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不管到底是否真的有這麼一個「從根基滅亡法蘭西文化」的納粹計劃，但無可否認的是，德國占領當局的確從一開始就不打算保留所謂的「Französische Mode（髮國時尚）」。
1939年的德國時裝冊子。
同一時期，法國的時裝指南。
魏瑪時期的德國也曾有過蓬勃的時尚產業，是當時歐洲最大的成衣生產國，而且在柏林、漢堡、杜塞道夫和慕尼黑等地都有馳名世界的專業時尚培訓——這一切都在納粹上台後大受打擊，不符合「純雅利安精神」的產品統統遭取締。
舉個例子：1927年到1933年這段時間的柏林年輕女性曾流行過短髮、長褲和中性打扮，結果在戈培爾主導下統統換回長發、裙服和彩妝。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期，中性打扮的德國女性並不少見。
納粹上台後，女裝和髮型被限制成「必須要體現女性氣質」。
說到底，納粹德國可不是啥清教徒式社會，但堅決不允許性別界限間出現模糊。
戈培爾認為時尚設計需結合功能性和價值觀引導，同時也需體現為德國經濟鏈的其中一環，也因此「符合要求」的德國本土品牌能得到官方的扶持，穿戴國產服飾更是一種受到鼓勵的行為。按道理來說，法國品牌在這種背景下應該進不了德國市場才對，結果卻是民間仍有不少人通過黑市購買法制長襪和佩飾，柏林的「上層社會」婦人也依舊穿著法國設計、使用法國彩妝及塗抹法國香水。
隨著1940年6月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宣布投降，巴黎時尚界的寒冬來臨，無數品牌（附帶的還有時裝雜誌）不是被勒令關停就是資產全被強制遷移到維也納。少數極其具重要價值的奢侈品牌得以保留，但管理層全換成德國人或收益全歸德國企業所有，連各學院的服裝設計專業都有納粹加插的「導師」進行「價值觀糾正」。
法國投降，巴黎變成了德國軍人的遊樂場。圖為一本供德國軍人使用的休假手冊，包含了各駐軍部門以及巴黎各電影院、餐廳、咖啡店、妓院、旅館等地點的詳細位置。
手冊里的地圖。
納粹將搜刮完畢的貴重物品集中於雷維坦商場再運回德國。
產自法國的鞋履依然是頗受德國歡迎的「旅遊」紀念品。
巴黎時尚周沒了，「春天百貨」變成只接待德國人了，沃爾夫·雷維坦（猶太裔富商）的商場被占領軍搬空，巴黎女性往日喜歡逛的商業區也全都關門大吉。然而，在維希政權臨時用作辦公大樓的「公園酒店（Hôtel du Parc）」一樓臨街鋪面，裡面的路易威登專櫃照樣顧客盈門。
LV：維希政權的「貴人」
2002年，當品牌史專欄作家Stephanie Bonvicini前去LV總部諮詢該公司二戰期間的事跡時，得到了「1930年到1945年間的記錄全不幸於1968年被燒毀」。
聽起過於巧合對吧？Bonvicini就是這麼覺得的，然後她開始積極走訪，好不容易才見上威登家族經歷過二戰的唯一在世成員，賈斯通·威登。據後者所說，1940年法國投降時負責公司業務的是路易的長孫亨利。之後，「全巴黎的蓋世太保都在咖啡店見過他」。
1931年的LV廣告。
披露LV與維希政權聯繫的Stephanie Bonvicini著作。
在亨利掌管公司之前，LV最大的訂單一直來自軍官——訂製馬鞍、軍官長靴、個人儲物箱、餐具收納箱、手套，應有盡有。更別提20世紀上半頁的法國一直以「歐洲頭號陸軍大國」自居，LV賺的訂單簡直多得數不完。
「公園酒店」。
菲利普·貝當在公園酒店內的辦公室。
結果馬奇諾防線不攻自破，法軍倉促應戰了三個星期就全線崩潰。亨利為了能讓公司繼續保持盈利便主動跟維希政權的要員打好關係，就像電影《辛德勒的名單》開頭般，投入了不少錢、酒、美食和奢侈品。
貝當果然很照顧自己人：有了維希政權的庇護，LV得以在公園酒店的底層開店，而原先在此處做生意的 Van Cleef & Arpels（知名首飾品牌）則被德國人吞得連骨頭渣子都不剩。
為表謝意，亨利特地命人開廠生產各種奉承貝當的手工藝品，包括有貝當畫像的擺件、裝飾以及2500尊菲利普·貝當半身像。
LV製造的貝當胸像。
留意其背後的「Vuitton」廠標（右圖）。
以上故事只在傳記「Louis Vuitton, a French Saga」里簡單提到，所占的篇幅也不長，但足以讓整個法國朝野震驚。事後，LV的發言人表示，雖然書本里所描述基本屬實，但對於亨利·威登與維希政權的來往描述得太誇張了。
當然，LV至少還有一定程度為自救而不得不為之的理由，想他們這樣做的法國時尚品牌絕不止一家，又比如——
香奈兒：代號「F-7124」
Hal Vaughan著作：《與敵同眠，納粹間諜可可·香奈兒》
加布里埃·香奈兒（或更為人熟知的，「可可·香奈兒」），1883年出生於一家濟貧機構下屬的育兒所內，11歲時喪母，然後一直在孤兒院內生活到成年。
從這一刻到她進法國時尚界嶄露頭角的日子間，沒有人確切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即使面對傳記作家和訪問者，香奈兒給出的答案總是不一樣或經常性前後矛盾。
香奈兒（中）曾與邱吉爾有過接觸，納粹後來希望能借用這一層關係向邱吉爾施加影響。
二戰結束後，法國民間不止一次傳言香奈兒在德占時期投敵，有人目擊她跟德國人經常性進行親密接觸，批評她借納粹之手剷除競爭者的人更不在少數。面對種種指責，香奈兒均表現得十分鎮定，儼然一副「你們除了流言外還有其它證據嗎」或「老娘怎麼幹用得著你說三道四」的態度。
這些指控大多出現在1950年代。這時候的法國正在試圖修補二戰留下的傷痕，戴高樂政府有意忽略諸多針對通敵者的舉報，很多真的犯過嚴重通敵罪行的人（例：協助納粹圍捕法國猶太人的前維希內政部成員莫里斯·帕蓬）要到1980年代才被清算。
於是乎，當人物傳記研究者Hal Vaughan試圖了解香奈兒的二戰經歷時，他決定找相對可靠的資料來源——英國的戰時情報歸檔。結果讓人大吃一驚，香奈兒所做的不僅僅是「跟德國人在同一個枕頭邊吃早餐」那麼簡單，她根本就是納粹軍情機構「阿勃維爾（Abwehr）」的間諜，納粹給予前者的代號為「F-7124」。
香奈兒在巴黎麗茲酒店的陽台。
1939年，香奈兒決定到巴黎的麗茲酒店長期住下。一年後，這家酒店變成了德國駐西歐空軍的指揮部大樓。
嚴格來說香奈兒並不關心政局或誰在台上，但她長期以來認識了不少要人，其中包括跟德國人關係不錯的Louis de Vaufreland男爵（同時是一名雙面間諜），正是後者幫她在納粹占領下的巴黎有機會參加各種社交活動和免受戰時物資短缺導致的拮据。
Vaufreland當然也有著自己的打算：他重視香奈兒的社交天賦，利用她的影響力可更容易拓展人脈。例如在1941年的西班牙之旅中，Vaufreland和香奈兒一起在當地籠絡持納粹主義同情傾向的人，再把這些人選引薦給德國情報部門作滲透英國或瑞士洗錢之用（參見製造偽鈔的「伯恩哈德行動」）。
也是在這段時間內香奈兒跟一名為Hans Günther von Dincklage 的納粹宣傳部官員打得火熱，甚至乎希姆萊曾考慮過讓香奈兒作為第三方向邱吉爾傳達勸降信息（能有用就怪了……），結果正是因為她和Dincklage的關係早被英國人看破而作罷。
「蘆騰西亞」酒店，德占時期是納粹軍情機構的巴黎指揮所。
那麼，香奈兒是否真的有利用納粹剷除自己的競爭對手？不一定，但就算她沒主動提出類似的要求，納粹本身就已經把法國的時尚產業毀得差不多了。但是因為她跟德國人相處得不錯，她名下的產業在整個二戰期間得以保留，戰後便成為法蘭西時尚界少數存活、並能迅猛發展的招牌。
1945年，經逮捕而又受英國方面求情得以獲釋後，她在Vaufreland的叛國罪審訊中上庭作證。戰後的法國官方堅決不透露香奈兒跟德國人的事情，甚至把她說成站在同情抵抗運動和反感納粹的立場上。按照邱吉爾的說法，香奈兒「的確沒有造成任何實質性的損害」，只是相比起那麼多為法國抵抗運動作出犧牲的女性，法國官方給到的說法難免讓人覺得有些不公。
「曲線救亡」的Dior
二戰之前，法國小年輕克里斯蒂安·迪奧（Christian Dior）還只是個小有名氣的設計師，當時也不存在什麼Dior專櫃。
年輕時的Chrisitian Dior
戰後，Dior成為了時尚界新貴，如今無人不曉。
迪奧在1937年曾是著名設計師Robert Piguet的學徒，二戰爆發後受徵召入法軍後勤部門，接下來又很僥倖地避免了前線作戰並在1942年退伍。
他渴望重回時尚界，但當時的法國基本已不存在什麼所謂的「時尚界」了，除了少數幾個靠做定製服裝的老店存活。這裡面，迪奧選擇了呂西安·勒龍（Lucien Lelong），後者是全巴黎最受德國人歡迎的資深裁縫。
呂西安·勒龍。
給德國人做生意並不是毫無風險的事，哪怕是給他們做服裝：法國抵抗組織號召一切形式的抵抗，不管是賣食品的還是賣衣服的，與德國人的交易一旦發現還是很容易被貼上通敵者標籤。
迪奧結果發現自己的業務根本不是啥時尚設計，而是在原材料極其有限的情況下將就著給德國軍人修改衣服，不然就是給他們的家屬和女眷定製裙子。老實說，這很符合迪奧的強項：在Piguet旗下工作時他就學會了如何用最少的物料表現出最好的效果。
在逛書攤的德國士兵，整個巴黎也只剩德國軍人有購買力可言。
德國占領下的法國服裝同樣要走注重功能遠超造型的路線，連維希政權也敦促仍在營業的服裝店儘量造一些「讓女性看起來更具賢惠氣質、更具有母性外表」的服飾。也因此襯托得迪奧的設計更突出，更受德國軍官的夫人們青睞，生意和收入比同行們更多。
因衣帽店越來越少見，1942年起的巴黎女性開始流行用頭巾代替帽飾。
戰後，克里斯蒂安·迪奧辯稱自己是對所有客戶一視同仁，並主張自己是在為保留法蘭西時尚的火種努力。他表示自己當年如何支持勒龍跟德國方面對質以制止法國時尚界被進一步破壞的行經。可事實上法國當時的「時尚界」早就被德國人破壞得七七八八，加上戰時的法國紡織品產量嚴重不足，納粹當局實質上並沒有任何斬草除根的想法。
1949年，Christian Dior站在自己的第一家門店外。
不管怎樣，當時法國的同行們幾乎都在挨餓，就只有迪奧賺得風生水起——這場面換任何人去看，都難免會有些想法。所以當1947年迪奧終於以自己姓名作為招牌開了屬於自己的店鋪，並且還大張旗鼓的推廣後，便得到了兩極分化的評論。法國歷史學家Patrick Buisson更直斥其發家過程為「不折不扣的通敵行為」。
寫在最後
首先，我得為上期「百年老店的黑歷史」結尾做一點糾正：在搜集本篇的資料前，我以為自己會讀到一個「知名品牌借侵略者之手剷除競爭者」的故事，得到的卻是跟自己預想的很不一樣的情況。
對於法國人、尤其是巴黎人，納粹占領時期是一道很難無視的傷痕，即使是時尚服飾這樣看上去人畜無害的話題，一樣有著屈辱般的切膚之痛：整個巴黎的普通女性想在黑市找一雙新襪子，都得先想想用多少香菸或者食品進行交換，還經常遇到坐地起價。
而那些帶著太太出來定製衣服的德國軍官們，給的是最低的價格，得到的還是（本已條件十分困難下所能得到的）最優質服務。「同樣是上午帶著眷屬逛時裝的德國軍官，到了晚上就會流連於妓院」（Paul Callan，「Fashion Houses that Dressed the Nazis」），在虛假的好客中無視來自這個國家人民的強烈敵意。
1941年版德軍專用巴黎遊玩指南的封面，當時的巴黎在士兵眼裡依然像個度假去處。
在「Bordelle」內觀看脫衣舞的德國官兵。
但諷刺的是，等到盟軍解放巴黎後，巴黎市民紛紛上街把憤恨投射在「通敵者」身上——但不是上文提到的三家時尚巨頭中的任何一家，也不是維希政府里的大小官員，而是那些做過德國人生意的普通商販、裁縫店以及跟德國人有染的女性……
這個不用說了吧？《兄弟連》里也對這種畫面有所反映。
寫到這裡，我真不知道到底是這三個品牌的歷史黑一些，還是法國人本身的歷史黑一些。
You know what，下一期我們來聊聊二戰中四處逢源大發戰爭財的瑞士，或者是看看直接協助納粹進行種族滅絕的IB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