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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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駕崩，皇四子胤禛幸運地即位。他要在廟號上拔高父功，以示最大的感謝.
他在第一時間想到了在康熙的廟號上做文章：改宗為祖。
《孔子家語·廟制》記載：「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
祖功宗德，是漢高祖以降的中國皇帝擬定廟號的既定法則。這個規矩，不是清朝的祖制，而是中華帝王史近兩千年的承襲。王朝尊始祖或開國之君為祖，歌頌他們的開創之功。其後有德之君則尊為宗。太宗皇太極於崇德元年四月改汗稱帝，將其父努爾哈赤尊為太祖。順治五年十一月戊辰，福臨祀天於圜丘，以太祖武皇帝配，追尊太祖以上四世：高祖孟特穆為肇祖原皇帝，曾祖福滿為興祖直皇帝，祖父覺昌安為景祖翼皇帝，父親塔克世為顯祖宣皇帝。
康熙是清朝立國第四任君王，也是入關的第二任皇帝。其祖皇太極坐了太祖留下的汗位，只稱太宗。其父順治入主中原，有經略中原、開疆拓土之功，稱世祖不勉強。他沖齡踐祚，在位時間長，史無前例，但不論怎麼長，也是承統而非開國。
胤禛卻要學其父將自己的父親尊為祖，是孝心，是感激，亦不免有點過分的頌揚。
雍正承認，乃父循例「祖有功而宗有德」得為宗，但他要一破祖功宗德的規矩。開國已有五祖，加上雍正祖父世祖，已是六祖。然雍正說：「我皇考鴻猷駿烈，冠古轢今，拓宇開疆，極於無外，且六十餘年手定太平，德洋恩溥，萬國來王。論繼統則為守成，論勳業實為開創。朕意宜崇祖號，方符豐功。」（《清世宗實錄》卷一）
新任最高領導人定了調子，王公大臣再要按儒家道統說反對也枉然，只能腦洞大開地給新皇搬出了改宗為祖的種種理由，稱：「惟聖字可以讚揚大行皇帝之峻德，惟祖號可以顯彰大行皇帝之隆功！」
峻德，隆功，大家對於尊康熙為聖祖，達成共識，也有一定的道理：
一、康熙平定三藩，徹底解決了平西王、平南王、靖南王三大異姓王世系坐大，避免了藩王割據、國家分裂甚至亡國的危險。
沖齡踐祚的玄燁，雖然幸運地接過了一個偌大的疆域，但是也承繼了世祖留下的三藩大麻煩。三藩之主，是前明投降過來的貳臣，他們在新朝居功驕縱，割據藩地，擁有過大的兵權、財權和地方政治影響力，成為了足以與朝廷分庭抗禮的藩王。他們隨時都可以成為顛覆清王朝的巨能量炸彈！
康熙帝歷時艱難的八年，傾盡全力，最後解決的三藩問題。《清史稿·聖祖本紀》稱讚他：「經文緯武，寰宇一統，雖曰守成，實同開創焉。」歷史大家呂思勉也說：當三藩平後，國內已無戰事，政治亦頗清明，百姓就得以休養生息。
二、康熙派軍進剿盤踞海外反清的鄭氏政權，成功收復台灣，在台灣設府縣，實現了實質性的中央對台灣的管轄，同時促進了台灣的經濟文化發展。
三、康熙驅逐沙俄，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規定以額爾古納河—格爾必齊河—外興安嶺為中俄兩國東段邊界，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和烏蘇里江以東地區均為清朝領土。
四、康熙三征準噶爾，將漠北喀爾喀地區納入清朝版圖，鞏固了對蒙古的統治；同時護送六世達賴進藏，將準噶爾勢力趕出了西藏，分兵駐藏，開始了對藏區的實際控制。
質言之，康熙是有國土開拓之巨功，稱祖亦無可厚非。
雍正之所以要以最高標準，破天荒地為康熙加冕了一頂高帽子，也是彰顯自己的孝順，彰顯自己成為承繼大統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他即位後，逐漸翦除來自皇家內部及自己陣營的異己分子，但民間卻流播著種種對其非常不利的謠諑。雍正六年發生的靖州士子曾靜派人持信遊說繼年羹堯之後掌控西北大軍的川陝總督岳鍾琪造反一案，其中就有兩條直指雍正「弒兄屠弟，謀父逼母」的罪狀，「天震地怒，鬼哭狼嚎」（《大義覺迷錄》卷一）。雖然雍正最後一反常態地赦免了曾靜，但對其所指責的悖逆倫常諸事並未無所謂，而是親自辯護，自證清白，稱這些純粹子虛烏有：「朕之心可以對上天，可以對皇考，可以共白於天下之億萬臣民」；同時，為了讓天下人勇於改過「自新」，在上諭中所說：「朕赦曾靜，正欲使天下之人，知朕於改過之不罪，相率而趨於自新之一途。」
雍正給曾靜自新的機會，也是給自己自新的機會。
所以，他再三說：「皇考付託神器至重，思欲仰副皇考知人之明。」（《清世宗實錄》卷四）心裡還是喜滋滋的！他狂喜之後高歌：「大行皇帝廟號曰聖祖，既表尊親之大義，當施逮下之洪恩！於戲，帝德難名，固揄揚之莫罄，聖功丕顯，期昭示於無窮。」
雖然雍正給康熙戴上聖祖的高帽子，是在曾靜一案之前，但雍正勢必早早地為自己的繼承正統論有著充足的準備。因為他的對手，已在他登基之前就以真實的、強勁地、猛烈地存在。
雍正死後，繼立的乾隆帝雖然贊同給康熙聖祖的尊號，卻很快下令對雍正大罪而厚待的曾靜殺千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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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的廟號既定，是為聖祖。大家便積極地議尊諡，引經據典：「謹按《傳》云：為人君，止於仁。《禮運》曰：『仁者，義之本，順之體也。得之者尊。』《說文》云：『在天為元，在人為仁，故《易》曰，元者善之長，仁者德之首。』大行皇帝體元立政，茂育群生，以義制事，綏安兆姓。史稱帝堯，其仁如天，惟大行皇帝實與並之。」（《清世宗實錄》卷一）
在雍正的指導主持下，康熙被拔至堯帝的高度。
康熙順理成章地成了聖祖仁皇帝。
仁，似乎很貼切。
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韃靼旅行記》說：康熙巡幸親切地接近老百姓，讓所有人都能看見自己，像在京師一樣，諭令衛兵們不許阻止百姓靠近。他盡力撤去一切尊嚴的誇飾，讓百姓靠近，以此向臣民展示祖先傳下來的樸質精神。
遠在亞歐大陸西端的法蘭西大思想家伏爾泰，在他代表性的歷史著作《路易十四時代》中說：「北京的耶穌會教士，由於精通曆算而博得康熙皇帝的歡心，以致這位以善良仁慈、行高德美而馳名遐邇的君主，准許他們在中國傳教，並公開講授基督教義。」
這位堪稱「歐洲良心」的啟蒙運動旗手，對康熙之仁，極口讚賞。他對康熙的了解，得益於本國傳教士白晉的解釋。
白晉是康熙的幾何學和算術老師，曾建議建成帶有皇家科學院性質的蒙養齋。他頌揚康熙具備天下所有人的優點，在全世界的君主中，應列為第一等的英主。
中國第一幅繪有經緯網的全國地圖《皇輿全覽圖》，就是康熙四十七年「諭傳教士分赴內蒙古各部、中國各省，遍覽山水城廓，用西學量法，繪畫地圖。並諭部臣，選派幹員，隨往照料。一併各省督撫將軍，札行各地方官，供應一切需要」(《正教奉褒》)，歷時九年完成。李約瑟稱：這「是亞洲當時所有地圖中最好的一份。而且比當時的所有歐洲地圖都更好、更精確」。
這是康熙任命有耶穌會的歐洲傳教士白晉、雷孝思、馬國賢、杜德美及中國學者何國棟、索柱、白映棠、貢額、明安圖等十餘人完成的大成果。
中西合作，這就是典範。
康熙之仁，充滿了開放情懷。
被西方史家譽為足以與同時代的俄國彼得大帝、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相媲美的康熙皇帝，儼然不再是那個冷眼看天下的霸王。
人們似乎忽略了他最複雜的政治統治和帝王心術，忘記了他在死前弄出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別有用心。
他曾警示群臣：「若等勢重於四輔臣乎？我欲去之，則盡去之！」（李光地《榕村語錄續集》卷十四）始終將皇帝的威權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即便大學士也不要奢望分割一點軍政大權。
他說：「今天下大小事務皆朕一人親理，無可旁貸，若將要務分任於人則斷不可行，所以無論巨細，朕必躬自斷制。」（《清聖祖實錄》卷二百八十四）
這樣一個超級權力控，在晚年鬱悶諸皇子明爭暗鬥，而倦怠政務，放任貪腐，導致吏治敗壞。
康熙四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左副都御史祖允圖疏參戶部收購草豆舞弊。刑部審察發現銀堂官希福納、司官根泰等一百十二人，共貪污吞蝕銀六十四萬餘兩。康熙的處理是，僅把希福納革職；得銀堂司官限期交還，免其議處。
一個震撼朝野、轟動全國、影響後世的戶部窩案，如果放在雍正朝必然被凌遲者、斬決者、謫戍者甚至腰斬者不少，但是聖明的康熙帝彰顯了特別的寬仁。
「聖」與「仁」，是一種優秀品德，但從康熙晚年十多年的官場現形來看，不啻於對其糊塗政治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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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晚年傷痛諸子鬩牆而心神不寧，但他在統治中期借力打力縱容了不少腐敗。
生於清乾隆四十一年的第八代禮親王昭槤，在《嘯亭雜錄》卷一中特辟一節寫康熙的所謂寬仁：
「仁皇天資純厚，遇事優容，每以寬大為政，不事溪刻。……枉法諸臣，苟可宥者必寬縱之。如明相雖貪擅，上念籌畫三逆之功，時加警策，終未置之極典。徐健庵乾學昆仲與高江村比昵，時有『九天供賦歸東海，萬國金珠獻淡人』之謠，上知之，惟奪其官而已。」
昭槤是清朝宗室著名毒舌，雖被削去王爵，自稱文藝自娛而不過問政治，但他敢說他人不敢說的，如文武官員的貪虐、驕淫、怯懦、自私、阿諛逢迎和勾心鬥角等官場甚至宮廷醜聞。
明珠是康熙撤藩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康熙十六年以吏部尚書拜武英殿大學士。他表面為人謙和，樂善好施，實際利用康熙的信任排斥異己，貪污納賄，與保和殿大學士索額圖各成一黨，結納親信，相互傾軋，弄得康熙中期烏煙瘴氣。
御史郭琇劾疏列舉明珠八大罪狀，直指他及其親信大學士余國柱在內閣攬權亂政：「凡閣中票擬，俱由明珠指麾，輕重任意。余國柱承其風旨，即有舛錯，同官莫敢駁正。皇上聖明，時有詰責，乃漫無省改。即如御史陳紫芝參劾湖廣巡撫張汧疏內，並請議處保舉之員，皇上面諭九卿，應一體嚴加議處，乃票擬竟不之及……明珠凡奉諭旨，或稱其賢，則向彼雲『由我力薦』，或稱其不善，則向彼云：『上意不喜，吾當從容挽救。』且任意增添，以市恩立威，因而結黨群心，挾取貨賄。至於每日啟奏畢，出中左門，滿漢部院諸臣及其腹心，拱立以待，皆密語移時。上意無不宣露，部院衙門稍有關係之事，必請命而行。」（《清史列傳·明珠傳》）
但是，康熙只給了他一個朋黨之罪革職，不久帶著他西征噶爾丹，讓他恢復原職。
徐乾學和高士奇，曾是明珠的親密戰友，入承儤直成為康熙的新寵。他們為康熙過分喜愛，先是助力明珠扳倒索額圖，繼而成為康熙罷黜明珠的聯繫人。
他們扮演著康熙的機要秘書兼高級顧問的重要政治角色，權勢不輸於大學士。新任左都御史郭琇彈劾他們「欺君滅法，背公行私」，「豺狼其性，蛇蠍其心，鬼蜮其形。畏勢者既觀望而不敢言，趨利者復擁戴而不可言」，種種不法都是「罪之可誅者」。（《清史列傳·高士奇傳》）
左副都御史許三禮也彈劾徐、高結為姻親，招搖納賄。但，康熙一直袒護，最後迫於群情洶洶，將他們革職，卻命繼續編纂文史。
昭槤直言不諱地揭露「枉法諸臣」，都是康熙明確權力意志的政治推手，或是修史標榜滿清正統的學術搶手。康熙回報他們以暫時或者長期的寬仁甚至放任。
高士奇原本一個潦倒文人，得幸索額圖與明珠推薦，成為皇帝的最愛。他常侍康熙左右，回家便高價兜售主子的機密，以致他一個正四品的少詹事權勢赫奕，包括權相明珠在內的大小官員競相奔走其門，趨奉前後。
高士奇這樣嚴重亂法的投機文人，一旦得勢出行是氣派的儀仗隊，甚至以「八騶」僭越「非王公不設騶馬」禮制。康熙不以為然，而是開導言官們不要見怪。
一個皇帝，對於天下百姓廣施仁政，則為聖德之君。但對於那暗結黨羽、自立門戶、招權攬事、夤緣索賄的高士奇們一再寬仁，那就是別有用心、縱容不法。
雍正尊康熙諡曰仁皇帝，既是對他以仁孝治天下的表彰，又潛在地對其寬仁亂朝政的諷刺，諷刺康熙不像他寵待大臣有政治底線。昭槤為他做了巧妙聰明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