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osophia哲學社」（以下簡稱「哲學社」）是一個中學生主導、以線上討論為主的青年哲學社團，前身為北師大實驗中學哲學社，2018年初轉為跨校組織。哲學社關注西方哲學和人文社科理論，在微信公眾號發布文章，包含對哲學家和哲學概念的普及、社論及論文。

我們聯繫了剛滿19歲的PZH，聽他談論哲學社所做的事情，哲學對中學生的影響，哲學與社會批判的銜接，自身所經歷的教育環境及反思，如何處理知與行的關係，如何處理社會結構與個人責任之間的關係，自我批判的可能，年輕人的自救，及對飯圈所代表的思維方式與圈層關係的思考。他強調，訪談為個人意見，不代表哲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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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念高二的PZH與一位同學從學長手中接手哲學社，出於「功利」的初始動機——申請國外大學需要體現為喜歡的學科做過事情，他想學哲學方向。因戶口問題無法在北京參加高考，PZH在國際班就讀並準備留學。之後他試圖通過哲學社構築社區，強調集體的努力，這跟獨自學哲學的「孤獨感」相關。高二時他常窩在教學樓一間小屋裡看書，寡言少友，「並不是因為我孤單才去找哲學，而是哲學一定程度上造成的孤單。」支持女權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讓他不被一些同學所理解。

PZH初中開始關注時事，一次瀏覽國外網站後，他想了解政治體制的基礎，便看啟蒙時期政治哲學家的書，發現無法在空中樓閣里談自由民主，哲學家談論這些的差異性來源於對人的認識的差異，此種差異又依託於更深的形上學的差異。高二開設的哲學課沿用高考體系下的教科書，PZH覺得唯心主義不應該像書中所說那樣，於是從康德看起，順帶往回翻政治哲學書，又看德國古典哲學、後現代哲學，再重新讀馬克思、拉康、黑格爾。他通過原著和二手文獻串聯知識網絡，梳理哲學史，聽講座並跟人交流，也組織線下授課。

前陣招新，他留意那些學校一般、身處二三線城市但對哲學有興趣的中學生，避免組成中產階級子女群，也偏好同等哲學水平下年齡更小的學生，希望社團由中學生主導，儘量以溝通式的態度向同為中學生的受眾傳達一些經歷。群員學術背景相似，但涵蓋很多政治觀點。微信群里探討學術，也討論社會問題，比如吃狗肉、伯尼·桑德斯。公眾號不做聲明，但文章立場基本是追求平等、反對歧視、國際主義。想加入哲學社，支持女權主義是不成文的規定。

PZH在美國念大一，打算學哲學和文學。哲學對他的吸引力是直接指向思維方式，「並且哲學家，尤其歐洲哲學家，從康德、黑格爾到海德格爾，都試圖從根本上反思或者懷疑，看自己之前看待問題的方法有什麼錯誤，或者看待問題的方式本身又是問題的一部分，或者提出怎樣的問題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他討厭一切二元對立的設定，也因此在哲學與辯論中選擇了前者。辯論限制題目，無法超越執方，但哲學會質疑問題本身。比如，辯手可以對「我們有自由意志」和「我們沒有自由意志」兩個持方分別作出精彩論述，但一名哲學家或哲學愛好者更關注的問題可能是「自由意志是不是一種語言遊戲」。再比如，「性別是社會建構的還是生理的」這一問題可以以二元對立的方式被設定為不同持方，但這恰恰忽略了所謂「生理性別」的建構性維度。生物學家及性別研究教授 Anne-Fausto Sterling曾經試圖論證過，「性別既是 100% 建構的，又是 100% 生理的。」對辯題本身的反思、乃至對辯題的對立持方進行調和的可能性，在辯論的語境下無法做到。

PZH參加過中學校辯論隊，當時教練和隊長反覆強調，辯論是打給評委和觀眾看的。「很多時候辯論不那麼關注論證本身的有效性，它關注怎樣呈現。哲學更多要求清晰度，概念不能亂用，論證要清楚，邏輯鏈得扣上，可能更關注元哲學、元倫理學，比如以什麼是道德的基礎為出發點，再下後面的判斷，連續性強，沒辦法在辯論時間裡講清楚，講出來大家聽不懂也沒用。」PZH說。

他是泛性戀，性別認同也是非二元性別。初中以前PZH在合唱團唱音調高的一聲部，一聲部只有四個男生，他很自豪。變聲後，他只能羨慕還能唱高音的女生。高中接受女權主義理論與酷兒理論，出於嘗試或者跟風，抑或挑戰性別秩序，他在Instagram和朋友圈發女裝照，發現很多人夸，就一直這麼幹。

最近母親不知聽到什麼風聲，問PZH是不是同性戀。他說不是，「就算是同性戀，你也應該儘量注意一下說話方式，每代人有不同的文化習俗。如果我們這一代有人專門強調不接受婚前性行為，才叫性少數，我們可能就用看變態的眼神看他。」只說求同存異，他稱情感上沒有能力去說服親密的人，為他們從頭建一個新體系，不現實也不人道，遇到問題再說。

PZH稱自己成長於一個「普通而幸福」的工薪家庭，充分放養而非精細規劃，沒碰上重大挫折。三觀形塑基本靠書，被實際生活所影響的觀點屈指可數。近幾年他認為還是應該相信人的理性，即使在網際網路上，也要儘量嚴肅對待所看到的觀點。

但他對與每個人理性對話的可能性存疑。公共說理更多還是儘量平和、多視角、做足夠論證地寫文章，這是自稱懶且膽小的他認為的一種可以改變身邊世界的實踐，他想成為葛蘭西所描述的「有機知識分子」。

除哲學社之外，他不太願意自己被群體的標籤代表，比如近日視頻網站 Bilibili 發布「獻給新一代的演講」的視頻——《後浪》。PZH沒覺得對群體的罵聲落在自己身上，也繼續在B站上看動畫。他認為《後浪》是廣告，向外展示平台並強化用戶群，「意識到它的話語會產生怎樣的效果，為何會產生效果，那我就可以與它話語的作用保持距離，我就一定程度上能進行質疑和反抗。」抽開反思的距離來看視頻所說，「年輕一代正處在一個擁有『我們曾經夢寐以求的權利——選擇的權利』的時代」，「誰選擇？選擇什麼？為何一定是『選擇』？有錢的用戶群的選擇，選擇消費，一句話概括就是去政治化的消費主體。」

社員打趣稱PZH「獨裁」。PZH承認掌握權威，但認可齊澤克評價電影《國王的演講》時所說，是國王這個位置所在的結構使得大家聽從國王的話。「用在我身上同樣。我只是偶然地處在這個位置上，位置的產生有歷史的或者偶然的原因。如果哪天我真的獨裁，大家就不會用這詞了。」哲學社實際是一個依靠人情分工合作的鬆散組織，「權力關係浮動」。PZH解釋，權力關係指福柯概念下泛化語境中的相處模式，在網絡中的位置關係。

PZH原以為大學會多結交些志趣相投的朋友，但他上完課就回宿舍睡覺、寫作業、吃飯、寫作業、睡覺，需要從哲學社中找歸屬感。在找到接任者前，他仍然在哲學社擔任社長。一學期後回國，社員見到PZH就問，頭髮怎麼變多了？接受採訪時，PZH頻繁躲避眼神，說到上頭處才綿延不絕。聊完他買了一杯喜茶——一種被他稱為進行階級區分再反向詮釋作為階級身份的都市年輕人消費物，頂著茂盛的頭髮淹沒在人群中。

❶「讓想像力奪權」

GQ報導：哲學社社員認為「啟蒙」是對哲學社工作的一種概述，「儘管覺得『啟蒙』這個字眼太過高傲而絕當不起」。你怎麼看待這個詞？

PZH：啟蒙這個詞比較高傲，有一種居高臨下、指點江山的態度——我有知識，你沒有知識，我來告訴你什麼是知識，並且把自己樹立為一個有知識的主體，被闡明了的主體。康德在《什麼是啟蒙》里說，啟蒙是一小部分人公開地用自己的理性帶動更多的不會用理性或者只會私下在一些雞毛蒜皮的事上使用理性的人。所以它預設了不太對等的權力關係，是很家長式的關係。

啟蒙這一套話語在西方哲學史上也被批判很多次，比如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寫過《啟蒙辯證法》，說啟蒙內部是有張力的，一方面提倡自由，一方面提倡理性。理性有一個傾向是要認知所有東西，在做科學研究的時候當然有效，要去認知自然世界，但人是不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怎麼認識人？認識自然以後要控制、改變自然去符合人的意願，那是不是要對人進行一些操作？阿多諾的觀點是，啟蒙理性的一個極端表現是人受到啟蒙理性的奴役，相當於人也是知識的客體，人也是需要被探究甚至被控制的。他提過「文化工業」的概念，說文化變成自上而下的，比如由資本控制的廣告、消費和媒體合成的一個大包裹被以特定的方式下放給民眾。這是一種很理性的治理模式，相當於首先用數字化的方式處理人，人被簡化為數據，再由資本或者媒體用特定的方式生產需求，生產他們的慾望，讓他們主動接受這些東西的洗禮。

福柯說啟蒙更多的是一種反思的精神氣質，這個我很認同。當然可以說啟蒙造成了這樣的後果——對於知識的渴求導致人也變成知識的客體，社會成為了被控制的一部分，但啟蒙也給了我們批判的武器、反思的精神，有助於認識到啟蒙帶來的局限，啟蒙也生產了自己的「掘墓人」——這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的說法，我借用一下。

GQ報導：1980年代的啟蒙浪潮對你們來講有沒有一些認同的或者相仿的東西？

PZH：確實有承接關係。一方面知識分子肯定是有用的，對社會整體的分析需要文科知識分子努力。一方面也要反思當時的啟蒙話語是在怎樣的語境下說出來的，或者當時的啟蒙是一種怎樣的意識形態。從光譜上來講，肯定是偏自由主義的。但是我們現在看到自由主義在全球有一些很明顯的問題，大家都在反思出了什麼故障，比如美國之前是自由主義的燈塔，大家都覺得它很decent，直到2008年，都維持一種看起來比較自由民主的形象，但是現在很明顯……尤其川普上台以後……安德魯·楊（Andrew Yang），今年總統候選人，他說，「Donald Trump is not the cause of all our problems…He is a symptom of a disease that has been building up in our communities for years and decades…」川普是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問題的一個症狀，要思考的是宏觀的問題出在哪兒。包括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福山現在也說，新自由主義已死。

我們要意識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思潮本身脈絡變化有一定的偶然性，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後現代的狀況》裡面就說過，即便是1960年以後的資本主義(他稱為flexible accumulation 靈活積累)也和短短几十年之前的資本主義(Fordism 福特主義)有很大差別，並且這種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 (contingent) 的。所以要承認資本主義以及自由主義所面臨的困境，即使要強調文科知識分子的重要性也沒辦法再做一個懷舊的保守主義者，因為懷念1980年代沒有意義。

法國「五月風暴」里提過一個很有思想的口號，「讓想像力奪權」。我其實不知道這句話在當時是怎麼用的，但我的理解是，首先需要意識到我們當下所習以為常的近乎一切——無論是資本、自由市場還是民族國家，以及伴隨這些事物誕生的概念、常識和慣習（比如作為資本主義核心的僱傭勞動），都不是恆古不變或永將存續的，而往往是充滿內部矛盾和張力的。但問題在於，這種變革的可能性往往是被主流意識形態所遮蔽的。我想引用齊澤克和詹明信（Fredric Jameson）都說過的一句話：「It is easier to imagine an end to the world than an end to Capitalism.」（想像世界末日比想像資本主義的末日往往更簡單。）我們很容易可以想像小行星撞地球、全球氣候災害甚至外星人入侵，但想像一個不是資本主義、不基於僱傭勞動和私有制的、可行的社會制度對我們來說似乎直接成為了不可能的——而這種光景在人類歷史上是很罕見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展開想像力去思考未來的發展方向、反思現狀無比重要。一方面是對以為是常識的東西做歷時的反思，比如我剛才提到的大衛·哈維所做的工作。另外也要做共識的反思。這個也聯繫到齊澤克之前說過的「21世紀將是哲學的世紀」。他的觀點是，我們之前還能蒙上的一些遮羞布，已經全都被撕掉了，現在要非常明確地面對我們時代的問題，想一些未來的發展方向。

GQ報導：接觸到的社員里，經過哲學思辨訓練的可能有怎樣的不同，或者在行動上有顯現哲學的啟發麼？

PZH：我會給你一個很悖論性的答案，他們更審慎了，也更堅定了。審慎是我們一般都有很好的媒介素養，比如一條消息如果信源不明確或者不可信，我們會做多信源交叉查證，會更理性地看待它。堅定更多在於立場，我們讀很多相關資料和書，看正反方都怎麼論證或者批判以後，才會做出政治或者哲學方面立場的選擇，並且立場一般不會輕易改變。

GQ報導：除此之外，哲學怎樣促使學生產生問題意識並在校園生活中表現出來？比如校園中可能有條例與秩序、自由和規則的界限這些問題。

PZH：有跟我自己比較相關的的例子。2013年學校學生會想在國際部的一面牆上塗鴉，每班至少提交一份設計稿，當時我還沒有太經過哲學訓練，寫了篇《有一面紅牆》，更多是情感抒發，感覺非常可惜、不滿，覺得學生會不應該直接塗鴉，希望大家能拍照記住這面牆。另一件事是我們學校在高三樓里放了信號屏蔽器，信號屏蔽器全天開著，導致全校的人都上不了網。我當時找了兩個律師，自己查法條，寫了《信號屏蔽器，真的合法嗎？》，這篇文章當時閱讀量應該是5000，最後學校把屏蔽器關了。第三件事是對我們學校學生會的批判，學生會本身的制度有問題，甚至幾十年沒變。我和另外一位學政治哲學的同學一塊兒寫了《純粹學生會批判》，之後有其他哲學社同學一塊兒改。

所以哲學帶來的問題意識對於校園生活的影響，在我這裡就是敢於反思，敢於提出質疑，並且質疑不能只是情感抒發，還得做出合理論證，有明確的提案。文章發出後肯定還需要線下跟校領導直接交涉，但文章本身的輿論壓力是有一定影響的，至少帶動了全學校的人一起討論。

❷「為那些上不了大學的人」

GQ報導：你說國際部的男生主流是不支持女權的，有男權社，裡面發表厭女言論、排擠你。在同樣的結構性背景之下，你跟其他同學甚至是男權社這些同學此前接受的教育差異不大，你們的想法差異來源是什麼？你為什麼能從中逃脫？

PZH：要是按馬克思的分析就很明顯，一方面是社會結構，經濟基礎、家庭制度，最近微博上還有關於冠姓權的爭論，冠姓權其實是父系家庭的一個體現，這個你可以看我之前寫的文章叫《反女權者和父系家庭》。

因為我學過哲學，哲學告訴我最基本的道理就是看到一個東西要反思它，要時刻記著它要麼是實踐的結果，要麼是有社會歷史性的，要麼是在一定立場下做出的，也會要求我在閱讀文本時識別出文本的意圖，會產生怎樣的效果。

GQ報導：你經歷的是怎樣的教育環境，以及對那些經歷會有所反思麼？

PZH：我住海淀，初中去西城上的學。海淀是大家都在學奧數，得上好多課外班，一些講海淀黃莊的報導基本就是我們的生活。後來小學同學裡大概有一半都出國了。我小學過得確實很累，會抱怨應試教育。但是後來覺得不能孤立地分析應試教育本身，得把它和更深刻的社會結構問題一起分析。很多人說高考是相對公平的方式，我會支持這個說法，但不代表我覺得高考是最好的解決方案，可以通過一些更深刻的變革帶動教育變革。

我一直上的都是比較好的學校，如果從規訓場所來講，對所有學生都一致，這是阿爾都塞很典型的例子，關於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學校作為一個規訓場所是福柯提的，比如時間表、課程表，學生應該用怎樣的姿勢坐好，怎樣才是好學生，好學生會受到怎樣的表揚，或者壞學生受到怎樣的懲罰，本身是規訓或者精細化管理的模式。從歷史角度來講，這套管理模式應該是從德國監獄來的。但現在我不太關注哪些東西相同，會關注差異。小學、初中劃片，學區房很貴，能上哪些學校，和怎樣的人交朋友，學校本身的硬體設施和師資。還有地域差異也非常重要，決定學生受教育模式。要看到即使是在當下這樣一種看似同質化、均一化、公平的模式裡面，哪些人受到了優待。

我肯定是要想辦法以後怎樣去幫助別人，我很喜歡的一句話叫「我上大學是為那些上不了大學的人」，文科知識分子很多有這樣一種樸素的理想主義觀點。生活在北京，已經決定了我有怎樣分配時間的方式、接觸怎樣的人和學術資源。我出身於一個普通家庭，即便這樣，我已經超出許多同齡人很多很多了，這種意識時刻要求我更有社會責任感。

GQ報導：有過比較明顯的自我覺醒的事件或者瞬間嗎？

PZH：沒有，是循序漸進的。其實你能意識到它是意識形態宣傳，就已經成功一半了。這個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相關的理論，阿爾都塞、齊澤克都做過關於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析。我會對文本，尤其是大眾宣傳的一些文本，有非常高的警惕性，尤其是它在號召什麼的時候。

❸父權制殘餘與愛的政治學

GQ報導：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接觸到女權並產生認同的？

PZH：學哲學一塊兒學的，當時看波伏娃、朱迪斯·巴特勒，後現代主義、馬克思主義跟女權的關係非常近。

GQ報導：你對理念的認同主要還是從文本經驗來的而不是跟自己或者眼見的其他人的遭遇相關？

PZH：其實也有關係。我初中的女朋友特別厲害，她托福116，我110。我當時有非常根深蒂固的想法，覺得我是她的男朋友，所以應該在各方面比她強。我發現她的學習也比我好，就特別鬱悶，老罵她，她也很生氣，我們後來就分了。分手後我特別痛苦，想研究我為什麼會那麼想，但不知道怎麼開始琢磨，就擱置了。後來碰到女權主義才發現這種想法是父權制社會的一個體現。

我當時勸自己，她比我強又怎樣，但從心底裡面覺得不舒服。精神分析里講無意識，按照拉康的講法是，無意識具有語言的結構，是習得的。個人的形成是社會性的，所以這個結論應該很自然而然。回想一下，我小時候聽到很多說法，比如男生要高、長不到1米75就二等殘廢，別看女生這會兒數學學得好，男生只要想學就能超過去。我會覺得這是誇我，不關心它另外那一側講的是什麼。但是後來反思會意識到，這本身也是性別歧視乃至父權制社會結構在生產自己的話語，是語言壓迫的典型案例。

GQ報導：那現在跟女性相處當中這種意識淡化甚至根除了麼？認同之後，距離行動有多遠的距離？

PZH：女權主義者怎麼處理私人感情，怎麼處理知和行的關係，這我最近也在和其他人討論，我們大概有這麼一個想法：知識有兩個側面，一種就是知識——我知道，一種是實踐知識。就算我可以寫一本女權主義者應該怎麼處理戀愛關係的書，和在現實生活中踐行有一定距離，需要堅持和真誠，去想辦法一直履行下去。所以我肯定不會說我沒有任何父權制殘餘，但我會儘量克服，消化掉缺點。

GQ報導：除女強男弱不可接受之外，還有別的殘餘麼？

PZH：很多時候採取的是一種看起來普遍的形式，比如有時候我比較自私，比較喜歡撒嬌，不太願意承擔責任，也不太會做家務。從小我爸不怎麼管我，一般都是我媽管，比較溺愛。並且女生在性別歧視語言之下，可能從小性格要麼堅忍要麼自卑，男生從小比較滋潤，可能自大一些。如果追溯性格特點如何產生，會找到一些特權的痕跡。這些議題說嚴肅可以很嚴肅，但是也很日常。

GQ報導：哲學社發過一篇隨筆，《今天我們談談戀愛——淺談早戀的污名化與神化》，你自身會怎樣看待青春期戀愛，自身對戀愛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

PZH：那篇文章下面有張配圖，是某學校有個學生向校領導寫了一封匿名信，說學長、學姐不應該舉止親密，有傷風化。是這個契機寫的隨筆。但因為文章不是我寫的，我也不可能替作者說話。

我自己沒怎麼受到不能早戀的壓力，可能因為太特權階層了。上初中之前我媽說，要有小姑娘喜歡你，你要注意，也沒太說別的。高中以後就沒人跟我提這事了。對早戀的抵制很大程度上跟學習有關，上學有明確指向性，比如為了中高考，其他東西沒辦法被納入這種價值體系中衡量。按照哲學或者神學，我們戲稱高考是「彌賽亞時間」，是「審判日」，學生的一切行為都是為了那天服務的。但我本身是國際部的，不用參加高考，所以時間方面會更有彈性。

我們學校教授麥可·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合寫過《帝國》、《諸眾》和《大同世界》。我前段時間看麥可·哈特一個講愛情的演講，他覺得愛是非常獨一無二的東西。首先愛和團結（solidarity）不一樣，它是超越理性計算的。團結往往是利益相一致的群體團結在一起，而愛不僅僅是作為一種激情存在、而也是一種包括了前者但又超越前者的理性。然後愛和友情也不一樣，因為友情是兩個穩固的個體之間的互動和聯合，但愛對於個體是具有變革性力量的，我們是「墜入愛河 (fall in love)」的。在一段愛情過後，我們往往是和之前不一樣的。在猶太-基督教傳統中，「愛」恰恰是以一種公共性和政治性的狀態出現的，比如「愛你的鄰人」。但我們現在已經逐漸失去了以政治性的視角理解愛的能力，只會把愛局限在家庭結構、私有財產這樣一種環境和具體的生活形態。愛當然在當下是以這種特定的方式展現自身的，但是麥可·哈特更多想的是，愛作為一種公共生活的基礎和可能性。愛可以不只是對於親人和伴侶的愛，可以不只是像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那樣對於一個抽象、想像的共同體的愛，還可以是對於陌生人、對於他者、對於與我們不同的人的。

❹「這個事情何以可能」

GQ報導：你寫社論的動機是什麼，表達自己的觀點、去影響人？

PZH：都有吧，有時候我必須得說點什麼，不然我看著大家都在說一些奇奇怪怪的話特別生氣，我覺得不應該這麼笨，應該換個角度想問題。

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史達林被記者問，哪種傾向更糟糕，是右傾(布哈林及其團伙)呢，還是左傾(托洛茨基及其團伙)?史達林厲聲說：「它們都更糟！」齊澤克覺得這句話很有意思。

我借用這句話是覺得給外國人超國民待遇當然不好，但我們也要確認它到底是不是在給超國民待遇。很多時候信息污染沒有辦法幫你做出合適的判斷。還有就是種族主義，種族主義本身恰恰是殖民主義的一個體現，膚色黑沒有辦法說明問題，非洲大陸的基因多樣性比其他大陸加起來都多。

我每次寫社論有一個非常基本的起點，叫做「這個事情何以可能」。這是一個康德式問題，康德最先提出，背景在於當時有唯理論和經驗論的爭論，他說的是「先天綜合判斷如何可能」，這也是他《純粹理性批判》所解決的問題。什麼叫先天綜合判斷？他首先區分了綜合判斷和分析判斷，分析判斷是普遍必然的，按定義來的，有一個同義反覆，但綜合判斷是偶然的，要按經驗來的。先天綜合判斷是指有一些判斷它不依靠經驗但又是綜合的判斷，比如物理學裡因果律就是先天綜合判斷，得讓它有普遍必然性，又得讓它帶來新知識。康德的解決方案是叫經驗論轉向的東西或者叫「哥白尼革命」，這個在我們哲學社招新問題里也有，「哥白尼革命」不是讓對象去符合認知，而是我們的認知本身就決定產生的對象是怎樣的，認知能力里一些先天的結構去把握雜多表象才能把它綜合成一些流暢的經驗。

我寫社論的時候有很明顯的傾向性，想從社會結構、更宏大的角度來分析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還會問為什麼這個人會幹這樣的事，這個事為什麼大家會這麼想，這麼想的背後體現了怎樣的無意識，這些無意識的觀念又是從怎樣的社會結構中誕生出來的，這也是很典型的哲學和社會批判能銜接上的地方。

GQ報導：疫期世界範圍內恐慌失序斷裂的面貌和一連串可能打破美好幻象的事件會給你帶來什麼影響麼？

PZH：很多人說這次疫情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契機，可以引導我們思考新東西，我不是很喜歡這個說法。更深刻的社會變革、對於社會結構的反思不能只依靠疫情，因為疫情本身是一個例外狀態，並且很多人希望疫情趕緊結束儘快回歸正常，把社會變革和反思的根基樹立在這麼偶然的疫情上是不牢靠的。如果要真的找問題，或者說真的意識到社會現存問題或者內在矛盾，應該有更基礎或者更普遍的東西作為依靠，比如對資本主義和生態環境的反思。對我個人的話沒什麼影響，我不工作並且喜歡宅著，沒什麼變化。頂多可能我這段時間比較懶，不是很想學習。

GQ報導：接下來的一段時間也許更艱難，對長時間的命題，比如個體出路，人生意義這種，會有想法嗎？

PZH：我不是很喜歡做未來的規劃，會覺得到時候再說。我不是很喜歡討論這種比較懸的問題，或者特別個人的問題。個體的形成沒有辦法離開社會性，我也是在逐漸探索社會的過程中可能逐漸形成了自我的人格。

疫情的常態化，包括之後可能情況越來越糟，我覺得也沒什麼，很多時候發生的事情你早就預見到，學哲學的人可能看問題會更波瀾不驚。對我來講，應該不會有什麼特別超出我理解範圍的事情發生。普遍監視、大禁閉，福柯講過，阿甘本也講過，例外狀態的常態化也是他講過的。天災頂多再發生一些，那可以強調是生態問題，生態問題也是很多哲學家在講的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的問題。

批評環保少女格雷塔（Greta Thunberg）也是信息污染的一個例子。我們應該是同一代人，你如果去看她的很多原始演講稿（而不是營銷號篡改或者扭曲過的版本）就可以看到她的觀點很明顯，就是相信科學家、呼籲（尤其是）已開發國家政府在環保方面下更多的努力。因為西方很多國家企業和資本的勢力比較強硬，比如美國這樣的國家並沒有在環保方面進行明確或者有效的立法。而99%的科學家都告訴我們，全球變暖並不是瞎編的，如果我們再按這種模式過幾十年，地球的生態和氣候會出現非常劇烈的變化，可能很多島嶼和國家就都沉沒了（格雷塔所在的瑞典可能就是其中一個）。

你們再過幾十年就都死了，如果科學家的預言成真了，那我們怎麼辦呢？這是一個非常簡單但是非常明確的問題——你們不能把一個傷痕累累的地球交給我們、乃至交給我們下一代人。而我們目前並沒有一個真正可持續的解決環保問題的方法，因為資本主義必須過度生產、鼓勵消費才能維持自身的存續，那麼就一定會出現大規模的浪費乃至計劃性淘汰。我再舉一個齊澤克說過的例子，就是假如有一艘遊輪在公海出了事故，開始漏油了。請問資本主義打算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這種困境的解決方案在當下只能以各國政府的緊密交流和通力合作完成，而也正是在這些時候我們才能意識到環保遠不止是一個「生態科學」的問題，而是關乎整個社會和其組織形態的。

❺最好不要說對某一代人抱有什麼希望

GQ報導：你自己對這個群體抱有希望麼？總有人說你們是未來。

PZH：我不喜歡談這種問題，如果要說希望的話，我們最好說一些更實際的事情，比如齊澤克說過，「我不接受那些廉價的樂觀主義，每當有人試圖說服我，有束光等在隧道盡頭，儘管現在有這麼多問題。我立即答覆他：你說的沒錯，而那可能是另一輛火車正向我們駛來。」最好不要說對某一代人抱有什麼希望，因為每一代人可能都會自我調節，肯定會想辦法把社會運行下去，這是太正常不過的事。

還不如更深刻地做一些反思，尤其對於政治和社會組織形式制度方面，比如幾十年前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以後，人們就覺得資本主義不會走了。近一段時間，可能大家會猶豫更多。如果想找希望，還不如從這些更具體更基本的問題著手。現在很多知識分子在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生，或者看有沒有別的替代資本主義的全新組織模式，比如我們之前轉過一篇《疫情之下的自組織》，闡述了一些自發的資源布置和組織方式也能產生不錯的效果。多做一些這樣的思考比抽象地說年輕人有什麼希望更有用，每一代年輕人都看起來有點希望，都好像能把社會運行下去。

GQ報導：運行不也有好壞之分麼，可能講的是群體被社會文化背景所限制。

PZH：做這種generalization（概括）一方面我做不了，因為我認識的青年只有一小部分，地區差異小，所以我既不會做樂觀的，也不會做悲觀的評價，可能更多還是會關注理論方面，更基本的社會結構方面有沒有新的可能性。這個就是齊澤克說的，一個資本主義以外的alternative（可供選擇項）。

最近好像有這方面的跡象，體現出大家對於資本主義的一些失望吧。一般來講，大家不滿意現狀就會開始一邊嘗試一邊總結規律然後也就搞出新東西了，還是可以有點希望的。這跟年輕不年輕沒有關係，這是一個無奈的事情。

❻把社會結構作為開脫的藉口

GQ報導：想問一下去年底哲學社的觀同學性騷擾事件。當時你還是為他辯護了，這跟之前你的一些同領域內的舉動很有反差。（註：觀同學在個人公眾號上發表女權主義相關文章且收取讚賞。其中一名被性騷擾者寫下自己經歷：一位反性騷擾的女權主義大V對我進行了性騷擾，並且當時幾乎所有的人都信任他。他的惡劣行徑和偽善面目是我受到很大傷害的原因。）

PZH：我並沒有在為他辯護。我當時更多想做的是分析問題的成因，或者說為什麼一個女權主義者也會這麼做。說明我們恰恰應該更深入地研究女權主義理論、並且反思我們在理論中究竟處於什麼樣的位置。當然，我確實當時也覺得他不是那樣的人，所以可能包含了一些偏袒乃至親親相隱在裡面，但這不是哲學社的官方行為。

觀同學比我大一兩屆，在我們群里比較活躍，他性騷擾了一個群員。我跟他關係還可以，看了他的聊天記錄，覺得沒有太多性騷擾跡象——但我當時看得不全，所以在知乎上稍微幫他說了幾句話，說他有時對自身的辯護和觀點的闡發是建立在學術水平不足、或對某些概念（比如結構性壓迫）的不理解之上的，因而並非是動機問題。我不是特別想從壞的方面理解別人。我發完這玩意兒以後，大家都特別生氣。後來我意識到即便我不承認，它也是一種辯護，因為沒有譴責他甚至還提動機的問題，但性騷擾是跟性騷擾者的動機沒什麼關係的。後來我改正了錯誤，聲援受害者。當時採取第三方中立的三名哲學/女性主義方向的同學組成的裁決小組對此進行裁決，得出了性騷擾的結論。

GQ報導：一個號稱支持女權的人做出性騷擾的舉動，所言與所行之間的分裂你怎麼看？

PZH：他屬於對所作所為一清二楚，但決然為之，體現出一些行為不是自己就能改變的。他的問題在更根本一些，依託於社會結構。我不會覺得這種分裂及他是否偽善是特別值得說的事。他對女權主義理解上的問題會導致他留出心理上的餘地。他的態度一直反覆無常，很多時候是在投機：我說我錯了對我更好，還是我說我沒錯對我更好。

與其讓他作為一個口誅筆伐的對象，更應該讓他作為我們反思的契機。包括觀同學經常說，「不能把社會結構的問題都推到我一個人身上」，他把社會結構作為開脫的藉口。他為什麼會這麼說話，是很值得思考的問題。我記得一位實驗者讓一堆相信自由意志和不相信自由意志的人參與實驗，不相信自由意志的人更傾向於撒謊，他們覺得撒謊這事不是我決定的。所以那句話體現出怎樣處理社會結構和個人責任之間的關係，對自己批判的可能。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即使他沒有學過PUA，他很多話語就是PUA。PUA不是從天而降的，很多人在親密關係中的言行跟PUA沒有太大差異，這個跟男性氣質和兩性交往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結構帶來的個體意識是密切相關的。所以一個聲稱支持女權主義的人這樣做，就更體現出性別不平等以及toxic masculinity（有害的男子氣概）的普遍性和在社會中的強度。女權主義者，尤其是男性，應該經常重新思考自己在親密關係當中的位置，怎樣把自己所聲張的那些東西帶入私人生活之中。很多人，包括我在內，並沒有太多批判觀同學的資本，我們做的也不完美。

GQ報導：可能癥結不在於他是否偽善，而是對於道德的忽視？

PZH：有相關理論，比如道德動機，我知道我要做這件事情，在很多時候並不足以支撐我確實做這件事情，中間還隔了一步，叫我要做這件事情。但我要做這件事情受很多東西影響，比如按照休謨的觀點，道德動機可以和個人利益、私慾相衝突或者相輔相成，休謨甚至會說僅靠道德動機不足以完成一個行為，還得有一些其他的附加興趣或者一些更功利的想法。但我沒有太看到有什麼關係，也不喜歡這麼分析。

GQ報導：觀同學售賣女權主義理論，也從女權主義者的姿態之中撈好處。對那位被性騷擾的粉絲，觀也是先用女權和左派理論搭訕，熟悉後貶低、騷擾。這個中學生圈子似乎有某種知識偶像迷思？這些「主義」與「立場」為何吸引他們？

PZH：可能分「圈子」吧，雖然我不是很喜歡這說法。觀同學在知乎上比較火，有近十萬粉，又是00後，又女權，又是男性。哲學社環境還挺好，有時候有人會「賣菜」——我好菜，你們好強，但是不會嚴重到崇拜偶像那個地步。我不否認可能有知識權力的問題，但這是一個問題嗎？我不是很清楚。其他人我不是很能代替他們說話。只靠男性支持女權主義不一定能吸引人，觀同學文字水平稍微高一些，公眾號和知乎運營的人設很多是情感類的。

❼看飯圈不能如看猴，我們也是猴

GQ報導：你提出聊飯圈，為什麼會對這個感興趣？

PZH：很多同齡人就在幹這個事，我感興趣是最近一段時間飯圈發生的事。我不屬於飯圈，但我半年前參與過易烊千璽飯圈，可能是觀察人類。我關注幾個粉頭，頂多轉發下微博，寫點評論，點幾個贊，沒幹過別的，就是小透明。

GQ報導：對易烊千璽的喜愛是出於什麼？

PZH：他ins上發一些迷惑的照片和奇怪的自拍，有同齡人的感覺，不排除那是人設運營的一部分，但萬一不是呢。他很多時候回答問題有點靦腆，有時天馬行空。我有朋友跟他視頻聊過天，他說易烊千璽當時特困。這種偶然的真實感還挺有意思。

GQ報導：對近期一系列飯圈現象你有怎樣的認識？

PZH：鮑德里亞的《消費社會》裡面已經講的很清楚了，需求體系是被生產體系生產出來的，偶像也是一樣。一套非常成熟的造星工業專門生產偶像，人甚至可以看到偶像被生產的過程，偶像被塑造為一個符號化的形象，必須在一個體系內才能被認識。有文章分析過，粉絲做數據是強調偶像作為頂級流量。這說法就特有意思，粉絲非要把偶像變成數據，粉絲生產著偶像的物化，也同樣生產著自己的物化。這也是一個很結構主義的觀點，偶像本身作為一個符號在資本市場內處在什麼樣的位置、和其他明星的互動關係、代言哪些品牌，都是符號認同的一部分。粉絲之所以不會輕易脫粉是因為偶像成為了他們身份認同的一部分。

但還要強調的是，不應該把飯圈單獨作為一個現象講，因為飯圈所代表的思維方式和圈層關係很普遍，比如手機圈互撕更明顯。消費，按照鮑德里亞的分析，已經成為一種語言體系，是一個符號系統，不同的消費物代表階級的區分，這種區分再反向詮釋他們作為階級的身份。粉絲把自己捆綁到了一個東西上，但捆綁過程、能指與所指的關係是任意的。人們認同的不僅僅是品牌，而且是品牌背後代表的東西，後來可能不需要這些東西作為中介，粉絲身份作為他們自己的身份認同，他們相當於一直在消費自己，消費的過程就是澄清自己的過程，是一個閉環，這也就是資本主義如何再生產意識形態，如何刺激消費。所以看飯圈不能像看猴一樣，我們要意識到我們也是猴，這種現象無處不在。

飯圈如何可能？因為是這樣的社會結構，這樣的消費模式，這樣的符號認同，但僅僅分析到這個層面還不夠，還需要看到它作為一種扭曲或者病態有什麼改變的彈性。比如馬克思在做資本主義分析的時候，強調資本主義有好的一方面，會說資本主義一個很大的特點是把人集中到一塊兒，分工合作生產，這是一個革命性的事情。但是馬克思強調也就是在這個過程中，資本主義在生產自己的「掘墓人」——無產階級。終究有一天他們會意識到，產品是由社會關係生產出來的，而不是由資本決定的，相當於資本遮蔽了實在的社會關係，這個也是馬克思一開始對意識形態的定義。飯圈也是這樣，它作為一種畸形的社會關係，中間會有真實的東西偶爾迸發出來。

另外一方面我們需要意識到粉絲無時無刻不在取消他作為社會關係的層面，強調他作為物的交換關係的層面。飯圈的運作方式恰恰是把人的情感變成物的情感，再把物的情感偽裝成人的情感。粉絲粉偶像，有時候粉的是物，有時候粉的是符號，有時候粉的是自己，是一個自戀的過程。沉醉於把自己變成給偶像打榜等工具的過程，在精神分析上叫倒錯。

GQ報導：但其他圈子有像飯圈這麼集體狂熱甚至發起破圈層的「戰役」嗎？

PZH：之前很多明星比如姚晨，發一些很真實的想法在微博上，有時也跟網友交流，有很正常的人的情感表達。但是飯圈禁止這種情況出現，人不能變成人，需要不斷地把人降低成物，為了維持這個過程的順滑，得確保這個人被以他們想要的方式變成物，這樣爭論起來就很明顯了。比如說一些粉絲反對「泥塑」，不喜歡偶像被女化，認為女化會降低偶像作為頂級流量的潛力，也可以從厭女症方面分析，不贅述了。

看完與哲學社社長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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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鄭瑩

編輯：胡安

圖片：採訪對象提供

運營編輯：肖呱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