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經濟暴力糾紛研究:北部、西部和南部的地區差異

白天財經 發佈 2024-02-27T16:47:52.705661+00:00

現存的整個中國土地和債務糾紛命案題本在乾隆年間有5.6萬多件,很明顯,財產權暴力糾紛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

中國其他地區的財產權暴力糾紛分布廣度如何?

現存的整個中國土地和債務糾紛命案題本在乾隆年間有5.6萬多件,很明顯,財產權暴力糾紛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不過,地區差異變化的存在還是很明顯的。

浩如煙海的文獻資料使我們對「全國」的研究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將範圍選取在了廣東、山東和四川。

在這一樣本時期中,乾隆朝後期財產權糾紛命案的數量也存在一個相對的下降情勢。這使得讓我們得以對乾隆年間兩個不同的經濟周期進行比較,並考察了人口增長和商業化對經濟制度的積漸甚微的影響。

經濟條件分析:四川和山東

將研究的地理範圍擴展到四川和山東兩省,對廣東省的最初研究提供了兩點非常有價值的比較。

雖然山東和四川兩省與廣東省一樣受到了相似的社會經濟壓力,但是這些壓力出現的時間與強度隨地區的變化而不同,並反映在糾紛的時間分布形態上。

每一個省的特殊歷史、既存的財產權結構和特殊的地理特徵使各省的社會經濟壓力的影響迥然相異。

按照施堅雅的論述,這三個省屬於相互分離的「大經濟區」。

四川省除了西部三分之一的山區之外,其他部分都屬於長江上游的大經濟區。長江上游大經濟區的核心是天府之國的成都平原。

這一地區在明清鼎革期間曾經出現過嚴重的人口減少。從明末到清初,四川受明末最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滿人的進入以及1680年吳三桂反叛所帶來浩劫的影響甚巨。

在17世紀末,中國中南和東南地區缺少土地的農民被其家鄉的生計艱難所驅使、為曠土可耕所吸引,開始大量地湧向四川。

清初的官方政策進一步促進了四川的自發人口遷移。

為了幫助這一度繁榮的地區重新復甦,清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激勵措施,包括減免稅賦、對新的落籍安插民戶地畝給以印照准為世業、擢升恢復土地稅征輸的官員,以此鼓勵四川經濟的復興。

17世紀末18世紀初,中央政府為了改善明清鼎革後的蕭條經濟,在全國實施了許多類似措施,只是在四川持續時間更長一些,上述這些措施與其是很相似的。其在四川的成效是較為顯著的。

移民耕種荒棄的田地,從他們的老家引來了新的手工業和作物,還擴大了與其故鄉省份的商貿往來,也使礦藏資源得到了開發。來自廣東和福建的定居者帶來了梯田技術,促進了山地墾殖。

到1692年,四川的總督奏稱該省的人口和稅收都超過了明朝的水平。及至乾隆年間,四川的一些地區仍然處於復甦狀態,但是四川生產的糧食過剩總體上已經開始並進入了地區間的貿易。

成都平原得天獨厚,一年兩熟,灌溉網絡冠絕一時,尤其成為生產發達之區和該省的經濟中心。

儘管政府的扶持於1722年結束了,移民的流入在整個18世紀還是一直持續著。

從記載了加害人和受害人籍貫的命案題本中搜集的證據表明,乾隆年間發生在四川的命案被捲入的移民來自湖北、湖南、甘肅、廣東、廣西、貴州、陝西和雲南。

實際上,四川省大約五分之一的土地和債務糾紛命案涉及了來自其他省份的移民,其中來自湖南的移民超過了來自其他省份的移民。

相比之下,在山東和廣東僅僅有一小部分命案涉及移民,而且這些移民通常來自本省內鄰近的縣。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四川南部也是漢族文明的邊緣。漢人移入西南還引起了漢民族與當地民族的民族關係的緊張。隨著漢民族定居的地區不斷兼併當地民族的土地,其結果之一便是漢人與苗人、漢人與彝人之間的暴力衝突。

伴隨著18世紀四川的「被填滿」,新來的移民面對的預期前景便大打折扣。

四川早期的移民能夠擁有30畝水田或者50畝旱田,而且政府尚贈送提供種子、耕畜、農具和糧食。

也許是因為18世紀初期土地豐富,四川有許多「自耕自作」的庶民地主。與此相似,四川較輕的租稅使更多的資金留存在農戶的手裡。

甚至在政府支持結束之後,可耕之土地日益供不應求,而移民仍絡繹而來。

其中部分移民是因其家鄉自然災害被迫遷移。

乾隆年間到來的移民幸運者以耕田為生,然而運氣不佳者便淪為了流民。降及1768年,四川的官員建議禁止新的移民。

乾隆帝拒絕採納這一政策,反而要求對新移民進行嚴格的監管,並遏制被許多官員似乎認為經常從事非法活動的方興未艾的「流動人口」。

由於18世紀移民持續不斷流入,四川呈現出一種邊疆氛圍,個人財產權不像廣東和山東那樣有其深深的根基,許多家庭沒有祖輩的紐帶關係和對土地的歷史所有權。

從經濟上看,新移民的持續流入使勞動力的價值相對於土地價值下降了,加劇了四川農民之間的競爭。

這樣,同廣東一樣,18世紀四川農村經濟力的平衡砝碼向有利於土地所有者一方傾斜。

在農業上,山東省與廣東省和四川省共同之處較少。山東是華北大經濟區的一部分,該經濟區包括華北平原、中華文明的發源地和帝國的政治中心。

這是清朝重兵駐守的戰略要地。山東的東部和西部都能便利地利用水路運輸,因而商業化尤形發達。大運河縱貫山東東部,沿河各縣的人將小麥銷售給江蘇的商人。

自晚明以來,臨清就是大運河岸上一個重要的商貿中心。東面的山東半島因海上航線交通便利,此地在乾隆期間運到江南的豆油和豆餅中三居其二。

山東東北部許多沿海港口在渤海灣的區域商貿中非常活躍。相比之下,山東中部的大部分山區交通困難、商業亦不盡發達。

就自然條件和制度言之,山東與廣東省或四川相比具有迥然不同的農業體制。山東大體上是一個旱作物地區,其重要的農作物有小麥、高粱、穀子、大豆和棉花。

山東的農田面積一般較大,但產量卻較低。

較低的生產率與較高的稅賦負擔導致華北的許多地主依賴僱工並更加嚴密地監視耕作。

根據一位歷史學家的研究,山東地主的經營也因投資較大而產出甚高,山東的僱工比較力單勢薄。

與四川和廣東的地主相比,在山東大莊園地主雇用的監管理事人員對佃農和僱工的權力頗大。

源自刑科題本的證據顯示這些監管人員可以因佃農和僱工的不良表現輕易將其解僱,地主也可隨心所欲地將這些監管人員解僱。北方的佃農的自由和獨立性也較少。許多佃農生活在地主家中,耕作的農畜、耕犁和種子都要仰賴於地主。

由於其戰略位置重要,山東省在明清易代之際罹劫嚴重。山東省地處中國北方,與其他地方相比更早地經歷了社會動盪和經濟混亂。

根據明末的一個記述雲,轉死溝壑者無戶無之,「十畝之田僅種一二畝者。」

因此,山東是政府恢復殘破經濟措施的早期目標所在。為了恢復其稅基,新建立的清朝迅速採取措施鼓勵人們在戰亂期間荒棄的土地上復業。

在順治年間,稅賦被予以蠲免,無人認領的土地被授予現種者所有。雖然滿洲旗人占據了山東北部的大片土地,但是此樣本體中並無涉及滿洲旗人的糾紛。

事實上,乾隆年間山東的任何種類財產權暴力糾紛都相當罕見,即使發生糾紛通常也都是只涉及社會底層之人。

正如糾紛定量分析所示,山東省涉及財產權糾紛的個人通常都是窮苦人,而且佃農相對於地主和大莊園監管人員處於一個相當弱勢的地位。

山東和四川的暴力分析

選擇山東和四川作為與廣東的參照物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土地和債務糾紛命案的總體層面存在顯著差異。

根據現存的土地和債務類刑科題本,四川持續位於暴力案件發生最多的省份之列,而山東則位於暴力案件發生最少的省份之列。

毋庸贅言,對於建立18世紀暴力行為指數來說存在許多難以克服的障礙。一個更具意義的比較,需要詳細的人口統計數據來計算人均案發率。

根據一個使用處決人犯數據所做的粗略估算,四川省的死罪人犯的發生率最高,而山東省的死罪人犯的發生率則位於檔次較低的一端,廣東屬於中游。

雖然這被公認為粗略的估算,但它卻與土地和債務糾紛的相關刑科題本的數據相一致。

更為重要的是,四川和山東財產權暴力糾紛分布的時空形態表明了與廣東財產權暴力糾紛分布的時空形態有著驚人的相似。

山東和四川財產權暴力糾紛分布的時空形態由於山東和四川的社會和經濟特徵各異,這兩個省與廣東財產權暴力糾紛分布的時空形態相比,不僅表現出了明顯的不同,還有重要的相似。這是不足為奇的。

山東表現為一個相對平靜的地區。山東的命案不僅數量較少,而且也在地理位置上不甚集中。

山東省107個縣中,只有19個縣報告了財產權糾紛命案。並且只有1個縣——曹州府曹縣報告了4起命案,在所考察申報的命案超過樣本中認為6年中報了2起以上。

與此相比,廣東91個縣級單位中61個報告了命案且26個縣在同一時期命案在2起以上。

在四川,財產權糾紛命案比山東分布更廣,但比廣東少。四川省144個縣級單位中72個報告了暴力糾紛,但只有17個縣級單位在所考察的6年中報了1起以上命案。

就糾紛空間形態來說,山東和四川在一個重要方面類似於廣東:報告與土地和債務糾紛相關命案最多的各府總體上財產權問題命案的百分比也都是最低的。

這表明財產權命案不僅僅是一個省暴力案件空間形態的反射鏡像。在這三個省中,財產權命案分布的空間形態與債務及其他土地糾紛命案的分布形態明顯不同。

此外,每一個省中財產權命案數量最少的各府也都地處該省的經濟核心地區。

當把目光轉向長時間的糾紛分布時,除了相對平靜的山東案件較少而不能確保比較有意義之外,這些圖表顯示四川和廣東糾紛的時間形態反映了對廣東深入研究所表現出來的形態。

比較一下乾隆朝早期和晚期,財產權命案的絕對數量在四川只是稍微有所增加,但在土地和債務全部命案的百分比中卻大幅急劇下降。

在另一方面,財產權問題的重要性作為廣東命案一個原因,在相對和絕對兩個方面都更加明顯地下降了。

對廣東的深入研究得出的證據表明,財產權暴力糾紛在土地與勞動力之間經濟力量實現新平衡以及新經濟制度被更為廣泛接受之後便出現下降。廣東和四川的暴力糾紛分布形態與此也是恰好一致的。

就人口壓力和商業化解釋暴力案件的時間形態而言,廣東與四川之間的相似性顯示兩個省都經歷著相似的經濟變化的周期。那麼,山東的情況又如何呢?

山東省財產權暴力糾紛相對頗為少見,對此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山東在乾隆朝之前就已感受到了人口壓力和商業化的影響。

有幾個因素能夠支持這一解釋:在1749年,相比於廣東人口占中國人口的4%、四川占1%,山東人口占中國人口的14%;但是到了1851年,山東只占8%,而四川上升到10%、廣東達到了7%。

這些數字表明乾隆朝初山東人口基數較大,還昭示著四川和廣東人口膨脹的潛力更大。

清征服者鞏固對山東的控制要比對四川和廣東早得多,實施旨在醫治王朝易代帶來的瘡痍和恢復農村經濟的政策也比四川和廣東早。

在這一背景之下,山東大概比廣東和四川較快地經歷了人口壓力並較早地到達了必要的引起財產權糾紛的門檻。

正如前所述,刑科題本的定性證據還表明山東地主對他們的土地及佃耕的佃農或僱工實施了更為嚴格的控制。

這顯示致使有利於土地所有者的經濟權力失衡的土地和勞動力相對價值的變化在山東早期進行得很順利。與此相似,范毅軍認為,在明代貫穿山東的大運河是地區間交流的主動脈。

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清朝後期,是時,地區間貿易包括長江中上游以及廣東在內的沿海貿易都有了更充分的發展。因此,商業化的影響在山東也較早地被感受到了。

切切牢記的是,暴力只是18世紀改變中國的經濟變遷的一個反應。

另一個反應就是人口遷移,因為山東距離滿洲很近,而滿洲是為數不多的具有肥沃曠土的地區之一。

雖然清廷禁止漢族人向滿洲遷移,但18世紀初還是出現了從山東、河南和河北湧向滿洲的移民流。山東農民還遷居內蒙古,對這種情況清廷則是支持的。

在乾隆年間從山東和整個黃河流域的移民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進入內蒙古和滿洲。一道皇帝諭旨指出,有十餘萬山東農民移入了內蒙古。

也許就是這種情況,山東農民在面對人口增長的要求時更容易「用他們的腳來表決」。

雖然一系列的變異可以解釋山東較低的暴力發生率。但情況可能是這樣的:山東的地主、佃農和農民比四川和廣東的地主、佃農和農民已經更快地適應了商業化和人口增長。

從某種程度上說,財產權暴力糾紛隨著村民適應人口壓力、商業化的提高以及新設計的經濟制度得到了接受而減少。

結語

論及引起暴力糾紛的具體問題,對三個省之間的地區差異進行了說明,主要問題的相對重要性在這三個省之間迥然不同。

廣東普遍存在欠租和水權糾紛,無疑與占據主導地位的水稻種植、較高的租佃率和該農業類型灌溉需求密切相關。欠租在山東和四川並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這只能反映較低的佃種率。

在廣東許多撤佃糾紛產生於新業主接管土地之時,而四川的撤佃糾紛幾乎在各個方面都與之相似。山東的撤佃糾紛不多,但對這些糾紛的定性考察顯示了山東佃農處於較弱勢的經濟地位。

以上便是這三個地區因經濟引起暴力糾紛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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