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古斯都頒布道德法令的歷史背景

蓉蓉敘說歷史 發佈 2024-03-02T20:49:18.239966+00:00

奧古斯都的道德法令能夠出現主要有四個重要前提條件,分別是城邦中後期以來社會權力的強化,城邦社會的解體和公共秩序遭到破壞、法律內容和性質的變化、社會道德觀的多元化發展。

奧古斯都的道德法令能夠出現主要有四個重要前提條件,分別是城邦中後期以來社會權力的強化,城邦社會的解體和公共秩序遭到破壞、法律內容和性質的變化、社會道德觀的多元化發展。

羅馬政局權力的強化

對於城邦的性質在古典學、人類學、歷史學上有不同的定義,最近幾年更有英國年輕學者貝蘭特提出頗有爭議的觀點,即認為城邦是無國家的社會。對於這一點,身處公元前4世紀希臘世界的亞里士多德也認為國家就是人類社會無需說明的自然狀態。

由此,我們至少能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即早期城邦社會並不擁有強大到足以干涉其成員家庭內部事務的公權力,政局很大程度上只是社會的附屬品,而遠不是以後的社會管理者。

正如古郎熱所言,城邦是一種聯合體(這些Community的聯合體)。因此在之前的許多個世紀裡,城邦須尊重各家庭,各胞族及各部落的宗教信仰,它無權過問這些小團體的內部事務。它不能插手家庭里的事務,不能審判家事,對妻子、兒子及保護人的審判權利與職責屬於父親,這就是為什麼在家庭獨立自足的時代所建立的個人權利,能在城邦中保持不變,直到晚期為止。

正因為如此,城邦時代對道德的約束主要來自於社會風俗和人們的相互關係,而不是法律。不過,情況卻在共和末期發生了改變。早在奧古斯都頒布道德法令之前,像秦納、蘇拉、愷撒等獨斷者都以不同的形式(主要是立法形式)對經濟、社會、道德、家庭事務實行監管,而他們所依賴的正是共和末期以來羅馬當局日益擴大的公權力。

在羅馬城邦早期,宗教曾經作為社會組織的最高形式控制著城邦的政局和社會,各級官員的權力都與宗教息息相關,比如高級官員要會占卜、要能夠主持主要的祭祀儀式;不成文法在被貴族和高級官員解釋的時候明顯帶有宗教含義;戰爭等對外事務也往往受宗教的深刻影響。

與之完全相反的是在城邦晚期則出現了如酒神祭祀事件這樣的社會監管民間祭祀和宗教崇拜的行為。在奧古斯都統治時代,我們可以顯而易見地看到羅馬宗教的復興需要更多地依賴羅馬政局的扶持,並夾雜著某些政局願望。

比如取潔禮和城邦宗教聚餐就按元首(奧古斯都本人正是最高大祭司,宗教職務正是他最初同時也是最後取得的重要官職)意願完全遵照古代儀式舉行,古郎熱認為羅馬人「仍然將它視為一種宗教儀式,而在管理者看來,這不失是一種很好的管理方式」。

也就是說羅馬城邦社會很長時間內都是通過家庭關係協調和宗教約束來實現自治的,可以不需要社會監管。 那麼是什麼原因使城邦政局權力擴大的呢?

古羅馬作家尤特羅比烏斯在《羅馬國史大綱》中提到卡密尼斯時期設立軍事保民官之後,羅馬國家機器因戰爭而擴展開來;佛羅倫斯的學者馬基雅維利在《論李維》中認為是城邦中的平民推動了羅馬國家的發展和制度的健全。

騰尼·弗蘭克在《羅馬帝國主義》中認為是平民為了分享土地和平等權利而推動了羅馬國家的軍事擴張;古郎熱在《古代城邦》中認為城邦權利充分享有者之外的居民推動了城邦的解體。

從這些學者的觀點和支持觀點的論據中,我們能得出結論,羅馬政局權力的擴大是羅馬人民(尤其是不能享受和不能充分享有城邦給予權利的人們)普遍追求社會平等權利的結果。因為在之前的城邦組織中只有少數真正的公民才享有這些權利,只有人數更少的「家長」和元老貴族才能享有影響整個城邦的社會權威。

在羅馬城邦的發展過程中社會最具有賦予每一個人廣泛而平等權利的潛在作用。於是依靠社會權力的不斷擴大,人們認為自己能夠得到更多平等的權利。同樣,城邦中一些出身貴族的人不滿足於社會權威需要緩慢積累的過程和共和制下相互制衡的限制,期待獲得更快速、直接、有效的社會權力。

這些都推動了政局權力的日益擴大,使得奧古斯都能夠在帝政時代完成道德法令這樣的政局監管社會行為。表面上是法律監管道德,但在司法、立法並不獨立的羅馬帝政時代下卻是政局監管社會。

羅馬社會調節能力的喪失

與政局權力擴大相對應的正是傳統城邦社會的解體和公共秩序的被破壞。愛因斯坦說過,「我們的理論決定我們能看到什麼」。以馬原史學的階級鬥爭理論可以解

釋羅馬傳統社會解體的原因,以馬克斯·韋伯的社會階層理論則可以分析社會瓦解的表現和特徵。如列寧運用馬原學說所言,「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

所謂上層寡頭即羅馬共和國的高級官職被二十幾個貴族家族壟斷,他們控制了羅馬國家的實權。三次內戰中的幾個獨斷者都是體現著貴族家族的聯合,如奧古斯都的元首統治也是繼承了愷撒獨斷所依賴的尤里亞家族和克勞狄烏斯家族的聯合。

從征服西西里並採用敘拉古國王希羅的行省統治模式以來,羅馬的各大貴族家庭開始熱衷於從政局方面取得不受城邦社會約束的地方及中央權力。這種來自政局的權力如此方便、快捷、有效、不受傳統制約,不必像社會權威一樣需要長期共處、反覆博弈並醞釀足夠的倫理色彩,也不太需要在公共事務表現出崇高的德性及取得相當的成績才能獲得。

想要獲得權力的部分羅馬貴族也希望從中獲利,由一定有社會權威而不一定有政局權力的貴族變成了一定有政局權力而不一定有社會權威的權貴。一些在特殊時間裡獲得特別權力的貴族個人及其家族在一定時間內獲得了羅馬國家的統治權,如在兩次布匿戰爭中壯大起來的西庇阿家族,他們開啟了共和國統治階層的寡頭化。

在公元前234-133年間,羅馬選出的200個執政官中,有159個來自26個新貴家族。其中科涅利烏斯家族的代表擔任執政官23次、埃米利烏斯11次,法比優斯9次,富爾維優斯10次,克勞狄烏斯9次。在這個時期內,實際上是26個新貴家族壟斷了羅馬政局。

政局權力壟斷又造成這些權貴在工商業中運用特權獲得財富,造成貪污、腐敗橫行。在羅馬共和末期日趨激烈的社會鬥爭和武裝衝突中,社會風俗及規範對上層統治者的約束越來越小。

如果說蘇拉與馬略的爭鬥中軍事領袖們還或多或少地要顧及道德和法律,那麼到愷撒和龐培之間爆發內戰前後便只講法律而不講道德,直到屋大維與安東尼再次爆發內戰時,他們對道德和法律的顧忌都已不多見了。

所謂下層民粹是指自從漢尼拔戰爭的直接破壞和廣泛的軍事徵募壓力下,小土地所有者的負擔不斷加重。這些構成羅馬社會細胞的自耕農生活日益困苦,最終破產而不得不離開土地。

他們中的一部分流浪到羅馬城淪為無產者,一部分到行省和邊境地區冒險求生。隨著羅馬統治地域的擴大,各行省的糧食生產競爭阻礙了義大利農業的振興。又隨著新式農莊的出現改變了義大利的耕作制度,莊園制的密集耕種帶來了橄欖、葡萄等種植的興旺。

這就要求經營者加大對土地的資本投入和勞動力使用,大財產所有者兼奴隸主階層形成推動了這一發展的進程,使小生產者階層進一步瀕臨絕境,更加不能承受身上的負擔。小生產者的普遍貧困。自耕農階層逐漸趨於萎縮,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矛盾日益尖銳。

社會危機引發政局危機,很快就帶來民粹主義的興起。當破產農民在嘗試行省冒險、淪為遊手好閒的城市無產者和變成國家及權貴的被庇護者都不能真正解決生存問題的時候,他們中便有人試圖用激進方式改變現狀。再加上一些有野心的魅力領袖(來自平民上層或貴族)煽動,羅馬革新便成為一種可能。

西塞羅曾經說過格拉古兄弟改革之後羅馬的人民和元老院發生了分裂,事實上這種社會階層的分裂在這之前就逐漸出現了,只是在格拉古兄弟改革失敗後變得更加不可收拾。在原來的羅馬城邦社會裡元老院這個半政局的委員會可以依靠自己的權威,製造並傳播意識形態(包括傳統道德),發揮社會調和功能修復各種族群、階層的對立和矛盾。

元老貴族原本作為羅馬城邦社會裡生產、生活方式最被認同的佼佼者和創造社會物質財富的成功者,同時又是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製造者、傳播者以及道德楷模,自然而然地在長期共存中形成了對羅馬普通人的長者式權威。

而社會分裂導致元老貴族無論是在物質財富創造方式和意識形態輸出方面都越來越不被思想日趨多元且激進的社會所認同,社會權威被削弱,逐漸失去了羅馬人民的信任。

羅馬城邦社會的解體是造成公共秩序遭到破壞的根本原因,但是直接原因則來自於共和末年多次大規模內戰和持續不斷的街頭亂動、暴力衝突、陰謀殺害。類似於論語中「鄉愿,德之賊也」的描述,某些人利用民眾極端的、民粹化的情緒挑起破壞社會秩序和踐踏社會道德的暴力行為。

而挑起這些摧毀羅馬社會公共秩序衝突的恰恰也正是想要合夥奪取國家權力的軍事獨斷者和民粹派煽動家,進而更有兩者的聯合。例如馬略與薩圖爾尼努斯(而後是蘇爾皮奇烏斯)、愷撒與克勞狄、龐培與保民官邁羅。

其中克勞狄依靠招募奴隸作為劍士和衛兵,非法組織起為自己服務的流氓武裝,他們恣意妄為地破壞一切規則和公共秩序,掀起了令多數人都對社會絕望的街頭暴力。同時他一方面縱容無賴無產者公然踐踏道德,一方面又阻止元老院的干涉和監察官對不道德行為的指控。

更可怕的是這些煽動家的努力便是使得任何當局權力和社會權威的干預都不能維持公共秩序的穩定。甚至,他們還經常與自己的軍人頭子發生衝突,即便在龐培、馬略這樣戰場上常勝將軍的管理下,羅馬共和政局和社會都無能為力,只能祭出軍隊干政的殺手鐧。

不得不承認,隨著危機的加深,人們的願望也越來越傾向於一種強制力來維護社會的穩定、和平。奧古斯都正是一個魅力領袖的經典範例,他自己就成功地將軍事獨斷者和民眾領袖身份結合在一起,得到貴族和民眾的共同支持。然而在內戰期間最嚴重的一次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便是後三頭的公民清算,奧古斯都本人又正是其中最堅決的執行者,那場政局清算使社會道德本身及其基礎幾乎徹底被摧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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