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澶州的自然地理與政區沿革,是怎麼布局的?

蓉蓉敘說歷史 發佈 2024-04-03T03:22:40.381189+00:00

目前關於澶州本身的研究還較為薄弱,雖然有一些論文論著在闡述某一問題時有所涉及,但總體而言是分散、不系統、不全面的,且長久以來,大多數的宋史學者將目光聚焦於「澶淵之盟」和「澶淵之役」上,對這場戰爭和此次會盟的「載體」——澶州,卻並未給予過多地關注。

目前關於澶州本身的研究還較為薄弱,雖然有一些論文論著在闡述某一問題時有所涉及,但總體而言是分散、不系統、不全面的,且長久以來,大多數的宋史學者將目光聚焦於「澶淵之盟」和「澶淵之役」上,對這場戰爭和此次會盟的「載體」——澶州,卻並未給予過多地關注。

在北宋一百六十年的歷史中,澶州一直處於穩步上升的趨勢,屬縣由隋唐時期的不足五縣變成七縣一軍,自身也從最初的地方小州晉升為開德府,成為北宋末年「四輔」之一。澶州教育起步較晚,發展緩慢,直到宋神宗熙寧年間才開始步入正軌,並在哲宗、徽宗時期迎來了新的發展階段

澶州位於河北東路的南端,緊鄰京東路,居黃河之上,是連接京師開封與河北的必由之路,南北交通的要衝。自唐武德四年設置澶州開始,後幾經廢立,五代後晉天福年間,晉升為鎮寧軍節度。入宋以後,鑑於它的特殊區位優勢,澶州的政務等級不斷提高,宋徽宗崇寧四年,建為北輔,成為京師北面的重要門戶,次年升為開德府。下轄七縣:濮陽、觀城、南樂、清豐、朝城、衛南、臨河;一軍:德清軍,州治濮陽。

北宋澶州的自然地理環境與交通

澶州位於河北東路南部,屬於北方地區,氣候條件與現在相比更冷一些,按照竺可楨先生的說法「北宋時期進入我國氣候變遷史上第三個寒冷期」。地形平坦,以平原為主,地勢自西南向東北略有傾斜,境內有山:其一鮒鰅山,又名廣陽山。相傳「顓頊葬其陽,九嬪葬其陰,四蛇衛之。」

其二衛陽山,位於濮陽縣,澶州境內河流眾多,淇河又名王莽河,澶水另外還有泉源河、永濟渠、九里溝等。

澶州境內的黃河水患

北宋時期黃河泛濫頻繁,多次發生決口和改道,其中澶州河段是黃患險情最為嚴重的河段,幾乎「歲歲河災」宋時期澶州河段水患頻發,有據可查的決口就有19次之多,「澶、滑堤狹,無以殺大河之怒,故漢以來河決多在澶、滑」。

歷次的水災和潰堤事件對澶州正常的生產生活、社會管理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也對黃河中下游地區產生了重要影響。首先,澶州河段的屢次決口,造成了黃河幹流在中下游地區的多次改道。

其中最為重要的有三次,第一次是景祐元年七月,「河決澶州橫隴埽」。此次決口直接引發黃河下遊河道的變遷,鄒逸麟先生經過詳細地考證,認為黃河在橫隴埽決堤後,向北而流,經今清豐、南樂進入大名府境,下游分赤、金、游等分支,經棣、濱二州北入海。這是北宋時期黃河的一次較大改道,宋人稱之為橫隴故道。

第二次發生在慶曆八年六月,商胡決口致使黃河北流。「經趙村、六塔集以西,又經清豐、南樂之東,經大名東,館陶東,後經今武城東十餘里,過棗強、冀縣之東,武邑東合胡盧河,再經獻縣南,東北流至青縣匯入御河,經靜海縣至今天津地區合界河入海。」

第三次是元豐四年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黃河北流的通道在此發生擺動,「一股經內黃之東、清豐之西,南樂梁村、大名魏店之西,經舊大名、孫村之西,經館陶、淺口之西,丘縣、威縣之東,清河之西,經臨清西、宋代御河西側,經南宮、冀縣之東,棗強之西,經武邑北、交河南、阜城北,至南皮合御河,另一股分流仍走商胡北流至青縣合御河。

二股大河同匯入御河後,流至獨流口會界河,至今天津地界入海。第二次北流開始。」黃河北流是北宋時期黃河的最大一次改道,對黃河中下游地區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其次,澶州河段水患頻發,對澶州社會的諸多方面產生影響。宋太祖時期,北宋就規定包括澶州在內的沿河諸州的知州、通判兼任當地的水利官員,負有治河之責,知州兼領本州河隄使,通判充河隄判官。

在黃河穩定時期,澶州的地方官要領導百姓定期地修護堤壩,加固堤防。乾德五年,朝廷就特此下詔「分遣使者發畿縣及近郡丁夫數萬治河隄。自是歲以為常,皆用正月首事,季春而畢。」

此外,北宋時期為防止黃河決口,按規定在沿黃河中下游諸州縣設置眾多埽所。埽所的分布大都沿黃河的走向、河堤的情況設置,時有廢立。同時在沿岸「多栽榆柳,以防河決」。

水患發生時期,百姓的徭役負擔更加沉重。例如元豐四年小吳埽決堤後,為堵住決口,「急夫六千人修塞」,但是面對洶洶河水,光靠澶州本州人力仍杯水車薪,因此河北轉運副使周華上書朝廷,要求「發近便州軍役兵,及於諸埽輟河清兵併力興功」。

可見一旦發生水患,不僅需要役兵、河清兵這樣的專業兵種的參與,同時也需要百姓的參與,給當地百姓正常的生產生活帶來影響,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和消耗。

頻繁的水災,擾亂了澶州的社會秩序和正常管理。黃河在澶州河段的頻繁決口,對州城和諸縣等都造成了嚴重的破壞。例如淳化四年九月的決口,河水「衝陷北城,壞居人廬舍、官署」,州衙倉庫的物品也損失殆盡,「民溺死者甚眾」。可見,黃河一次次的決口,帶來的是一次次的浩劫。

此外,澶州治所的變更,也於水患有關。澶州州衙最早設於頓丘縣,五代後漢乾祐元年移至黃河要津——德勝寨。熙寧十年黃河暴漲,在曹村埽發生決口,正是這次決堤,致使州城被河水沖圮,難以修復,遂北移,遷州城於濮陽,此後濮陽成為澶州的新治所。

治理河患成為考驗地方官的重要因素之一。知州是一州的最高長官,職能廣泛,其中之一就是賑濟救災,正如馬端臨所說「遇水旱,以法賑濟,安集流亡,無使所失」。澶州緊鄰黃河,水患災害頻發,賑濟救災就成為澶州知州的一項重要職責,也是考核知州政績高低、升降賞罰的重要依據。

天聖六年八月「河決澶州王楚埽」,第二年待治水完畢後,對相關澶州官吏作出「貶官一等」的處理。大臣施昌言,恰逢「塞六塔河」,「以便役事」而權知澶州,最終河決,「奪一官」。無獨有偶,元豐四年四月,「河決澶州小吳埽」。

當然,有懲必有賞,也有因為治河有功而得到升遷嘉獎。例如元豐二年知州韓璹,以右諫議大夫再任澶州。原本因「坐失舉人追官一期」,但是因其「治郡又治決河最有功」,不僅免予處罰,而且繼續擔任知州。

文臣劉平,曾在景祐三年出職澶州知州,因不諳熟河事而遭罷免,史書稱「時議塞河,而平言不知河事,乃徙滄州副都總管」。可見,作為澶州知州,熟悉河務是其必須具備的能力,而知州治水能力的高低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自身的升降賞罰,這也是澶州官員選任的一大特色。

總之,因諸多主客觀方面的因素,黃河在流經澶州河段時水患災害頻發,一方面對當地原有的水文地理和地形地貌進行了「微調」,另一方面也對澶州社會的諸多層面產生「干擾」。此外澶州河段的多次決口,對整個黃河中下遊河道的變遷和沿岸地區的的發展也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澶州的區位交通

宋代陸路交通發達,在以京師開封通向河北諸路的交通網中,澶州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南北交通的樞紐,這一點在「宋遼驛道」中得到充分體現。「宋遼驛道」是宋遼雙方使臣往返的交通線,在這條路線上,為了停車過夜、賓餞贈遺,宋遼雙方在各自境內,沿線建立了一系列驛站,以滿足來往使臣的需要。

就某種意義而言,它不僅是國家的一條政事外交線路,也是京師與北方各地聯繫的一條交通大動脈。據李孝聰先生考證,「宋遼驛道」自京師開封出發,北上經澶州、德清軍、大名府、恩州、冀州、瀛州、莫州到達雄州,這是驛道在北宋境內的線路,在雄州經過修整,便可進入遼境。

由此可見,澶州是宋遼驛道中的重要節點,經此北上可到達北方諸州及宋遼邊境,南下的使節也要經過澶州才能抵達京師,可見澶州是南北交通的要衝。

此外,澶州交通地位的重要性,還體現在澶州浮橋上。北宋時期,澶州河段多發洪災,浮橋多次損毀。據史料記載,最為嚴重的是宋仁宗天聖年間「河北大水,壞澶州浮橋」,為修復浮橋,宋仁宗下詔「澶州浮橋計使腳船四十九支,並於秦、隴、同州出產松材,磁、相州出釘鐵石灰採取應副,就本州打造,差監浮橋使臣管勾。」

可見,宋仁宗對澶州浮橋非常關心。除此之外,北宋大臣也對澶州浮橋表達了自己的看法。蘇轍言:「河流於澶而橋始城,南北通行」。黃庭堅言:「澶淵不作渡河梁,由是中原府庫瘡。」李復言:「孫村黃河決北流,北使年年過澶州。」

以上言論表明,澶州在北宋時期對於溝通南北,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外交往來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北宋澶州的教育

河北路地處北部邊防,教育的發展缺乏良好的社會環境。與毗鄰的開封、京東路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澶州位於河北路南端,由於時間久遠,目前傳世的文獻資料中有關北宋澶州教育情況的記載少之又少。但所幸,仍有兩篇文章留存至今,讓我們可以藉此知曉北宋時期澶州教育的一些發展狀況。

結合史料可知,澶州州學教育興起、發展的脈絡與北宋時期三次的思想密切相關,且一一對應。首先,澶州州學教育的興起時間應在宋真宗至宋仁宗期間。

最早應始於宋真宗「澶淵之盟」後,正如晁補之所言澶淵之役後,外部大環境的穩定,有利於教育的興起。最遲不晚於宋仁宗時期。宋仁宗時期,多次下詔要求各地興辦學校,發展教育。「自明道、景祐間累詔州郡立學,賜田給書,學校相繼而興。」

慶曆年間,伴隨范仲淹改革的推行,又興起了一次中央和地方的辦學熱潮,加之宋神宗年間黃裳所撰寫的《澶州重修學記》,「重修」二字也佐證了澶州州學在此之前便已存在,而非初建。可見澶州的州學教育最晚也在慶曆年間便已興起。其次,澶州教育的真正發展應在韓璹熙寧十年重修州學之後,而這恰恰處於熙豐年間北宋第二次興學期間。

宋神宗在位期間,一方面改革太學,推行「三舍法」,另一方面也非常重視地方教育,推出多項保障措施,鼓勵州縣學校的發展,熙寧四年下詔諸路轉運司「應朝廷選差學官,州軍撥田十頃充學糧。

元有田不及者益之,多者聽如故。北宋後期,迎來了第三次的「興學」。在此期間,地方州學教育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原本的一些小州也都建立了州學,規定「郡小或應舉人少,則令三二州學者聚學於一州,置學州並差教授。」

乘此東風,宋哲宗元祐二年,朝廷就下詔「澶州置州學教授一員」,澶州的州學教育進一步完善綜上所述,澶州教育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它的興起、發展的脈絡與北宋時期三次「興學」密切相關。宋神宗之前澶州教育頹廢,澶州學子科舉考試中第者「自興國逮元豐,可考而記者若干人。」

熙寧十年韓璹出任知州,重修學堂,振興教育,澶州社會尚學之風大興,「澶之民又知一介之賤,有道在焉,能使貴人忘其勢,是可尚也。往往相勉出其子弟而教之,自公始矣。宋哲宗元祐年間州學教授的設置,使澶州教育步入正軌,在北宋後期迎來了新的發展階段,一直到北宋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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