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華師政治學社
導讀：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在全球的造成了大範圍的傳播與流行，如今仍未結束。其影響之一，便是逆全球化的抬頭。在這個病毒的全球時刻，我們重新燃起對人類社會全球化的思考：這次疫情會對全球化造成怎樣的影響？逆全球化時代是否已經到來？如何在歷史視域中看待這次危機？中國又該如何應對疫情帶來的逆全球化影響？唐昊教授認為，全球化的進程雖然在本次疫情中受挫卻終將重啟，這是人類社會的必然選擇。同時，唐昊教授也指出，比照人類歷史，今天的危機與二十世紀上半葉有著相似之處，但歷史不是簡單的重複，它也取決於人類對過去的反思和對未來的選擇。在這次危機中，我們應當意識到：中國對世界的依賴可能遠大於世界對中國的依賴。面對危機，中國的選擇應是盡力避免中美脫鉤乃至退出全球化，苦練內功，占據科技、金融乃至制度文化的高點，引領未來的全球化。
訪談主題： 病毒的全球時刻：逆全球化時代已經到來？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給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在這個危機時刻，全球各國本該攜手抗擊疫情，然而逆全球化卻暗流涌動。逆全球化時代是否已然到來？全球化是否還將繼續？第二期南方時事論壇，我們邀請到華南師範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的唐昊教授，就全球化問題進行了探討。
訪談時間 ：2020年5月
嘉賓簡介 ：唐昊，華南師範大學政治學教授，亞太大國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國富布萊特學者。2008年入選美國國務院國際青年領袖訪問者項目；2009-2010年受邀作為客座副教授任教於維吉尼亞州倫道夫-梅肯學院；香港中文大學、喬治·梅森大學訪問學者。研究方向：歷史政治學、利益集團政治、公益慈善、中美關係。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課題多項，出版專著《競爭與一致》《中國式公益》等，在國內外權威學術期刊發表中英文論文數十篇。
訪談內容
Q1：疫情的全球蔓延向我們展現出了全球化的矛盾性。在這樣的背景下，您認為全球化是不可逆的潮流嗎？疫情過後，世界各國對於全球化的態度會有怎樣的變化？
唐老師：我認為，從長期趨勢來看，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的必然選擇。全球化促進著人類社會不同階層、族群、國家、階級和民族相互之間的互動性加強，並最終促成一個「全球社會」。這樣的過程其實在很久之前就已經開始了，迄今為止，世界也進行了一波又一波的全球化。從長期的趨勢上來看，全球化總是能夠發生的，無論是從經濟層面的拓展看——市場本身它是向外生長的；是從個人的心理層面的向外看——也就是人類交流的需求；還是從政體層面的擴張看——帝國也是在不斷的擴張。所以，無論從哪個層面上來講，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事實上並不是從今天開始的，也不是從幾十年前開始的，而是從人類有了文明，開始彼此接觸、融合之後，就已經開始了。這樣一種融合的範圍不斷地擴大，就是今天所看到的全球化。總而言之，從長期的趨勢上來看，全球化已經是整個世界各種文明的一個選擇，也是文明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但是，從短期和中期上來看，全球化並不是不可逆的，它會在一定時間段之內，因為全球化所遇到的階段性的問題而出現回潮，甚至出現整個全球化體系全面崩潰的情況，這並非不可能。從長期上來看，全球化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但從短期和中期上來看，全球化卻是絕對可逆的。這就是我對「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觀點的一個回答。
另外，剛才你問到，疫情之後的世界各國對全球化會有什麼樣的選擇，或者說有一些什麼樣的變化——這顯然就是我們剛才說的中期和短期之內的現象。逆全球化的現象會出現，因為全球化的發展不是線性的發展過程——事實上，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包括文明的演進，既不是循環史觀，也不是線性發展，而是馬克思主義所說的一種螺旋上升的過程。經過這種階段性的逆轉乃至於挫折後，新生長起來的全球化，可能會更加強大，融合程度更高。因此，對於全球化的趨勢和潮流，我們應該把它視作一個螺旋上升的趨勢，在長期存在著這樣一種一體化的趨勢，中短期會可逆，但總體上來看是螺旋上升。
Q2：在您看來，這次疫情是否驗證了您之前對第三波全球化及其趨勢的判斷？您是否有一些新的學術觀點？
唐老師：我在幾年前就認為逆全球化將會成為一個新的趨向（《逆向全球化2017年已經開啟》）。第三波全球化已經進行了幾十年的時間，然而，從英國脫歐的那一年開始，全球化就出現了逆轉的趨勢。這個逆轉顯然會使得各個國家重建各種邊界，經濟上的往來、人員上的交流都不會像以往那樣便利。同時，更嚴重的話可能會引發政治上的族群衝突，乃至於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衝突，這些都不是不可能的。這種逆全球化可能一開始只是表現為一些區隔，到最後卻很可能會演變成更激烈的衝突，這是我在幾年前的文章中就已經預見到的。現在的疫情只不過是使這樣的一種隔離乃至於相互甩鍋、相互衝突的狀況的擴展速度大大加快。中美貿易戰、世界經濟下滑以及疫情危機的催化使得逆全球化的進程比以往更加快速，全球化面臨著更大的困境，這是我的一個基本判斷。
但是我認為，在這樣一個逆全球化進程延續一段時間之後，人類社會還是會重啟下一輪全球化。我剛才也講過我持這一觀點的原因：無論是商業市場的擴張，還是人類對追求財富的慾望，都會推動商業市場不斷地向外擴張，不同市場之間會有各種各樣的交流；人類對於文明進步的推動，會使得各種不同文明之間相互交融。戰爭帶來的混亂和死亡讓人們付出足夠的代價後，人們理應認識到合作以及和平的可貴，所以政治實體、政治行為體之間的交流、溝通、合作，肯定也會再上一個台階。所以在這波逆全球化之後，我堅信還會有下一波全球化浪潮到來，這是我的基本觀點，幾乎沒有需要改變的地方。
Q3：如果將這次疫情帶來的危機放在歷史視域中考察，您認為它與以前出現的國際危機是否具有可比性？如果有，那麼又有什麼異同呢？
唐老師：今天，當我們看到疫情帶來的危機時，我們很多人都憂心忡忡：這樣的危機是不是會難以解決？或者說，這樣的危機最終是不是只能以族群、國家間的衝突作為唯一的結果呢？我們可以比照歷史來看一下，類似這樣的危機在歷史上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為什麼說學習歷史的規律是有用的、對歷史規律的認知是有用的？因為從古代到今天，雖然經濟、科技等方面，人類社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人性，包括人的慾望、理性判斷各個方面增長的並沒有像經濟、政治和科技增長的那麼快，所以適用於以往人們的一些歷史規律，同樣也會大部分適用於今天的人們。如果與以往歷史相比較的話，我倒是認為有一個歷史時間段和我們今天的時代是相類似的，就是二戰之前的那個時代。在一戰和二戰之前，人類社會也經歷了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大英帝國主導下的全球化進程。在這一波全球化進程中，工業文明扮演主要角色，而在我們最近這一波全球化浪潮中，科技與革命占據了主要角色。在上一輪19世紀的全球化過程中，工業文明創造了大量的財富，整個歐洲成為了世界範圍內最富裕的地區，而現在這一波全球化所創造出來的財富，在幾十年的範圍內也使人類社會達到一個新的富裕程度。在人口增加了數倍的情況下，我們看到，在今天的世界上，因為饑荒而死亡以及因為吃不飽飯、營養不良而死亡的人，已經遠遠少於因為營養過剩而死亡的人。這一事實證明，人類社會在這一波全球化中獲得了非常大的成績。一百多年前，這種情況也曾經在歐洲主導的工業革命中實現過，但是，在工業革命到達高點的時候，一戰、二戰隨即發生，這使人類社會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工業文明毀於一旦，還有數千萬生命的逝去、瘟疫（西班牙流感）等不幸事件的發生。
僅僅在幾年前，人們對於這一波全球化還抱有極大的信心，因為這一波全球化也創造出了極大的財富。但是，人們沒想到的是，在近幾年裡，隨著英國脫歐、美國川普上台、中美貿易戰爆發、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等事件的發生，全球化的逆轉進程開始加速。這種情況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一百多年前，工業文明在達到它經濟繁榮的最高點之後，就爆發了人類社會史無前例的衝突——一戰和二戰。那麼，在這一次，當科技文明帶來全球化的快速發展，使人類社會達到一個經濟發展、政治發展和文化發展的歷史高點的時候，隨後結果會是什麼呢？我想，我們可以比照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歷史。當然，這個比照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比照，因為歷史不會簡單的重複，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自己選擇的結果。也許正是上一次的危機所帶來的這種人類衝突的可怕前景，會使得我們對於這一次危機所帶來的後果心懷警惕，從而避免最壞的前景發生。實際上，上一個危機的發生取決於那個時代人們的選擇，那麼，在當今這個時代，我們未來會有一個怎樣的前景，也取決於我們這一代人的選擇。
Q4：長期以來，很多人認為，在世界經濟體系中，中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您如何評價這種觀點？您認為疫情過後中國在世界供應鏈體系中的地位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唐老師：這次疫情使得中國的企業停產了幾個月，但是，事實證明，世界經濟並沒有因此而發生重大的損失或者崩潰，這也說明了一個情況：在世界的生產鏈、經濟鏈中，中國的地位並不是不可替代的。反過來講，當中國疫情穩定，經濟開始恢復之後，企業發現接不到國外的訂單，國內的這些企業開始大批破產，工廠倒閉，工人失業。很大層面上說明了另外一件事：中國對於世界的依賴可能遠遠大於世界對於中國的依賴。我們以往對於中國經濟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地位很可能是高估了的，這次疫情的前後兩個階段分別戳破了我們剛才所說的中國經濟不可替代的神話，我想這也是個好事，我們可以從這次危機中認清中國經濟在世界上的真實地位。
疫情如果再繼續惡化下去，對於中國在世界供應鏈中地位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我想，這對中國經濟發展本身，對中國在世界供應鏈體系中的地位都會帶來非常不利的影響，因為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經濟和科技發展階段非常尷尬。經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套從科技到生產到管理的經濟體系，但是，我們目前仍舊處在中游，高技術產業經過這幾十年的發展也還沒有升級上去。這不像是韓國、新加坡、台灣、香港這樣一些國家和地區，它們在經濟發展的二三十年之後，整個技術產業就開始升級到以高科技產業為主，在這種情況之下，它們在國際市場供應鏈體系中就站穩了腳跟。我們現在經歷了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高技術產業實際並卻沒有升級上去。包括華為，前兩天任正非也在說，我們要趕上美國三百年之內是有希望的——類似這樣的一些表態，實際上是來自中國頂尖的高科技企業。有這樣的表態，我想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因為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面，我們的低端製造業仍然在簡單的擴張和重複，高技術產業還沒有升級上去，不但是大部分普通的企業，就連我們的龍頭企業都是這樣。目前，中國的高技術產業還沒有升級上去，低端產業卻已經轉移到越南、柬埔寨等國家，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中國產業未來的發展方向無疑是非常尷尬的。高技術產業沒有升級上去，低技術產業已經轉移出去，所以，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會遇到更大的困難，這正是因為中國沒有在經濟發展最迅速的年代抓住機會，使自己在世界供應鏈體系中的地位得以有效提升。
Q5：您提到，中國在世界供應鏈體系中仍舊處於中游位置，而未來的前景則取決於我們的「選擇」。那麼，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您認為中國應該如何應對逆全球化的潮流？中國在全球化中應該做出怎樣的調整與選擇？
唐老師：對於中國來說，非常明確的選擇就是：一定要盡200%的努力，避免退出全球化；一定要盡1000%的努力，避免中美脫鉤（《新帝國體系下的中國和美國》）。因為，中國過去的經濟發展和未來的經濟發展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全球化，中國的科技發展與進步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著來自歐美高科技的支持，所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之內，我們如果不能找到新的發展模式，那麼就一定要避免退出原來給我們帶來經濟高速發展的全球化發展模式。我們如果在未來還不能找到一種有效途徑培養科技人才、推進科技進步，那麼就不能拋棄以往的途徑——以往中國科學技術的成長來自歐美、日本、韓國等已開發國家和地區在科學技術上的支持。所以我說一定要盡200%的努力避免退出全球化；一定要盡1000%的努力避免中美脫鉤，這是我們非常現實的選擇。
在做到這一點的同時，我們也要做最壞的打算。萬一全球化排除中國、中美脫鉤等極端情況出現，我們要為此預先做好準備。儘早意識到苦練內功的重要性，開啟中國經濟的內循環體系，平衡內部的市場經濟結構，全面消除國內社會的階層不平等現象，建設一個良好的國內社會經濟結構。這樣，如果在未來有第四波全球化，那麼，我們就可以在其中占領市場和道義的制高點、科技和金融的制高點。在那時，才能使世界依賴中國，而不是中國依賴世界。如果要達到這樣一個地位，我想，首先中國自己的發展模式要能夠良性運轉，能夠處理好自身的內部問題，包括中國自己的兩極分化問題、社會矛盾問題。如果我們的發展模式能夠解決自身的發展問題，這就意味著它具有高度的可複製性，那麼，在未來制度競爭的過程中，我們在全球化中是具有制度優勢的；如果中國連自己的問題也解決不了的話，那麼奢談中國在全球化中的地位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比如，現有的中國經濟領域的創新，其實大多數都是模式創新，而不是技術創新，更加不是底層邏輯創新，在後兩者，我們都是落後於美國的。就拿技術創新來說，技術上的發展和進步，怎麼去實現？這不是靠砸錢能夠實現的。任正非在這個問題上非常清醒，這是靠砸科學家才能夠實現的，那麼，怎樣才能培養出成批的、世界一流的科學家？靠拿錢去堆是培養不出人才的。必須靠真正的教育改革，靠科研體制的更新，靠整個社會自由創造力的發揮，靠我們國家提供給科學和知識分子一個寬容的成長環境。只有擁有這樣一批科學技術和文化上的精英，中國才有可能在未來的全球化中占據高點，不僅是科技和金融高點，也可以是制度和文化高點；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可能引領全球化，使中國的發展達到新高度。
供稿 | 唐 昊
編輯 | 閔孜怡
審核 | 阮思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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