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5日，一段視頻引起了全美的轟動：黑人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 被白人警官德雷克·肖萬(Derik Chauvin) 用膝蓋壓制脖子在地長達8分46秒，並最終導致死亡。在這段過程中，弗洛伊德被壓制在地時「我無法呼吸」的痛苦呼喊， 警官肖萬冷漠無視的表情，以及最終弗洛伊德閉上的雙眼的場景，無一不讓觀看者看後感到震驚和寒顫。而就在2個月前的路易威爾，一名26歲的黑人女性因被警察懷疑藏毒而被槍殺在家中，但是最後在她家中並未發現任何毒品。在2月，喬治亞州另一名黑人男性在慢跑時被一位退休的白人警察殺害，只因警察懷疑他是一名竊賊。
最近幾起無辜黑人被警察殘忍殺害的事件，以及歷年來無數此類事件，點燃了全美乃至全世界群眾的憤怒。抗議者們在全美共50個州舉行自發和平遊行來抗議警察暴力，種族主義，呼喊著「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議在有些地區甚至演變成了暴力搶砸商鋪的行為。
弗洛伊德之死促使了全美對於種族主義和執法機構的討論。如果想要理解此次事件在美國引起如此大反響的原因，了解美國警察暴力的根源和影響就尤其重要。本文將介紹「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的發端，分析警察暴力的源頭，和警察暴力對於社會和政治的影響。
「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和系統性種族歧視
在2012年，一名黑人少年帶著帽子走在回家的路上時遭到了一名白人警察的懷疑。儘管黑人少年身上沒有任何武裝，可是這名白人警官卻將他槍殺。在一年後，這名警察卻被無罪釋放，因為法院判定開槍是他在感到危險時的自我防衛。許多黑人對法院的判決感到憤怒和失望，一位黑人女性在臉書上創建了#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話題來表達對警察暴力的抗議。但是直到2014年，在弗格森警察暴力事件發生後，這個話題才得到了更多人的關注並演變成為了一場全國範圍的民權運動。在密蘇里州的弗格森市，18歲的黑人青年麥克·布朗（Michael Brown）被警官殘忍地槍殺，而當地法院卻決定不起訴這位警察。弗格森市爆發了大規模抗議活動，儘管絕大多數是和平抗議，但是警察卻選擇使用武器來鎮壓抗議者。在弗格森抗議者和警察之間激烈的衝突也讓「黑人的命也是命」開始得到全國性的關注。
「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在社交媒體上傳播公眾意識，並運用社交媒體為媒介在全國組織遊行。「黑人的命也是命」也從一個話題演變為了一場抗議種族主義的社會運動。「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不僅是為了反抗刑事司法系統中制度性種族歧視，更是為了抵抗對於黑人生命的貶低和非人化。
系統性種族歧視（systemic racism）遍布在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系統性種族歧視是由文化、歷史、政策和制度的相互作用帶來的，而系統性種族歧視帶來的差別又用來辯解對於少數族裔的持續性壓迫。舉例來講，黑人被關入監獄監獄的機率是白人的5倍。如果人們只停留在這個數字本身，他們得出的結論可能就是黑人犯罪率高、黑人就是天生的犯罪等結論，從而解釋警察對於黑人持續的暴行。事實上，黑人不成比例高的被關押率是由多重壓迫性系統相互交叉的結果。聯邦政府政府在近50年來為了降低犯罪率，不僅加大了犯罪懲罰力度，而且發起了「犯罪戰爭」「毒品戰爭」等全國運動。州政府為了遵守聯邦政府提出的打擊犯罪的目標，許多州的警察部門頒布了「停下並搜身」（stop and frisk）政策，而這個政策允許警察任意地攔下任何他們覺得可疑的人物並進行搜身。加上在美國社會根深蒂固種族偏見和不成比例的黑人囚犯率，警察更有可能攔截下黑人並對其治罪。經濟方面的系統性種族歧視，讓黑人更難脫離貧困、擁有住房、找工作，因此也導致他們更有可能實施犯罪。而當黑人更有可能被囚禁在監獄，他們即使刑滿出獄後也很難找到工作、接受教育，擺脫貧困，所以他們的下一代也將無可奈何地陷入到如此的循環中。這個過程被稱為「社會再生產」(social reproduction)，白人社會通過「社會再生產」持續對於有色人種一代又一代的壓迫。
制度性種族歧視在刑事司法系統中尤其明顯。在一份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的研究中發現黑人男性被警察殺死的可能性是白人男性的2.5倍。在每1000個黑人男性中就有1人會死於警察之手。一份2018年的研究指出，黑人男性以輕罪被逮捕的可能性是白人男性的兩倍。儘管差不多同樣比例的黑人和白人男性吸食大麻，黑人男性因持有大麻而被逮捕的可能性是白人男性的3.5倍。
警察暴力直觀地體現了黑人是如何被在刑事司法系統被針對的。儘管每次在警察暴力事件發生後，警察支持者最常見的辯護理由就是這些警察是「壞蘋果」（bad apples），代表此類事件只是因為種族主義的「壞警察」而引起的特例。實際上，不管個人層面的偏見，執法機構組織上的系統性種族歧視導致了警察暴力的模式。在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市，儘管只有28%的居民是黑人，警察使用暴力時超過一半時間都是針對黑人。同樣地，在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頓市，儘管黑人只占總人口的22%，在警察使用暴力的事件當中，61%的情況是針對黑人，而且在該市63%關於警察的投訴都是來自於黑人。
諸多類似研究結果都指向了一個同樣的結論：美國警察不成比例地對黑人行使暴力。儘管在個人層面的偏見和刻板印象固然是每次暴行的導火索，刑事司法系統性的問題從根本上促使了警察對於少數族裔的暴力事件，而此類事件又暴露了更大層面的執法部門、國家政策、和法律上的結構性問題。執法機構暴力且帶有種族主義的職業和組織性文化、軍事化設備在日常執法時的廣泛使用、和法律上的缺憾都促使了帶有種族傾向性的暴力。
警察暴力的根源
執法機構的職業和組織性文化
警察的職業文化和各個警察部門的組織性文化是促使警察針對有色人種過度使用暴力的原因之一。
警察這個職業本身有著帶有暴力偏向性的文化。警察在訓練和每日工作中形成了獨有於這個職業的「工作特性」（working personality），而危險和權威是工作特性中最重要的兩個關鍵詞。警察在訓練中被教導視萬事為潛在的危險，從而使暴力成為警察們第一時間的自然反應。平均下來，在警察訓練中，有70個小時是槍械訓練，60個小時是自衛訓練，而只有43個小時訓練社區執勤方法例如衝突調停、人際交流、和種族包容性。這個職業的特殊性也要求警察們警覺身邊任何潛在的威脅，因此警察比常人更多疑。例如在2012年起始「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警察暴力案件中，那位白人警察就是因警惕導致的過度反應，從而選擇槍殺並未表現出危險舉動的黑人少年。
保持權威也是警察工作特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警察通過介入民眾的日常生活（例如開罰單、維持公共秩序、搜查住宅）建立了一種凌駕於他人的權威。因此即使是在和非犯罪的一般群眾打交道時，他們也習慣性地帶著工作特性中的的權威來審視群眾。而這種權威也給了警察們高人一等的心理認知，從而使他們在無法維持支配局面時不得不運用所有可以維持權威的手段，其中就包括暴力。在弗洛伊德事件中，當弗洛伊德拒絕上警車後，警察肖萬為了展現權威和控制採用了鎖喉。在這個事例中，權威被具象化地體現：肖萬高高地跪在弗洛伊德的脖子上來壓制他的活動。而至於為什麼警察選擇懷疑一名黑人少年，和為什麼肖萬需要用高強度的武力來鎮壓只是用了假鈔的弗洛伊德，每個警察部門特有的組織性文化富有很大責任。
組織性文化的代表學者愛倫·施金（Edgar Schein）是這樣定義組織文化的：「一個群體在適應外部環境和進行內部整合時，在不斷解決各種問題的過程中所獲得的、為所有成員所認同的一套基本假設，這些假設已經在實踐中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而傳授給每位新成員。最後這種假設變得根深蒂固，滲入員工的潛意識中，後來每一位新員工經過耳濡目染就會被潛移默化。」區別於職業文化，組織性文化並不是紮根在警察這個職業本身。相反，每個地區的警察部門都有著不同的組織性文化，而有些部門的組織文化格外縱容了針對有色人種的暴力。
例如，洛杉磯警察局的組織文化包容甚至鼓勵了帶有種族主義的言論。在一份記錄洛杉磯警察之間的MDT通訊信息(一種警察在日常執勤中的交流渠道)的報告中發現大量對於少數群體的種族歧視語言，並且很多時候這些仇恨言論的製造者是上級警察官們本人。這樣的組織文化合理化、正常化了對於有色人種的歧視和暴力。
在布朗被殺的密蘇里州，警察部門的組織文化更是公然地惡意針對黑人。聖路易斯縣的一名警察中尉在出巡中公然下令「今天是黑人日」「讓監獄更加有色彩」等極其針對有色人種的話語。儘管此次巡邏只是一次對於購物中心已及其周邊區域的照常巡邏，這位警察在巡查前就已經決定他們今天要逮捕黑人。這位警察中尉能夠在工作中毫無顧忌地說出這樣的話就指向了默許了種族主義的組織性文化。在由這樣的警察帶領下，一個警察部門的組織文化更是公開地將種族主義融入到每日的工作中。
執法機關軍事化
軍事化指的是一個組織接受軍方運行模式和價值觀的過程。執法機構軍事化最直觀的體現是軍事裝備的獲取。在1997年，國會通過了「項目1003」使軍方可以把多餘的軍事設備免費轉讓給地方執法機構。僅在2014年一年，執法部門就通過項目1003獲得了價值超過10億美元的軍事裝備。執法機構獲取軍事武器的便捷更是增強了本就存在於職業和組織文化中的暴力。
更讓人擔憂的是軍事設備在日常執法中的廣泛使用。項目1003的目的是為了打擊境內恐怖主義而誕生的，所以軍事武器本應在高危情況下（例如營救人質時）使用。但是隨著尼克森總統宣布的毒品戰爭（War on Drugs）和在911後誕生的反恐戰爭(War on Terror)，讓軍事設備的使用逐漸日常化。在執行街道巡邏，緝毒搜查，維護公共秩序等日常任務中，隨處可見穿著軍裝並配備全自動化軍事武器的警察。
警察們的自我認知也在軍事化設備的日常使用中產生了潛移默化的變化。軍人和警察的職責相差甚遠：軍人是負責保家衛國，而警察是維護內部秩序。軍隊和軍事武器是為了保護國民來自敵人的攻擊，所以軍人被訓練為無畏且好戰才能在戰爭中最有效地打擊敵人。但是警察的職責是面對公眾、調停衝突、維持秩序。所以執法機構軍事化只是助長了警察沒有必要的好鬥性和多餘的暴力。
執法機構軍事化的程度在鎮壓弗格森抗議時被直觀地展示給了全美民眾。在布朗被槍殺後，群眾在弗格森舉行了和平的抗議集會。但是迎接手無寸鐵的抗議者們的是穿著全副軍事化設備的警察和催淚彈。當執法機構把本應用於對抗外部威脅的軍事設備用於鎮壓日常的境內活動時，警察在無形中和民眾樹立了敵對關係，尤其是在抗議密集的低收入有色人種社區。
法律的缺憾
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司法機構不但沒能從法律層面監督警察武力的使用，而且從根本上縱容甚至包庇了警察暴力。作為為政府工作的職員，警察們在法律層面享有「有限制的赦免權」。在1982年，美國最高法院在Harlow v. Fitzgerald訴訟中正式創立了有限制的赦免權，其目的是為了防止政府職員在執行工作時被訴訟。有限制的赦免權的最重要的評判條件是政府職員是否違反了「已確立的法律」（clearly established law），如果在事件發生時沒有違反已確立的法律，該政府職員的行為則會被認定為是合理的。
然而最高法院從未準確定義過「已確立的法律」，導致了下級法院在審判中通常教條式地定義「已確立的法律」。一般只有在該下級法院管轄權中有相似起訴的先前判例時，法院才會判定被告違反了「已確立的法律」。但在實際情況中，「有限制的赦免權」幾乎為「絕對的赦免權」因為原告很難找到足夠相近的起訴和成功的先前判例，因此極少部分行使暴力的警察最終會被起訴和定罪。例如在2017年美國第三聯邦上訴法院的一起訴訟警察的案例中，原告被警察壓制在柱子上以阻止她錄製警察逮捕抗議者的過程。法院同意這名警察違反了原告在公共場合錄製警察活動的憲法權利，但是最終卻沒有起訴他。法院的理由是在事件發生當時並沒有阻止這名警察行為的「已確立的法律」，並且第三聯邦上訴法院也沒有過與此案情況類似的先前判決。儘管在別的地區的聯邦法院有過認證公民錄製警察權的先前判例，第三聯邦法院採用了教條式的對於「已確立法律」的理解，並表示巡迴法院並沒有在此形成共識。
在審理涉及警察暴力的訴訟時，法院同樣要考慮警察武力的合理性。因為憲法第四修正案規定: 「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財產不受無理搜查和扣押的權利，不得侵犯」。但是最高法院同樣沒有準確定義什麼是「無理搜查和扣押」。所以缺乏一個統一的武力使用合理性的標準，導致了各地警察局對於合理性的定義有著很大出入。在對美國75個大城市的警察局政策進行調查後，研究者們發現只有17%的政策要求警察們使用和反抗力量成正比的武力，並且只有31%的政策要求警察在使用致死措施前採用所有其他的解決方式。而聯邦法院在審判警察暴力案件時，不但沒有詳細憲法中武力合理性的定義，反而採用了當地警察局政策來評判警察暴力是否違反第四修正案。因此司法機構縱容警察們凌駕於法律之上、導致了執法機構問責性的缺失。
因為問責性的缺乏，極少的警察需要為自己的暴行付出代價。絕大多數警察暴力事件中的警察都被無罪釋放，或是壓根沒有被起訴過。儘管他們奪取了無辜的人的生命，等待他們的最多是開除或是調任。根據華盛頓郵報的調查數據，從2005年起至2015年，儘管有成百上千的人死於警察槍擊事件，只有54名警察被指控。即使被起訴的事件通常都是最極端的例子（沒有武裝的受害者，圍觀者拍攝了影像證據，警察同事的證詞），絕大多數被起訴的警察都沒有被定罪。在11名被定罪的警察里，他們的量刑平均為4年，而有些甚至只有幾周。
警察暴力的影響
對於民意的影響
警察暴力最直接的社會影響就是促使了「黑人們也是命」運動的誕生。隨著「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帶來的全國影響，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意識到執法機構中針對有色人種的過度暴力。美國民眾對於警察的信任也因頻發的警察暴力事件驟減。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6月進行的民調，美國人民對於警察完成他們職責的信心比起2016年有著顯著下降。尤其在警察是否「使用適當的武力」「平等對待每個種族」和「讓警察為不端行為負責」這三個問題中，超過六成的美國人對警察的表現有著負面評價，比起2016年增長了一成。
隨著更多美國人意識到警察針對有色人種暴力的嚴重性和普遍性，「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支持率也在幾年內大幅上升。在2014年布朗被警察槍殺事件發生後，只有33%的美國人認為警察更有可能對黑人過度使用暴力，然而在2020年弗洛伊德之死後這個數字上升到了57%。同樣，在2018年1月份時，反對「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的註冊選民比支持的選民多；而如今支持這個運動的註冊選民比反對者多了26%。有越來越多的選民認為進行改革執法機構刻不容緩。全美66%的美國人認為需要增強警方的問責性，其中包括將近84%的民主黨選民。
今年在弗洛伊德死後，全美50個州都爆發了「黑人的命也是命」遊行抗議活動。主流媒體和企業也開始承認「黑人的命也是命」為一個正當且必要的民權運動。此次事件不僅使警察暴力受到關注，抗議者們也讓於更大程度上的系統性種族歧視得到了社會關注。在一份蒙莫斯大學的民意調查中發現，71%的美國白人，認為種族主義是一個美國社會中嚴重的問題。此次事件增加了社會對於種族和種族主義的討論，讓更多白人意識到自己特權的同時，也促進了不同種族之間更加坦率的溝通。
政治影響
國會兩黨在弗洛伊德事件後也表明了他們對於警察暴力的態度。一向持保守立場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在弗洛伊德事件後表示應該保護非裔美國人並傾聽他們的訴求。而民主黨甚至直接用行動譴責了警察暴力。在6月8日，在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的帶領下，近20名民主黨參議員和眾議員單膝下跪了8分46秒來悼念弗洛伊德。單膝下跪是在近期遊行中一種常見的抗議警察暴力的方式，但是不少抗議者認為民主黨此舉只是政治作秀，並不能帶來有意義的政治改革。
兩黨也難得地在對於警察改革的必要性上達成了共識，但是對於改革方法有著極大分歧。民主黨在參議院反對了共和黨的警察改革提案，其中包括增加隨身錄像機、在訓練中增加衝突解決課程、提高警察錄用標準等改革措施。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批評參議院共和黨的改革方案為「非常不充分」;美國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查克·舒默也批評共和黨的方案「不足夠解決當前的現狀。」在眾議院，民主黨議員們提出了2020執法公正法案（Justice in Policing Act of 2020），其中包含了限制「有權利的赦免權」、禁止鎖喉的使用、減低調查警察不端行為的標準、創立全國警察不端行為的資料庫等。儘管執法公正法案已經在民主黨占領的眾議院通過，但是此法案在共和黨占多數的參議院通過的可能甚微。
在即將到來的2020年總統大選中，解決警察暴力也將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但是川普從上任之初就持續表達著對於警察的支持。儘管他簽署了一個能夠帶來輕微改革的行政命令，他對於系統性改革和抗議行為非常不屑一顧。在弗洛伊德事件發生後，他聲明「壞警察是極少數，」以及「絕大部分的警察都是無私且勇敢的人民公僕。」在全國抗議活動大規模爆發後， 他在推特三番五次地呼喊「法律和秩序」（Law&Order），並將抗議者們視為境內恐怖分子。
儘管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的警察改革提案也同樣遭人詬病，但是他的改革提案中包括了許多抗議者們呼籲的方案。他的提案包括禁止鎖喉的使用、去軍事化地方警察局、創立全國警察武力使用準則等。但是拜登提出的增加3億元在社區警察訓練的提案和抗議者們呼籲的減少警察部門預算背道而馳。
民眾對於警察改革的態度將如何具體地反應到11月的選票上還不得而知。參加抗議遊行的主要人群—年輕人和少數人種—本來就不是川普的目標選民。可以確定的是，弗洛伊德事件後，川普的支持率在他的目標選民中也有所下滑。川普在無黨派人士中的支持率從40%下降到僅僅30%，在白人基督徒中支持率下滑了11%，在老人中下降了17%。但是在距離大選還有4個月時，還不能確定此次弗洛伊德事件到時候還會不會持續對川普的目標選民產生影響。
結語
此次弗洛伊德之死重新點燃了沉寂許久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黑人的命也是命」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抗議針對於黑人的警察暴力，以及更大程度上的刑事司法機構的系統性種族歧視。
警察針對少數族裔的暴力主要來源於三個方面：職業和組織性文化、執法機構軍事化和法律的庇護。警察獨有的工作特性要求他們時刻保持警惕和權威，因此導致他們更偏向於暴力解決問題。與此同時，很多警察局不良的組織性文化包容和正常化了在工作中針對黑人的種族歧視。執法機構獲取軍事裝備的便捷更是助長了已經存在的暴力，這些軍事裝備在執勤任務時的日常使用也樹立了警察和少數族裔社區之間的敵對情緒。法律本應用來監管警察對於民眾的過度暴力，但是在「有限制的赦免權」和包庇性的法院判決下，警察幾乎從未為自己的暴行負責過。
儘管大多數美國白人都被此次事件中警察暴力的嚴重性所震驚，這卻是住在低收入社區的非裔美國人每天面臨的常態。弗洛伊德死後在全美爆發的遊行抗議活動已經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民權抗議，讓更多美國人和政客意識到了執法機構的改革必要性和緊迫性。
弗洛伊德之死用最直接和不幸的方法揭露了美國刑事司法系統性問題的冰山一角。黑人社區長久以來被執法和司法機構所針對，歷年來頻發的抗議遊行活動也還未能帶來任何有成效的改變。僅僅是表面為了安撫民眾的政策改革遠不能解決問題。如果想要真正杜絕警察暴力，則必須通過政策和法理上的改變來解決源頭性的問題。只有當法律要求警察需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時，只有當警察部門本身不再製造種族主義的組織性文化時，有色人種才能看到改革的希望。
作者：高一可 海國圖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審校：葛健豪 海國圖智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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