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會有個潛規則：
每當遭到民族危機或者社會動盪時，日本的文人們會重新拾起「武士道」的思潮，電影人會把「忠臣藏」的故事拿出來翻拍。
忠臣藏，源自德川幕府的真實故事——赤穗四十七義士忍辱負重，為主復仇的故事。
故事不複雜，用現代的美學來看，它崇高的集體主義碰撞的軍國思想，甚至會遭到文化學者的強烈批判。
可僅站在日本文化角度上來看，「忠臣藏」的故事又有現象級的影響力。
根據不完全統計，從1928年《忠魂義烈: 實錄忠臣藏》到2010年《最後的忠臣藏》，日本在有關"忠臣藏」的題材電影有近80部。
而「忠臣藏」的故事之所以能夠被日本觀眾所認可，其關鍵因素就在於，它堅守了對傳統武士道精神的弘揚與堅守。
雖然從日本走向現代化，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的武士階層就正式宣告了它的消亡，可由於改革本身就具有濃烈的武士意識與封建殘餘，武士階層雖然消失了，但是其信仰的武士道精神卻未曾離開。
而日本千年的歷史與文化進程中，又逐漸將「武士道」精神又轉換成了日本民族精神的底色，並滲透到了每一個日本民眾的內心中去。
從某種程度上，日本觀眾觀看「忠臣藏」的電影，類似於西方信徒們的教堂朝拜，歷史進程賦予了它與眾不同的文化含義。
「武士道」的溯源
雖然「武士道」的精神內核源自孔孟之道，但是根據考證的歷史書籍來看，「武士」這一名詞最早出現於日本的奈良時代（公元710年-784年）初期。
但嚴格來說，這個時候的「武士」還不具備「武士道」精神，也沒有任何地位，它的責任就是：守衛封建領主莊園，或者聽從領主指令入侵其他莊園。
乍一看，好像與我們中國封建王朝的那些權貴里的府兵，家兵有著相似之處，但實質上，中國封建王朝的府兵是建立在「招募制」與「豢養制」，而日本的武士身份大多數是「繼承制」傳過來的。
早期武士階層身份的「繼承制」實際上是一種被迫的行動，是天皇為了鞏固統治，削弱封建領主的影響力的措施。
不過為了提高封建領主的生產積極性，天皇又肯定了土地上封建制的所有權：圈地內的人民只對圈地領主負責，且不能逃離封建領主的區域。
這也就意味著，在嚴密的等級秩序之下，農民只能能夠做農民，木匠只能木匠，鐵匠只能做鐵匠，而武士也僅僅只能能夠做武士。
而在維護封建領主家族的統治與發展的初衷下，武士也逐漸變成相對封閉的集體，成為在橫向與縱向的豪強家族的互相爭權中的工具與利器。
看起來好像又與我們儒家文化中的「主君」之間的「忠孝」有著關聯，但實際上也真的僅僅只是在字面上有著聯繫，在「忠孝」的實踐方面卻各有不同。
- 中國儒家思想要求「忠孝」是對君主的無差別的忠，是無條件的，也是絕對從屬的。
- 日本武士的「忠孝」思想則是有條件的，是一種以利益為基礎的交換關係。
日本的武士們在出征或者守衛家園時，君主們能夠給予他們家人一定人身安全的保護或者土地資源上的好處。
這裡可以在《北條五代記》記載中得到考證：「沒有領地, 就無須忠君, 也無須在 戰場上捨命」
有些武士也認為，如果在戰場上拼搏廝殺，卻無法證明自己的「貢獻」的話，那麼自己的「死」就是毫無意義的。因此早期的武士崇尚道德精神，其實是一種利益關係不牢靠。
更何況在當時領地經常易主的現實困境下，留給武士們的經常是「站隊」的選擇難題，如果不站正確或者足夠投機的話，武士們難以保證家人與財產的安全。
不過由於武士的主從關係經常是世襲制，再加上君主為穩定武士階層的人心，與武士們構建了一種「非血緣」紐帶的家庭組織形式，這也使得不少的武士從「利」與「現實」也逐漸轉換成了「主動」與「規範」，當然這僅僅只是一個理想主義的烏托邦，在現實人性的面前，人們往往禁不起誘惑與考驗。
武士道的"演變」
武士團的初衷是維護家族的統治，而也就是說「武士」的出現本身就是，天皇為首的中央集權瓦解制和封建莊園發展的聯合產物。
百年的戰亂，武士們用一次次的犧牲與奉獻換來的自己的政治地位，鎌倉幕府時期確立的「家臣制度」，武士們通過戰績與忠心便能夠獲取君主的恩賜，並且這種恩賜與過去的從屬關係的口頭協議不同的是，武士們的忠心有了「制度」與「權威」上的保證。
進入德川幕府時代後，日本進入了相對的長期和平時期，原來的武士階層也太平時期「無所事事」進入了「官僚與工商」階層，君主也在對武士的文化素養上有了更高的要求。
於是，武士的社會性也在這裡得到了強化，並在「儒家」與「佛學」以及日本本土「神道教」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之下，日本武士的「武士道」精神強化了更多的學識與內容。
但是，武士階層在社會上本身就具有特殊的身份與地位，這也使得部分有「學識」武士走向了「精英分子」的階層並與群眾脫離路線，但無論是傳統的武士精神還是近代的武士精神，他們強調的「無私」，「禮儀」，「責任」，「集體」意識都有積極的意義。
武士，在過日本百年幕府統治歷史，他們的思想意志也遺傳至今。雖然人們常說日本社會的等級秩序森林，企業死板，但在硬幣的另一面，日本社會下，等級秩序下的集團主義，勤勉，謙卑，禮儀，尚武，物衰，本身就是對日本武士精神積極肯定。
而這些文化的種子，也最終在後來的日本電影中生根發芽。
武士道的「電影」
「忠臣藏」電影之所以能夠獲得日本觀眾肯定與追捧，就在於每一個日本人的背後，都隱藏著武士的影子。它能夠對日本觀眾有著極大的吸引力與某種心靈凈化的作用。
在日本電影代表人物黑澤明的執導下，日本「武士電影」脫離了傳統的武士道精神，不再僅僅只是「武士」的崇尚精神，在黑澤明的電影中，它賦予了那些「武士」更多鮮明的時代特徵與文化標誌，我們能夠藉以黑澤明的電影窺見到同期的日本社會生活，經濟，文化等時代的變化。
1945年，日本戰敗，天皇下落，傳統信仰崩潰，日本的民族自尊心與自豪感降落到了極點。
黑澤明帶來他的第一部武士電影《踩虎尾的男人》，重振了民族自信心。
1950年，戰後重建，日本民族身份迷失，文化認同迷惘，整個日本充滿著烏雲的面紗。
黑澤明帶來了他的《羅生門》，這部在世界電影史上留下濃墨的一筆電影，藉以一起發生在平安京的兇殺案，揭露了複雜的人性與人的黑暗。
在羅生門的故事中，黑澤明把武士「貶」為了普通人。
似乎也在暗喻著：日本人的「菊與刀」的矛盾性，一面讓他們與傳統建立聯繫，而另一面卻又讓他們不斷逃離傳統的束縛，並最終迷失在過去與未來的迷惘之中。我們到底是堅韌，還是軟弱？
1954年，武士回歸，日本進入了發展的快車道，良好的經濟環境帶來了內卷的「消費」循環。
黑澤明以分別代表「堅韌、友誼、武功、智慧、樂觀、未來，希望」的《七武士》，肯定了日本武士的回歸，民族自信心的回升。
1965年，思想危機，文化丟失，貧富差距。
黑澤明在他的《紅鬍子》中借古諷今，把思想的矛盾對準了當時與幕府時期高度重合的日本社會，揭示了在現代化發展中，那些脫離「列車」脫軌底層人物的生活困境與群體性不安。
1980年，資本燥熱，但經濟卻也初見危機端倪。
黑澤明也罕見的提出推出了他的《影子武士》——藉以日本戰國時期大名武田信玄的悲劇，直指當前日本社會潛在「盛極而衰」的風險與可能性。
遺憾的是，燈塔般的《影子武士》，在那個狂熱的年代並不被接受，投資600萬美元的成本，卻僅收穫400萬票房。「一路的高歌猛進」後徹底打戳破了這個龐大的泡沫。
日本也就此進入「失去的十年」。
當我們回顧日本的歷史，電影史，以及黑澤明的武士電影，我們能夠發現:
歷史上，日本人留著「武士」的血緣，武士」的影子在不同時代中留下他的烙印。
電影上，武士電影的類型完善與發展又再度強化了日本人對「武士」的文化認同，「忠臣藏」的故事也在還原「武士道」的過程中不斷演變並最終化成豐富的民族文化底蘊。
這使得他們勤儉，努力，堅韌，卻又矛盾，自卑，自我否定...
武士電影，就像是面鏡子，日本人藉此看到他們自己，而旁觀的人也藉此看到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