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經濟暴力爭端研究:官府干預下個體的觀念差異與轉變

白天財經 發佈 2024-02-27T15:39:21.318123+00:00

如果採取暴力行為須承受風險,則似乎有理由假定:若和平的方式可以採用的話,爭端雙方本應採取這種更為經濟的方式來解決衝突。

從古至今,有一個問題擺在思考者面前:為什麼個體要訴諸於暴力?殺人的暴力行為非解決產權糾紛的可取方法,亦不甚有效。

當有人想一想三分之二的首起暴力爭端的一方乃以命案受害者告終,就足以說明暴力的於事無補。

如果採取暴力行為須承受風險,則似乎有理由假定:若和平的方式可以採用的話,爭端雙方本應採取這種更為經濟的方式來解決衝突。然而在630個案例中,可以發現僅有14%的爭端當事人曾訴之於官府。糾紛雖經官府裁斷的努力卻以致命的暴力告終證明了18世紀社會緊張的深刻性。

對經過訴訟的爭端的審視揭示了產權爭端裁決的程序,顯示出即使公平、盡其所能行使,國家權力對落實產權亦具局限性。

這種審視也彰顯出農村社會中經濟自利與社會正義的競爭性觀點,此乃諸多爭端的核心所在。

在進一步思考官府裁決問題之前,重要的是須切記刑科題本主要針對犯罪事件。一個命案之前有可能曾是詞訟,但卻在刑科題本中並無記載。

若果真如此,官府裁決可能更為普遍儘管最終無效。另一方面,14%的數字亦可能是準確的,並標誌著官府裁決確實制止了許多暴力衝突。

第三種可能性同樣存在:爭端當事人可能渴求官府裁決,但獲致之甚難或成本不菲。史料不允許排除任何一種可能性。

不過,史料顯示,即使官府表現得明斷幹練,亦並不一定就能事先制止暴力。

如果史料是有局限的,那麼個體規避官府干預的原因就難以準確確定,但一些爭端的間不容髮或許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在許多情況下,沒有時間去尋求政府干預。許多爭端,特別是肇因於用水和田界的爭端,不到一天時間猛然爆發而無明顯警告或有機會控稟。但如果有機會的話,諸如一個糾紛已拖宕數月時,訴諸於官府裁決是較有可能的。

所有以殺人告終的爭端中僅有三分之一持續超過30天,但所有暴力爭端中三分之二曾由官府予以仲裁,使暴力的爭議存在超過30天。似乎許多糾紛當事人若有機會並不反對呈怨控稟於當地衙門,不過許多也並非如此。

其他因素,諸如控稟的成本、接近地方官的容易與否、對官方審斷可靠性的信任和地方官落實裁決的能力等,均是阻礙對簿公堂的重要考量因素。最近關於民法的學術成果表明,在清代,「民事案件構成州縣承辦案件數量相當大一部分」,並且「地方衙署依律維護田房和契約權利」。

按照黃宗智的觀點,清代司法系統的「官方表達」誇大了「訟棍」和「衙蠹」的惡行,這些人通常被譴責為有效的司法行政的障礙。黃氏還發現清代民事詞訟的成本「雖從小農的眼光看來過高但並非完全具有禁阻性」。

刑科題本集矢於刑律而不能對圍繞民事案件審斷的所在問題畀以觀照。不過,這些題本所反映的內容的確很有意思。

如案例所反映的那樣,州縣官通常履職有效且一秉於公,對法律和習慣均深為致意。州縣官通常才勝其任,且有時在審斷中不乏創新。為社會穩定和其自身仕途計,消弭潛在的暴力爭端於無形顯然是符合其利益的。

正如這些案例所顯示的那樣,在大多數情況下,暴力爭端並不代表官府審理的失敗。

拘捕案問

為什麼以官府審理為前置的爭端竟以暴力告終?在13宗案件中,回答是簡單的:暴力乃在衙署作出判決之前爆發。呈狀遞至縣衙並不一定立即受到關注。

在1751年廣東興寧縣、1752年廣東四會縣和1752年廣東興寧縣的3個案件中,審理因恰值農忙季節而被推延。

在另外7起爭端中,則解釋不得其詳,但當暴力爆發時這些詞訟仍懸而未決。

例如,隨著四川長壽縣土地價格的上漲,黃月現訴朱遐齡以求贖回乃祖於1713年所賣之地,儘管黃的父親已接受找價並立契聲明該地已被絕賣。縣堂同意收案,但當黃、其子和侄子在聽告之前執持長矛以圖搶割莊稼時,糾紛轉變為暴力。

在這件事件中,結果極具悲劇性。受害者李敬安因阻擋被矛刺中而殞命。

出現延遲通常是由於訴訟的原因。在田界糾紛中,州縣官通常下令勘丈,其完成頗費時間。在田界糾紛兩造等待官府勘丈土地時,戕殺便發生了。州縣官有時生病或外出公幹。

例如,1780年,山東高密縣的人家向當地寺廟捐贈了土地,控稟和尚經常酗酒、盜賣寺廟土地上的林木、非法抵押寺田。不幸的是,由於縣堂生病無法聽訟而突發了暴力。

即使盡力和平解決爭端,有時亦出現差池。也許廣東惠來縣曾桂興一案最為不幸,因為它包括了正式和非正式的調解。

在曾拖欠地租後,其田主溫榮睦撤收其佃並訴其給付租欠。出於擔心承受訴案不利結果和希冀避免進一步的麻煩,曾邀溫至家中饗以酒食。曾提出給溫1000吊銅錢,尾欠不計而撤銷起訴,但溫不厭其欲。

事實上,他甚至要求巨額逋欠的利息。心神不寧的曾告貸於諸鄰人,試圖借一些錢。他在沒有找到任何肯借錢的人後返回家中,既羞且惱,指責溫在租欠上索要利息貪婪過甚。溫咒罵曾並打了他。

被激怒後,曾用刀給溫以致命的一擊。這之所以有意思,是因為它是田主在尾欠上要求利息的唯一租欠案件。

顯然,這並不常見,因為審理此命案的州縣官評論稱要求利息有欠公允。

州縣官理訟

當州縣官聽訟時,他們通常作出明晰的剖斷,即便被要求釐清那些牽藤繞蔓的案件。例如,在四川江安縣的一起糾紛肇端於特別錯綜複雜的田土買賣。原田主是吳氏兄弟吳天全和吳志全。

起初,吳氏兄弟自王行簡處接受了總價440兩銀子中177兩的部分付款。王隨之將地租與左龍富及其兄弟,此兩人系自湖南遷至四川的移民。在王行簡付清應付餘款之前,吳氏兄弟又將地以660兩銀子賣予童子俊,因為吳氏兄弟尚未退還王當初的付款,王行簡訟之於官,縣堂責令吳氏兄弟歸還王氏之錢。

王仍未拿到自己的錢,而先發制人令其佃戶搶割地里莊稼,暴力交鋒便不期而至。進行命案勘驗後,縣堂重申其前次判詞:田歸於童子俊,吳氏兄弟必須償還王之款項。出現在四川三台縣的關乎兩賣其地的藤葛略少。張顯緒將一塊土地賣與張世奇。

其後,張顯緒死時,張世祿勸誘其遺孀將地賣給自己。張世奇已在其地耕種,立即呈控於官,縣堂判令該地直到秋收之後方得賣售。

儘管這看上去甚為明斷,但張世祿違不遵斷試圖收割地中莊稼,爭端仍以暴力告終。

契照在民事訴訟中至關重要,任何官方契照令合法權利在公堂上理直氣壯。當面對關於買賣或抵押糾紛時,州縣官第一反應通常是檢核賣契或地契。在六宗案件中,州縣官在檢核買賣契據後輕易地判定爭訟。然則暴力何以不得避免?

當廣東龍川縣的陳石寶遞呈要求回贖乃祖的土地時,州縣官支持了他的主張,但要求他等至來年秋收。陳頗為沮喪,便來到田中試圖毀壞莊稼。廣東揭陽縣的張觀佑企圖回贖他正耕種的一塊土地,被張洪善所拒絕,張觀佑訟官,縣堂判定張觀佑在還完張洪善的錢之前仍耕種此地並交納地租。

暴力接踵而至,因為張觀佑的確無錢贖回土地。在廣東高要縣和石城縣、四川涪州縣的類似案件中,州縣官解決詞訟迅速而卓具效率,允許出典者回贖田土。

不過,當權利主張者並無足夠貲財回贖田土時,他們就訴諸於暴力。

相比較而言,田界爭端是直白的,而其救濟是明顯的。無論田界糾紛緣何而起,所有州縣官需要做的即是核檢地契和下令勘丈。大多數州縣官都是這樣循規蹈矩行事的。在因洪水或灌溉渠道劃分導致爭議的四宗案件中,勘丈均迅速被安排就緒。例如,在山東曹縣,邵家和范家的土地被洪水淹沒。兩家土地均購自於程寅。邵家有地600畝,范家有地1200畝。

當水退卻後,兩方都想耕種一切可資利用之地。范家拒絕在部分復墾土地上令邵家分享其成,邵即訟之於官。在聽審之前,邵家因時令正當而欲耕其地,故引發了暴力相爭。類似的爭端亦在山東莒州、廣東茂名縣發生。在廣東石城縣,灌溉溝溫的分流也產生了爭端。

在每個案件中,州縣官均下令勘丈土地並依照原初的界址進行劃分;然而,所有的這四起糾紛均以命案告終。在每個案件中,產權問題是清楚的,唯未能定而無礙。

州縣官在處理那些不產生複雜產權問題的侵占事件上頗具效率。在四川的開縣、敘永廳、犍為、屏山、秀山、華陽諸縣和廣東的海康縣,企圖從鄰田偷占一兩壟地的行為都被輕而易舉地查明和處理。

侵犯墳地是農民被迫開拓土地墾殖的另一個極致標誌。在四川的仁壽、資州縣和廣東的長寧縣,這一類案件也被輕而易舉地審斷,然暴力仍未能倖免。

地界爭端另一原由是土地開墾。隨著18世紀人口穩定增長和地價上揚,邊邊角角的土地逐漸被墾殖。昔日荒蕪之地變得如是寶貴,以致一些農民不惜以命相爭。

廣東的德慶州,揭陽、花縣和化州縣,四川的定遠、平武縣,山東新城縣的案件即屬於此。

開墾土地的邊界爭端要更為複雜一些,殆其地此前既無稅收登記,亦不載於爭端當事人的地契。然而,精明幹練的州縣官會通過檢核契據書簿和下令勘查,以在爭訟主張中作出抉擇並解決爭端。

新城縣的爭端值得注意,因為它涉及依恃偽造簿書精心籌劃的欺詐。牛思廉前曾通過讀書考取充任刑名書吏。其為人請託,利用在當地衙門任職期間所盜竊的空白契照製作了土地開墾憑證。

儘管牛肆意舞弊矇騙,但整個欺詐難逃官員的明鑑。在家庭或家族中分割田產有時會產生棘手難決的問題,山東莒州縣、廣東乳源縣的案例即是如此,這便需要州縣官方面的再三籌思。清廷通常將這些爭端委諸「宗族調解」。但其實際上涉及家庭或宗族分家產。

例如,薛公輔是薛氏之養子。這位老太太讓薛公輔給他的女兒(薛氏孫女)提供一塊土地作為嫁妝。

遺憾的是,薛氏在孫女婚禮之前過世。薛嫁女夫家而未給她土地。相反,他將地租與卡時種植棉花。

無奈之下,新娘的公公王慶索要該地。最終,王慶訟之於官,縣堂判令薛公輔將8畝地撥給王之子。因時屆秋季,縣堂擇定某月的一天方去勘測土地。在勘測進行之前,王做了一件致其丟命之事。他力圖從地里採摘棉花,他認為應該屬於他的,陡然陷入與卡時的毆鬥並丟了性命。

在另一案件中,侯氏宗族的兩支輪流管理專撥用於祭祀祖先的祭田。侯吉文想在兩宗支之間平分其地,但侯細妹斷然拒之,顯然是因為她的那一宗支成員更多之故。「兩造」彼此怨懟,案件一直訟至府衙,府憲維持縣堂不准分產的判決。

事後,侯細妹指責侯吉文一支的成員興訟。爭執迅速一發不可收拾,卒因侯細妹以石頭擊中侯吉文頭部而使其斃命。

一些州縣官判案甚謹,而另外一些則更具創新性。在水權案件中,一如其爭端,官方的判決有時僅僅有助於明晰和界定產權,而非落實之。

例如,廣東陸豐縣兩個村莊將爭端訟之於官,縣堂下令對該地區的灌溉系統進行勘查。按照縣官的觀點,其目的在於清楚地勾繪該系統以杜紛爭。

與此相似,廣東和平縣的黃家訟告彭家,縣官堂斷彭家敗訴,並令兩造按其業田界址解決爭端。彭家欲種樹,這勢將妨礙黃家使用的灌溉渠道。設若被動的方式不能禁阻暴力,主動而具創新性的方式亦未必更為奏效。在另外四起案件中,州縣官有時採取直接措施以消解爭端的根源。

例如,在廣東揭陽縣,天旱無雨給楊家造成嚴重困難,該家土地位於謝家的下游。楊家因水無法到達其地訟告謝家。縣官批令他們可以開鑿新的灌渠,以使流水得以到達其地。

在廣東新安縣,陳家訟告麥家築壩於灌渠以建造魚塘。縣官在該案中判令麥家撤除圍堤。在每一個這樣的案件中,縣官均事先曾積極試圖化解爭端,然而,暴力仍不期而至。

應對欺罔

州縣官經常不得不應對欺詐的主張。4件撤佃爭端即緣於欺詐性主張。

廣東河源縣出現過這樣一個案件。劉宏倡佃種葉本徽、葉本侖、葉本昆和葉本崧四兄弟的一塊土地,是地購置於1737年,作為用於供祭祀祖先費用的堂業。這宗地產包括62小塊共計6.25畝。

最初,該地曾屬於劉宏倡的侄子,他此前已將地賣與葉氏兄弟的族人葉夢松,地被賣後,劉宏倡自葉夢松處租地耕種。在葉氏兄弟買下這塊地以後,劉不再願意租種。葉氏兄弟退還其押租,並將地租與他人佃種。

不為葉氏兄弟所知的是,他們所購買的土地遠遠超過地契之上所載的數量。原業主已開墾了一些額外的土地,但未能報官升科。

劉宏倡詐稱這些額外的土地歸其所有。葉本徽遂向官衙投遞呈詞。縣堂檢視地契,但未勘丈土地。基於此書證,縣堂懲責劉「侵占」葉氏土地,並堂諭將劉撤佃。葉此時得以解脫另覓新佃。

顯然,縣堂的判決並未令劉安然折服。15年後葉本徽去世,劉及其子、監生劉元士偽造了一份假的地契。結果,葉本侖再次遞呈縣衙,請求勘丈土地。縣堂批令進行勘丈。但當劉家聞悉土地要被勘丈時,即試圖阻止。結果是劉家和葉家之間發生暴力爭鬥,以劉宏倡的兒子劉日侃殞命告終。

在此命案的結局中,劉宏倡及其子被指控制造事端導致人命案件,被依「不應重」律論處。

至於土地,勘丈顯示有額外的5.168畝未登記升科。該地被官府籍沒。縣堂責令葉氏兄弟補交該地此前16年的欠稅。

在另一宗欺罔案件中,四川敘永廳的一個遠房族人因企圖侵占寡婦之地而被撤佃。四川瀘州的一個田主想撤佃自種,已租種達幾十年的佃戶捏稱自己擁有此地。在四川宜賓縣,汪志巽將丁家所有的土地濫冒於自己賣給李君甫的土地中。

上述案件中,丁家此前曾控呈汪欲霸占自己的土地。由於不明個中情形,新的田主李君甫想將丁家驅而出之。

在這些案件中,州縣官均輕而易舉地發奸摘伏,但當這些誣訟的始作俑者抗不遵斷時,暴力仍會發生。

回贖糾紛通常取決於即使不是數十年也是數年前訂立的契約。這些爭議的雙方通常並無交易原初意義上的確情鑿據。背景模糊的回贖主張致滋歧義,並為捏稱異詞提供了機會,是為7起爭訟的觸媒。

例如,廣東揭陽縣的溫士欽聲稱其母曾告訴他,所謂他祖父此前賣的土地實際上僅系「委託」一個遠房族人溫士錦料理。事實上,溫士錦是從前業主林振緒處買斷,而林振緒又自溫的祖父處買斷。溫的母親憑著張冠李戴的想當然說法控呈到官而敗訴。嗣後,溫士欽遞呈新狀以圖爭回土地。隨後雙方之間對是案的「辯論」達至白熱化,而真正的田地主之子溫名榮被判以死刑。

在類似的欺詐案例中,廣東歸善縣的一個寡婦妄稱其夫所賣的一個魚塘乃一筆大生意之一部分,而事實上並非該賣契中的組成部分。

縣堂檢視其契,駁回其請,並以其誣告而懲之。在廣東茂名縣,蔣高嵩典賣7.67畝土地與族人,作價50萬文銅錢,贖期以3年為限。蔣繼續耕種其地並交納地租。在其母去世後,蔣高嵩將同一塊土地中1.2畝作價1.1萬文銅錢典賣與林連高。恰在這時,蔣的族人要求歸還其5萬文銅錢。

接著,蔣將所有的土地典賣與黃界榮,並繼續耕種該地,納租於林和黃。這種欺隱持續幾年都未被發現,直到黃貼價完全取得了該地。

黃自以為此地歸己所有,遂另召新佃。被蔣所欺矇,林和黃最終對簿公堂。縣堂不費吹灰之力,拆解了蔣的虛假花招,判令該地在黃將貼價交訖後由其業管,蔣須退還林的1.1萬文銅錢。

在廣東揭陽縣,黃振創想贖回其父典賣與楊令聞的土地。楊偽稱土地已經絕賣。為了欺騙法庭,楊找到黃的一個親戚謊稱自己系交易的中人。

當縣堂發現黃確定有權回贖時,案件雖由官府解決,但暴力卻未避免。案件審理後,因黃的母親時常公開斥責假中人,導致爆發了致人死亡的爭鬥。

在四起另外的案件中,這些人尋求贖回其被親戚或族人非法出賣的土地。在1745年廣東的案例中,楊有復訟請回贖被叔父非法出賣的土地。

在四川涪州縣,張文相以39萬文銅錢「私賣」公共族田與羅吉添。其他的張氏族人立即控追並獲准回贖該地。

在廣東東安縣,劉氏族人曾成功回贖了在康熙年間(1662~1722)被賣之地,不料卻又被一位保管地契的族人「私賣」。當劉氏族人呈控時,縣堂判令他們可以回贖所賣之地並輪流經管。

一個更為複雜的案件發生在四川灌縣,周氏兄弟——周國華、周俸華和周俸榮負債於米商。商人起訴後,縣堂令周氏兄弟賣地償債。縣堂札委里長何瀣監督此事。周氏兄弟不為其資金困難所屈服,找到新的貸款人蔡玉。在更深地陷入蔡的債務陷阱之後,周氏兄弟找到兩位中人將地質押於蔡玉。

顯然,中人和蔡均未意識到土地之贅。何瀣知悉這一交易後派蕭貴仁要求蔡玉帶著質押契約來對質。

不幸的是,這導致了爭吵,卒因蔡以石擊中蕭而將其戕斃。當地州縣官的努力再一次化為烏有。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在這些,官方干預大多數時候都是遵循法典,但州縣官也並非一貫都是正確的,也有其局限性。

所以在官方干預解決不了問題時,個人便可能會以暴力手段來解決這些暴力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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