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首發於今日頭條 @荷蘭在線 特約專欄，授權轉載。
作者 | 劉毅強
國際法促進中心創始人和執行主任
每年的六月都是全球的「 LGBTI 驕傲月」，世界各個城市會舉行盛大的驕傲月遊行，今年受疫情影響，數百場遊行和活動都被取消或推遲，轉為線上舉辦。
驕傲團體、活動家、社會團體、政客和各國領導人的演講和展演都在24小時不間斷播放，同時活動方也通過Pride Relief Fund平台為 LGBTI 群體募捐。
雖說今年的驕傲月遊行沒有辦法在線下舉行，但人們仍然能欣賞豐富優秀的節目，嚮往更加進步開放的生活，所有這些讓人們引以為傲的自由和權益，都是通過不懈努力才爭取到的，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權益就是同性婚姻的權利。眾所皆知，荷蘭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實現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這標誌著 LGBTI 群體爭取自由和權益的一大重要勝利，讓許多受到歧視和侵害的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事實上，筆者曾經以為，在自由和包容的氣質已經深入到骨髓里的荷蘭，同性戀「當然」可以結婚。但是在與荷蘭律師Boris Dittrich談話並閱讀他的回憶錄《一把紫色的藍椅子》（「Een Blauwe Stoel in Paars」）以後，我發現自己真的錯誤地理解了這個國家的歷史。
Boris是荷蘭第一位公開自己同性戀身份的國會議員，在他擔任國會議員的任期內，荷蘭實現了同性婚姻合法化。這對於20多年前的世界而言，也是頭一遭的變革，而他就是這一變革不折不扣的「背後推手」。這本書中一個名為「跟生命的時間賽跑」的章節，真實地記錄了這場變革前後若干或是感人至深或是發人深省的故事。
歷史就像一面鏡子，反射的是今天的現實。Boris的回憶錄讓人意識到，跟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樣，在今天看似理所當然的變革背後，荷蘭也有人曾面臨和當今許多活動家一樣的困難，他們的故事也能夠給所有人帶來勇氣和啟發。
· 「被」出櫃的議員
也許現在很多人都會認為，像荷蘭這樣的歐洲國家已經是「無櫃可出」——因為這裡絕大多數的人都發自內心地覺得，一個人喜歡同性跟喜歡異性沒有什麼區別，整個社會的法律、制度和教育理念等方方面面也確保對性取向的歧視沒有立足之地。可是在「Boris的那個年代」（上世紀90年代）事情並不是這樣的。
Boris在競選國會議員以前，已經做過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地區法院的法官和阿姆斯特丹市議廳的議員，可謂是不折不扣的荷蘭社會精英。他雖然沒有跟家人和朋友隱藏自己的同性戀身份，但他的同僚還是會很友善地提醒他，這一身份可能會消耗（cost）他的政治資本。
Boris最終決定大方地將自己的身份「公之於眾」，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如果一個人連自己都否定的話，那他不可能成為一個可以代表其他人的民眾代表」。同時因為他認為競選議員跟自己是否是同性戀無關，所以在接受了荷蘭一家同志媒體的採訪後本想把這個話題就此擱置，結果另外一家採訪他的主流媒體卻將他的身份變成標題大肆渲染，這讓他大為惱怒，好像自己是在「賣弄」這一特點一樣。在Boris的抗議之下最終這位記者退讓了，他提出之後以另外一篇對Boris更加平衡的採訪做補償。
Boris實際上在努力做到很多同性戀群體想要的平衡：希望被看到，但是不希望變成一個「標籤」，在一個理想的社會中個人的才華跟自己的性取向無關，同性戀和性少數的身份不應該成為歧視或是優待的理由。
· 贏得看似不可能的戰友，說服別人也是在說服自己
在1994年剛剛開始代表荷蘭D66黨成為議員的時候，Boris也並不知道自己希望為同性戀爭取婚姻權利的主張，是否會得到其他黨內同僚的支持。有點讓人「出乎意料」的是，在他剛剛開始推進這個議題的時候，自己也很猶豫。Boris當然相信同性戀應該結婚，但是他似乎又能理解那些認為「婚姻應該是一個男人和女人的結合」的聲音。他甚至對自己的猶豫做過深度的心理解析，試圖解釋自己究竟在害怕什麼，剖析自己是不是出於自私的目的。
一天早上他碰巧遇到了自己的黨內同僚Bert，Bert是四個孩子的父親，看上去並不太像會成為Boris在這方面的戰友。但出乎意料的是，Bert很支持Boris的議案，他表示，「同性戀當然應該可以結婚」。他也告訴Boris自己和家人對看同志的雜誌很有興趣，這讓Boris很吃驚。
「我覺得你對我們異性戀有偏見，為什麼我們不關心同性戀在關注什麼？」Bert說。
「是的，你說的對。」 這時Boris有點支支吾吾地回答。他內心的獨白是：我們自己經常很容易就戴上有色眼鏡，為什麼我會覺得別人對我們（同性戀群體）漠不關心呢？
有了Bert的支持以後，Boris在說服其他黨內同僚的時候更加自信了，他逐漸不再懷疑自己的立場，經過幾次來回，最終也說服了D66黨的其他同僚，以政黨的立場在議會中提出和推進支持同性婚姻的提案，使之成為荷蘭歷史上第一個在議會中公開提出這一政治主張的政黨。
· 臨死之前想要結婚的Joop
D66黨在議會中支持同性婚姻提案的決定立即成為了全國新聞，有一天Boris收到了一封來自鹿特丹的信，一名叫做Erwin的男子在信中寫道，他從報紙上讀到D66政黨認為應向同性戀者開放婚姻的決定。
「尊敬的Boris先生，
……
25年前，我遇到了我的（男）朋友Joop。我們很快就搬到了一起。因為環境對同性戀不利，剛開始我們還沒有出櫃。我們跟別人說我們是好朋友，室友，而不是一對戀人。
後來Joop和我決定不再隱藏自己的身份。Joop去他的父母那裡告訴了他們這件事，但這是一個痛苦且錯誤的決定。他們告訴他立即滾出去，「垃圾」是他們對他說的最後一句話。家裡只有他的妹妹仍和他保持聯繫，每年她都會來看望我們幾次。不幸的是，她幾年前死於車禍。直到她火化後他們才告訴了Joop 。這樣的故事我可以告訴您更多，但我想先跟您講一些更重要的事情。
……
Joop能夠活著的時間不會太長了，他感染了愛滋。Joop最大的願望是在死之前能夠作為我的先生或者我的伴侶，跟我一起去餐廳，和我一起度過生命最後的時光。我們把法律上的承認當作我們關係的印記，二十五年來我們一起共享著歡樂和悲傷……
簡而言之，我想要求你讓議會的紫色黨派（議會中除了基督教政黨以外的執政黨的統稱）儘快通過新法律。對於Joop來說，法律上的認可是不可替代的，這也給了他一個活下去的理由。 但是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這封信讓Boris更加堅信自己已經說了很多次的信念——必須開放同性婚姻。這不是一個抽象的決定，無數生命將會受此影響。而且對於像Joop和Erwin這樣生死相許的戀人來說，這是在「跟生命的時間賽跑」。
· 對抗公開詛咒同性戀的基督教政黨主席
開放同性婚姻的聲音在那時看似積累了勢頭，但荷蘭國內的保守勢力也並沒有退讓。基督教政黨RPF的主席Van Dijke先生在一次公開的採訪中向記者反問：「為什麼偷竊不如違反聖經第七條誡令（譴責不軌性行為）那麼罪惡？是的，我想問為什麼做同性戀比當小偷更好？」
Boris在看到了採訪以後徑直走向了Van Dijke在議會的席位，他那時還想給Van Dijke一個解釋的機會。
「你難道沒有意識到這是在侮辱同性戀嗎？」Boris儘量壓制著自己的憤怒。
「你不應該這樣看。你是同性戀，你公開主張這一點。而我只是指出了你的生活方式對社會中的年輕人產生了不良影響，並且違背了上帝的旨意。這是我的觀點並且我堅持這樣認為。但作為一個人，我不譴責你，我們的合作也不應受到影響。」 Van Dijke雲淡風輕地回答道。
「從未有人對我說過這樣的話，將我比作騙子和小偷。我認為你的言論是具有侮辱性和危險的，你才是對社會有不良影響的那個人。」Boris說。
Boris十分生氣地離開，之後他迅速地找到了其他幾個主要政黨的領導人，希望形成一個共同聲明。由於政黨立場的不同，這個在今天看起來很正常的譴責聲明，在那時對Boris來說是一個艱難而又痛苦的、經過來回妥協的結果。最終他們形成了如下回應：
「尊敬的Van Dijke先生，
我們已經讀過了您的採訪。您在採訪中將同性戀與犯罪的人（例如小偷和欺詐者）並列。您也表示自己完全支持這樣的立場。
首先我們看到已經有您的黨內同事表示他們不同意您的個人看法。我們國家的《憲法》第一條十分清楚地寫明：在荷蘭的所有人應該在平等的情況下受到平等的對待，禁止基於宗教信仰、政治立場、種族、性別或任何其他原因的歧視。
此外荷蘭《刑法》 第429c條也規定，在履行自己的職責時，基於種族、宗教信仰、性別或性取向等而歧視他人的人應受到懲罰。」
事後，Van Dijke被檢察官提起了刑事公訴。雖然初審法院判定他有罪並處以罰款，但上訴法院裁定他無罪，最終荷蘭最高法院也支持了這一無罪判決。
Boris作為一個政客無法干涉法官的決定，但他認為正是這一先例，讓之後更多基於宗教針對同性戀的仇恨言論肆無忌憚，甚至到今天荷蘭仍然有零星的針對同性戀的暴力。D66黨的現任主席在今年5月17日國際不再恐同日，通過一段視頻平靜地讀出了自己在網絡上遭受的言語暴力，以告訴所有荷蘭人這個節日不只是為了紀念。即使同性已經可以結婚，也不代表歧視在荷蘭會完全消失。
· 世界不再一樣的那個夜晚
在Boris的第一個議員四年任期屆滿的時候，荷蘭議會已經以大比例贊成通過決議，要求政府拿出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方案，但是政府的 「消極怠工」 讓這一進度停滯 。
荷蘭在1998年大選以後，新的政府組閣成功的條件和承諾之一便是實現同性婚姻，最終荷蘭議會在2000年9月12日通過對荷蘭民法典的修正案，將荷蘭民法典(Burgerlijk Wetboek) (「DCC」)中第1:30款（section）更改為：「婚姻可以由兩個不同或相同性別的個體組成(Een huwelijk kan worden aangegaan door twee personen van verschillend of van gelijk geslacht)。」
那年早些時候Boris再次收到了Erwin從鹿特丹寄來的信，這次在信的末尾，他的伴侶Joop在簽名之前寫上了一句「我們還是很想結婚！」（那時荷蘭已經通過了民事結合的法案，他們已經可以通過民事結合確定自己的關係）。
在議會投票通過法案的那天，Boris無不深情地向所有議員和荷蘭公眾說：
「最後，主席先生，我想說，最近我因為收到一名來自鹿特丹的男子的信而很感動。這位先生堅持認為議會應儘快通過這一法案確保同性可以結婚。他已經和他的男朋友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他們共享著歡樂和悲傷，而現在他的男朋友已經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他只有幾個月可活的時間。他們二位最大的願望仍是他們可以結婚。對於他們以及所有與我接觸的人，我在這裡想要說的是：再等一下，政治決定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是現在我們真的可以看到這個隧道的盡頭了。 」
新的法案從2001年4月1日的凌晨開始生效，從那一天開始，地球上出現了第一個同性可以結婚的國家。在那個凌晨，首都阿姆斯特丹市議廳組織了荷蘭第一場同性婚禮，四對新人在全世界的鏡頭和攝像頭前喜結連理。
Boris自然也受邀參加，見證了這一歷史性的時刻，當他走出婚禮現場的時候，一個中年男人走了上來，他說：「我想介紹自己，我是Erwin，我給你寫過幾次信。」在簡單的寒暄以後Boris問道，「你的男朋友Joop呢？」。這時Erwin抓住Boris的手臂說，「他沒有能夠等到這一天，他在今年1月去世了。但是我是為他而來的，我知道他絕對不會錯過這一時刻的。」
Boris的回憶錄很令人感動，同時也讓人看到了一段真實的歷史，筆者在閱讀時不停想起那句老話——「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今天我們所有人都生活在一個跟20多年前相比更加友好和包容的世界裡，那我們這些普通人又可以做點什麼呢？
畢竟世界的改變不是一個人做了很多，而是很多人做了一點點。今天，我們還有很多場跟生命的時間的賽跑。
（@荷蘭在線原創內容，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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