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比較完整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統治，結束了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頒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使民主共和的觀念開始深入人心。「鄂風泱泱，扇遍天下」，是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很快波及全國，浙江新軍11月4日在杭州起義，次日光復全城，成立了浙江軍政府，晚清立憲派領袖、省諮議局議員湯壽潛成為浙江軍政府首任都督，浙江歷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但好景不長，孫中山領導的南京臨時政府為時短暫，袁世凱繼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中國歷史進入了北洋軍閥統治的黑暗時期，誠如孫中山所說：「夫去一滿洲之專制，轉生出無數強盜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於是而民愈不聊生矣！」
浙江從1911年11月杭州光復到1927年2月北伐軍克復浙江全境，經歷了浙人治浙和北洋軍人統治浙江兩個階段。從辛亥革命到1916年底為浙人治浙階段。辛亥革命後，地方官吏的迴避制度被打破，浙人治浙」成為當時流行的口號，這一階段擔任浙江地方軍政要職的均為清一色的浙籍人士，先後擔任都督（1914年6月改稱將軍，1916年7月改稱督軍）、民政長（1914年5月改稱巡按使，1916年7月改稱省長）的為湯壽潛、蔣尊籃、朱瑞、屈映光、呂公望，直到1917年元旦北洋政府國務總理、皖系軍閥首領段祺瑞任命皖系楊善德為浙江督軍，齊耀珊為浙江省長，才打破了「浙人治浙」的局面，開始了由楊善德、盧水祥、孫傳芳等北洋軍閥直接統治時期。而在浙江省人士內部也是矛盾重重，浙江光復之初，就有同盟會、光復會對浙江控制權的激烈爭奪；在浙人治浙時期，又有武備派、士官派、保定派、陸師派（指張之洞在南京創設的江南陸師學堂畢業的學生）的權力鬥爭。
武昌起義爆發後，大清銀行總行及上海分行發生大規模擠兌風潮，葉景葵「引咎辭職」，徐青甫亦隨之辭去大清銀行東三省密查工作，返回杭州。由於其不少舊時朋友和學生都參加了杭州光復之役，所以徐青甫回杭州後也積極參與了江浙聯軍攻克南京和建立民國的偉業，「既克南京浙人陳時夏、徐鼎年、王正廷、黃旭初、湯爾和，與十七省代表，開會選舉孫文為大總統」。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湯壽潛被任命為交通部長，徐青甫的舊識蔣尊簋成為浙江都督兼民政長，同年7月辭職，8月21日，朱瑞被袁世凱任命為浙江都督，屈映光為浙江省民政長。
由於諸暨縣是蔣尊簋的家鄉，該地出身的軍人又特別多，退伍裁兵後到地方很難應付，所以這個縣的知事（即縣長）最好是找一個在軍界有些聲望的，而徐青甫因為擔任過浙江武備學堂的教習，許多軍人是他的學生，「而光復有功者，無非舊友或門徒」，於是浙江省政府有意讓徐青甫出任諸暨縣知事當時委任官職要先由被委任人寫一個履歷，而其時浙江剛剛光復，人們書寫履歷的習慣仍然是前清遺風，無標點符號。徐青甫原名徐鼎，青甫為字，履歷上自然書「徐鼎年三十三歲浙江杭縣人曾任…」，而時任民政長屈映光誤以為徐青甫名字叫「徐鼎年」，即下委任「委徐鼎年署諸暨縣知事」，結果委任牌掛出後一個多星期也無人報到，最後還是諸暨縣前任知事派人來催，徐青甫才知道已被委任諸暨縣知事。於是徐青甫也只有將錯就錯，以徐鼎年之名上任，從此以後改名為徐鼎年，「青甫原單名曰鼎，為縣知事時，繕履歷於名下接書年若干歲，而懸牌者誤連寫為徐鼎年，遂沿用未更正，今則以字行雲」。屈映光為徐青甫改名，盛傳於杭州官場，成為笑談，至今常為人樂道。
民國初年各地縣治情況相比前清並不見得好多少，當時的《申報》報導：「仕路混淆，吏才消乏。少年新進之士，略諳法政即詡新知，才獲文憑輒圖悻進。叩以學理則持之有故，按諸事實則核而不通，僅竊空言，何關治術。至於舊時官吏不乏賢明，其庸劣者實居多數，或性情頑固不達時宜，或才具空疏未嘗學間，此在當日本屬廢材，准諸今時詎為適用。他若材官、末棄、走卒、武夫，或自命光復有功，或妄稱奔走出力，酌量任使，自有取裁，乃或識字無多濫司民牧，或出身卑鄙亦綰縣符。里巷據為笑談，僚采羞與為伍。」但徐青甫出任諸暨知事，卻做出了別樣的風采。
諸暨明清時期屬紹興府管轄。民國元年（1912）根據浙江軍政府命令，廢府、州、廳舊制，地方行政區劃實行省、縣兩級制，原紹興府轄縣均直屬浙江軍政府。1914年復於省縣間設立會稽道，治所設在寧波，轄地相當於今天的紹興、寧波、台州三地，諸暨縣隸屬於會稽道。諸暨民風彪悍，訴訟、械鬥成風，花會盛行，整頓秩序、刷新治安、穩定民心、移風易俗成為當務之急，也是樹立新政府威信的關鍵所在，徐青甫1912年11月到任後，重點抓了訴訟和花會這兩件事。
民國初年，雖律師制度實行不久，但紹興歷來是出師爺的地方，訟師是出了名的，那時經常是有理的不請律師，無理的仰仗律師，混淆黑白，顛倒是非，碰到審判人員較軟，常常對付不過律師，以致評判有失公平之處，常有偏斷之弊。律師一度成為收入頗豐的職業，竟有鄰縣知事辭了職來任律師的，而百姓則怨聲載道。一旦通過訴訟不能解決問題，就群起械鬥，大打出手，如1911年同山鎮唐仁村的壽姓和湯姓舉行械鬥，死傷100多人，甚至岳丈和女婿見了面也相鬥相殺。徐青甫到任後，每遇到不好判的案子，都堅持親自出庭審判，對不請律師的人，給予援助，平百姓之不平。遇到不能用法理來判斷的案子，就以情理來調解，避免械鬥。
譬如有一次，兩個人來爭墳地，只有一個士堆沒有餘地，亦無風水等背景，但雙方都爭說是自己的祖墳，是清乾隆年間築的，各以家譜為憑。徐青甫無法判斷，只得親自下鄉，見到一座荒冢，但雙方仍力爭是自己的，還說歷年都來這裡掃墓。徐青甫試圖調解：「既然是祖宗的墳，那麼就照常上墳好啦！何必爭呢？但一周姓訴訟人堅持要徐青甫開棺驗屍，徐青甫駁斥說：「這話無理！大家有證據，但家譜上土地位置是籠統的，不能確切指定；而且一二百年的墳墓，裡面的棺木和死屍早已爛盡，即使掘將出來，亦無法辨識的。」由於事先做過調查，徐青甫判斷周姓訴訟人是想借訴訟來謀奪他家祠堂的產業，於是嚇唬他說：「我知道你的居心，你借訴訟來騙取祠產，侵吞周氏的產業，我要嚴辦你！我定要嚴辦你！」果不其然，周姓訴訟人以為把戲已被拆穿，於是爽快地答應和平了結此事，避免了一場械鬥。
打花會又叫花會、常家賭等，常常伴隨著迷信、賭博行為，在諸暨很盛行，各鄉鎮都有，男女老幼都參加，造成風化很壞。徐青甫對此採取了嚴禁但不濫押的手段。因為如果大量捉拿花會，不僅監獄容納不下，而且坐監出去的人極易窮途潦倒，反而走上邪道，達不到應有的效果。因此他對打花會的人薄施體刑，再遊街示眾，然後找保釋放，同時懇切勸誡，責令其去求學或做小生意，實際效果往往比較好。如諸暨同山鎮王沙溪村平日花會較多，徐青甫帶人去提花會，沿途有村民攔阻，徐青甫隨即勸導他們，
「我為你們祖宗流淚！你們不務正業，不事生產，這樣只有越弄越窮，我禁止花會是為大家的生活著想，否則窮困將一天天增加，你們應該求學做事才好」。眾人仍為被抓的人求情。徐青甫順勢說：「不辦可以的。不過有二件事你們得答應我。第一，不得再有花會；第二，要以祠產興辦學堂，切切實實地生活。若是答應馬上釋放，決不留難。」於是大家具結保釋。等到第二年徐青甫再去王沙溪村巡視的時候，面貌已煥然一新，花會沒有了，桐堂里的學堂也辦起來了，說明勸導起到了效果。
又如諸暨浦陽江下游一帶有三江廟，每逢二三月間，當地總要聚集二三萬人行一次花會，騷擾附近各村常達一兩個月，在江藻鎮更有著著名的賭場，借行會來賭博，有人因此輸得傾家蕩產，歷任知事想禁但都未能禁絕它。徐青甫到任後，決心查禁三江廟花會。首先是加強宣傳，糾正人們頭腦中的迷信觀念他印了幾萬張傳單，讓附近各鄉的48個鄉長拿回去張貼，傳單的大意是我是最相信神的人，但感慨大家對菩薩的敬法是錯誤了，這樣做只是在侮辱神明，大家知道，「聰明正直之為神」，譬方人世間的官，因為公正無私，才成神明，菩薩的能力很大，無所不至，每個人心裡的動念，它也知道，好的要保佑，不對的就要受懲罰，現在大家當它是昏聵糊塗的，以為它是貪小的，營私的，拿元寶來燒，拿來供，祈求保佑，當他是貪官污吏，豈不是侮辱神明！我覺得過去的錯誤，應該跟光復一道革新了。現在應當努力修身，對國家、朋友、自己的行為，力求改良，不要做過去那種無知識的舉動
「行賄可以免禍」的思想一定要革除，從明年起，這會永遠停止舉行，如有理由反對的，請來誠懇討論。還要求48個鄉長立了一個公約並具結畫押，答應回去幫助宣傳破除迷信。其次是親力親為，雷厲風行。有一次到了會期，有鄉長來報：「無知識的人彈壓不住，年輕人在鬨動，把菩薩抬出殿了！」徐青甫正言厲色地說：「我明天親自下鄉，請菩薩回殿！」有人勸說菩薩很重，恐怕沒人抬吧？」徐青甫乾脆地說：「自己帶人去！」第2天他果然雇了48個挑夫，帶了48個警察，下鄉親自查辦。看到徐青甫真的下鄉了，那些打花會的人遠遠的就偃旗息鼓了。到三江廟大約15里的地方，有村民來說：「我們知錯，已經把菩薩抬回，請老爺不必勞駕了！」但徐青甫仍堅持要到廟裡去看一看，走到三江廟，果然菩薩已經回座，徐青甫遂恭敬地向菩薩行三鞠躬禮，並藉機向鄉民宣傳破除迷信、禁賭的好處。自此以後，諸暨三江廟花會有10多年沒有舉行過。
因為訴訟案件大多由徐青甫親自審理，侵犯了一些顛倒是非的無良律師的利益，他們懷恨在心，竟去省城上告，控告徐青甫有兩大罪狀：一是以部民（即統屬下的人民）為妾，二是捉拿花會時溢用體刑。省里專門派了人來諸暨調查。說起徐青甫納妾，簡直是荒唐之極。起因是徐青甫帶了夫人和侄女同去諸暨上任，有那愛管閒事的人問他們家的僕人：「這女小囡是不是你家的？」僕人說：「不是的。這是大太太生的。」因為在杭州家裡，僕人稱呼徐青甫的大嫂為大太太，俞振亞則為二太太，到了諸暨一時也沒有改過口來。那人又問：「那麼這位太太沒有生過啊？」僕人隨口說：「二太太生的少爺，沒有帶來。」就這樣傳來傳去，竟變成了徐青甫納部民為妾，還作為一大罪狀控告於省府。當然事情很快調查清楚了，還了徐青甫清白。
至於濫用體刑，徐青甫承認使用體刑是事實，與法不符，但並非濫用，遂提筆在調查公文上批註道：確屬實情，自知與法相違。惟為一時良心衝動，一般鄉紳父老均認為監禁不得，但又不能不予以懲戒，故用體刑。惟亦非亂施，有保即釋。這一舉動顯示出徐青甫做官做事光明磊落，一心求治，心繫百姓，不計個人榮辱得失的品格和情懷。諸暨在徐青甫在任的兩年時間裡，革除了陳規陋習，移風易俗，開了風氣之先，順應了時代潮流，得到了百姓的擁護，諸暨的社會秩序和風氣也煥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