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自行離開還是被無情解聘，這對異域生活動盪飄搖的張愛玲來說，無疑是重大的打擊。

冰川思想庫特約撰稿 | 姚崢華

1969年，對張愛玲來說，註定是一個特殊的年份。

這一年，是她到美國的第14個年頭。有一個機會擺到她的面前。她嘗試著抓住，但之後所發生的一切，卻非她所願。

正是這個原本善意的機會，導致了這位著名作家驚艷的人生有了一個不好解釋的「污點」——被加州大學（後稱加大）伯克利分校中國研究中心解聘，換句話說，張愛玲於1971年6月「不得不」離開了加大。

▲張愛玲（圖/視覺中國）

「被炒」的理由，張愛玲沒有公開講出來。原因估計有兩個，一是聘她的頂頭上司陳世驤先生突發心臟病離世，當事人不在場；二是張愛玲並非一個絮叨的人，高冷如伊，寫書都惜墨如金，何況這等「雞毛蒜皮」瑣事？

這便埋下了一個謎。坊間與此相關的解釋並不多。

2020年是張愛玲誕辰一百周年，關於張愛玲的各種新書海量出版。有兩本重要的書信集隨之進入人們的視野：

一是張愛玲與宋淇鄺文美夫婦書信集《紙短情長·書不盡言：張愛玲往來書信集》，由宋淇兒子宋以朗先生編輯，台灣皇冠出版社出版；

一是夏志清編注的《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此書曾由長江文藝出版社推出，今年再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這兩部書信集讓張愛玲的「解聘」事件重新引起讀者的注意，也在某種程度上提供了鮮為人知的內容細節和視角參考。

一、什麼機會讓張愛玲到加州大學

1969年4月1日張愛玲寫信給摯友宋淇，說：

「另有個可能做濟安在伯克利的事，研究XX，不過兼帶幫著應酬，我絕對幹不了，不見得能破格免除。大概月內會有回音。」（此信收入《紙短情長·書不盡言：張愛玲往來書信集》，以下張愛玲與宋淇通信皆出自該書信集。）

▲《紙短情長·書不盡言：張愛玲往來書信集》（圖/網絡）

這裡提到的夏濟安的事，據夏志清太太王洞在《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中所說，「濟安的學養與為人得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陳世驤教授的青睞。陳教授聘請濟安去加大做研究及教書」，該書於2020年7月由世紀文景公司出品。

從信中可見，張愛玲對夏濟安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所從事的工作頗為認同，自己也願意前往一試。

為何張愛玲會寫信與宋淇夫婦討論此事呢？

要知道，張愛玲與宋淇夫婦是莫逆之交，他們相識半個世紀以來，宋淇夫婦一直為張愛玲的創作出主意，為她作品發表奔忙，為她的生計四下推薦，為她的健康擔擾，為她的各種選擇出謀獻策……

張愛玲感念在心，曾動情地寫到，「每次想起在茫茫人海之中我們很可能錯過認識的機會，太危險了，命運的安排多好」。

張愛玲生前留下遺囑：「我去世後，我將我擁有的所有一切都留給宋淇夫婦。」遺囑立於1992年。這一年她的姑姑張茂淵離世，姑父李開第則健在。張愛玲1995年去世，李開第1999年去世。

由此可以看到，宋淇夫婦在張愛玲生命中的位置無人可以替代。

張愛玲信中說的「回音」終於來了。1969年6月24日張愛玲寫給宋淇的信，

「上次信上沒來得及告訴你，我到加州去不算是做濟安從前的事，是兼職，大概有一萬（年薪）一年。光是一年，續下去的可能性極小。」

張愛玲定於1969年7月1日赴任。

但與夏濟安不同，她做的是兼職，從事的研究方向也有所不同。她不免有點小小的失望，也在信中為自己留了後路，預估這只是一年的工作。續與不續，決定權在主管方。

時間就變得緊張起來。因為搬家前雜事無數，張愛玲甚至勞神費力到處找做旗袍的人，最後碰到一位黑人裁縫，「手藝好又不貴」，於是一下子做了半打。選的都是能洗的布料。她的理由是「到了西岸沒有火車通舊金山，更不方便」。

不管怎麼樣，張愛玲還是抱著希望前往的。此時她對前景有所憧憬。

張愛玲的另一位研究者、香港工程師吳邦謀所編著的《尋覓張愛玲》（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20年6月）裡邊，附有一份「張愛玲大事年表」，其中列了這麼兩條：

▲《尋覓張愛玲》（圖/網絡）

1969年，張愛玲移居加州舊金山灣區，應陳世驤教授之約，受聘於伯克利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擔任高級研究員，展開對XX專用術語、《紅樓夢》等課題的研究。

1971年，陳世驤教授逝世，張愛玲從伯克利加州大學離職。

字面上看，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等要素均齊備。從張愛玲1955年離港赴美，至1995年去世，居美四十年的時間長河看，這區區兩年算不了什麼。但它卻讓張愛玲在私人信件中一再提及，這背後究竟發生了什麼？

二、到加大後張愛玲得心應手嗎

到達加州後，1969年7月17日張愛玲寫信給鄺文美、宋淇：

「搬來兩個星期，老是亂糟糟的，定不下心來寫信，中國人多的地方總是是非多，剛到也已嘗到滋味，頭痛萬分。今天剛巧也是真的頭痛。先去寄地址給你們……這房子很講究，還有游泳池，給我完全白費了。稍差的就破破爛爛，髒得噁心。沒有中等的，又都遠得多，每天下午上班，整天都要花在走路與休息上。」

在信中，張愛玲沒有提到她的「老闆」陳世驤教授，也沒有提到自己在加州的具體工作。 之後，很久沒有音訊。

一年後，宋淇見到來港的陳世驤夫婦，於1970年8月11日寫信給張愛玲，說 「從他們那裡知道你的近況，但也不知其詳，只要知道你在加大工作就好了」。

宋淇寫信的目的，是告知張愛玲，香港中文大學大眾傳播中心有一個小規模的研究計劃（出了一本《大陸戲劇改革》的書，另外在計劃研究大陸的電影），他想起曾經提過由張愛玲研究丁玲，張愛玲也同意。現在終於有機會了，他意在為張愛玲謀求多一份收入。

但身處江湖，深知張愛玲為人的宋淇，還是詳細地列了幾條意見提醒她注意。

首先，以不妨礙張愛玲在加大的工作為主，而必須事先取得陳世驤教授同意。

其次，研究的結果中文由中大出版，英文可交加大出版。或仍算是張愛玲在加大研究的成果。

第三，研究純以小說的成就來衡量丁玲，不須滲入任何政治色彩。

第四，宋淇聽說其他地方已有人在做此類工作，如澳洲有人在研究卞之琳、何其芳；馬來（西）亞大學有人寫徐志摩的博士論文。丁玲是一個大作家，有可能已有人動手開始研究。不過宋淇認為以張愛玲的眼光和細心，同時自己寫小說，研究起來，方法一定與別人不同。

第五，宋淇建議文章的長度至少要像夏濟安那篇論瞿秋白那樣。丁玲的作品較多，可以談論的也較多。如果寫得短，可以出一本小冊子；寫得長，則出一本書。期限一年至二年。另外，宋淇告知張愛玲，這項研究酬勞不會很多，畢竟只是輔助，不能算做正項收入。要看工作時間長短而定。所以，他希望張愛玲見信後告知意向。

第六，宋淇建議張愛玲時不時要拿中文作品發表一下，這樣才可以和中國讀者維持一個不斷的聯繫。如夏氏兄弟用英文寫作，結果由別人譯成中文，往往辭不達意。最好的翻譯尚且如此，惡劣的翻譯結果之糟，不言而喻。他認為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強迫張愛玲用中文寫作。

在這封信中，宋淇特別叮囑張愛玲，無論項目接手與否，要事先徵得陳世驤教授的同意。他似乎隱隱覺察到一些微妙的人事關係——張愛玲與陳世驤並不和諧。

一直到1970年11月7日，張愛玲才給宋淇回信，「我這些時一直惦記著寫信，但是是真忙，因為有這麼些材料可看，整天浸在裡面，寫理論又老是太簡略，還在學著。」

寥寥數語，事後我們看，裡邊透著很多信息。她整天「浸」在材料里，還在「學」。可見這份工作於她並不得心應手。但她還努力地學著適應。

三、陳世驤逝世令事情有了突變

然而，接下來發生了一件誰都意料不到的事情。1971年5月24日，陳世驤心臟病突發逝世。

當事人一逝世，有些話就可以浮出水面。

這裡有兩封信，我們拿來對照看。

第一封是1971年5月27日張愛玲寫給宋淇的信，

「我今天晚上去弔唁回家，定不下心來做事。所以趁這時候寫信，我在這裡的工作本來是寫GLOSSY——陳先生決定從專論改回到解釋XX名詞，也是因為這事屬於他的語文系。不過這兩年剛巧沒什麼新名詞。同時中心另有人在做，不時出幾頁字典，疊床架屋。

我寫了一篇一百多頁的，從語意學上解釋這兩年報刊的特殊情形。沒有新名詞的原因，我認為是廣義的語文研究。陳先生說太像政論，拿給中心代改英文的一個老外交官看，說看不懂，不知道說什麼。（我）又不便越過他頭上去找專家看。當然是怪我早沒有去找，但是我不慣跟人討論正在寫的東西，根據的材料又太多。跟這些忙人三言兩語無法講清楚。別外給他們的雜誌寫了篇關於『下放』，也因為上月連發兩星期感冒，截稿後才交卷。

這兩篇東西等整理一下，還是要送給專家看，看怎麼說，再寄給你過目。如果你覺得譯成中文有地方登，再譯。我在這裡工作到六月底為止。不預備找事，要趕緊把兩件未完的事做完，那篇《紅樓夢》研究與譯《海上花》。想秋天搬到舊金山……」

這是張愛玲第一次提到自己的工作情況。寫的還算比較隱晦，畢竟陳世驤剛去世。

第二封是1971年6月10日張愛玲致夏志清的長信。如果說，宋淇夫婦是張愛玲最親的人，那麼，張愛玲第二親的人，當屬夏志清了。

1961年夏志清出版《中國現代小說史》，向世人介紹張愛玲小說的成就，並肯定她在現代中國文學史的地位。之後張愛玲在海外，乃至中國大陸成為炙手可熱的作家。

▲《中國現代小說史》（圖/網絡）

王德威教授就說，沒有夏志清登高一呼，張愛玲的神話不會有如此精彩的開始。

在夏志清編注的《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中，夏志清將張愛玲這封信公諸於眾。在信中，張愛玲說：

「現在世驤新故，我不應當再說這些，不說，另找得體的話，又講不清楚。我剛來的時候，叫寫解釋名詞，不要像濟安、信正寫專論。剛巧這兩年情形特殊，是真沒有新名詞。就名詞上做文章，又沒有中心點。所以結果寫了篇《講文革定義的改變》，追溯到報刊背景變化，因顧忌特多，沒有新名詞，最後附兩頁名詞。陳世驤也許認為這工作劃歸東方語文系，不承認名詞會有荒年。」

根據張愛玲在信中的描述，陳世驤將她的論文拿給別人看，都說看不懂。通篇改寫後，他依舊說看不懂。

張愛玲就笑著說，加上提綱，結論，一句話說八遍還不懂，簡直不能相信。

陳世驤於是生氣了，問，那是說我不懂了？

張愛玲辯解，我是說不能想像您不懂。

陳世驤回應，你不知道，一句話說八遍，反而把人繞糊塗了。

▲《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圖/網絡）

張愛玲提議他另請專家再看下，又激怒他了，陳世驤說自己就是專家。

張愛玲在信中告訴夏志清，她根本沒想到，因逼急了口不擇言，隨即被解僱。

以上內容出現在夏志清編注的《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一書中，饒有意思。

四、張愛玲被解僱的緣由分析

因了哥哥夏濟安的關係，夏志清對陳世驤及該研究中心的情況可以說非常熟悉；又因發掘張愛玲的作品價值，夏志清對張愛玲本人也可以說非常了解。

處於這樣一種境地，夏志清的分析應該說比較中肯。

據夏志清在信後的按語，他認為：這封長信是張愛玲兩年間在加大中國研究中心的工作報告，也可說是她在美國奮鬥了十六年，遭受了一個最大打擊的報告。

夏志清說，在加大中心的主管和研究員都算是中國通，張愛玲的一舉一動，極受他們的注意。她平日不上班，已遭人非議。一旦解聘，消息傳遍美國，對她極為不利。好像大作家連一篇普通學術報告都不會寫。

陳世驤也是夏志清的老朋友。在夏志清看來，他為人很熱心，晚年較寂寞，喜歡朋友學生到他家做客，聽他的高論，而張愛玲偏偏不會和顏悅色去討人喜歡，由此便吃了大虧。

他進一步分析，張愛玲認為那兩年沒有新名詞，最後寫了篇論文只附了兩頁名詞，讓陳世驤極為失望和生氣。二人談話時的無法溝通非常明顯。如果一開始張愛玲與陳世驤保持友善關係，則是什麼事情都可以商量，何況只是一個論文的題目？

夏志清進而分析，陳世驤專治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學理論，張愛玲的作品他可能未加細讀，作為一個主管人，他只看到張愛玲行為怪癖的地方，而未能欣賞她的文學天才和成就，更未能包涵她的失禮和失職。

張愛玲這封信在《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中公布時，台灣皇冠還未出版《紙短情長·書不盡言：張愛玲往來書信集》，所以被視為最早所能見到的張愛玲最為詳細的自我辯解。

但僅憑夏志清的推斷和分析，明顯是不足的。《紙短情長·書不盡言》出版後，信中張愛玲對宋淇講的心裡話尤顯份量。

果不其然——1972年4月6日張愛玲在寫給宋淇的信中，進一步揭開謎底——

「我上次信上關於離開加大的經過，沒講清楚。是因為陳先生新故，有些話覺得不便說。詩人葉珊與他太太娜拉，是陳氏夫婦的愛將，所以（他）安插娜拉做我的助手。這娜拉是非之多，就不必提了。」

接著，張愛玲不厭其煩地解釋：

「我信上講過前幾年XX報刊受政局影響，沒什麼新名詞，最後陳先生給想了個沒辦法中的辦法：編GLOSSY名詞不夠，舉例儘量多此上下文。把整段的原文用拼音拼出來，再加中英對照，以充篇幅。大段的羅馬拼音在別的出版物里沒有前例，我照這樣湊成幾十頁，去職一個月後才寫完。交卷後他們也不預備出版。可見不是我不肯照辦。一定要寫論文，前後共寫了兩篇，一篇較短的去年秋天改寫後，托中國文學中心主任看，我純粹是為作品本身著想，不是想給他們做事。……我趕了一冬天，也沒工夫搬家。……」

一個月後，1972年5月13日張愛玲又寫信給宋淇，再次提到有關細節：

「在加大的時候，陳教授屢次告訴我，這位置是他為安頓朋友而設，是暗示我對他的愛將不友善。去世前兩星期（他）寫便條來說將有一次很長的旅行。兩星期後我上班看見桌上擱著一份喪禮通告，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連看了幾遍。」

按張愛玲做事的節奏，這麼短時間內連續寫兩封信，這種頻率算是打破常規，也暗示了她內心的某種迫切，不吐不快。

葉珊，楊牧也，台灣著名詩人。本名王靖獻。他於1970年獲得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比較文學博士學位。

有文章稱，1969年楊牧在加大時與張愛玲相鄰辦公。陳世驤的學生很多都是張愛玲的粉絲，但30歲楊牧不喜歡40歲張愛玲的文學風格，平時與同仁聊天中稱張愛玲為「那婆娘」。

1972年，王靖獻將筆名從「葉珊」改為「楊牧」。從此楊牧名揚天下。楊牧於2020年去世，享年80歲。

五、根據信件內容進行推理還原

據此，我們可以按信件的內容進行邏輯推理和事實還原——

張愛玲1969年受聘到伯克利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與助手娜拉關係不好，娜拉是葉珊的太太，葉珊是陳世驤的愛將。娜拉是非很多，如此便影響到葉珊乃至陳世驤對張愛玲的印象。

張愛玲向來高冷，不懂得與人交往，在論文題目的溝通上與陳世驤也產生了一些摩擦。她認為當年大陸報刊受政局影響，沒什麼新名詞，便從語意學上寫了一篇可當做廣義的語文研究。

陳世驤教授認為文章像政論，行內專家也讀不懂。這導致到張愛玲的課題最後無法交差，1971年6月她從加大離開，一個多月後她還是將文章改畢提交，加大沒有發表。從另一個層面可以解釋為，張愛玲被美國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解僱。

不管是自行離開還是被無情解聘，這對異域生活動盪飄搖的張愛玲來說，無疑是重大的打擊。1971年11月6日宋淇寫信給張愛玲，表達了他的關切和理解：

「知道你最近情況，……令我們有一種惘然的感覺。」

「不外替你擔心和扼腕。……你信中所說的情形我們也可想像得到，你又一向不喜歡和不相識的多談。而且談了也未必懂。」

不過再怎麼遭遇不順，張愛玲在自己熟悉的領域中還是佳作迭出，比如那個時期她手頭一直在做的兩件事——《紅樓夢》的研究後來寫成了《紅樓夢魘》，讓周汝昌直呼張愛玲堪稱曹雪芹知己（《師友襟期》，周倫玲整理，北京出版社）；還有英譯《海上花》，也給世人留下一部巨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