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書摘 普法戰爭:1870-1871年德國對法國的征服

中國發展網 發佈 2020-06-20T01:36:22+00:00

傑弗里·瓦夫羅 著。俾斯麥、毛奇籌謀已久,拿破崙三世、巴贊各懷心事,法國一路潰敗,從格拉沃羅特、色當的血腥戰役,再到羅亞爾河和巴黎的殘暴收官,這場戰爭始於政治謀略,終於政治謀略。

[美] 傑弗里·瓦夫羅(Geoffrey Wawro) 著

林國榮 譯

內容簡介

1870-1871年間的普法戰爭極大地改變了歐洲歷史的進程。法蘭西皇帝拿破崙三世驚懼於普魯士在1864年普丹戰爭和1866年普奧戰爭中的大勝,以及俾斯麥的政治野心,希冀通過戰爭讓普魯士臣服。1870年7月兩軍開始動員,這場戰爭顯然已經是「箭在弦上」。普魯士及其德意志同盟的軍力兩倍於法軍。不過,巴贊元帥麾下的「老兵」已然是戰場傳奇,不可等閒視之。他們經驗豐富,更配備了當世最為精良的步兵武器「夏塞波」步槍。俾斯麥、毛奇籌謀已久,拿破崙三世、巴贊各懷心事,法國一路潰敗,從格拉沃羅特、色當的血腥戰役,再到羅亞爾河和巴黎的殘暴收官,這場戰爭始於政治謀略,終於政治謀略。

經過普法戰爭,戰敗的法國經歷了自我革新,共和觀念深入民心;勝利的德意志,形式上實現了統一,然而其帝國體制只會推動軍國主義集團的崛起,將德意志的發展同戰爭與擴張相聯結。在作者看來,究竟誰贏得了普法戰爭,答案不像看起來那般簡單。

作者簡介

傑弗里·瓦夫羅(Geoffrey Wawro),畢業於耶魯大學。目前擔任北德州大學軍事史中心主任,主攻戰略研究。著有《普奧戰爭》(The Austro-Prussian War)、《歐洲的戰爭與社會,1792-1914》(War and Society in Europe, 1792-1914)、《哈布斯堡的滅亡》(A Mad Catastrophe)等。他所獲獎項眾多,其中就包括了奧地利文化研究院的大獎以及軍事歷史學會的蒙卡多大獎。他還是歷史頻道「精裝歷史」節目的主持人,這檔每周訪談節目的受訪者均是一流史學家、政治家和新聞人士。

譯者簡介

林國榮,哲學博士。

本書獲譽

這部作品毫無疑問是權威之作,研究精湛且引人入勝。本書以俾斯麥和拿破崙三世為主角,塑造出那個時代的璀璨群星。這本書展現了普法戰爭對於現代世界的重要性,也令現代讀者有如身臨其境。

——麥可·貝施洛斯,

《征服者:羅斯福、杜魯門與希特勒德國的毀滅,1941-1945》

瓦夫羅將廣博素材同敏銳洞見融為一體,在這個已經被麥可·霍華德(Michael Howard)的作品主宰了半個世紀的歷史論題上,為我們提供了新視角和新見解。本書可與霍華德的那部經典比肩。

——丹尼斯·肖沃爾特,科羅拉多學院歷史學教授

不僅是對於普法戰爭,還包括對於歐洲大陸以及19世紀的研究,本書都可謂熠熠生輝。傑弗里·瓦夫羅給我們講了一個宏大的故事。

——里克·阿特金森 ,《破曉時的軍隊》,普利茲獎得主

全書目錄

縮略詞/插圖目錄/致謝

導言

第一章 普法戰爭的緣起

第二章 1870年軍情

第三章 戰爭動員

第四章 維桑堡與斯皮克倫

第五章 弗羅埃斯克維萊戰役

第六章 馬斯拉圖爾戰役

第七章 格拉沃洛特戰役

第八章 色當之路

第九章 色當戰役

第十章 危機中的法蘭西

第十一章 法蘭西陷落

第十二章 和平

注釋/參考文獻/索引縮略詞

試讀

1870年時有兩個普魯士。一個是蒂奧多·馮塔納(Theodor Fontane)的《布蘭登堡漫遊記》(Rambles through the Brandenburg March)中的普魯士,這是一部洋洋洒洒的四卷本遊記,裡面呈現的是一個剛剛從沼澤和森林當中顯露的普魯士,一個野蠻的普魯士。「且不要指望像旅遊(grand tour)那般舒服愜意」,馮塔納在第一卷就揶揄說,那裡只有「貧困、骯髒……沒有現代文化的跡象」。在這個正在經歷工業化的煤炭和鋼鐵的國度,火車仍然是奢侈品;只有大城市和大的城鎮才會通火車。若要在普魯士鄉間穿行,必須租用馬車(trap),但趕車人都是令人憎惡的鄉民,他們會帶著你兜圈子,在樹林和溪流間穿來穿去,也許只是相鄰的兩個村莊之間的短短路途,也會收上一大筆錢,這些錢夠你坐五個小時的火車從柏林到德勒斯登了。1870年的普魯士仍然是「未開墾的蠻荒之地」,滿是泥塘和松樹,一直鋪展到柏林的城門前。這的確是鼓盪著鄉野之風的鄉野之地。此時的維也納人在談到普魯士人的時候,總是免不了高高在上的優越感,免不了嘲笑他們的北方表兄弟,說這些表兄弟「兩條腿扎在《聖經》里,另兩條腿扎在泥土裡」。此時的普魯士人仍然是愚笨之人,是福音派的庸俗之人,這樣的結論,即便是蒂奧多·馮塔納這樣的偉大愛國者也是難以迴避的。

另一個則是卡爾·馬克思於1860年代呈現的那個普魯士。此時的柏林,有著一座座富麗堂皇的巴洛克宮殿和勒諾特爾式的園林(Le Notre gardens),這是一個優雅的城市,一座不斷成長壯大的城市。這座城市的邊緣奧拉丁堡和莫阿比特(Oranienburg and Moabic)的熔爐和鍛造車間則是亮光四射的「淬火之地」。這樣的經濟增長勢頭令馬克思瞠目結舌,遂宣稱普魯士是「德意志工業的強勁心臟」,此時在他的出生地萊茵蘭(Rhineland)西部地區和威斯特伐利亞(Westphalia)涌動的變遷大潮,更是令他驚嘆不已。在馬克思的青年時代仍然是一派慵懶倦怠和田園風光的普魯士萊茵蘭地區,此時已經是煙囪林立。這不免令馬克思將這一地區同英國工業革命中的蘭開夏(Lancashire)和約克郡(Yorkshire)做了一番頗有成就感的比較,後者可是英國工業革命的心臟地帶,富有且煙霧瀰漫。此時的普魯士已經湧現出諸如柏林、哥尼斯堡、布雷斯勞、多特蒙德、杜塞道夫以及科隆這樣的大城市,而且煤炭和鋼鐵的年產量更是超越了法國、俄國和奧地利的總和。此外,普魯士的鐵路里程已經達到5000英里,較之與自己毗鄰的三個大國,普魯士的鐵路網毫無疑問是覆蓋了更大的範圍,此等優勢在接下來的十年間還會繼續擴大。普魯士人口的增長勢頭也是相當顯著,無論絕對量還是相對量。1866年,普魯士的人口規模為1900萬,當時法國的人口規模為3500萬,奧地利的人口規模為3300萬,稍多於這兩國人口規模的一半。普魯士的這個人口規模以富於生產力的年輕人口為主體,加之工業和鐵路的大踏步擴張,柏林很自然地成為德意志關稅同盟的領頭羊,這個關稅同盟於1834年誕生,削減並最終取消了德意志邦聯39個成員之間的關稅壁壘,極大地刺激了貿易和消費,令普魯士的領導地位得到鞏固和提升。柏林同德意志眾邦國的這種勾連和融合,可絕對不是什麼小事情。除了奧地利境內的德意志人之外,德意志邦聯大大小小的成員國,諸如巴伐利亞、薩克森、漢諾瓦以及漢堡等,擁有2000萬德語人口。倘若普魯士能夠將這些邦國統一起來,由此催生的新國家將是歐洲最強大的國家。

然而,在普魯士,財富和權力的關係格局總是無法協調、融洽。1860年代的普魯士已經處在鼎盛邊緣,卻又一次在這條道路上橫生枝節,這次橫亘在前的是普魯士一個古老的精英集團。當年的條頓騎士團將斯拉夫人逐出神聖羅馬帝國的東部邊界之地,這一邊界之地最終演變為普魯士。此後,這個王國便由條頓騎士團的後裔主宰,這是一個半封建的貴族領主集團,人們稱之為「容克」。在17世紀和18世紀的進程中,霍亨索倫王朝已然剝奪了容克集團的大部分政治影響力。儘管如此,霍亨索倫王朝還是用一系列很是迴環曲折的辦法對這個古老的精英集團實施補償。容克集團以非常便宜的價格獲得了巨量地產,保留了地方行政權威,同時也在普魯士宮廷、軍隊以及民政部門中占有主導地位,大多數的關鍵部門和職位都操控在這個集團手中。作為對王朝的回報,容克集團宣誓效忠霍亨索倫王族,歷任國王也未曾真的考驗過容克集團的忠誠,正如1808年一個容克所說:「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倘若陛下剝奪了我和我的孩子們的權利,天知道陛下您的權利又將何以安身?」工業時代在普魯士催生了一批「新人」,這個主要由實業家、商人和職業階層組成的「新人」集團想方設法地同王族和貴族結成姻親關係,但從來都會遭到拒斥。由此便確立了這樣的政治權力格局:國王擁有自己的御前議事會,可以隨自己心意去否決議會的動議和提案,可以依據財富和社會等級分配投票權。這樣的政治機制保障了反動容克集團的優勢地位,這樣的格局一直延續到1918年。此時的普魯士王國尚且不是一個完整的統一體,無論領土上還是精神上都是如此。從地理上看,此時的普魯士王國分化為兩個部分,其一是東部的心臟地帶布蘭登堡-普魯士,其二是威斯特伐利亞和萊茵蘭的西部諸省。漢諾瓦、黑森、巴登以及幾個小邦則是嵌在這個分裂帶中間,由此造成了巨大的文化錯位和文化隔閡。1863年,一名來自東部地區的普魯士步兵團軍官負責指揮西部亞琛(Aachen)的一個步兵團,這在普魯士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出現。儘管亞琛和周邊的萊茵高(Rheingau)自1815年開始便已經融入了普魯士,但這個年輕軍官還是對此地區那深深的反普魯士情緒感到震驚。當地居民都將普魯士視為外邦,將普魯士稱為「Stinkpreusse」,意思就是臭烘烘的普魯士。老父親們也總是因為自己的兒子在軍中服役而不住地嘆息說,他們的孩子「在給普魯士人效力」,那語氣如同自己的孩子遭到外邦人拐騙或者綁架了一樣。普魯士的官員則被稱為「Polakien」[Polacks,波蘭人(貶義)]或者「Hinterpommern」(Pomeranian hicks,波美拉尼亞鄉巴佬)。很顯然,在西部人眼中,東邊的那些人就是野蠻人,沒有在波恩、哥廷根、柏林或者羅斯托克這些地方的學校或者大學接受過教育。萊茵蘭地區的城市居民和鄉村人群對普魯士的此番恨意,本身就足以折射出普魯士的軟弱。1860年時,倫敦《泰晤士報》給出這樣的評論:「[普魯士]何以成為強國,歷史會給出說法,但普魯士為何仍然是今天這個樣子,沒人能說清楚。」毫無疑問,此時的普魯士並不具備優勢,無論地理、文化、階層狀況,還是歷史,都是如此。

1860年代的法國則同普魯士形成了鮮明對比。巴黎,公認的歐洲之都,自然也是一個統一且鼓盪著熾烈民族情感的國家的都城,更在非洲、加勒比地區以及印度支那擁有多處殖民地。巴黎的人口規模兩倍於柏林,已經達到1800萬,城中到處閃耀著建築瑰寶的光芒,更有宏富悠遠的可以回溯千年之久的歷史。此時的普魯士恰是草創態勢,可以說是臨時拼湊起來的,伏爾泰曾嘲笑這樣一個草創之地乃是「一個邊區王國」,法蘭西的一切則似乎都在向世人昭示文雅和穩定。這樣一個法蘭西擁有自身的「自然疆界」,這「自然疆界」涵括了大海、孚日山、阿爾卑斯山和庇里牛斯山,並且作為一個統一國家,也已經八百年了。此時的法蘭西已然培育出極度豐富的文化,其中涵括了食物、酒類、溫和的氣候、時尚、音樂以及語言等元素。然而,到了這個時候,法蘭西的文化霸權已然散落並寄居在巴黎的兩萬家咖啡館以及那些引領並確立時尚潮流的大商場裡面,由此也就激發了所有德意志訪客(其中也有德意志士兵)的野心,那就是「要像神一樣生活」在法蘭西。賦予1860年代的法蘭西「戰略」主導者的觀感,使其成為「歐洲的仲裁者」的正是路易-拿破崙·波拿巴,也就是法蘭西皇帝拿破崙三世那野心勃勃的帝國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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