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第二部第102章盛世才主政新疆和共產國際策略的轉變

方憶慶 發佈 2024-02-27T16:50:20.798098+00:00

1931年2月,新疆哈密地區王府的軍官和加尼牙孜、總管堯樂博斯發動武裝暴動,甘肅馬家軍的馬仲英乘機率部入疆,從而造成新疆維吾爾族與漢族的嚴重對立, 進而演變成大規模的民族仇殺。

第102章盛世才主政新疆和共產國際策略的轉變

1931年2月,新疆哈密地區王府的軍官和加尼牙孜、總管堯樂博斯發動武裝暴動,甘肅馬家軍的馬仲英乘機率部入疆,從而造成新疆維吾爾族與漢族的嚴重對立, 進而演變成大規模的民族仇殺。為此,新疆督辦金樹仁先後派魯效祖和張培元為總司令、盛世才為參謀長率部前去圍剿。

經過幾個月的苦戰,先後將馬仲英、和加尼牙孜擊敗。1932年,馬仲英派馬世明聯合和加尼牙孜進攻哈密,盛世才出任東路剿匪總指揮,又將敵人擊退。1933年初,馬世明率部進犯,盛世才兩次解圍,將馬世明打敗。盛世才屢戰屢勝,使他獲得了「常勝將軍」的美譽。

盛世才是遼寧人,是東北軍起兵反叛張作霖的將領郭松齡的外甥。因郭松齡沒有子女,故視盛世才猶如己出。郭松齡兵敗被殺後,馮玉祥因沒有踐行和郭松齡一起舉兵的盟約,自覺慚愧,於是就支助盛世才去日本士官學校留學。學成畢業後,盛世才回國在軍事委員會任少校隨員。國民黨政府委任金樹仁為新疆督辦時,盛世才覺得自己在中央難以出人頭地,便作為金樹仁的軍事副官,隨金樹仁一起赴任新疆。

1933年4月12日,新疆省政府參謀處處長陳中聯合迪化(即烏魯木齊)縣縣長陶明樾、航空學校校長李笑天等人,在歸化軍首領巴品古特的支持下發動軍事政變。

所謂「歸化軍」,其實就是蘇聯十月革命後,由那些仍效忠沙皇的白俄軍隊中流亡到新疆的人員所組成。這些白俄軍隊到達新疆後,知道自己今生今世再也不可能回到自己的祖國,於是就向新疆政府提出永久居留在新疆, 所以金樹仁便把他們武裝起來為己所用。於是,這支由白俄人組成的軍隊被稱之為「歸化軍」。

政變爆發後,措不及防的金樹仁倉惶逃離了迪化,並命令盛世才率部火速返回省城平叛。與此同時,政變領導人陳中也派人來到盛世才的駐地,請他支持政變,共同主持新疆局面。盛世才因手握重兵,於是採取二不得罪,靜待觀望的態度。

政變成功後,4月14日,政變發動者召開會議,商量由誰出面維持局勢。由於政變各方均沒有足夠實力,而盛世才卻手握有重兵,再加上這幾年他所樹立的威信,於是大家一致推舉盛世才為新疆臨時督辦,推舉教育廳廳長劉文龍為新疆省政府臨時主席。這次事件在新疆歷史上被稱為「四一二政變」。

盛世才主政新疆後不久,為了穩固自己的地位, 通過蘇聯駐迪化總領事向史達林秘密提出將新疆劃入蘇聯領土並成為其加盟共和國的要求。但由於當時中蘇兩國剛剛恢復外交關係,所以史達林沒有同意。

6月10日,國民政府派參謀本部次長黃慕松飛抵迪化進行「宣慰」。名為「宣慰」,其實是為了調查「四一二政變」的真相。

黃慕松初抵迪化,便與陳中等人聯繫密切,從而引起盛世才的猜忌。盛世才害怕陳中等人聯合黃慕松取代他的地位,便決定先發制人。6月26日,他以召開臨時緊急會議為名,在督辦公署埋伏殺手,將應邀前來的陳中、陶明樾、李笑天等人逮捕,隨後即以「謀叛罪」將他們押到東花園擊斃。

在盛世才的威逼下,作為「欽差大臣」的黃慕松只好黯然返回南京,將新疆的情況具實呈報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因為鞭長莫及,無奈之下,只好順水推舟,任命盛世才為新疆督辦,劉文龍為新疆省政府主席。當年底,盛世才又以涉嫌謀叛的罪名,將劉文龍及其全家軟禁,並指定年邁多病的朱瑞墀擔任省政府主席。朱瑞墀於第二年3月病死,於是盛世才集軍政大權於一身,開始對新疆實行獨裁統治。

當時,新疆還有馬仲英和張培元兩股勢力,與盛世才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馬仲英原名馬步英,甘肅河州人,是馬步芳的堂兄弟。馬仲英擁有兵力一萬餘人,活躍於北疆等地。張培元有八千多人,占據伊犁一帶。

1933年10月間,盛世才與史達林派來的特使簽訂了秘密協定,其中包括蘇聯向盛世才提供300萬盧布的軍火(內有30架飛機和機槍、通訊器材)等。作為回報,盛世才答應向蘇聯出讓開採黃金、石油和其他礦山的權利,並在新疆修築一條通向蘇聯的鐵路。此外,盛世才還答應要在新疆「推行和扶植共產主義觀念」。

不久,史達林派蘇聯紅軍進入新疆,換上中國軍隊的服裝,先後將張培元和馬仲英擊敗。張培元失敗後被迫自殺,馬仲英退往吐魯番、喀什一帶。不僅如此,盛世才還以召集軍事會議為名,把東北義勇軍首領鄭潤成等人逮捕並處以絞刑。至此,盛世才在史達林幫助下消滅了全部異己勢力,牢牢地控制了新疆的局面。

隨著國際形勢和中國、尤其是東北局勢的變化,共產國際和聯共(布)政治局對於中共統一戰線方針的態度也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整。根據共產國際的指令,中國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陳紹禹參與討論並起草了《中華蘇維埃中共中央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願在三個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簡稱《抗日宣言》)、《中央給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論滿洲的狀況和我們黨的任務》(簡稱「一·二六」指示信)。

上述這兩個文件分別在1933年1月以朱德、毛澤東等領導人和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抗日宣言》表示,將願意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作戰協定」,打破了以往將國民黨整體視為「反革命」的看法,將統一戰線的範圍延伸到「任何武裝部隊」;《中華蘇維埃中共中央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1933年1月17日),【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上,檔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67頁。】

此時,中共中央正面臨國民政府的重兵「圍剿」,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根本就無暇顧及。直到1933年6月,中共中央才收到共產國際的一系列指示,並通過在機關報《鬥爭》上連載的方式轉發給全黨。

由於中央蘇區正處於國民政府的嚴密封鎖當中,獲得的信息並不全面和對稱,所以對關於可能的情況下,與國民黨上層聯合的統一戰線這部分並未進行明確表態,而是以較為含混的方式聲稱:「希望一切組織,首先是華北的黨把這一信中所指出的任務與策略適宜的應用於目前各地實際鬥爭環境中,去組織與開展反日反帝反國民黨的鬥爭。」【《中央給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續完)》,《鬥爭》第20期(1933年8月5日),第16頁;《中央給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論滿洲的狀況和我們黨的任務》(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9冊,第44—45頁。】

對於《抗日宣言》,當時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秦邦憲認為,該宣言「只是對群眾說的,只是對士兵說的,或者至多是對下級軍官說的。至於上級機關,那決不會接受我們的條件,我們也不會同他們談什麼條件,同他們訂立什麼作戰的戰鬥協定」【洛甫:《關於蘇維埃政府宣言與反機會主義的鬥爭》(1933年11月21日),《鬥爭》第36期(1933年11月26日),第2頁;程中原:《張聞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頁。

據李德回憶,針對這個宣言,當時中共高層普遍存在「懷疑指示的三項條件是否可能實現」的情緒,因此他們大都傾向於將該宣言「不作為行動口號,而作為宣傳口號」。參見[德]奧托·布勞恩(李德):《中國紀事1932—1939》,現代史料編刊社1985年版,第33頁。】。

為了儘快推動中共中央轉變方針,6月15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重申了1933年初的《抗日宣言》,還特別強調在前述三個條件之下,可以與任何部隊建立聯合統一戰線。【《中央局轉發國際關於反帝統一戰線的指示》(193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上,第130頁。】

7月間,共產國際再次致電中共中央,就「一·二六」指示做出了補充說明,明確表示:「在華北五省代表會議關於滿洲問題的決議中以及中共中央早些時候就滿洲問題通過的文件中存在著很多嚴重的策略錯誤,黨的各級機構在本信的基礎上重新檢查自己的策略,並根據這一原則重新規劃自己的工作」。【《對中共中央給滿洲各級黨委和全體黨員的信〈關於滿洲的狀況和中共的任務〉的說明》(1933年7月14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卷,第449頁。】

但是,可能是秦邦憲沒有領會共產國際的意圖,仍然自信地宣稱,「依據蘇維埃和紅軍的發展,加上1925—1927年大革命的經驗,廣泛的運用反帝的下層統一戰線,樹立和鞏固在反帝運動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他將成為強有力的革命源泉,成為勝利的蘇維埃革命的有力支流」。【《為粉碎敵人的五次「圍剿」與爭取獨立自由的蘇維埃中國而鬥爭》(1933年7月24日)。

當時,共產國際和蘇聯作為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中心,對各國的黨組織都負有指導的職責。因此,面對中共中央的無動於衷,決定派遣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黃藥眠回國傳達共產國際統一戰線的有關精神。

就在黃藥眠即將回國之際,陳紹禹曾特地找他談過一次話,囑咐道:「我們現在要改變一個策略,就是要同國民黨妥協,建立抗日統一戰線,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採取這樣的策略是符合中國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的。組織愛國統一戰線,是為了動員廣大人民群眾,爭取廣大的中間階層的人士。」

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為什麼開始轉變革命的策略,最主要的的原是1933年魏瑪共和國總統興登堡元帥,任命了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領袖阿道夫.希特勒為共和國總理。在德國和日本東西二線的擠壓下,蘇聯只能調整策略,開始改變敵視中間派別的「左」傾政策,倡議建立反帝統一戰線。

黃藥眠抵達上海後,中共中央已從上海遷至江西,僅留下中共上海中央局負責白區黨的聯絡工作。因此,黃藥眠只能向時任上海中央局書記的黃文杰轉達陳紹禹的意見:

共產國際認為,為了救亡圖存,中共應該與國民黨政權聯合起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是新的形勢下的戰略決策,這是符合全國最廣大人民的要求和希望的。如果我們能夠這樣做,把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的創議權拿到手中,我們就可以奪取全國千千萬萬的群眾;假如我們還是堅持舊的戰略發展,那就會脫離了廣大群眾的要求,而把自己陷於孤立的地位。【黃藥眠:《動盪:我所經歷的半個世紀》,第243頁。】

黃藥眠同時還詢問了黃文杰,是否收到共產國際為轉變統一戰線工作的來電?黃文杰表示,儘管該電文已收到,「但是說得很簡單,意思也沒有說清楚」,鑑於此事涉及到全黨的政策調整,故已將該電文轉交給江西的中共中央。

陳紹禹還曾建議中共中央「與國民黨政權聯合起來」並「放棄舊的戰略方針」。儘管上海中央局方面並未告知黃藥眠中共中央對此的態度,但從中共中央在福建事變中的應對舉措可以推斷,其既有下層統一戰線政策並未更改。

11月20日,李濟深、陳銘樞等國民黨實力派以第十九路軍為主力,在福建發動抗日反政府事變,並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史稱福建事變。

早在事變發生前夕,中共中央就已經掌握了福建內部即將生變的情報。10月30日,中共中央致電福建省委,雖然承認進行上層聯合的可能性,但仍然強調統戰對象是第十九路軍的士兵與一部分有反帝情緒的下級軍官,進而要求省委積極在士兵中建立下層統一戰線,並在此基礎上運用「群眾的革命力量」,逼迫「福建的一些其他派別與上層分子」實行「某種程度的上層的統一戰線」。【《中共中央致福州中心市委與福建全體同志信》(1933年10月30日),福建省檔案館編:《福建事變檔案資料(1933.11—1934.1)》,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頁。】

因此,基於對李濟深、陳銘樞等反蔣力量革命性的懷疑,秦邦憲對李濟深等發動福建事變後派來的代表態度冷淡且避而不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編:《張聞天年譜》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頁。】

據蔡廷鍇回憶,福建方面曾派出秘書長徐名鴻前往中央蘇區與紅軍商談「共同抗日反蔣大計」,但「並未見到當時當權的王明、博古」,徐名鴻最後僅與時任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長的潘漢年簽訂了一個「劃界協定」。【蔡廷鍇:《與中共聯繫簽約經過》,薛謀成等編:《「福建事變」資料選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頁。】

儘管紅軍最後與第十九路軍簽訂了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協定,然而並未形成實質性的軍事互助盟約。當蔣介石重兵攻擊福建時,紅軍採取了坐山觀虎鬥的態度,迅速喪失了與第十九路軍聯合反蔣抗日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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