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魯迅先生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兩位偉人，雖然他們生前未謀一面，也沒有直接的書信往來，但是他們對中國社會的歷史和現狀的深刻洞察方面，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原則的正確理解和指導革命實踐時的創造性運用方面，都有許多可貴的共同點。毛澤東曾經說過：「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
一、在你們身上寄託著人類的光榮和幸福的未來
在中國革命處於最艱苦階段的30年代，國民黨反動派對中國革命進行了殘酷的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魯迅一方面同國民黨反革命文化「圍剿」進行了殊死的搏鬥，一方面關心著毛澤東和他領導下的工農紅軍的情況。1937年，從江西蘇區傳來了中央紅軍一舉粉碎蔣介石親自指揮的第三次反革命「圍剿」的勝利消息，魯迅喜出望外，他興奮地對前來議事的馮雪峰說，「國民黨在報紙上天天大喊朱毛如何如何，看來朱毛真把他們嚇壞了！」言畢，轉而問在場的茅眉：「未德、毛澤東你認識嗎？我只知道南昌暴動有朱德，其他的很不了解。」茅盾回答說，「朱德我也未見過面，只知道他是四川人，軍人出身，能打仗。毛澤東倒知道一點，『五卅』運動前就認識了，1926年春在廣州還與他共過事，他是我的頂頭上司。」隨後，茅盾就把自己在大革命期間與毛澤東共事的情況，向魯迅作了詳細介紹。介紹過後，茅盾見魯迅聽的出神，於是又說道：「毛澤東是共產黨里的大學問家，博聞強記，談笑風生；他的夫人楊開慧卻相反，是個賢淑靦腆之人，整天不聲不響，帶著兩個孩子。」魯迅聽後，感嘆道：「過去只聽說毛澤東是搞農民運動的，想不到還是個學者，而且己有了家眷。」接著又關切地問道：」不知他有多大歲數了？」茅盾笑道：「大約比我大兩三歲。」接著茅盾又笑贊道：「在廣州時，他給我的印象是個白面書生，誰料得到現在竟然指揮千軍萬馬！」
魯迅的賀電給正在陝北的黨中央和毛澤東以極大的鼓舞。為促進中國革命高潮的迅速到來，黨中央決定於1936年4月，派馮雪峰作為特使專赴上海面見魯迅，並通過魯迅恢復與上海地下黨的聯繫。請魯迅幫助在上海建立秘密電台，與救國會等愛國組織建立統戰關係。1936年4月下旬，馮雪峰安抵上海，在這之後，他和魯迅有過多次長談，談到中央蘇區紅軍幾次反「圍剿」的勝利和失敗，經驗和教訓，二萬五千里長征，遵義會議..等等，魯迅對這一切極感興趣。馮雪峰在《回憶魯迅》一文中談到：
「關於毛主席，據我所知道，他一向是敬佩的，和他敬佩每一個堅決英勇的革命者一樣，特別是因為毛主席和朱總司令領導著紅軍長期堅持艱苦的鬥爭。
「..而他一提到我黨和毛主席，那不知不覺流露出來的親切的感覺，是我以前很少接觸到的，至少在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別。他談到時的那種親切、謙虛、快樂和年輕的心情，他那神往於什麼事情似的微笑，以及用『M』代稱毛主席的那種自然而親切的聲音，在我記憶里是什麼時候都很生動的。
「有一天，也就在談到了我黨和毛主席之後，他橫躺到床上去隨意抽著紙菸休息，一會兒卻又好像想到了什麼，慢慢地從床上起來，臉上漾著平靜的微笑，就在窗前的書桌前面站著，半向著坐在書桌旁邊的我，半向著窗子，一手橫在胸前托著另一隻拿著紙菸的手的手肘，只是那麼柔和地默默地微笑著，然後怡然自得地、又好象忘我地、緩慢平靜地說：『我想，我做一個小兵是還勝任的，用筆！』」
這一年10月初，魯迅先生託人買了一隻很大的金華火腿，連同兩本經他編輯、校對後剛出版的瞿秋白的文集《海上述林》上卷，交馮雪峰轉送延安，並說：皮脊面的一本送給M，藍絨面的一本送給周恩來。
1936年中共中央向全國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一時受到托派的攻擊。魯迅卻與毛澤東心有靈犀一點通，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中，他指出：「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文中，他義正辭嚴地斥責了中國的托洛斯基派，「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乾淨的地方去..我只要敬告你們一聲，你們的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眾所歡迎，你們的所為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他公開表示站在「毛澤東先生們」一邊，並宣稱：「但我，即使怎樣不行，自覺和你們總是相離很遠的罷。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音，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
二、他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
在延安的毛澤東也非常關注魯迅，雖然國民黨反動派對根據地嚴加封鎖，但是毛澤東還是利用一切機會了解魯迅。魯迅的許多情況，是毛澤東通過我黨與魯迅的聯繫人馮雪峰了解到的。
1933年，馮雪峰因叛徒出賣險遭毒手，被迫轉移到中央蘇區。那時的毛澤東由於受王明錯誤路線的排斥，不擔任黨中央領導職務，因此時間比較多，毛澤東聽說馮雪峰從魯迅身邊來，於是主動找馮攀談，有幾次他對馮雪峰說：「今晚我們不談別的，只談魯迅好不好？」毛澤東不厭其煩地了解苦鬥在上海的魯迅的思想狀況、工作狀況、生活狀況、健康狀況。他還遺憾地對馮雪峰講：「五四時期在北京，弄新文學的人我見過李大釗、陳獨秀、胡適、周
作人，就是沒見過魯迅。」當他聽說，「有一個日本人說，全中國只有兩個半人懂得中國：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魯迅，半個是毛澤東。」先是哈哈大笑，然後用讚賞的口氣說，「這個日本人還不簡單，他以為魯迅懂得中國，這是對的。」當馮雪峰告訴毛澤東，魯迅讀了他的《西江月·井岡山》等詩同後，認為詩中有「山大中」的氣概，毛澤東聽了也開懷大笑。
1933年末，有一天幾位中央領導閒談，他們談到蘇區教育部門的工作有點事務主義，張聞天想讓瞿秋白來主持教育工作，博古認為也可以讓魯迅來擔任這個職務，說魯迅搞教育行政很有經驗。後來馮雪峰向毛澤東講起這件事，毛澤東是反對這種意見的，他批評這些同志不了解魯迅，不認識魯迅，他說：「魯迅當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魯迅逝世後，馮雪峰立即用秘密電台，向黨中央報告了這一噩耗。為悼念魯迅，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和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立即向外發了4封電報：一份給南京國民黨政府，要求為魯迅先生遺體舉行國葬，並付國史館列傳；一份是《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一份是給魯迅夫人許廣平的唁電；一份是給中共上海辦事處主任馮雪峰的專電，責成馮代表黨中央全權主持魯迅的治喪工作，為悼念魯迅，經毛澤東的倡議，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黨中央在延安創辦了3所以魯迅名字命名的單位，即魯迅藝術學院、魯迅圖書館和魯迅師範學校。1956年10月14日，魯迅墓遷葬於上海虹口公園，毛澤東為魯迅墓碑莊重地題寫了「魯迅先生之墓」幾個大字，以表達對魯迅的哀思和紀念。
毛澤東念念不忘魯迅，他在領導中國革命的偉大鬥爭中，時常懷著深厚的感情，多次高度讚揚逝去的魯迅，並對魯迅在中國革命和文化發展史中的地位作了很高的評價。1937年10月19日，毛澤東應成仿吾之請在延安陝北公學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表演說，這就是後來那篇有名的《論魯迅》的講話，在這篇講話中，毛澤東稱魯迅不僅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一個民族解放的急先鋒。「他並不是共產黨組織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他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稱他「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是現代中國的聖人。」並從三個方面概括了「魯迅精神」。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毛澤東稱「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942年5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他號召「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1956年8月，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毛澤東說：「魯迅對於外國的東西和中國的東西都懂，但他不輕視中國的。」「魯迅的小說，既不同於外國的，也不同於中國古代的，它是中國現代的。」
毛澤東在他的著作中也評論過魯迅的一些不足。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毛澤東指出：「在中醫和京劇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確，中醫醫死了他的父親。他對地方戲還是喜歡的。」早在1939年11月7日毛澤東在給周揚的信中曾經說過：魯迅表現農民看重其黑暗面、封建主義的一面，這是因為他未曾經驗過農民鬥爭之故。毛澤東的這個見解是非常深刻的。這個批評，並無損於魯迅的形象，也並非毛澤東對魯迅的不敬。恰恰相反，說明了「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的科學道理，說明了毛澤東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深邃眼光和馬克思主義者的寬廣胸懷。
三、魯迅著作伴終身
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毛澤東十分愛讀魯迅著作。還在延安時期，1938年1月12日，他給當時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任主任教員的艾思奇寫過一封信。他寫道：「我沒有《魯迅全集》，有幾本零的，《朝華夕拾》也在內，遍尋都不見了。」這說明在此信之前，毛澤東已經讀過了一些魯迅的著作，但限於當時的客觀環境，他還沒能系統地讀到魯迅的著作。1938年8月，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的20卷本《魯迅全集》（內容包括魯迅的著作、譯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在上海出版。地下黨組織輾轉千里給陝北根據地的毛澤東送去了一套。第一版全集特印了200套編號發行的紀念本，在每冊的版權頁上註明「非賣品」。毛澤東得到的是第58號。書的封面是紫色的，書脊是黑色的，每卷的封底、封面的兩角都是同書脊一樣的布料包角，毛澤東收到這套《魯迅全集》，愛不釋手。他轉移、行軍到哪裡，就把它帶到哪裡。在那戎馬倥傯的戰爭年代，毛澤東不少書籍和用品都丟棄了，但這套《魯迅全集》卻一直完整無缺，並最終帶進了中南海。1949年12月，毛澤東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蘇聯，出訪前夕，他親手挑選了幾本魯迅的著作帶走。到了莫斯科，有不少外事活動，可是他還利用零星時間閱讀魯迅著作。有一天，外事活動後回到住地，離開飯時間不到半小時，他便拿出一本魯迅的書，津津有味地讀了起來。他邊看邊在書上圈圈劃劃，還自言自語：「說得好！說得好！」飯菜端上來，他還放不下手裡的書，直到把20來頁書看完才吃飯。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我就是愛讀魯迅的書，魯迅的心和我們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晚讀魯迅的書，常常忘記了睡覺。」1956一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新版《魯迅全集》，毛澤東十分珍愛，許多文章反覆讀過多次，出差外地也帶在身邊；1972年為了毛澤東及中央其他老同志閱讀方便，人民文學出版社又印了少量的大字線裝本《魯迅全集》，出版社一邊印刷裝訂，一邊送閱，毛澤東又讀了一遍《魯迅全集》，並作了許多圈點，在有的封面上，他還親筆寫了「1975．8再閱」，直到逝世，毛澤東的床頭、床邊的桌子上、書架上，還擺放著這套大字本的《魯迅全集》，是魯迅著作伴隨著毛澤東走完了生命的最後幾年路程。
毛澤東讀魯迅的著作，興趣最濃、傾注時間和讀的遍數最多的是雜文著作。讀魯迅雜文時，他十分用心理解、思索，及時有發揮。在《花邊文學·正是時候》一文里有這樣一段話：「倘是舊家子弟呢，為了逞雄，好奇，趨時，吃飯，固然也未必下出門，然而只因為一點小成功，或者一點小挫折，都能夠使他立刻退縮。這一縮而且縮得不小，簡直退回家，更壞的是他的家乃是一所古老破爛的大宅子。」毛澤東讀到這段話時，在「吃飯」後面添加了「奪權」兩個字。這樣就把「舊家子弟」的本質更深入地揭示出來了。
毛澤東還經常運用魯迅雜文中的思想和言論來闡明自己的觀點，表明自己的主張。這在毛澤東著作，講話、報告和談話中，是常常可以見到的，毛澤東在《論魯迅》的講話中，用魯迅《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這篇雜文中的「打落水狗」的主張和思想來啟發和教育人們。他說：魯迅「在一篇文章里，主張打落水狗。他說，如果下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來，就要咬你，
最低限度也要濺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張打到底。」他號召人民群眾學習和發揚魯迅「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說「現在日本帝國主義這條瘋狗，還沒有被我們打下水，我們要一直打到他不能翻身，退出中國國境為止。我們要學習魯迅的這種精神，把它運用到全中國去。」通俗的語言，深刻的道理，給人們以力量和啟示。
1942年2月8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上發表了著名的《反對黨八股》的重要講演。在這次講演中，他多次引用魯迅雜文里的話。譬如，洋八股，這是「五四」運動以後由一些淺薄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展起來的東西，經過他們的傳播，長時期地在革命隊伍中存在著。魯迅批判這種洋八股說：「八股無論新舊，都在掃蕩之列..例如只會『辱罵』『恐嚇』甚至於『判決』而不肯具體地切實地運用科學所取得的公式，去解釋每天的新的事實，新的現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實上亂湊，這也是一種八股，」毛澤東運用魯迅的思想和言論，針對當時文風不正的實際情形說：「黨八股也就是一種洋八股。這洋八股，魯迅早就反對過的。」還說：「空話連篇，言之無物，還可以說是幼稚；裝腔作勢，藉以嚇人，則不但幼稚，簡直是無賴了。魯迅曾批評這種人，他說：『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就在這個報告會上，毛澤東把他親自審閱編定的《宣傳指南》的小冊子分發給每一個與會的人。這本《宣傳指南》里收入了魯迅論創作的一封信，即《答北斗雜誌社問》。為了便於和推動人們的學習，毛澤東在講演中專門對《宣傳指南》作了解說。魯迅談創作有8條，他詳細地解說了4條。毛澤東說：「魯迅說，文章寫好後『至少看兩遍』，至多呢？他沒有說，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他十多遍，認真地加以刪改，然後發表。文章是客觀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複雜的。必須反覆研究，才能反映恰當。」我們翻開1938年出版的《魯迅全集》就可以看到，毛澤東在這裡所解釋的4條，都是他在魯迅的原文里劃了道道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魯迅文章的贊同及其他們思想脈搏的一致。《宣傳指南》是延安整風運動22個必讀文件之一，並被編入《整風文獻》。
毛澤東為什麼愛讀魯迅的雜文，為什麼喜歡引用魯迅雜文中的思想和言論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呢？這是因為魯迅的雜文具有極強的思想性和戰鬥性，特別是魯迅後期的雜文，都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剖析當時中國實際的產物。魯迅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壓迫和迫害，不能直言不諱地闡明和發表自己的見解和主張，他多用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作戰，把鋼刀一樣的筆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站在戰士的血跡中，堅韌地反抗著，呼嘯著前進，並且在鬥爭中掌握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在1937年時曾說過：「魯迅是一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他絲毫不妥協，他具備堅決的心」；「他在黑暗與暴力的進襲中，是一株獨立支持的大樹。」他稱讚「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他認為：「魯迅後期的雜文最深刻有力，並沒有片面性，就是因為這時候他學會了辯證法。」
毛澤東對魯迅的小說非常熟悉。他經常談論魯迅小說中的主人公，特別是阿Q。他曾說過：「《阿Q正傳》是一篇好小說，我勸看過的同志再看一遍，沒看過的同志好好地看一看。」他在講話、談話、報告和著作中，多次提到《阿Q正傳》。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上的報告中，講到「治病救人」的問題時說：「對犯錯誤的同志要有好的態度。家庭里是很少有開除家籍的事情的。阿Q到底姓什麼雖不清楚。但也沒有聽說他曾被開除家籍。阿Q鬥爭起來也算英勇，他的弱點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加黨八股，毫無自我批評精神。人家的瘡疤他要揭，他的瘡疤人家揭不得。至於教條主義和黨八股，那厲害得很。長凳一定要叫長凳，不能叫條凳，叫條凳是路線錯誤，那樣教條主義，那樣黨八股！但是，寫阿Q的作家，還是喜歡阿Q的，因為反革命把他槍斃了，所以對於有缺點的人，我們要團結一致。」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在講話中，又一次談到《阿Q正傳》。他說：「對犯錯誤的同志要給條路走，不要像《阿Q正傳》上的假洋鬼子，不准別人革命。」「要給人出路。阿Q要准許革命，阿Q不做自我批評，人家就越講，打架打不贏，就說兒子打老子。魯迅描寫不覺悟的勞動人民，本質是好的。」他還提倡寫文件要像《阿Q正傳》那樣通俗化、口語化。
毛澤東也愛讀魯迅的詩。魯迅的詩和他的文一樣，是鼓舞人們前進的號角。它在中國的詩歌史上是獨樹一幟的。1959年3月，文物出版社為適應老年人的讀書需要，專門刻印了一冊大字線裝本的《魯迅詩集》，共收詩47題54首。因為是線裝本，而且字也刻印的比較大，所以毛澤東很喜愛這本詩集。詩集中所收54首詩，毛澤東從頭至尾都讀過，有的詩篇毛澤東反覆讀過多遍，並能隨口流利地背誦出來。這本集子中有一首詩為《湘靈歌》，是魯迅1931年3月5日寫贈給日本友人松元三郎的。這首詩，毛澤東很喜歡，全詩他都用黑鉛筆圈點過。「湘靈」是古代楚人神話里的湘水女神。她原為舜帝的妃子，後在湘水中溺死，成為湘夫人。魯迅借用這個神話傳說中的人物來表達自己對國民黨反動派血腥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強烈憎恨，以及對死難的烈士和人民群眾的哀思，毛澤東在讀完這首詩的未句「太平成象盈秋門」後，隨手用筆在這一句旁粗粗地劃了一道，並在天頭上批註：「從李長吉來」。李長吉即唐代詩人李賀。魯迅詩句中的「秋門」，來源於李賀的《自昌谷到洛後門》這首詩，詩中有「九月大野白，蒼岑竦秋門」句。所以，毛澤東在讀了魯迅的這句詩後，隨手寫下了「從李長吉來」的批註。
1975年春天的一大，為給毛澤東會診眼病，經當時中央有關領導同志同意，特意請來了當時北京地區一些著名的眼科專家，有西醫，也有中醫。大夫們來中南海游泳池後，毛澤東高興地和他們一一握手，並感謝大家來為他會診。廣安門醫院來的眼科大夫唐由之比較年輕，身材也比較高大，初見毛澤東顯得有點緊張。毛澤東似乎看出了這位年輕大夫的心理，與他握手時笑著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唐大夫答道：「唐由之」。毛澤東說：「你這個名字起得好，你的父親一定是位讀書人，他可能讀過魯迅先生的詩，為你起了這個『由之』的名字。」說著，毛澤東很有興趣地吟誦起魯迅悼楊詮的詩：「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這首詩是1933年6月20日魯迅為哀悼楊詮被國民黨藍衣杜暗殺而作。楊詮，即楊杏佛。此時，毛澤東已經重病在身，雙目呆滯，可是他還能一字不漏地、極富感情地背出了魯迅的這首詩，唐由之和在場的各位專家都為之驚嘆，從內心裡對他老人家更加欽佩。不過，唐大夫以前不了解魯迅先生的這首詩，再加上毛澤東那濃重的湖南口音，所以全詩唐大夫沒有完全聽清楚。在唐大夫的要求下，毛澤東親手將這首詩寫在一張白紙上，贈送給唐大夫。毛澤東幽默風趣的談話，改變了唐大夫當時的緊張心情。毛澤東書贈的魯迅的詩，成了唐由之大夫永久的紀念。
毛澤東還愛書寫魯迅的詩。他生前有一段時間，每次練習書法，差不多都要書寫魯迅的詩句。他為什麼這樣愛好書寫魯迅的詩句呢？一次他在書寫魯迅詩句時曾這樣說過：書寫魯迅的詩句，既可以進一步理解詩的內容，又可以進一步了解魯迅。平時有友人請他題字、題詞時，他也常書錄魯迅的詩句贈之。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他最愛書寫。1945年10月在延安時，他就書寫過魯迅的這一詩句。1958年，在武昌召開黨的八屆六中全會期間，著名粵劇演員紅線女隨團應邀為全會演出。演出結束後，在毛澤東等領導人登台接見的時候，紅線女請求毛澤東給她寫幾個字，毛澤東高興地答應了。當晚，他書寫了：「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第二天，叫工作人員將此題詞轉交給了紅線女。毛澤東在書寫的魯迅詩句前面寫了一段類似小引的文字：「1958年，在武昌，紅線女同志對我說，寫幾個字給我，我希望。我說：好吧。因寫如右。」最後落款：「毛澤東，1958年12月1日」。
外國朋友來訪時，毛澤東也常書寫魯迅詩相贈。1961年10月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日中友好協會代表團和日本民間教育代表團部分成員時，高興地將魯迅1934年5月30日的著名詩作「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心事浩茫連廣字，於無聲處聽驚雷」，書贈給日本朋友，他對日本朋友說：「這一首詩，是魯迅在中國黎明前黑暗的年代裡寫的。」他怕日本朋友看不懂魯迅的這首詩，還特意讓郭沫若幫助翻譯一下。郭沫若在《翻譯魯迅的詩》中說道：「魯迅的這首詩，是在去世前不久，寫贈給一位日本的社會評論家新居格的。新居格訪問中國在上海拜訪了魯迅，魯迅寫了這首詩贈他，其用意是：當時的中國在三座大山的壓迫之下，民不聊生，在苦難中正醞釀著解放運動；希望來訪的客人不要以為『無聲的中國』真正沒有聲音。」毛澤東那奔放流暢、剛勁瀟洒的書作，既充分表達了對日本朋友的篤厚情誼，也真摯地表達了對詩作者魯迅的敬仰和思念。在半個多世紀的革命歲月里，毛澤東通過系統地閱讀魯迅著作，對魯迅著作的思想性、戰鬥性、人民性有了更多的了解，是魯迅的著作把兩位偉人的兩顆聖潔的革命心緊緊地聯繫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