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7日，上海局勢已進入最緊張的狀態。此時的國共的勝負基本已經被註定，可越是離勝利越近，被關押在國民黨軍統監獄的地下黨李白卻越發感覺到自己死期將至。
參加革命這麼久以來，李白已經完全清楚了國民黨的特性，他知道，在這種情勢下，他們勢必不會留下他這條命，畢竟：被關押期間，他知道的已經太多。
也正是因此，李白才冒著危險秘密把妻子、戰友裘慧英約到了監獄對面的居民樓與他「會面」。說是會面，實際卻是隔空互望著打手語、讀唇語。
下午3點左右，裘慧英帶著孩子準時出現在了監獄對面的居民樓。見到妻子後，扶牆站在窗戶邊的李白用右手用力揮舞著。妻子注意到他後，他一邊做手勢一邊用嘴不出聲地『說』道：「以後不要再來看我了！」
裘慧英接收到丈夫這句話後立馬緊張起來了，以這種方式和他取得聯絡後，每次密會，她都是和他約定下次「約會」暗號，可這次，他卻讓她不要來了。
不好的預感向裘慧英襲來，她連忙緊張地問：「為什麼不讓我來看你了，是不是判決了？」李白聽明白妻子的話後卻並未回答，他只打手語配合唇語問道：「解放軍現在打到哪裡了？」裘慧英告訴他：「解放軍已經完成了渡江戰役的所有戰前準備工作，再過幾天就要發動總攻了。」
李白看明白手語唇語內容後眼裡頓時一亮，他用最快的速度揮舞著手配合唇語道：「天快亮了，我們的希望要實現了。今天，我能回去當然最好；萬一不能回去，你和孩子也可以和全國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了。天快亮了，不論生死，我心裡都坦然了。」
說完後，李白衝著妻子含淚笑了笑，裘慧英看出來了，丈夫的笑容里，有一種即將赴死的從容。
未等裘慧英再說話，李白便轉身了。很顯然，特務來了，很快，李白的身影便徹底消失在了牢房窗口。
裘慧英不知道，當天，她的丈夫是被兩個特務架走的，因為，此時已被軍統折磨半年的李白雙腳已經因遭受刑罰而斷了骨，他當日能勉強站立在窗口已經算是奇蹟了。
可即便如此，李白的腳上依舊被上了重重的腳鐐，當日被架走時，他身上的很多傷口已經發炎了，可他臉上的卻分明有幾絲笑意。
丈夫離開後，預感到丈夫死期將至的裘慧英心裡滿是酸楚。在回出租屋的路上，與丈夫相處的點滴如放電影一般在腦海浮現。
走到街口轉彎處時，一縷陽光灑在她身上，她下意識地停下了腳步，她突然記起，1939年，與丈夫初相遇那天，她也曾見過這樣一抹暖陽。
那是一個春天，那時，日本侵略者還在中國大地上肆虐，她當時的身份是一名抗日小戰士，當時她剛參加革命不久。而那時，年不到30歲的李白卻已是一個資深的革命者，他參加過北伐戰爭、秋收起義、反圍剿戰爭、長征等等，赴上海擔任黨的地下聯絡員也兩年了。
初見他時，她帶著組織委派的任務：與李白扮假夫妻，協助完成革命任務。對於當時組織委派的任務具體，後來的裘慧英是這樣講述的，她說：
「有個男同志需要有個家庭做掩護，讓我去和那個同志一起工作，表面上要裝扮成一對夫妻。」
所以，當時的裘慧英之主要任務是掩護李白向延安發送情報。因為這個工作非常重要，所以，她出發前抱著很大的希望。可當她見到「被協助者」本人時，她卻分明感覺自己希望要落空了，之所以有這想法，後來的裘慧英也在回憶里交代了，她說：
「等見到接頭的人，我大失所望。因為站在我面前的人穿著長袍、戴著眼鏡，清秀的臉龐帶著幾分神秘的色彩，我看不慣！因為我在廠里常見的只有資本家才穿長袍。」
在裘慧英的意識里，革命者應該有革命者該有的模樣，所以裝成「資本家」模樣的李白，在她眼裡絕不是「幹大事」的料。
於是，失望之餘，第一次見李白的裘慧英便疑惑了，「這真的是要和我接頭的人嗎？」
對完暗號確定眼前的「資本家」就是接頭的李白後，裘慧英心裡有種說不出的委屈。
當天，裘慧英便帶著疑惑去找負責此任務的頂頭上司馬純古，她請求馬純古給自己換個任務，哪怕新任務再苦再累她都不怕。馬純古聽完裘慧英的「訴苦」，竟然絲毫不顧她的「委屈」，只哈哈一笑後對她說道：
「你別瞎起疑心了，要是叫人看出他是個同志，那還了得啊！搞地下工作要是連自己人都瞞不住，又怎麼能瞞得住敵人呢？」
聽了馬純古的解釋後，自覺有些武斷的裘慧英才極不情願地「哦」了一聲。
當天下午，裘慧英便來到了李白位於租界的住所，用李白給她的鑰匙打開房門後她才知道：初見面時，自己可能是誤會他了，他還真不是資本家。
原來，這資本家打扮的李白，其住所陳設卻非常簡單——屋子裡只有一張桌子、一台收音機、一張床、兩把椅子，四周牆上空空如也。
裘慧英進門的時候，李白正在看書，見她來了，他忙起身給她搬了一把椅子並給她倒了一杯茶。做完這些後，他便一聲不吭地繼續忙自己去了。
經過幾天的接觸，裘慧英發現李白雖然話不多，卻是一個非常溫暖的人。每次睡覺時，李白總堅持自己睡地上而讓她睡床上，他的理由是：「女孩子睡地板容易染寒氣。」
更讓裘慧英的詫異的是，每天早上醒來時，他便已經把早餐給她做好了。在這個「家」里，做太太的她幾乎啥也不用干，只等著「飯來張口，衣來伸手」。
行到此時，裘慧英便終於確定了：表面資本家的李白，骨子裡卻是個工農階級革命家。
裘慧英自己出身貧苦農民家庭，12歲進廠里打工，15歲開始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所以，因為階級的關係，她對資本家和資本家做派的人很是反感。自然，她也不想也不屑和他們共事。
知道李白不是「資本家」後，裘慧英對他的好感便倍增了。相處一段時日後，她便開始試探性地和他套起了近乎。慢慢地，她對他的了解也進一步加深了。
一日午後，李白突然神秘地對她說道：「我今天跟你講講電台吧，過段，我還要教你怎麼使用電台。」
「電台？」聽到這個詞後，裘慧英整個人都怔住了。她當時雖然還沒有見過電台，卻知道電台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設備；她還聽說日本人每天都在搜查革命黨在上海建立的電台，一旦發電報者被日本人抓住後果將不可設想。
李白見裘慧英似有不解，便解釋道：
「電台是我們上海任務的關鍵，我們在上海獲取的情報也是通過這個電台向延安匯報。」
聽完這句後，裘慧英便明白每天晚上「丈夫」躲在閣樓里定是去發電報了。她兩眼放著光看向李白，只見，他刻意壓低聲音道：
「你要記住，我們我們接觸的都是最高機密，所以哪怕刀架脖子上、槍對著胸膛，也不能對日本人吐露半個字！」
從那以後，每天下午李白便都會抽出一定的時間來教裘慧英發電報。
發電報看似只需動動食指和中指，想學好卻並不容易。一個合格的報務員一分鐘要發120個字，需要按發報鍵至少960次才行；地下黨的報務員要求更為嚴格，像李白這樣被派往敵人心臟地帶的報務員，一分鐘至少能發200字！
此外，報務員必須有安全的出身背景、超強的記憶力並無條件服從保密原則。
所以從事這項工作者，都得具備非凡意志力的群體。關鍵，這些人對革命的信仰，還非得比一般的同志強，若非如此，是斷不可能能進入這項工作的。
知道這一切後，裘慧英便對眼前的「資本家」李白更加感興趣了。一個有月的晚上，她終於忍不住問起了他的身世。
也是在這晚的長談後，裘慧英才知道：眼前這個有些「資本家模樣」的年輕人的成長經歷比她竟要苦上幾倍。
李白並不生在富裕人家，相反，他出生在湖南一個貧農家庭。因為祖上沒有田產，所以他們全家的生計都依賴一個小小的家庭染房。年四五歲，李白便開始在染房幫工。
因為家貧，李白8歲才入學，也正是在這年，疼愛他的祖母、母親相繼去世。為了生計，關閉染房的父親只得外出打工。這期間，李白不得不在讀書的同時照顧幾個比自己更年幼的弟妹。
人都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這話李白最是深有體會。
年11歲時，被迫輟學的李白便在家裡既當爹又當媽，為了生計，13歲時，他便開始靠賣苦力養活家裡。為了不讓弟弟妹妹和他一樣沒有書讀，他便跟著父親外出打工了。
打工期間，李白受盡了白眼，也吃盡了苦頭。在勞苦大眾里深切感知到勞動人民之艱辛的李白，慢慢萌生了強烈的反抗情緒。他經常想：「都是人，為什麼有的人不幹活卻可以吃白饃，可我們累到死也吃不上白饃呢？」
1925年，當大革命的風暴席捲全國時，年15歲的李白才知道：原來，天下人都和他有同樣的疑惑，他們也和他一樣，想要反抗這一切。
那場革命讓李白明白了一個道理：只有革命，能讓勞苦大眾翻身。也只有勞苦大眾翻了身，自己的弟妹和父親，才可以不再被剝削、被壓迫。
第二年，16歲的李白便和父親毅然投入了革命。
了解了李白的身世和他參加革命的種種後，裘慧英再看向他那張「資本家」的臉孔時，竟也完全不是先前的感覺了，她只覺他是「如此帥氣」，偶爾，她還驚詫自己「以前怎會沒發現」。
裘慧英不知道，在她對他態度改觀時，他對她的感情也開始有了變化。一種特殊的情愫在兩人心底慢慢滋生，只是，因為革命的緣故，誰也不曾開口明說。
對啊，革命年代，誰個革命者的腦袋不是暫時寄放在身體上呢，革命從來是真刀真槍地跟敵人干，這就意味著：革命=犧牲。
每一個與敵人鬥智鬥勇的地方都是戰場，電台戰線上的戰士雖不用跟敵人拼殺，且還有遮風擋雨的住處，但他們的任務卻極其危險。
也因為危險，李白髮送電報的時間，從來都是凌晨一點以後。每天工作結束後，他都要把電台拆卸成零件分別藏好，以免被敵人發現。
李白工作的電台被藏在一間堆放雜物的小閣樓，因為害怕「滴滴答答」的電報聲引起注意，每次發電報前都會把門窗堵得死死的。夏天小閣樓里密不透風、又悶又熱，李白卻要在裡面連續工作十幾個小時，有時忙完一天的工作後，他腳下的地板都會被汗水浸濕一片。
有一次，裘慧英好奇李白是怎樣發電報的，在確保安全後，她敲開了小閣樓的門，然而她在閣樓里坐了不到半小時，就被裡頭的悶熱給搞得頭昏目眩，李白卻依然端坐在電台前全神貫注地收發電報。
趁著李白髮完一個電報的間隙她有些心疼地問他：「你不熱嗎？」李白一邊敲著發報鍵一邊回她：「只要工作順利，我的心就會很涼爽，天熱也就忘了。」
聽了李白的回答，裘慧英對他更加欽佩了。為了讓李白涼快一點，裘慧英找了一把扇子，一邊給李白扇扇子一邊警覺外面的情況。
隨著工作的順利展開，裘慧英對李白的認識一天比一天深刻，她對他的感情也一天比一天加深。裘慧英也慢慢在李白的指導下開始負擔起了轉送情報的工作，有時，裘慧英也會坐在電台前聽一聽前線發來的電報，按一按發報鍵向延安發送情報。
兩人的工作配合得越來越默契，這種默契讓兩人之間的情感也越來越濃烈了。
一次任務後，李白很激動地對「妻子」說：「你辛苦了。」沒想到，聽到這句很平常的話後裘慧英卻紅著臉嬌羞地道：「以後別說這話了，我是你妻子。」李白聽到這話當即也紅了臉，他知道，這是她在「似無意」地向他告白。
沉默了幾秒後，李白把雙手搭在她肩膀上正色道：「我的工作太危險，今天活著，但興許明天人就沒了！」
裘慧英抬起淚眼看向他道：「你別忘了，我也在革命，所以我對生死也早已看開了，天長地久我從來不奢望，我只要朝夕。」李白聽到裘慧英這話後心裡一陣暖意，他輕輕把她攬入懷裡道：「只要天亮了，我們就不會只有朝夕了……」
1940年冬天，經中共黨組織批准，李白和裘慧英結成革命伴侶，至此，這對「假夫妻」正式變成真夫妻，二人之間的工作也更加默契。
1941年12月，日軍偷襲珍珠港，英美等國對日宣戰。自七七事變後一直受歐美等國保護的上海租界區也被日軍占領，之後，日軍加緊了對秘密電台的偵查。
1942年中秋節，本應賞花賞月的日子，李白與裘慧英夫婦卻顧不得休息，他們跟往常一樣一個在閣樓上收發電報，一個在窗邊緊盯著外面的動向。
就在裘慧英以為一天的任務馬上就要完成時，她忽然發現不遠處有一群官兵正朝著她所在的方向趕來，裘慧英暗叫一聲不好，然後快步上樓對著電台間的門重重敲了三下以示「有情況」。
李白聽了敲門聲後卻並未立即停止工作，他只加快了發送電報的速度。李白不肯放下手頭工作的原因是：他比誰都清楚，每一份電報都是同志冒著生命危險探到的。所以，這些情報在他眼裡遠比他的命更重要。
以最快的速度將最後一段情報發送楚青後，李白又快速拍了三遍「88」。「88」是李白與延安那邊的一種特殊密電，一旦發出這則電報就意味著發報人遇到了危險，發送的次數越多越危險，三遍代表發報人遇到了極危險的情況。
完成發送任務之後，李白摘下耳機，然後迅速將發報機拆散。最後，他敏捷地拉開桌子下面一塊活動的地板，將拆散的零件藏在下面，之後，他抱起收音機離開閣樓回到了房間。
李白下樓不久，日本憲兵破門而入，隨後，日本人便開始在一個個房間搜查了。最終，李白拆散並藏起來的發報機零件還是被日本人發現了。
當日本人拿著發報機零件站在李白面前，並質問他這是什麼的時候，李白面不改色地回答說：「不知道！」日本憲兵見他抵死不認便抓住他的右手問道：「不知道是吧？那你的食指和中指又是怎麼回事兒？」
李白把一切都掩藏得很好了，可他的手上卻不可避免地留有了證據：由於頻繁用食指中指敲擊發報鍵的緣故，他的兩根手指都留下一層明亮的老繭。
但即便到了這個節骨眼上，李白也決定打死不認，所以，「鐵證」面前，他也只面不改色地道：「不知道，我是做生意的」。
問話的日本憲兵見狀不禁怒火中燒，他氣鼓鼓地將槍托直接砸在了他的肚子上，李白被砸得退後了數步後，幾個日本憲兵便死死抓住了他。隨後，李白夫妻二人都被押送到了四川路橋北面的日本憲兵司令部牢房。
李白夫妻同時被抓入日本人的監牢這年，李白31歲，裘慧英則年僅24歲。因為擔心裘慧英年紀小會扛不住刑罰，進監獄後，李白便特意叮囑妻子道：「愛護朋友，犧牲自己。」
裘慧英聽到這話的當口便知道丈夫的意思了，這裡的「朋友」是同志，而「自己」就是他們的性命。她當即便堅定地對丈夫點頭道：「放心，會的！」
因為有了丈夫的囑託，所以不論敵人如何威逼利誘，裘慧英都和丈夫一樣始終不肯吐露任何。日本憲兵見狀終於暴露了他們的殘忍本性。
他們直接將給裘慧英綁到了李白的對面，讓她眼睜睜看著丈夫受刑。而他們對李白施行的刑罰則殘忍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鞭撻、電刑、老虎凳、竹籤扎指甲縫。
日本人的這招夠狠絕，這樣一來，裘慧英果然生不如死，看著丈夫受刑的她不停地掙扎，她越是掙扎，日本人對她丈夫的刑罰便越殘忍。在她哭著大罵他們「禽獸」時，他們竟為了進一步刺激她從李白胸口割下了一塊肉。
那一月的折磨，對李白和裘慧英而言都是極大的煎熬。不論是他，還是她，都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可他們誰都清楚：一旦他們招供，大批同志的命保不住不說，中國的抗戰也將面臨更大的艱難。那時，將有更多的同胞蒙難。
「愛護朋友，犧牲自己」，這幾乎成了兩人之間愛的盟約。
眼見各種刑罰用盡，李白和裘慧英卻不肯招供任何，日本人終於用了絕招了：他們想出了「模糊意識」的審訊法。
於是，在李白被打暈後，他們將鹽水淋在了他的傷口上，劇烈的刺痛讓李白的意識開始模糊了，見李白已被劇痛折磨得意識不清，日本憲兵隊湊上前狠狠問：「你們是新四軍還是八路軍，快說！」
李白努力睜開眼用僅有的一點意識回到：「不知道你們在說什麼，我沒什麼可講的！」說完後，他便再度暈了過去。
一個多月的折磨後，李白已經不成人形了，可日本人卻沒有得到任何他們想要的情報。無奈之下，他們不得已釋放了裘慧英並暫時將李白轉移到了極司菲爾路76號。
這裡的76號正是世人眼裡的「76號魔窟」，它是汪偽政權設立的特務機構，其目的是屠殺地下黨和進步人士。
1943年6月，在上海地下黨員的不懈營救下，沒有吐露任何的李白被保釋出獄。
讓裘慧英永生難忘的是，李白出獄後回家後見到她的第一句話竟是：「上級什麼時候過來？我想早一點見到他們，以便早日恢復電台工作。」
聽到這話後，裘慧英的眼裡瞬間噙滿了淚水，她用顫抖的手撫摸著丈夫臉上的傷口心疼地道：「你的傷勢這麼重，還是先休息一下吧。」
李白卻沒有遲疑地回道：「我們的戰士在流血，我們的百姓被殘害，我又怎能在這裡偷懶！你只看到我的骨頭被打斷，皮肉被打破，但是我的革命意志是打不掉的，敵人的殘暴只能讓我意識到自己的責任重大！」
後來，在李白的一再懇切要求下，組織決定將他調離上海、繼續從事情報工作。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按照組織安排，李白化名李靜安，以國際問題研究所職員的身份偕夫人住進了上海黃渡路107弄6號，秘密電台也被設立在這裡，白天李白去「上班」，晚上秘密向延安發送電報。
這年年底，李白和裘慧英夫婦的兒子李恆勝出生。
兒子出生後，李白和裘慧英的思想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裘慧英希望丈夫儘可能少從事危險工作，而李白自己則在越發渴望和平的同時，更加深入情報工作了。
他經常對妻子說：「等到我們勝利了，天就亮了，那時候，老百姓就都能安居樂業了。」
隨著解放戰爭的不斷推進，情報工作也顯得更加重要了，與此同時，國民黨也越來把工作重心放在了搜集解放軍電台上。
作為國民黨白色統治之經濟中心的上海理所當然地成了被搜查重點，敵人對這裡的搜查越嚴格，也意味著李白夫婦的工作將更危險、更艱苦。
為了保證上海與延安之間的情報不中斷，保持電波永不消逝，每到夜深人靜時，他都強撐著打開電台和延安聯繫。
在李白的努力下，國民黨軍隊的具體動向、淮海戰役的敵軍情報等都被源源不斷地輸送到了延安。
1948年12月29日，李白接到了一份重要情報——國民黨的江防計劃，這份情報對解放上海極為重要。
那天夜幕降臨之後，李白小心翼翼地在閣樓上將電台組裝好。在發情報之前，李白先發送了「緊急信號」提醒延安那邊：這是一份極為重要的情報。
李白並不知道的是，早在一年前，敵人就已經發現並開始偵查這個「神秘的電台」，為了早日揪出電台，敵人還依靠美國最新技術進行偵查。
這天，李白剛打開電台發送出「緊急信號」，敵人就鎖定了電台的位置，隨後他們派出大量特務趕過去。
於是，李白在閣樓里不停地敲打發報鍵的當口，閣樓的門便「啪」地一聲被破開了，裘慧英還沒來得及告訴他外面的情況，李白便什麼都明白了。
但這一次，李白並未打算停下手頭的工作，他兩眼死死盯著電報內容對妻子道：「你快帶著孩子去樓下躲躲，我把這份電報發完就走！」
裘慧英聽完後正準備離開，卻聽丈夫在身後道：「告訴孩子，天亮了，我就回來抱他！」
裘慧英「嗯」了一聲後，未及細想便趕緊下了樓。她並不知道，丈夫是在和她和孩子訣別。
李白實際早就知道他當時的處境有多危險了，因為，他在發電報時就聽到了遠處的汽車發動機的轟鳴聲。作為情報人員，他豈會不知：上海全城封鎖，半夜三更開著汽車外出十有八九是國民黨的特務在抓人。而這一次，他已經預感到：他們要抓的人，就是他。
可他知道：作為發報員，他必須把這份重要情報發送出去，哪怕他即刻就死去。
妻子的腳步聲消失後，李白鬆了一口氣，他手指敲擊發報鍵的速度更加快了。他知道，妻子安全了，樓下的住戶正是掩護電台地下黨員，他們會保護她和孩子的安全。
僅僅幾分鐘後，敵人便衝進了李白的秘密閣樓。可他卻像沒事人一樣繼續敲擊著他的發報鍵。確定閣樓里只有李白一人後，敵人包圍了他，一個敵人用槍口抵到了李白的太陽穴上。可他卻依舊全神貫注地敲擊著發報鍵，仿佛這個世界只有他一人。
最後時刻，發完電報後，他用最快的速度敲下了一句話，這句話便是：「再見了，同志們，我愛你們。」
之後，他起身從容不迫地跟著國民黨特務出了門。當天晚上，他便被關押在了國民黨警備司令部的牢房。
李白絕想不到，那天發完這個重要情報後，延安那頭的年僅16歲的女發報員接收到那句「再見了」的訣別語時，延安那邊是怎樣的場面。當女發報員把這段話告訴周圍同志時，他們都怔住了。
因為「被抓現行」，所以，這次的李白在劫難逃。上海地下組織雖然想盡了各種辦法營救，可最終卻也徒勞。
作為重點關押對象的李白，被頻繁轉移關押地點，每到一處，他便會受一輪折磨。也正因此，當妻子裘慧英通過地下黨得到丈夫給來的會面暗號時，距離他被抓已經過去了整整四個月了。
這四個月里，裘慧英已經做好了最後的準備。她知道：這一別將是永別。
所以，聽到丈夫說「以後不要來看我」時，裘慧英雖然心裡極其難受，卻並不意外，她只是沒想到：這一天，會來得如此快。
那天與丈夫見面完分別後，走在路上想起過往種種的她哭成了淚人。她剛剛把「天要亮了」的大好消息告訴他，可他卻不可能見到天亮了。
想到這兒，裘慧英終於情緒崩潰了，可她腳下的步子卻沒有要停下的意思，她要儘快回家，對，那是她和他的家，他說過「天亮就回來抱孩子」。
「他答應過我的事都做到了，對，他說過天亮就回來！」想到這裡時，裘慧英滿是淚痕的臉上竟露出了一絲微笑。她用右手使勁抹了一把臉後抬頭看向天道：「老天爺，你一定記得幫他兌現諾言……」
可這個諾言，老天爺終於沒有幫李白兌現。
就在於妻子見最後一面分手那天，沉浸在「天就要亮了」的喜悅里的李白隱約聽到了炮聲，身在獄中的他高興極了。
同一天，國民黨特務收到蔣介石親批「堅不吐實，處以極刑」八個字的處決命令，晚上八點左右，敵人將李白帶到浦東戚家廟以北100米處的刑場上將其處以了極刑。
1949年5月27日，在李白英勇犧牲後的第20天，人民解放軍攻下上海，隨即：上海解放。天，亮了，可李白卻終究沒能看到。
一個月後，李白遺體被找到時，他的妻子裘慧英才知道：就在見面的當天，她心愛的丈夫就永遠離開了她。得知丈夫死訊的那天，裘慧英撕心裂肺地哭喊道：「天亮了，我們在等你，你回來……」
回答裘慧英的，是長長久久的沉默！
1958年，李白烈士的事跡被拍成了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因為這部電影，李白成了中國唯一被銘記的發報員。半個世紀以來，他的故事一直在被反覆傳頌。
周恩來曾說：「當中國人都過上幸福生活的時候，我們能活著的人，一定要死去的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們，死者會聽到我們的聲音的。」
是啊，英雄不死，所以，他定能聽到盛世的我們告慰他們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