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社交媒體的出現深刻影響著民眾的政治參與，議程設置、虛假新聞以及用戶群體間的代際差異與使用鴻溝，使得社交媒體易被政客利用以操縱公民政治參與，從而破壞民主本身。

正文

（一）政治傳播與社交媒體

社交媒體顛覆了傳統的信息傳播模式，以其更低的門檻、更快的速度和更為便捷的溝通反饋渠道，成為政治傳播中的重要一環，深刻影響著民眾的政治參與。當社交媒體被賦予政治傳播的目的，就會形成政治組織、利益集團、網絡公眾等共同參與塑造的一種政治新現象。

在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社交媒體的影響力開始顯現。歐巴馬通過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體上的個人帳戶，直接向選民輸出施政口號、思想和綱領，同時在社交媒體廣告上砸重金，打贏了選舉戰。如果說甘迺迪是電視時代的代表總統，那麼歐巴馬可以說是網際網路時代的代表總統。此後社交平台不斷發展成熟，更多政客也積極參與其中。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Twitter在助力川普贏得選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推特治國」成為川普的熱門標籤。川普利用推特直接輸出過火的言論，贏得了選舉的流量紅利，「政治網紅」川普成功上位。

社交媒體通過什麼方式重塑政治傳播？模因由英國生物學家理察·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提出，指的是「文化傳播或模仿的單位」。數位技術將模因引入網際網路，結合了文字、圖像和視頻，創造了一種比自然語言更有指向性和感染力的交流方式。典型的例子如2016年美國大選中大行其道的右翼政治模因「青蛙佩佩」(Pepe the Frog)。「佩佩」是一個青蛙臉和人身體的結合體，這個卡通形象來自於漫畫家馬特·富里(Matt Furie)的作品《男孩俱樂部》。「佩佩」模因傳播激活了在線右翼社區，這些社區又將「佩佩」模因擴展到了Facebook和Twitter等主流社交媒體中，形成大規模的模因傳播現象，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發揮了不可小覷的作用。

（二）社交媒體的議程設置與新聞真實

今年6月份，Facebook宣布建設2020年美國大選投票信息中心項目，還為用戶提供了停止觀看政治廣告的選項，這些舉措都劍指社交媒體對大選可能產生重大或負面影響的兩個因素：議程設置和虛假新聞。

（1）議程設置

在洛厄里和德弗勒的《大眾傳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這本書中，記錄了McCombs, M.E 和 Shaw, D.L對1968年美國總統選舉的一次調查研究，他們發現媒介也許不能決定公眾怎麼思考，但在影響公眾思考什麼這一點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這意味著媒介可以直接影響政治議程的形成。在2016年大選中，川普能逆襲的重要原因，就是人工智慧算法驅動的政治傳播。其團隊利用智能算法技術操控輿論，策動點對點的精確輿論制導，數字平台的算法邏輯下，真相被陰謀論遮蔽，選民情緒被水軍和噴子帶動，成為民粹政治動員下右翼力量的擁躉。

（2）虛假新聞

據亞洲時報的報導稱，Facebook和其他社交媒體公司預計，2020年最大的聲譽風險是圍繞美國總統大選的假新聞。社交媒體興起的另一個維度在於有了獨立於官方媒體之外的「自媒體」新聞，但辨別「自媒體」新聞與官方新聞的真實性卻不易。在政治傳播中，「真消息」與「假消息」誰可信？社交媒體在識別和阻止虛假信息方面的不足，造成「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肆意傳播，也使得社交媒體成為政治風險的策源地。

在2017年法國大選中，法國反移民的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右翼政黨利用社交媒體，通過製造和傳播虛假信息，建立起一種極端民族主義的團結假象。例如勒龐和她的網絡支持者散布假消息，聲稱馬克龍在巴哈馬擁有一個秘密銀行帳戶，此舉導致馬克龍被迫對勒龐提起誹謗訴訟。在英國，反移民的英國獨立黨（UKIP）及其追隨者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虛假信息，利用仿真的輿論蒙蔽公眾，幫助英國脫歐陣營贏得了議會投票，支持英國退出歐盟。

（三）公眾接受與數字鴻溝

除去社交媒體本身的可操縱性，用戶群體間的代際差異與使用鴻溝也在影響著公民政治的參與度。美國波士頓大學傳播學院的James Katz教授，在《網際網路使用的社會影響：上網、參與和互動》）一書提到，阻礙美國居民接觸網際網路技術的主要是心理和文化因素，而並非結構性和技術性因素。人們對於數字鴻溝不同的接入和使用情況影響著他們的政治知識，包括認知層面的政治知識、政治態度還有行為層面的政治行為，不同的群體被社交媒體言論煽動的程度不同。浙大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的韋路教授利用2008-2009美國總統選舉研究（ANES）縱向調查的數據驗證了三個假設，得到如下結果：

（1）用戶的接入差異已經不是很明顯，但使用差異仍然非常明顯。在其人口變量組研究中，教育程度、性別與年齡這些顯著的預測變量數據，表明了人們即使有著同樣的網際網路接入並不意味著以同樣的方式使用網際網路。

（2）網絡上的使用差異比傳統媒體的更大。傳統媒體往往具有一種新聞內容的偏向，而網絡更多偏向娛樂，這導致社會不同經濟地位的群體，在使用傳統媒體時呈現出來的差異不是特別大，但網絡的異質性與開放性，導致網絡的使用與人們的社會經濟地位關係更加密切，繼而加大網絡使用的差異。

（3）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對網絡使用的差異大，這帶來更大的知識鴻溝，繼而加深政治立場的對立影響選情。一般來說，低學歷的網際網路使用者在政治上容易被煽動。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意見波動比較大、沒有高中文憑的選民投票中，川普領先51％，而高等教育支持者中，希拉蕊有絕對優勢。

（四）總結

在政治傳播的語境下，社交媒體帶來了大量「真相遊戲」、民主退步、政治極化等不確定風險。社交媒體雖提供了更加方便的民意表達渠道，但在部分政客手中，社交媒體被用作數字時代的「生化武器」，從而破壞民主本身。針對這種現象，8月12日，美國科技巨頭Facebook、Twitter和Google等就2020總統大選發表聯合聲明，定期會面並表示在2020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DNC)和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RNC)之前，密切關注各自平台上的信息流動。據悉，DNC將於本周（8月17日至8月20日）舉行，而RNC則定於下周（8月24日至27日）舉行。

參考文獻：

[1]全燕.政治傳播語境下的社交媒體奇觀及其風險症候[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0,42(06):147-150.

[2]王希.川普為何當選?——對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歷史反思[J].美國研究,2017,31(03):9-29+5.

[3]金兼斌,James Katz,楊虹艷,楊穎.社交媒體影響社會和政治運作的方式和邏輯——美國知名新興媒體研究專家James Katz教授訪談錄[J].全球傳媒學刊,2018,5(02):104-115.

[4](美)洛厄里,(美)德弗勒,劉海龍譯.大眾傳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5] Some British politicians have a skewed idea of how the top EU officials come to power-here is how it happens.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is-the-eu-undemocratic-2016-3

[6] Islamophobic U.S.megadonor fuels German far-right party with viral fake news.

https://theintercept.com/2017/09/22/german-election-afd-gatestone-institute/

[7]韋路,張明新.數字鴻溝、知識溝和政治參與[J].新聞與傳播評論,2007(Z1):143-155+210+221.

[8] Reality Check: Who voted for Donald Trump?

https://www.bbc.com/news/election-us-2016-37922587

本文作者：彭聰

原文摘自《人工智慧資訊周報》總第91期，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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