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甄嬛傳》到《白鹿原》:面對瘟疫,我們是如何爭取主動權的?

保潔員小張兒 發佈 2020-06-22T05:16:16+00:00

《甄嬛傳》第23集,京城內外鬧起了時疫,很快便傳入宮內。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解釋,「疫, 民皆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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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歷史小故事 05】


《甄嬛傳》第23集,京城內外鬧起了時疫,很快便傳入宮內。


太醫勸誡:「一人有病染及一室,一室有病染及一宮。疫病來勢之兇猛,需要及早防範。」


從將患病之人隔開(控制感染源)、要求各宮減少走動,到灑燒酒、焚蒼朮(切斷傳播途徑),連照顧沈眉莊的宮人也戴上了「口罩」(保護易感人群),簡直是一副積極的抗疫模板。


白鹿原》第57集裡,陝西關中大地上也發生了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霍亂。


彼時,這裡剛剛度過年饉饑荒。患者初發病時,並未引起醫生重視。社會不安、物質匱乏、謠言四起,一度讓白鹿原面臨著滅族的危機。


直到族長白嘉軒開始推廣石灰處理村裡環境和死者屍體,並將病人集中隔離在祠堂,控制傳染源的擴散,才逐漸控制住局勢。




從文學作品回歸現實。


縱觀歷史,傳染病大流行在我國不少發生。從古代到近代,我們的抗疫手段也在不斷進步。


經過與傳染病的一次次頑強抵抗,人們終於從純被動「受虐」,逐漸獲得得些許主動權。





古籍中將高傳染性的疾病歸為疫類,「疾疫」、「疫」、「癘」都是來指代瘟疫的。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解釋,「疫, 民皆疾也」。


從現代醫學的定義來看,古代常見的「疾疫」包括流感、天花、鼠疫、霍亂、麻風病等等。


中國歷史上最早記載的「疾疫」發生在周代。之後隨著人口密度與流動性增加,「疾疫」的記載也不斷增多。


據鄧拓在《中國救荒史》一書中的不完全統計,歷代發生疫災的次數為:周代1次,秦漢13次,魏晉17次,隋唐17次,兩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


古話講「大災之後,必有大疫」,隋代大業八年的大旱、宋朝慶曆八年的大水災、元代至順二年的大旱......古代瘟疫的發生常與自然災害相伴。


這並不奇怪。


自然災害導致大量人畜死亡,屍體得不到及時處理便會繁殖大量致病菌,造就了傳染病的溫床。


除了自然災害,社會動盪與戰爭也常常引發疫病流行。越是混亂時期,「疾疫」的發病率就越高,流行時間越長。例如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不止而致傳染病高發,是我國歷史可考的第一個疫病高發期。


相反,在國泰民安時期,即便有「疫病」發生,只要及時採取正確的抗疫措施,疾病的流行規模與時間也會顯著降低。


面對「疾疫」,早期的人們只以為是瘟神作怪,直到宋朝提出了「癘氣」的概念,即具有強傳染性的致病因素。如今看來,彼時的人們已經可以理解到病原體傳播疾病的層面了。


古人應對傳染病常從控制傳染源下手,隔離病人及其接觸者是最常用也是當時最切實的方法。


秦朝曾設立「癘遷所」收容麻風病人,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麻風病隔離醫院。宋朝有「安濟坊」,始於蘇軾在杭州領導疫病防控時所建的「病坊」。




110年前,清朝宣統二年,東北鼠疫大爆發。


「這種病……滿州里一帶的俄國人恐是最先染到的。有一部分以捕土撥鼠為之山東移民,患得更多。他們將鼠捕來,剝去其皮,染以顏色,冒充黑貂,售與西方婦女。……一俟有了二三十條鼠皮,即往客棧居住,靜候顧主之光臨。如果一人患有疫疾,即可傳染整個客棧,再延至他處。」


—— 《伍連德自傳》

按記載,鼠疫最先發生在滿洲里一帶的俄國人身上,後由鼠皮販賣生意在一家客棧里爆發。先是客棧的店主和大批客人暴斃,接著是周圍的村莊,最後沿鐵路向整個東北快速席捲。


從1910年10月底到12月,僅一個月就造成了超過萬人死亡。


鼠疫至今仍被列為我國的甲類傳染病。


儘管如今鼠疫已是可防可治,但縱觀世界文明千年史,鼠疫的每次出現,總會為人類發展籠上一層灰色。十四世紀「黑死病」曾導致歐洲1/3的人口死亡,1894年香港鼠疫也曾迫使1/3的人口逃離香港。


要知道,青黴素(人類最早認識的抗生素)是在1928年才發現的。也就是說,1910年的人們是沒有有效藥物來治療鼠疫的。疫情來勢洶洶,若不及時控制,後果不堪設想。


12月,朝廷任命伍連德博士為「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赴哈爾濱開展鼠疫防治工作。


彼時人們單純認為鼠疫的傳播僅靠病鼠。時任東三省總督錫良鼓勵全民滅鼠,望從源頭掐斷疾病的傳播,卻收效甚微。


伍連德博士及其助手通過現代醫學的方法深入調查,此次疫情中老鼠並非傳染源。他在人們用土撥鼠皮製作的大衣上發現了病菌,又考慮到寒冷的東北都是門窗緊閉,確定了鼠疫會人傳人,並且可以通過接觸和空氣傳播。


應對疫情擴散,伍連德和錫良決定將東北三省進行全面隔離。次年一月,清政府下令封鎖山海關,所有進出東北的鐵路停運。他們將火車車廂改成病人的隔離病房,強制將病人屍體火葬,並進行大消毒。


為了預防空氣傳播,現代首個呼吸道傳染病的防護口罩應運而生。抗疫人員將各個地方按感染程度分成四大區,對應四種顏色的口罩,每個區域的人員佩戴相關顏色的口罩,不允許區域交叉。


疫情爆發的四個月後,東北人民終於迎來了零死亡的日子。1911年4月23日,清政府宣布東北瘟疫肅清。


這是我國第一次應用現代公共衛生理論將橫行千年的鼠疫遏制。隔離、消毒、口罩......這些大規模防疫的辦法,從此沿用下來。

伍連德是中國公共衛生事業值得銘記的一個名字。


他是中國檢疫與防疫事業的先驅,為我國的現代醫學、醫學教育、公共衛生和傳染病學奠定了基礎。由於他對肺鼠疫防治做出的巨大貢獻,伍連德成為了中國第一位諾貝爾獎候選人。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


10月1日,北滿防疫處成立,伍連德任總醫官。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個常設防疫機構。伍連德先後領導防疫工作,控制了1917年綏遠鼠疫、1919年哈爾濱霍亂、1920年中國東北鼠疫和1932年上海霍亂。


接連不斷的傳染病大規模流行讓百姓損失慘重,也迫使北洋政府考慮更高效的防疫措施。1919年3月,中央防疫處成立。借鑑了歐美及日本等國經驗,中央防疫處是專門負責防疫、生物製品研製與鑑定的機構,職能涵蓋了流行病防控、疫苗的研發與製造、病原學和免疫學研究檢查等等。


從政策法令角度,1916年中國第一部傳染病防治法規《傳染病防治條例》公布。條例中,霍亂、痢疾、傷寒、天花、斑疹傷寒、猩紅熱、白喉、鼠疫被列為傳染病。


《傳染病防治條例》明確了當地方行政長官認為有傳染病預防必要時,可以展開區域消毒、車輛檢疫、道路封鎖、集會限制等工作,並且對傳染病患者的隔離、屍體的處理等各類事項作出了詳細規定。


可以說,近代史的一場場瘟疫,推動了我國公共衛生和防疫事業的制度化。


隨著現代公共衛生的發展,人們把越來越多的關注從「狙擊疫情」轉移到「預防疫情」上來。


講到這裡,就一定要提到「中國公共衛生之父」陳志潛先生和他的「定縣模式」。


陳志潛先生1929年博士畢業於協和醫學院「明星班」。他的同班同學有我國現代婦產科奠基人林巧稚、放射學奠基人榮獨山、熱帶醫學研究奠基人鍾惠瀾......陳志潛從師於著名衛生學家蘭安生,後到美國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進修健康教育學。

1932年,陳志潛來到河北定縣的平民教育促進會農村建設實驗區,任衛生教育部主任。而那時的定縣,貧窮、人民文化素養差、醫療資源匱乏。


根據陳志潛的初期調查,定縣人口中80%是文盲;農民戶均年收入50銀元,人均醫藥費只有3角;全縣只有兩位未經專業醫學訓練的開業醫生,餘下是一半的村子有半農半醫的中醫行醫;30%的人在死亡之前沒有得到任何醫藥救助,嬰兒死亡率很高;死者中傳染病患者超過半數,其中有37%的病例可預防,32%的患者若早診治本可恢復健康。

「一盎司的預防勝過一磅的治療。」


這是蘭安生博士堅持的「公共衛生」最核心理念,也是陳志潛先生在定縣的最重要實踐。


自下而上設立村保健員、鄉保健所、縣保健院,陳志潛開始在定縣建立「村-鄉-縣三級醫療衛生保健網」。他不僅主持全縣的預防工作、培訓各種保健人員,還與平民教育促進會的學校教育和成人教育密切合作,開展衛生教育。


在村裡培訓村保健員,並給保健員配備保健箱(內裝治療沙眼、頭癬、急救等10種常用藥和工具),不收取任何費用。村保健員主要負責種牛痘、井水消毒、皮膚外傷消毒,記錄出生人數、死亡人數、死亡原因,轉診較重病人。


村以上設立鄉保健所,配一名保定醫學院畢業的既受過正規訓練又離家近的醫生,除接收村保健員轉來的病人、主持每天的門診外,還負責監管全鄉預防工作、輔導管理村保健員。


在縣城設立縣保健院,設50張病床和急診室,收治保健所轉診來的危重病人。

短短几年時間,定縣的輕、重病人就都能得到及時科學的診治,產婦與新生兒的死亡率大大降低,各種腸道傳染病大大減少。無論周邊地區爆發的天花、霍亂疫情,定縣卻得以安然度過。


建國後,新中國政府採納「定縣模式」,在全國普遍開展農村衛生建設,並於1958年建立起全國性的鄉村衛生保健系統。



從最早期的天災人禍,人們被疫病「玩弄於股掌之中」,毫無還手之力;到後來逐漸摸索規律,在瘟疫突襲後可以全力反擊;再到現代公共衛生理念發展,化被動「抗疫」為主動「防疫」,嘗試「滅傳染病於無形」。


在人類與病菌的一次次鬥爭中,摸索規律,主動出擊,我們終將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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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中國科學院:中國古代的流行病及其防範(2003-05-13)


馬光:三千年疫情的當代思考


維基百科:伍連德


九三學社之聲:今天,讓我們懷念「中國公共衛生之父」陳志潛先生(2020-03-14)


蘇全有, and 鄒寶剛. "中國近代疾病史研究的回顧與反思." 遼寧醫學院學報 (社會科學版) 2 (2011).


澎湃:民國初年政府的公共衛生制度是如何建立的?(文章摘錄自 [日]飯島涉 著 朴彥/余新忠/姜濱 譯:《鼠疫與近代中國——衛生的制度化和社會變遷》)(2020-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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