的元旦。既然立春之日、也就是「十二月十八日」這一天就已經改換年歲進入了下一年卯年,那麼,「是年甲寅年」同「十二月十八日立春」之間就不會有什麼領屬關係,即不會是「甲寅年」的「十二月十八日立春」。

基於木星紀年法的十二生肖紀年示意圖

不管是用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來紀年,還是用十二地支的替代符號鼠、牛、虎、兔等十二生肖來紀年,它的實質性天文曆法意義,是源自十二年一個周期的木星紀年法。現在我們大家需要清楚的是,這種紀年法中的「年」不是很多人特別喜愛的「陰曆年」、也就是所謂陰陽混合年,而是一種標準的「陽曆年」、也就是太陽年。

按照我的看法,這種太陽年是全世界所有人、當然也是中國人「自古以來」最早過的「年」。這種年,在《呂氏春秋·十二紀》、《禮記·月令》和《淮南子·時則》中都有完整而又清晰的曆法體現,一直是以立春之日為歲首。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天官書》中稱這種年份每一年開始的立春之日,為「四時之卒始」。這「四時」指的是春、夏、秋、冬四時,每一「時」內分設孟、仲、季三個月,分別稱之為孟春之月、仲春之月和季春之月等。這種月份同月亮圓缺所體現的「月相」毫無關係,也就是同朔望月沒有對應的關係。原理就同現在中國使用的「陽曆」一個樣,現在的學者或稱之為「天文月」或「干支月」。

中國古代太陽年示意圖

司馬遷說立春之日為「四時之卒始」,是因為春、夏、秋、冬四時這一個完整的周期也就是一個太陽年,古代專業上的狹義用法,是用「歲」字來表述這種太陽年。與之相對的另一種年,就是被我們大家稱作「陰曆年」的那種陰陽混合年,也不妨把它稱作「中國年」,而「年」字在古代專業上的狹義用法,表述的就是這種「中國年」。不管哪一種年都是有始有終的,一年開始的時候,就是人們「過年」的時候。

由於時間的流動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如果用一個圓周來體現一年這個周期的話,那麼結束一個周期進入下一個周期的那個斷點,就既是上一個周期的終點又是下一個新周期的起點。

所以司馬遷說立春為「四時之卒始」,「卒」指的是上一年之結束,「始」指的是新一年的開端,講得相當精準,很好地體現了時間和紀年體系的內在實質。遺憾的是現在大家讀到的中華書局新點校本《史記》,由於點校者根本不懂這樣的科學原理,竟活喇喇地硬是刪去了那個「卒」字。現在我們只能徒嘆奈何。

其實「四時之卒始」這樣的表述,實際上非常強烈地凸顯出立春之日的太陽年歲首意義。因為春、夏、秋、冬四時的循環,直接體現的就是地球的公轉周期,用學術性語言來講的話,這也就是太陽視運動的周期。請注意在中國古代,春、夏、秋、冬四時與春、夏、秋、冬四季隸屬於完全不同的兩套曆法體系,前者是隸屬於太陽年,後者是隸屬於陰陽混合年,也就是所謂「中國年」。

明白了這一點再來看《紅樓夢》裡「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和「十二月十九日已交卯年寅月」所講的「十二月」這個月份,就很容易理解,它並不是與「季冬之月」一樣的「天文月」或「干支月」,因為在那種太陽曆的體系里,立春之日乃是新一年裡孟春之月的首日,絕不會是「十二月十八日」。

這個「十二月」是陰陽混合曆、也就是所謂「中國年」的月份,這種「中國年」與上述太陽年突出的差異,是一年開始於正月初一而同立春之日沒有必然的聯繫。

陰陽混合年同太陽年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年」,陰陽混合曆同太陽曆也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曆法。儘管在實際生活中,人們往往會把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或鼠、牛、虎、兔等十二生肖所表述的太陽年借用為陰陽混合的「中國年」,但高鶚所說「是年甲寅年」實際上講的仍是其本來涵義,即按照太陽年的曆法,「十二月十八日立春」之前的那一個太陽年乃是「甲寅年」。

不過在另一方面,像人們說今年是「雙春年」,這實際上是把中國古代太陽年的歲首立春硬放在「中國年」亦即陰陽混合年的體系里去談,這樣就會在同一年內出現兩次立春。同樣的原理,我們若是把兩個太陽年的交接時刻放到「中國年」內去觀察,就會發現這個交接的時刻會出現下述三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立春與正月初一同在一天,即這兩種年份的歲首重合為一。

第二種情況,是立春在正月初一之前,所謂「春比年先到」,講的就是這種情況,即先過太陽年,再過陰陽混合年。元春去世這一年遇到的情況就是這樣。

第三種情況,是立春在正月初一之後,即先過陰陽混合年,再過太陽年。

站在這一視角上來看元春去世這一年的情況,可以說其特殊性在於所謂「虎兔相逢」是交逢在上一年的歲末臘月里。若是把這上一年的臘月替換成「虎年臘月」的話,那麼,這也就意味著兔子落入了虎口,當然是不吉利的(在此必須強調指出,「虎年」和「臘月」本分屬於兩套完全不同的曆法體系——前者是太陽年,後者是陰陽混合的「中國年」,這樣硬把二者混為一事,只是民間社會生活中的糊塗做法)。

上述三種情況中第三種情況最多,第一種情況極少,而第二種情況,也就是「春比年先到」,即所謂兔入虎口的情況,出現的機率比第三種情況要稍多一些,大約占二分之一多一點兒,平均兩年左右能遇到一次。若僅僅看這樣概率,也並不是很低,可若是落實到具體的以十二地支表示的年份上,即只看虎年和兔年交接的「虎兔相逢」,其餘不管是龍蛇還是豬狗統統不論,那麼,在「二十年來辨是非」句所講的二十年間,一般是不會遇到第二次的(附帶說一下,高鶚補綴本中「存年四十三歲」這句話同「二十年來辨是非」的判詞存在明顯牴牾,這個問題相當複雜,這裡姑且置而不論)。

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深究,我們若是再來看看元春死去時「已交卯年寅月」的「寅月」,就會明白所謂「虎兔相逢」一定還有這一重寓意,即十二生肖不惟可以紀年,也可以用來紀月,紀月時的順序,也像紀年時一樣同十二地支相對應,而「天文月」或「干支月」用十二地支的排列次序,是孟春之月對應於寅,仲春之月對應於卯,季春之月對應於辰,其餘以此類推(見前示《中國古代太陽年示意圖》)。古代命相學中的生辰八字,年、月、日、時俱以干支來表示,實質上就是用十二地支來稱謂古代太陽年中的十二個「天文月」或「干支月」。

今日民間有所謂一月虎、二月兔、三月龍、四月蛇之類的說法,其本義指的也是這種「天文月」或「干支月」(即一月等於孟春之月,二月等於仲春之月,三月等於季春之月,四月等於孟夏之月等等),只不過它被世俗移用於所謂「中國年」亦即陰陽混合年的朔望月而已。

中國古代很早就以這種「天文月」或「干支月」與「中國年」的朔望月相比附匹配,其最為突出例證是所謂夏商周三正遞變說,即謂夏人建寅、商人建丑、周人建子(其實秦始皇建亥也是由此推衍而來)。所謂「建寅」,是以太陽年裡那個寅月為正月;「建丑」是以太陽年裡那個丑月為正月;「建子」是以太陽年裡那個子月為正月。請大家一定注意,不管是寅月、丑月,還是子月,哪一個月同朔望月里的正月都不是同一回事兒,若不是立春和正月初一這個元旦相重合,這每個「天文月」或「干支月」開始的時間都同正月的開始時間不一致。

另一方面,在中國歷史上也很早就見有以十二生肖動物與十二「天文月」或「干支月」相匹配的做法。例如唐劉恂《嶺表錄異》卷上記載當地野象的情況,稱「象肉有十二種,合十二屬,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中。假如正月建寅,膽在虎肉上,余月率同此例」。 所謂「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中」的說法雖然不大好懂,但所謂「建寅」之寅月對應於十二生肖中的虎,其餘卯月、辰月、巳月等依次對應於兔、龍、蛇等各種表示生肖的動物,這一點應是十分明確的。

同樣是在唐代,那個名聞天下的大文豪韓愈,寫有一篇《祭河南張員外文》,懷念他的好朋友張署,文中有句云:

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於縣,我又南踰。把角戔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欹眠,加余以股。仆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馬蒙去。君雲是物,不駿於乘。虎取其徃,來寅其征。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余出嶺中,君竣州下。

文中敘事的背景,是唐德宗貞元十九年冬韓愈與張署一同自監察御史左遷嶺南為縣令,翌年順宗即位,二人復俱徙往江陵。

上文中「枕臂欹眠,加余以股。仆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馬蒙去。君雲是物,不駿於乘。虎取其徃,來寅其征」這一段,大意是講兩人枕臂共眠時來了一隻老虎,叼走了韓愈所騎的驢子(馬蒙)。張署對韓愈說,這驢反正也不是什麼好坐騎,老虎把它叼走,昭示著即將到來的寅月會有好運。現在我既然是和你睡在一起,應當也能沾上這個運氣。下文「猛獸果信」之「猛獸」,宋代即另有不止一種版本系書作「孟首」,其義乃「謂正月孟春之首也」。案「孟春之首」之首的本義即指中國古代太陽年的寅月。蓋張署謂「來寅其征」,是「以虎為寅神也。故言來歲寅月當有徵驗」,而韓愈、張署二人果然俱得北行,即「孟首果得歸也」(宋朱熹《朱文公校韓昌黎先生集》卷二二《祭河南張員外文》)。用現在的大白話講,就是在一歲之首的孟春之月,果然沒用另做什麼祈禱就得到了靈驗,同至江陵——「余出嶺中,君竣州下」是也。由此看來,這句話理應訂正為「孟首果信」。

匹配十二生肖動物的中國古代太陽年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自然很容易出現用十二生肖動物名稱來稱謂「中國年」之朔望月的做法。其實準確地講,韓愈《祭河南張員外文》中所講的「孟首」實際上講的也不是本來意義上的太陽年寅月,而是借用這一術語來表述中國陰陽混合年的正月歲首,前人注釋時所說「謂正月孟春之首也」,其「正月」二字已經點明了這一點。清代初年有人曾談到「四裔紀年月,俱不識干支,如子年寅月,則但知為鼠年虎月之類」(清李來泰《蓮龕集》卷一四《十二生肖說》)。這裡說邊地四裔之人「但知為鼠年虎月」,實際上是對應於中原華夏之人不僅知道「鼠年虎月」,更清楚所謂「鼠年虎月」是源自「子年寅月」。實際上現在俗語還常說的「猴年馬月」就和這個「鼠年虎月」是一個性質。

了解古人上述用法,就很容易理解,「卯年寅月」也就等於「兔年虎月」,這當然那也是一種「虎兔相逢」。

說到這裡,我們再看《紅樓夢》第八十六回《受私賄老官翻案牘 寄閒情淑女解琴書》講外省算命先生測算的元妃生辰八字——甲申年、丙寅月、乙卯日、辛巳時(生辰八字以天干搭配地支,在曆法意義上並不影響這裡所談地支紀年、紀月的性質),這裡的寅月卯日實際上同「兔年虎月」一樣,也是一種「虎兔相逢」。這位外省算命先生具體推算說:「可惜榮華不久,只怕遇著寅年卯月,這就是比而又比,劫而又劫,譬如好木,太要玲瓏剔透,本質就不堅了」,前後照應著讀,我非常懷疑這「寅年卯月」本該是「卯年寅月」,或是在傳寫過程中產生了錯亂。這樣的話,就更會理解這「寅年卯月」對元春命運的重要性了(即使這處文字沒有訛誤,同樣足以體現出「虎兔相逢」這一運命)。

在當代《紅樓夢》研究者中,與主流「新紅學」家們的眼光大為不同的是,周紹良先生始終以為在《紅樓夢》後四十回中尚包含有相當一部分曹雪芹殘稿(附案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新版《紅樓夢》把後四十回的續作者改題作「無名氏」,實際上應是主要參據了周紹良先生的看法,但這實質上是迴避了周紹良先生提出的實質性問題,即後四十回的主要內容應出自曹雪芹原稿)。周紹良先生以為,在描寫元妃去世情景的第九十五回中,「那些朝廷儀注,自非親見親聞者寫不出。高鶚既非皇親,又非國戚,從哪裡有這一番經歷?所以可以斷定這是曹雪芹的原稿」(周紹良《略談〈紅樓夢〉後四十回哪些是曹雪芹原稿》,見所著《細說紅樓》)。這一回全篇是否如此,恐怕還需要深入考究,但若謂這部分關於元春離世時日的描述出自曹雪芹殘稿,倒很符合邏輯。

這麼一來,「虎兔相逢大夢歸」的「虎兔」就更不能妄改為「虎兕」了。其實就連「新紅學」派開山鼻祖胡適先生,本來也明確承認,曹雪芹在前八十回之外,後面的部分是寫出有部分殘稿的,只是他認為「這些殘稿都『迷失』了」而已(胡適《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見北京出版社本胡適《紅樓夢考證》)。當然,若是深究起來,周、胡兩位先生說的後四十回殘稿恐怕根本不是一回事兒,就會觸及曹雪芹的《紅樓夢》到底是怎麼寫出來的這一根本問題了,這不是我這個外行能在這裡輕易講的事兒。

更深一層思索「虎兔相逢」這一問題,我們看到,在「新紅學」家們眼裡,曹寅(曹雪芹祖父)家族盛極而衰的經歷,是曹雪芹創作《紅樓夢》一書的基本因緣;胡適先生更形象地講述說「《紅樓夢》這部書是曹雪芹的自敘傳」,且在書中寫出諸多曹寅一家特有的事跡,如在康熙南巡時的多次接駕等(胡適《紅樓夢考證》)。當然胡適之先生這種「自敘傳」之說,也只是說曹雪芹以自己家族的興衰歷史為基本的原型而從事小說的創作而已。要創作這麼一部規模宏大的作品,當然還要搜集和利用很多其他的素材。

在胡適先生的未刊手稿中,我們看到他在《〈永憲錄〉里與〈紅樓夢〉故事有關的事》這一題目下,記有一條題作「胡鳳翬妻年氏與肅敏貴妃年氏」的筆記。文中敘及蘇州織造胡鳳翬,雍正四年在皇帝逼迫下不得不自縊身亡,同時一道自縊而死的還有他的一妻一妾,而其妻年氏與深得雍正皇帝寵幸的肅敏(或稱「溫肅」)貴妃年氏為嫡親姊妹,也都是重臣年羹堯的妹妹。胡鳳翬及胡妻之死,乃與年羹堯案直接相關;更重要的是,肅敏皇貴妃也同時牽連致死,儘管其具體死因是否也是懸樑上吊,在《永憲錄》中沒有明確記載(胡適《〈永憲錄〉里與〈紅樓夢〉故事有關的事》,見北京出版社本胡適《紅樓夢考證》)。

胡適先生在這裡以「與《紅樓夢》故事有關」的卷標寫下這段筆記,顯然是把這一事件看作了曹雪芹的創作素材,而《紅樓夢》中與這一素材相關聯的描寫,則只能是元妃的離世。前面已經談到,在「金陵十二釵正冊」體現元春命運的畫面上是「畫著一張弓,弓上掛著香櫞」。這張象徵元春的命運的「弓」,固然可以解作諧音的「宮」,喻其蒙恩入宮,但未免太過平常,缺乏內在的力度。過去也有人把它解作以弓弦自縊身亡,若是參照胡適先生記述的這一情況,那麼,按照曹雪芹在「金陵十二釵正冊」中所規劃的方案,元春的歸宿,恐怕會與這位肅敏年貴妃非常相似。

己卯本《石頭記》

把雍正肅敏年貴妃之死同元春的命運聯繫到一起,胡適先生並不止想到了「金陵十二釵正冊」中畫的那一張弓,還一定與脂硯齋主的一條批語有關。這就是脂硯齋主人在元春省親時太監所點《豪宴》《乞巧》《仙緣》《離魂》四出戲下都寫有批語,謂這四出「戲劇伏四事,乃通部書之大過節、大關鍵」,其中《乞巧》一戲的寓意,乃是「《長生殿》中伏元妃之死」,即以劇中楊貴妃在馬嵬坡被逼上吊自殺事來暗示元妃的結局——胡適先生正是把楊貴妃同年貴妃兩人的結局並聯到了一起。

年羹堯家是漢軍八旗,曹寅家也是漢軍八旗;胡鳳翬是蘇州織造,曹寅則是江寧織造。胡、曹兩家同在康熙時蒙恩得寵,又同在雍正時期遭到查處。曹雪芹移花接木,把那個織造的經歷寫到這個織造的故事裡來,這應該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兒。

雍正元年(1723年)的「中國年」與中國古代太陽年關係示意圖

情況既然如此,那麼,有紅學家把元妃亡故的這個「十二月十八日立春」的卯年視為雍正元年就很有道理了。因為這一年為癸卯年,正月元旦時值公曆2月5日,立春正好在這前一天。不過當年這一年的實際曆法,應是臘月二十九除夕立春(這一點和去年一樣,臘月都是小盡),小說中的「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屬於作者的創造了。請大家千萬記住,曹雪芹是在寫小說,而不是撰著歷史,並且時值文網森嚴的乾隆時期,當然還要有所避忌。《紅樓夢》開篇即以其書「毫不干涉時世」相標榜(第一回《甄隱士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脂硯齋評本於此書卷首所注曹氏「凡例」,特地講明「此書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筆帶出,蓋實不敢以寫兒女之筆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謂其不備」——這些當然恰恰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式的記號。

由於這一年與太陽年相比,時間少了一大截,於是在下一年,就不得不設置了閏月。結果,接下來的雍正二年就又比太陽年長了一大段,而且其過年的時點要同雍正元年的年底相銜接,結果就會過了年再立春,而到年底臘月又經歷了一次立春,這就是出現了同今年一模一樣的「雙春年」。只不過不是雙春「兔年」,而是經過了兩次立春的「大龍年」。在這裡還需要再一次強調,不管是老虎年、小兔年,還是大龍年,都只是一種借用,是借用中國古代太陽年的術語來表述那個不陰不陽的中國陰陽混合年。

雍正二年(1724年)的「中國年」與中國古代太陽年關係示意圖

雍正元年這個卯年(癸卯)前面的那個寅年(壬寅)對應著的,當然是康熙六十一年。那一年死沒死什麼貴妃並不重要,但聖祖駕崩,世宗繼位,實屬曹家走向敗落的轉折點——這一年,與曹寅「同事一體」的大舅哥蘇州織造李煦(《蘇州織造李煦奏請代管鹽差一年以鹽餘償曹寅虧欠折》康熙皇帝御批,見《李煦奏摺》),被查抄家,牽連曹俯(曹雪芹父)也受到追究(胡適《紅樓夢考證》已經指出這一點);沒過幾年,曹家也就腳跟腳地被抄了。再想想我剛剛提到的在李煦之後繼任蘇州織造的胡鳳翬,其間的脈絡,也就越來越清晰了。

若是這麼一看,就更不能把因為看著兔子的樣子太乖順就隨隨便便地把「虎兔」改為「虎兕」了。

2023年2月16日晚草記

2023年2月18日晚增訂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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