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當年《偽裝者》中的大哥明樓嗎？

「偽裝著自己的身份，隱藏著自己的姓名，做著光明又黑暗的事情。」這是熱播電視劇《偽裝者》中明樓的寫照。在電視劇外，一位真實存在且比明樓更加傳奇的「偽裝者」，逐漸浮出歷史的水面，被人們關注。

袁殊，1911年出生於湖北蘄春，又名學藝，化名曾達齋，他有多重身份：軍統、中統、青紅幫、日偽，然而他的秘密身份卻是貨真價實的中共特科。

袁殊早年留學日本，三十年代初回國參加上海左翼文藝活動，曾主編《文藝新聞》。作為同路人，袁殊與當時上海左翼文化人馮雪峰、夏衍、樓適夷等都很熟悉，與潘漢年之間也有一定的交往。不過，袁殊當時與國民黨上海市社會局局長、軍統特務頭子吳醒亞是同鄉，且私交甚篤，在潘漢年進入中央特科之後，袁也被吸收加入了中共情報行列。

1931年10月，袁殊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立即轉入了特科的工作。按照地下黨負責人的指示，袁殊利用吳醒亞的關係成為新聲通訊社的記者，從而可以出席南京政府的記者招待會，並由此認識了日本駐滬領事館的副領事岩井英一。並接受其津貼，成為了中共與日本方面的雙料高級諜報人員了。

1933年，潘漢年奉命進入中央蘇區前後，袁殊則奉派參加了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工作。

1935年，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遭到了三次大破壞，袁殊也被軍統局逮捕，旋即叛變自首，使著名電影女演員王瑩被捕入獄，夏衍也險些落入敵手。顧慮到袁殊與吳醒亞的特殊關係，同時又害怕得罪日本人，逮捕袁殊的特務機關於翌年春將他釋放。此後，袁東渡日本，繼續與岩井保持關係，並接受日本外務省的情報津貼。

1937年春，正當潘漢年奔波於滬寧杭，參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的談判之際，袁殊也回到了上海。他一面繼續和軍統吳醒亞保持關係，一面找潘漢年、馮雪峰、夏衍等人聯繫，但又不知中共對他抱怎樣的態度。一次，他將一份有關日本各重要城市狀況的機密資料交給了潘漢年，希望藉此得到中共的諒解，重新給他一個工作的機會。於是，他帶著試探性的口氣，對潘漢年說：「我以後的工作該怎麼辦呢？我現在是一方面和軍統吳醒亞有聯繫，另一方面和日本駐上海領事館也有聯繫的。」

從袁殊的口氣中，潘漢年自然清楚他的用意。作為當時國共談判桌上中共的全權代表，潘漢年審時度勢，認為在中日戰爭一觸即發、國共兩黨合作大勢所趨的形勢之下，用好袁殊這樣的情報人員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他當即表態歡迎袁殊繼續與中共合作，並指示他：「你可以用抗日的名義繼續和軍統保持聯繫，也可以和日本領事館應付。但你要準備承受外界對你的誤解和抨擊。」

袁殊就這樣又恢復了與中共的情報關係。後來，潘漢年回延安時，即將袁殊的情況向中社部作了匯報，康生在中央特科時期也認識袁殊。中社部很快取得共識，認為可以爭取和利用袁殊的特殊關係，在敵人營壘中建立我們的內線。

1937年6月，潘漢年以八路軍駐滬辦事處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從此，直到1946年去解放區，在潘漢年的導演下，袁殊成功地演出了一場場出色的情報戰。

抗戰前夕，袁殊在杜月笙「幫助」下辦起了時事刊行社。抗戰爆發後，戴笠通過杜月笙找到了袁殊，希望利用他與日本領事館副領事岩井英一的關係為軍統工作。袁殊感到事關重大，立即去請示潘漢年。潘漢年沉吟了一會，說：「這是件好事，機會難得，你千萬不可錯失良機，答應戴笠的一切要求。」就這樣，袁殊又多了一個身份：軍統，加上中統、青紅幫、日偽，以及貨真價實的中共秘密身份，則是五重身份了。從此，袁殊通過各種關係，大量獲取日本情報，首先是向潘漢年匯報，然後，有選擇地給軍統匯報。

1937年的「八一三」淞滬抗戰期間，袁殊置生死於度外，化裝成日本學生，越過戰線，深入到了日軍陣地偵察，提供了至關重要的軍事情報。

上海淪為孤島後，袁殊奉命(潘漢年之命，表面則是戴笠之命)留守，以軍統少將的名義成立了秘密行動小組，專門懲辦侵略者與臭名昭著的漢奸。其中最為成功的是爆炸了日本在虹口的海軍軍火倉庫。為此，軍統給袁殊記了大功。

輝煌的戰略情報

在香港，袁殊接受了戴笠分派的兩項任務：一是暗殺李士群；二是深入日本關係，交換和平意見。袁殊回到上海，同軍統潛伏人員策劃爆炸李士群的巢穴76號。沒想到軍統上海區區長王天木等人叛變，把他給出賣了。後來，袁殊被作為「外務省情報人員」，引渡到了岩井那裡。

根據潘漢年指令，袁殊向岩井提出成立「興亞建國運動」的本部，「興亞建國運動」本部於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館成立。潘漢年借岩井之名，建立了這麼一個機構，除了掩護一個電台外，更重要的，則是出於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大局的考慮。

1942年初，由日本外務省安排，陳孚木與袁殊一道，作為「興建運動」的代表到日本訪問。外務省頭子野春吉三郎向陳、袁透露，日軍已確定了南進的戰略部署。這一消息，通過袁殊-潘漢年-延安，最終轉到了蘇聯。連同佐爾格的報告，始終擔心腹背受敵的蘇聯才放心大膽地從遠東調出了幾十萬兵力參加莫斯科保衛戰。

自1939年到抗戰勝利，袁殊完成的情報工作可謂數不勝數：及時向黨中央提供了日偽內部的人事更迭；蘇南日軍的兵力部署、清鄉行動；建立通往根據地秘密交通路線；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這包括袁殊親自救出的魯迅夫人許廣平，掩護潘漢年、范長江、鄒韜奮等進入根據地；由於情報及時，粟裕部隊迅速跳出了日偽合圍的「籬笆牆」……1945年初，袁殊辭去了偽教育廳長等職，僅留下一個上海市參議的名分。抗戰勝利後，袁殊被任命為忠救軍新制別動隊第五縱隊指揮和軍統直屬第三站站長，授予中將軍銜。

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國民黨方面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區。「雙十」協定後，袁殊隨軍北撤。華東組織部長曾山同志親自找袁殊談話，考慮到各種關係，讓袁殊暫時改名，從此，「曾達齋」一直用了幾十年。後來，他被任命為華東局聯絡部第一工作委員會主任。

最後的歲月

1949年，袁殊到了北京，轉到了李克農的情報部門，做日美動向的調研工作。

1955年，受潘漢年冤案牽連，袁殊被判刑12年，1967年期滿，正是「文革」，又再度被押8年，1975年期滿，仍被接送到另一個勞改農場「就業」。他還不知道，他的妻子端木 1968年因受恐嚇，服用過量安眠藥自殺未遂，後離家出走，從此下落不明。

袁殊在獄中通讀了《資本論》、馬列著作、《毛澤東選集》，翻譯了大量日文書籍，寫下史料性傳記《大流氓杜月笙》，並且仍然關注著黨的情報事業，寫了近8萬字的《南窗雜記》，總結敵後情報工作經驗。直到1982年平反後，還寫了不少文章。他一生留下的文字近千萬字。他還是中國第一個提出「報告文學」這一概念，並最早對報告文學作出研究的人。同時，在中國新聞學史上留下好些個「第一」的記錄。

被譽為「東方佐爾格」的袁殊，直到今天仍以其撲朔迷離的面目，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也許，是他的「道行太深」了，直到今天仍不能辨明他「間諜」的本來面目。

文章摘自《風雲歷史中的潛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