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後不久，剛剛50歲的董竹君竟收到了一張來自法院的傳票。而這張傳票的原告竟是她創辦的錦江飯店的老員工劉伯吾和已故老員工溫子研之妻王小姐。
而他們兩聯合將董竹君告上法庭的理由竟然是：董竹君謀了溫子研的財，且害了他的命。
這張傳票被送到錦江時，所有的錦江員工都近乎炸裂，他們一個個都義憤填膺地議論道：「整個錦江，誰人不知董先生對劉伯吾和溫子研恩重如山，這倒好，恩將仇報來了！」
董竹君接到傳票後整個人都懵了，良久後，她才在眾人的包圍下說了聲：「先都散了，我一個人待會兒。」
顯然，這張傳票對董竹君的打擊相當重，幾十年後，她曾在回憶錄《我的世紀裡》用「百思不解的誣告」來形容這次被告。而在提到兩名原告時，她用到的則是「視若親骨肉」。
也只有真正曾被自己付出過真心對待之人的誣告，才可以讓見過無數大風浪的董竹君如此失態。而更為重要的是，這兩個人還與董竹君生命中一個極其重要的人有關，他就是曾資助董竹君開辦錦江飯店的已犧牲義士李崇高。
李崇高本只是一名普通的革命者，他因聽過督軍夫人董竹君的出走事跡而拜訪了她。拜訪中，因為眼見董竹君正陷入困窘，他便提出拿2000大洋資助她做點生意，以擺脫目前的窘迫經濟狀態。
當時的董竹君正經歷父病、母亡、被逼債，因為出走，她還帶著四個年幼的女兒。在那種境況下，李崇高的2000元無異於雪中送炭。
可面對萍水相逢的李崇高，董竹君卻猶豫了，一來她不清楚他的真實用意，二來，處於最低谷的她也沒想好如何用這筆錢。所以，李崇高第一次上門時，董竹君並未接受他的好意。
讓董竹君下定決心接受這筆錢的，是李崇高再次造訪時的那句話，他說：「既然我已言明是『借』，你就不需有心理負擔，我相信你可以把這錢用好，你也應該去試一次。」
因為這句「試一次」，曾經有過數次成功經商經歷的董竹君終於心動了。於是，送別父親後，董竹君便接受了李崇高借出的2000元，並在之後迅速開始籌劃開辦錦江飯店。
可以說，若沒有李崇高，便沒有後來的錦江飯店，自然也沒有後來的董竹君。所以，後來即便償還了這2000元且給予了適當補償，可對於恩人李崇高，董竹君一直常懷感恩。
也正是基於這顆「感恩心」，董竹君接納了李崇高介紹來的兩名學生進入錦江工作。因為這兩名學生都自四川來，且又是李崇高介紹的，所以，董竹君一直對他們格外照顧。
最初，李崇高的意思是讓董竹君給他兩安排一個茶房的工作， 這個工作就相當於營業部店業的服務員。可董竹君卻將他們安排在了更重要的崗位，後來，她還把劉伯吾還升為了茶室副經理，而溫子研則被安排負責採購。
用今天的話講：李崇高安排的這兩個學生，都被董竹君重用了。
在那個年代，兩個窮學生能得到這般重用自然是少見的。可他們跟了董竹君後得到的，遠不止這些。
董竹君一向待人不薄，面對恩人介紹來的晚輩，她更加是寬厚仁愛有加了。為了讓他們兩在錦江有家的感覺，她將他們的衣、食、住、行、病痛到成婚，都安排得妥妥噹噹。
平日裡，只要是他們兩的事，不論是家裡的還是家外的，董竹君都會傾盡全力協助解決。
在錦江工作期間劉伯吾曾因病住院了四十天，住院期間，即便再忙，一直把他們兩當親生孩子看待的董竹君也會前往醫院看望。
後來，劉伯吾父親去世一家七口生活沒了著落，得知消息後的董竹君二話沒說籌得一筆款子給他買地了。後來，劉伯吾結婚時，董竹君又拿出了二十兩黃金為他置辦新房。
董竹君對劉、溫二人的照顧，顯然已經比普通父母為孩子做的還要多了。當時一心付出的董竹君似乎忘了「過猶不及」這句話，她並沒有意識到：恩施過重，也會滋生害，即害生於恩。
實際上，董竹君周圍的人早就已經察覺劉、溫兩人有「害生恩」的傾向，只一向待人寬厚的董竹君自己一人未察覺罷了。
董竹君自菲律賓逃難回上海後患了傷寒症，此時已離開錦江的劉、溫得知消息後火速趕來了，但他們卻並非來探病。
他們深夜造訪的目的是要跟董竹君借錢，劉伯吾一見到董竹君就急急地道：「子研想在北四川路開設紐約舞廳，缺乏資金，你可得幫幫他。」
因為董竹君正發著高燒，而且時間已經半夜兩點了，所以她的女兒夏國瑛有些不高興地說：「媽媽在發燒，時間已兩點，太晚了，你們明天再來好嗎？」
董竹君也吃力地半撐著身子道：「我現在病中，並且兩店目前自身困難很多，我怎有力量幫助他呢?」可即便董竹君話都說到這份上了，劉、溫也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肯放過董竹君，最後，見他們如此她只好面上答應了。
第二天，董竹君便撐著病體在床上寫信給幾個友人請他們借款子。夏國瑛見母親這樣忙阻止她道：「我看這幾個人未必知道好歹，媽媽你幫了他們這麼多，他們可曾感謝過你，現在又要這許多錢，我們又困難……」
董竹君聽了嘆了口氣道：「他們是李崇高介紹來的，他們要，當然要給。」夏國瑛聽到這嘀咕道：「李崇高是李崇高，他們是他們。」
很顯然，當時的夏國瑛就已經覺察到劉、溫兩人有「害生恩」的傾向，可董竹君卻還渾然不覺。
拿到董竹君給他們借來的那筆錢後，溫子研便在上海西四川路開了一個紐約舞廳，舞廳開張後生意興隆。
人都說：輕易得來的東西往往容易失去，果然，因為成功來得太容易，飄飄然的溫子研開始養起了情婦。他的妻子知道後便跑到舞廳大吵大鬧，這樣一來，興盛半年的舞廳生意便慢慢冷落下去了。
後來，因為辦舞廳欠了外債後走投無路，溫子研提筆給董竹君寫了一封絕筆信，信上說：「老師， 我已到如此地步，無法再活，請你將舞廳和我住房起頂出，由你出面和債權人清算。至於我欠你老師的部分，待下輩子變牛變馬還你。」
善良的董竹君收到信後立馬請人找回了溫子研，然後她一面將他藏在茶室樓里治病，一面請律師劉良、會計師陳力，請他們將住房留給他妻子，僅將舞廳出頂。
依法清算完後，董竹君又請債權人到「錦江」吃飯，幫助把各個債務都清算清楚了。到此，董竹君便算是為溫子研把爛攤子收拾完了。
可此時溫子研的肺病已經病入膏肓了，自知自己時日無多的他便提出要回四川老家。董竹君了解了情況後便再次給他湊了路費、藥費。回四川後不久，溫子研便辭世了。
董竹君萬萬沒想到，就在溫子研辭世後他父親剛向她道謝完不久後，她竟由溫家的恩人成了謀害溫子研的「被告」了。
董竹君成為被告後的心情真真是五味雜陳，她已經無力去找什麼證據證明自己清白了，因為這事在她眼裡真真是「百思不解」的一樁事。
因為這事對董竹君打擊很大，所以接到法院傳票後她接連幾天都把自己悶在家裡。眼看著上法庭的時間就到了，可董竹君卻沒有絲毫動靜。也是，有誰會想搜集自己沒有謀害自己視若親骨肉之人的「證據」呢？
好在，因為錦江的店員和知曉境況的友人都看不慣劉伯溫的做派，他們便主動來到董竹君家並敲開了她家的門。董竹君開門後，他們紛紛站在門口說：「你別去出庭了，我們代表你去，這些事我們都知道，我們可以代表為你作證。」
之後，在法庭上，面對溫子研寫給董竹君的絕命書、溫父寫給董竹君的感謝信和舞廳盤出、債權人分攤款子收據等鐵證，劉伯吾和溫妻終於啞口無言。
後來，被初審判敗訴的劉伯吾慫恿溫妻預備再次上訴，結果上海高級人民法院批示道：「此案證據屬實，不許再上訴。」
到此，這場誣告終於了結。
可此事雖然了結了，但董竹君心裡的膈應難受一直在。她百思不得其解：對人好，怎麼還反倒招來報應了？
直到數十年後，董竹君才從劉伯吾妻子的口中探聽到這件事的真相。劉伯吾的妻子說自己曾問丈夫：「董先生對你這樣好，你怎麼做出這種事？」劉伯吾的回答是：「董先生心軟還有錢。」
劉伯吾這句話道出了這場誣告的起因，沒錯，就是因為董竹君太過心軟。與劉、溫結識的一二十年里，她從來對他們有求必應，董竹君的這種過於心軟實際就是劉伯吾起歹心的誘因。
這種誘因的滋生在古代典籍里被稱作「伏藏」，伏藏就是表面看著是統一，而下面蘊藏著矛盾。而這些蘊藏的矛盾，往往會在合適的時機因為特殊的外界刺激而被激發。
在董竹君的這場誣告案里，這個特殊的外界刺激顯然就是溫子研死前留下的一些「不明朗」。正是這些「不明朗」讓劉伯吾覺得自己可以藉機敲詐董竹君。可能的結果他都想好了，反正再怎樣，心軟的董竹君也不會把他怎麼樣。
而一旦誣告成功，他將可以得到大筆的錢財。
劉伯吾的猜測是正確的。這場誣告後，董竹君並沒有就此事對他怎樣。她只叮囑身邊人：此事以後不要再提。
1985年，劉伯吾去世時給董竹君發來訃告，她竟因念在他曾經為錦江工作過的份上還發去了弔唁電報。
1986年初，劉伯吾妻子有事抵京前往探望董竹君，她不僅接見了劉妻，還囑咐兒子大明陪劉妻吃了便飯。
好在，此後的董竹君徹底懂了「斗米養恩人，擔米養仇人」的真正意味，後來的餘生里，她一直努力把持施恩的尺度，目的就是為了避免再次「恩生害」。
但無論曾發生過怎樣的艱難困苦，董竹君也始終未有片刻放下過「感恩」，對李崇高如此，對曾經幫助過她的其他人她也是如此。
一位名叫鄭素因的女子曾借給董竹君300元用來做其母親的安葬費和平日的生活費，後來，因生活窘迫董竹君借的這筆錢一直沒還上。鄭素因見狀竟為逼迫她還款日日對她惡言惡語，為了催款她還曾咒罵董竹君及其全家。
可即便對這樣的「恩人」，董竹君後來也傾盡全力相幫，她的女兒表達不滿時，她很不以為意地說：「孩子啊，人要懂得感恩。當年，她借錢給我時我們都不認識，這是怎樣的信任才能借出那麼多錢啊！如果沒有那300塊，我能有今天嗎？」
董竹君一生始終牢記對她有恩之人，可對於自己資助幫扶過的人，她卻轉身便忘記了。
董竹君晚年參加一次聚會時被一位將軍攔下，後來她才知道，這位就是她曾經救助過的落魄青年。此時，這個青年已成為了開國大將，這位將軍便是抗日英雄宋時輪。
後來，為了感謝董竹君當年的幫扶之恩，他送給了董竹君一件戰利品禮物：一把日本上將的指揮刀。
如宋時輪這樣曾被董竹君資助過的人有無數，大文豪郭沫若便是其中之一。
抗戰時，剛從日本回國的郭沫若面臨危險。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殺，郭沫若便一直居住在上海捷克人開的公寓里。得知消息後的董竹君擔心他被人暗害，於是為了他的飲食安全，董竹君便特地派專人每日給郭沫若一日三餐地送飯。
而這樣的幫助，一直持續了近一個半月。
後來的郭沫若曾無數次感慨，以當時的緊張局勢，若沒有董竹君的幫助，他在上海真不知道要如何才能熬下去。
後來身居高位的郭沫若曾公開稱董竹君為一飯救韓信的「漂母」，他還為此給董竹君寫詩填詞致謝，在他給董竹君的詩詞里，有一首是這樣寫的：
「患難一飯值千金，而今四海正陸沉。今有英雄起巾幗，『娜拉』行蹤素所欽。」
從郭沫若的詩詞里便可見他對董竹君的感恩之情，可事實上，相比董竹君對郭沫若的恩情，她給過劉、溫的恩情明顯要多得多。
但最終，少量的恩依舊是恩，而大量的恩卻反倒成了害了。害生恩後便是恩將仇報，這種滋味每個人都不想有，也都憎恨，可這樣的例子卻屢見不鮮。
而要避免如董竹君這種類似悲劇的發生往往只有一種法子，那就是在「防其極」，而這個「防其極」說到底便是重視前文提到的「伏藏」。具體方法便是：施恩不能過。
因為，一旦施恩過便會讓人依賴，一旦依賴，則各種不好的東西便也就滋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