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的前十年，有兩場關於城市未來的著名討論。
2008年，「上海為什麼出不了馬雲？」。再往前，2002年，「深圳，你被誰拋棄？」。
本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兩場大討論得到階段性的解答。
上海開始批量出產新經濟公司。不僅誕生了拼多多、B站等一大批新興網際網路公司，在金融科技、人工智慧和晶片等賽道上也誕生了更多頭部公司。甚至，與阿里巴巴同出一脈的螞蟻金服也已經落地上海。
深圳也沒有被拋棄，反而隨著騰訊、華為等公司的崛起，在全球科技競逐中成為中堅力量。
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當時被激烈討論的生活成本高昂、土地供應不足、產業空心化……這些都沒有阻止兩個城市在新經濟浪潮中的迅速崛起？
城市的產業沉浮，不僅僅關乎城市的命運，也關乎一個國家的產業與經濟競爭力。
即將進入本世紀第三個十年。一個更大的命題展現在世人面前：大國之間關於科技和新經濟制高點的競爭愈發激烈，這一次如何勝出？
上海、深圳，以及身後的長三角和大灣區正在發生的故事，或許會提供一個答案。超級城市群將是這場角逐的主力軍。
先從上海的網際網路和金融科技產業說起。
移動網際網路進擊戰
上海，在PC網際網路時代曾一度處於比較尷尬的局面。以阿里騰訊為代表，誕生於世紀之交的網際網路巨頭，總部都不在上海。但是，最近幾年情況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上海在網際網路經濟版圖上的地位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提升。
兩者皆有數據為證。
麵包財經梳理了在五大股票交易所（上交所、深交所、港交所、紐交所和納斯達克）上市的中國內地網際網路公司總市值分布情況（截止2020年5月底）。
成立於2010年及之前的上市網際網路公司總部分布在26個城市，總市值位居前三的城市分別是杭州（4.28萬億元）、深圳（3.61萬億）、北京（1.46萬億），三個城市市值占比分別約為42.55%、35.85%、14.51%。總部位居上海的網際網路公司總市值僅有2575.22億元，市值占比僅為2.56%，遠遠落後於杭州、深圳，與北京的差距也非常顯著。
創立於2010年及之前，當前市值位列前十名的網際網路公司，只有攜程一家總部在上海。
但是，如果統計2010年之後創立的網際網路公司市值分布（截止2020年5月底），情況則截然相反。
麵包財經梳理了2010年之後成立，當前已經在五大交易所上市的48家中國網際網路公司分布情況，總部分布在8個城市。
其中，總部位於上海的網際網路公司總市值排名上升至第二位，達到8773.05億元（市值占比44.63%），僅略低於北京，遠超杭州和深圳。在這個維度下，市值排名前十的上市網際網路公司，有5家總部位於上海。
美團點評為北京貢獻85%總市值，儘管總部位於北京，但是由創立於北京的美團和創立於上海的大眾點評網在2015年合併而成，某種意義上可以算作半個上海公司。
很顯然，上海網際網路經濟正在發生肉眼可見的巨大進步。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長三角都市群：上海的網際網路經濟腹地
在12年前的討論中，曾經列舉出過許多阻礙上海網際網路經濟發展的因素，比如：高房價、商務成本太高、國企和外資經濟比重較高而產生的擠出效應……
多年之後，上海的房價比以前更高、商務成本也仍然相對較高、國企和外資發展依然強勁，但這些都並沒有阻礙上海網際網路經濟的崛起。為什麼？
除了上海自身的調整和網際網路經濟不同階段的內生因素外，一個重要的變量是長三角一體化。
此上海已非彼上海。正在迅速推進的長三角一體化已經把上海從一個城市變成了一個超級城市群。各個城市之間的高效連接、優勢互補，讓上海得以揚長避短；反過來，上海也以自身優勢為長三角提供關鍵支撐，形成良性循環。
拼多多和螞蟻金服是兩個典型的例子。先說拼多多。
作為上海市值最高的網際網路公司，拼多多創立於2015年，2018年即赴納斯達克上市。即便是在疫情和中概股因瑞幸咖啡財務造假事件遭受負面影響的大背景下，仍然受到國際投資者的追捧，股價頻創新高。2020年5月底總市值800.85億美元。
而拼多多的創始人黃錚，是浙江杭州人。在創立拼多多之前，黃錚在網際網路領域已經有相當成功的經驗和豐厚資源，選定上海作為公司總部是綜合多方面因素之後的理性抉擇。
不僅貢獻了一位創始人，長三角（當然，也包括珠三角等製造業聚集地）龐大的製造業能力、便捷物流基礎和消費能力更為拼多多崛起的一個關鍵因素。
在2015年前後，拼多多創立之時，市場普遍的看法是中國電子商務市場格局已定，阿里京東兩強對峙的局面很難被撼動。即便是強大如亞馬遜，在全球其他市場攻城略地，在中國電商領域投入重金，卻仍然日益邊緣化，市場份額被壓縮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但是，隨著淘系電商運營成本攀升，並且將流量更多導入天貓的頭部商家，產生了兩方面的副作用。
從供給側來看，大量擁有製造能力的代工廠和中小商家，難以承受高昂的運營成本，生存空間受到壓制。從需求側看來，由於成本上升，大量價格敏感型的客戶對於高性價比產品的需求得不到滿足。
供需兩端都出現空隙。在這一背景下，拼多多通過自身的高效創新，以社交電商起家，迅速實現了「雙邊網絡效應」——同時具備數量龐大的賣家和買家，完成關鍵的跳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平台型公司。
而經過多年發展，以長三角為代表的「大包郵區」已經具備完善的社會化物流體系，加上密集的人口分布，使得拼多多在不必自建物流的前提下，平台商家就可以相對低成本的解決物流問題。
財報數據顯示，拼多多2019年GMV達到1.01萬億元，較2017和2018分別增長6.13倍和1.13倍，增速相當於京東同期的10.03倍和4.66倍，已經對淘系電商的市場地位造成巨大衝擊。
行業數據顯示，2020年4月，拼多多App的月活躍用戶數達到4.65億，遠超京東的2.76億。
拼多多的迅速崛起，有著天時地利人和多方面的原因，業界有多種解讀。但是，除了上文所述的供需兩端變化和社會化物流之外，以下這些基本要素是不可或缺的。
一是，巨額風險資本的推動。翻查招股書等公開信息，拼多多在上市之前已經累計完成了17.02億美元的融資。
二是，高端的研發人才。拼多多表面上是一家新型電商公司，但背後是研發和技術驅動。根據財報，截止2019年12月31日，拼多多研發人員總數為3613人，占員工總數的61.99%。
三是，極高的企業運營效率。如下圖所示，從2017年到2019年，拼多多人均創造的營業收入從150.48萬元，增長到517.19萬元。無論是複合增速，還是當前的絕對值，都明顯超越阿里巴巴和京東。
這個人均績效還是建立在拼多多平台低貨幣化率的基礎上。如果以人均GMV來衡量，2019年拼多多為17271.79萬元，京東則只有915.73萬元。阿里的數據缺失，但考慮到阿里平台的貨幣化率遠高於拼多多，而拼多多的人均營收又明顯高於阿里，因此拼多多在人均GMV上大幅領先，並無疑問。
上面這三個因素，資本和人才，正是上海的優勢，而低調務實高效，則是典型的「海派」企業作風。
上海優勢，加上長三角等城市群內龐大的產業基礎，迅速成就一家新型網際網路巨頭。
螞蟻金服的上海杭州「雙城記」是一個更有代表性的案例，體現出上海和長三角都市群之間的無縫對接和良性循環。
金融科技之戰：金融中心+區域經濟一體化
2015年7月，螞蟻金服對外宣稱採用杭州、上海雙總部架構。
2017年8月，螞蟻金服啟用杭州新園區，這座位於杭州市西湖區西溪路556號的園區因建築整體造型呈「之」字形被命名為螞蟻Z空間。
而公開資料顯示，早在2012年，螞蟻金服就向陸家嘴預定浦東金融廣場2號辦公樓。2019年1月，該辦公樓達到預售條件，正式轉讓予螞蟻金服，轉讓價約22.62億元。
2019年11月，位於上海浦東金融廣場的支付寶全新上海辦公室——「支付寶大廈·S空間」正式啟用。「S空間」得名於「Shanghai」的首字母，定位為支付寶國際業務中心，總面積四萬多平方，共20層。
聚集在上海的金融科技領軍企業不僅僅是螞蟻金服。金融科技的主力軍——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旗下的金融科技子公司，則從一開始就集體將總部設在上海。其中包括諸多總部不在上海的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銀行和保險公司。
麵包財經根據上市公司公告和工商註冊信息梳理了當前12家銀行和保險系金融科技金融公司區域分布情況，其中有6家將註冊地或運營總部放在了上海。如下表。
需要特別留意的是，截止2020年5月，六大國有商業銀行中，有四家設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其中三家都選擇了落戶上海，分別是建設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
其中，註冊資本最大的是建設銀行旗下的建信金融科技，於2018年4月18日在上海市浦東新區開業，註冊資本16億元，目前下轄多個事業群和直屬中心，員工規模近5000人。
農業銀行和郵儲銀行目前尚未設立獨立的金融科技子公司，未來花落何處尚難知曉。但是，兩家銀行均在上海投入了相當強度的科研力量。
不少總部在上海以外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大型保險公司，也將上海作為旗下金融科技公司的首選地。比如，中國平安旗下的陸金所和金融壹帳通，註冊地或運營總部都選擇了上海浦東。
興業銀行，總部位於福州的股份商業銀行，同樣將旗下金融科技公司——興業數字金融服務（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設立在了上海浦東新區。
上海在金融科技領域的領先地位，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得益於自身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以及長三角一體化的融合。
上海自身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毋容置疑。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發布的《2019年上海市金融運行報告》（簡稱《金融報告》）中表示：「2018年，上海市在最新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排名中，升至第5位，已成為國際金融市場體系中最為完備的城市之一。目前，上海市聚集了包括股票、債券、貨幣、外匯、票據、期貨、黃金、保險等各類全國性金融要素市場，成為中外資金融機構的重要聚集地。」
而長三角巨大的經濟體量和日益深入的一體化，則讓上海的優勢更加凸顯。
金融業務發展和金融科技的應用，離不開實體經濟。統計數據顯示，截止2019年底，長三角經濟GDP 23.73萬億元，占全國GDP的23.94%。
而長三角便捷的交通，則讓人才和經濟要素的跨城流動異常高效。從上海到杭州、南京的高鐵，最快只需要45分鐘，到蘇州只要23分鐘。這個時間，與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內部上下班通勤的一般用時也相差無幾，甚至更快。
更關鍵的戰場：晶片突圍戰
在高科技的版圖上，晶片是更關鍵的制高點。中國在晶片領域仍然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這將是一場曠日持久的突圍。
從需求端分析，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已成為了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生產及消費市場，衍生出了巨大的半導體器件（晶片）需求。根據IC Insights統計，從2013年到2018年僅中國半導體集成電路市場規模就從820億美元擴大至1550億美元，年均複合增長率約為13.58%。從供給端分析，對比巨大的國內市場需求，國產半導體集成電路市場規模較小，2018年自給率僅為約15%。
自給能力不足，不得不耗費大量外匯儲備進口晶片。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14年之後，中國集成電路進口金額持續超過原油進口金額。2019年集成電路進口金額有所下降，進口額仍達到3055億美元，遠超原油的2413億美元。
中國要實現在晶片領域的突圍，以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為龍頭的城市群同樣是主攻選手。
麵包財經梳理了97家在五大交易所上市的內地晶片產業鏈相關公司，註冊地分布在42個城市；總部位於長三角的有49家，其中上海23家（占比23.71%）；位於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城）的有19家，其中深圳12家（占比12.37%）。
從產業鏈的角度劃分，上海初步覆蓋了從設備製造、IC設計、IC製造、半導體材料到封裝測試等主要環節。
晶片是一個漫長複雜的產業鏈，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中國要在晶片產業實現突圍，靠的是整個產業鏈上下游協同作戰。而產業鏈上的公司，密集的分布在以長三角和大灣區為主的城市群。在這些城市群中，上海和深圳又是頭雁。
晶片產業鏈上兩家舉足輕重的公司——華為和中芯國際，一家在深圳，一家在上海。
2019年，中芯國際斥資近40億元，在寧波投建「特種工藝（晶圓-晶片）N2項目」；隨後，華為研發中心與其他30個項目也集體落戶於上海青浦「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範區」。兩家公司的布局，正是這種在超級城市圈內進行產業分布的寫照。
簡單的總結，攻克晶片難關，需要巨額的資本、高端的人才、豐富的產業鏈基礎。現有的數據證明，這些要素已經密集的分布在超級城市群內，未來還會進一步聚集到都市圈內。
大國之間科技制高點的競爭，很大程度上就是各自超級都市群的之間的競爭。產業興起之初，可能發端於邊緣地帶，但當達到一定體量和高度，都市群協同才能最終致勝。
以晶片設計環節為例。ICCAD公布的數據顯示，自2016年以來，中國晶片設計公司數量大幅提升，2015年僅為736家，2019年則增長至1780家，年均複合增長率為24.71%。這些公司大部分都聚集在長三角、大灣區等城市帶。
上海市經信委的數據顯示：在2019年底，上海集成電路行業重點企業超過600家，從業人員約20萬人，承擔了50%的集成電路領域國家重大專項，產業規模約占全國的20%。同時聚集了全國約40%的產業人才。
除了作為國際大都市獨特的資源稟賦之外，上海持續改善的營商環境是包括網際網路在內的新興產業迅速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
世界銀行每年編制一份《全球營商環境報告》對全球各大經濟體的營商環境進行量化評估和排名。過去幾年，中國在全球的營商環境排名持續提升，從2013年報告的第99名提升到2020年報告的第31名（對應評價年份是2019年）。
需要指出的是，世界銀行通常是以一到兩個樣本城市作為各個經濟體的評價依據。中國的樣本城市有兩個，即上海和北京，其中上海占55%的權重，北京占45%。相應的，美國的樣本城市是紐約和洛杉磯，日本是東京和大阪。
因此，世界銀行對中國營商環境的評估，其實就是對京滬兩大城市營商環境的評價，上海權重更高。
2020年爆發的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了巨大衝擊。但「疫情對產業發展既是挑戰也是機遇」。疫情期間，在線新經濟加速發展，並將會對產業、經濟和社會長遠發展產生深刻影響，這已經成為共識。
2020年4月，上海出台《上海市促進在線新經濟發展行動方案（2020—2022）》，提出了上海在線新經濟四個「100+」的目標。
更大的挑戰，亦是更大的機遇。
免責聲明：本文僅供信息分享，不構成對任何人的任何投資建議。
版權聲明：本作品版權歸麵包財經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摘編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本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