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世界上信奉佛教的人數以億計。而中國作為重要的佛教徒聚居地，其傳教和信教的歷史超過兩千年。佛教文化對中國文化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它與中國本地的道教文化結合後，迸發出勃勃生機，衍生了很多具有中華文化特色的教派。一般而言，歷史教科書上將漢明帝劉莊派人去西域迎接高僧，白馬馱著《四十二章經》進入洛陽，作為佛教在中國歷史上的起點。而洛陽的白馬寺也作為中國第一座官辦寺院，成為重要的文化古蹟。可是我們從東漢的歷史文獻來看，劉莊並未成為虔誠佛教徒，這讓很多佛門弟子感到遺憾。
要解釋這個問題，那就要談到漢明帝劉莊引入佛教的初衷。按照史料記載，當時劉莊夜夢金人飛行於殿庭，第二天上朝便問群臣到底是何徵兆，太史傅毅回答說是西方的"佛"。於是劉莊對佛產生了興趣，便就派遣中郎將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去西域訪求佛道。永平十年，蔡愔等於大月氏國請回了迦葉摩騰、竺法蘭兩位高僧，一行人就用白馬馱著佛像、佛經，返回首都洛陽。劉莊下旨建立精舍安置兩位高僧，這便是後來的白馬寺。然後迦葉摩騰、竺法蘭便在白馬寺住了下來，翻譯《四十二章經》，並開始傳教。
如果只看這段記載，劉莊似乎要成為佛教徒的節奏，然而事實並不完全如此。劉莊請西域高僧到中原傳教，本身只是政治鬥爭的一部分，這後面還藏著很大的隱情。實際上早在漢哀帝時期佛教就已經在中原出現，《魏略·西戎傳》上記載"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從這裡看，在西漢末年時期，佛教已經在漢朝的民間出現。當時的佛教還沒有統一的稱呼，浮屠經便是對佛經的一種叫法。由此所知，佛教出現在中原，比劉莊派人往西域求取高僧，早了至少七十年。
從這個記載可以看出，劉莊派人前往西域時，佛教已經在中原傳了很久。七十年的時間，足以讓佛教在漢朝的民間生根發芽，打下一定的基礎。而從劉莊個人的經歷來看，與佛教並沒有太多的交集。除了這次派人前往西域，他之前也沒有過多的接觸過佛教，所以說他是因崇佛而引入佛教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如果不是崇拜佛教，那劉莊為什麼要派人去西域呢？這個事情要從劉莊的弟弟，楚王劉英說起。楚王劉英是光武帝劉秀和許美人的兒子，是劉莊的異母弟，封地在彭城，也就是現在徐州。這個封地雖然不大，但也曾是西楚霸王項羽的國都，發展得非常繁榮，當時是僅次於長安、洛陽和臨淄的商業中心。
漢朝最初是以黃老之學治國的，在漢文帝和漢景帝的時候出現了文景之治。漢武帝之後，董仲舒獨尊儒術，儒家學說成為漢朝的治國經典。光武帝劉秀是太學生出身，對儒家非常崇拜，所以要求自己的兒子都學習儒學。楚王劉英在洛陽的時候都跟著劉疆、劉莊等兄弟們學習儒學，但他本人卻是崇尚黃老之學的。被封到彭城以後，他遠離了洛陽這個政治中心，便逐漸放下儒學，將黃老之學作為自己的重要方向。而彭城作為遠離洛陽的商業中心，文化繁榮，並非是儒學一家獨大的狀態，這使劉英的改變有了環境基礎。
實際上當時在民間興盛的不僅僅是黃老之學，佛教在民間也已經有了很深的基礎。彭城作為繁榮度極高的城市，佛教的傳播遠超別的地方。劉英一開始是沉迷與黃老之學中，開始招攬賓客和方士，甚至進行煉丹服藥祈求長生等操作。接觸到佛教後，逐漸成為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可以說他是中國佛教史上有文字記錄的第一個虔誠佛教徒。這個在中國的歷史文獻中記載很多，如《後漢書》中記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資治通鑑》中也有記錄"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象，而王公貴人獨楚王最先好之。"
從歷史文獻推測，劉英成為佛教徒時，在劉莊派人去西域尋找佛教高僧之前。在永平八年，劉莊下了一道聖旨，"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於是劉英便派人前往洛陽向劉莊請罪。從這裡看出，當時東漢高層並沒有接受佛教，劉英信佛被認為是可能存在罪過，所以他才派人入縑贖罪。這個事情發生兩年後，劉莊才派人前往西域，因此劉英在劉莊之前已經是虔誠的佛教徒了。而從後來的文獻記載看，劉英虔誠信佛也不是單純的宗教信仰，也有著自己的政治圖謀。他派人前往洛陽入縑贖罪，實際上是為後來的結黨謀反試探朝廷的態度。
東漢朝廷對劉英的態度很寬容，回文的詔書上是這麼寫的"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從這個回文看，裡面有幾層意思，都沒有怪罪劉英。首先，是認為劉英無罪，對其宗教信仰就行褒獎，還傳達到其它封國。第二，肯定了劉英按照佛教的禮儀，進行齋戒祭祀的方式。第三，對劉英賓客中的伊蒲塞和桑門予以厚待。其中伊蒲塞指的是俗家修行的居士，而桑門則是沙門的另一種叫法。從這也可以看出，當時的劉英還沒觸及到劉莊的底線。
由於彭城地區風氣開放，各種宗教信仰傳播很快，形成了大量的崇信宗教的社會傳統。不論春秋戰國時期的巫術，還是秦漢的黃老之學，或者是東漢才興起的佛教，在這裡都能找到很多信徒。劉英利用崇信和傳播佛教的機會，聚集了大量的賓客，奉養大量僧侶和法師，成為佛教在中國早期的傳播中心。不僅如此，他還利用這個機會進行政治活動，活動的內容與儒家本身的學說背道而馳，也就逐漸觸及了洛陽方面儒家意識形態的底線。從後來劉英謀反案爆發後的記錄看，他已經逐漸從單純的宗教信仰，開始走向了政教合一的方向。
在劉英謀反案的證據中，其中一條是說他讓法師給他製作"金龜玉鶴，刻以文字為符瑞。"這個行為現在看來很一般，但在秦漢時候卻是非常重的罪名。在從商周時期開始，龜鶴就是四靈之一，是帝王身份待遇的象徵。那個時候的印璽上，能夠用龜鶴為紋飾的，只能是帝王專用的物品。
另外，劉英還派人製作"圖讖"和"妖書"。這在儒家看來是最大的罪過，也是用政治預言的方式謀奪天下的行為。漢朝儒家學說盛行，儒家分支讖緯之術卻成了帝王之術的組成部分。這是儒家學說中的預言學，通過預言和圖文的方式預測國家的走向。王莽篡位、劉秀稱帝都是通過這種方式推動的。
劉英以宗教的形式進行讖緯之術，與光武帝時期謀反的真定王劉揚的行為差不多。用讖緯之術蠱惑人心，推動叛亂是那個時代的常用套路，也是帝王最為猜忌的形式。當時民間的文化程度不高，用儒家學說進行讖緯之術的效果一般。而黃老之學和佛教卻在彭城一代有很深的基礎，藉此進行讖緯之術，能發揮最大的作用。而劉英作為當時佛教傳播的核心人物，更容易蠱惑百姓，受到民間的擁護，也就直接威脅到了東漢朝廷。再加上他借著佛教法會集會的機會，大量的招攬天下人才，甚至許諾官位爵位，這就觸及了劉莊的底線。
永平十年的時候，劉英的謀反行為被人告發，劉莊很快派人處置的這個案子。案子牽連很廣，東漢朝廷中大量的王公貴族被連累活罪，範圍達到上千人，是東漢初年最大的謀反案。案件的最後劉英被廢除王爵，然後被囚禁在丹陽郡，不久之後他畏罪自殺。
可事情並沒有這樣過去，劉英的另一個身份卻給東漢帶來麻煩。劉英是當地的宗教領袖，而他的謀反又摻雜著宗教起義的性質，所以當地的動盪並沒有因劉英的死而平息。而彭城作為楚國舊地，從西漢開始就是反抗朝廷的中心，當地各種反叛勢力很多，這也使得地方矛盾衝突和動亂的隱患極大。
劉英留下的問題，加上地方上的亂局，又有了佛教等宗教的因素，這就加大了東漢朝廷處理的難度。劉莊在這種情況下引入佛教，實際上就是為了平息民間因劉英謀反案而引起的各種衝突。西域高僧的引入，白馬寺的建立，將原本脫離於朝廷之外的佛教事務集中起來，使白馬寺成為朝廷管理佛教的部門。
這樣一來，劉英留下的隱患就可以通過白馬寺的正常渠道解決，平息了民間的衝突和紛爭。佛教歸於朝廷後，各種傳教活動也就受到了控制。而劉莊本人是不信奉佛教的，他只是利用佛教處理民間的矛盾，維持東漢社會的穩定。因此，當時東漢朝廷對佛教的傳教有所限制，只允許西域人信教，對漢人嚴格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