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對話
「耶魯對話」是由耶魯大學校長蘇必德主持的系列播客欄目。每月一期，分享來自校園的新聞，或是邀請教職員、學生或校友進行對話。
耶魯是一個各種聲音交融的地方，正是學生、教職員和校友以不同的方式為我們的世界帶來「光明與真理」。通過這個欄目，你可以聆聽這些聲音，了解更多耶魯在教育和學術等方面所做的了不起的工作。
每月一度的「耶魯對話」系列播客又上線了！
擔當主播的耶魯大學校長蘇必德（Peter Salovey）本月邀請到的嘉賓可不得了，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耶魯大學經濟學斯特林講席教授Robert Shiller，耶魯大學金融和管理學教授、耶魯金融穩定項目主任Andrew Metrick和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Pinelopi Goldberg。
在半個小時的對話中，他們圍繞「新冠肺炎疫情下的耶魯經濟學家」這一惹人好奇的話題展開了討論。
Robert Shiller教授的新著《敘事經濟學》一經出版就吸引了知識界的目光。他在書中討論了共享敘事如何影響經濟行為，並回顧了1918-1919年西班牙流感疫情、1920-1921年經濟衰退和1929年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所形成的敘事。
「這本書實際上是一個研究提案，而不是最後陳詞」，Shiller教授說，「敘事經濟學將成為宏觀經濟學的新世界。」
Andrew Metrick教授所在的耶魯金融穩定項目團隊花費數年收集了應對2007-2008年金融危機的有關信息，現在他們又開始追蹤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應對之法。
他告訴蘇必德校長，政策制定者應充分吸取歷史的教訓。「在這場危機的早期階段，全世界的中央銀行都做出了強烈的反應，最著名的案例就是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它運用了我們在2007至2008年研究並提出的方法」，Metrick說，「在危機的早期階段，流動性工具十分有效地發揮了作用，並成功使金融市場從最初的擔憂中平靜下來。對我來說，從中得到的教訓就是學習歷史的價值。」
不過，Metrick仍然認為，金融系統的前路危機重重。
「我擔心如果經濟衰退像許多人擔心的那樣持續下去，導致目前資本狀況良好的銀行乃至更廣泛的金融系統將不再擁有良好的資本；幫助拯救經濟的一部分重擔也將落在銀行的肩上。這將導致它們在2020年底左右資本嚴重不足。如果真是這樣，我不知道我們是否做好了準備。」
精彩對話節選
蘇必德校長：
當醫療和公共衛生專家們在一線拚命拯救生命的同時，我們必須著手處理這次疫情帶給我們的其他方面，那些正威脅著我們的生活方式和未來的方面。
未來的挑戰是嚴峻的，但耶魯大學教職員工和世界各地大學的學術研究令我倍受鼓舞。我們的教職員、學生和校友正在為應對這一流行病的各個方面做出重大貢獻。他們正在依靠數據和分析模擬如何做出決策。團結起來，我們就能克服前方的一切困難，並變得更加強大。
Robert J. Shiller教授：
社會學奠基人之一的William Graham Sumner教授在1916年寫了一本名為《被遺忘的人》（The Forgotten Man）的書。這本書講述了我們的體制如何更傾向於小集團，而忽視那些遵守規則且有進取心的的正派公民。這一主題仍然出現在這個國家的部分人之中。這是一種對深暗勢力和自由偏見的恐懼。
經濟大蕭條是另一個例子，我認為它的某些方面和今天十分相似。1932年，當羅斯福與胡佛競選總統時，國家那時處在一個極度分裂的時刻。這個國家的兩極分化，就像我們現在一樣。
人們認為大蕭條會永遠持續下去，而且他們不想為此出資。
新冠肺炎疫情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因為許多人在家隔離。他們不外出旅行，一些工廠也因此停工。但這不是解決氣候變化的可持續方案。全世界的停工減少的碳排放剛好與2015年巴黎氣候協定的目標一致。但這樣做對我們的生活是一種極端和破壞性的方式。
我認為這將我們帶入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我們有可能就開明的環境政策達成共識，並對我們的制度、法律和習俗進行革新，就像我們在這場流行病中已經完成的那樣。
Pinelopi Goldberg教授：
在全球範圍內，我們開始看到最糟的情況，人們亟須在危機時刻找一隻「替罪羊」來承擔罪責，而在這種情況下，就是中國了。我們看到中國再次受到攻擊。當然，中美關係的緊張也是什麼新鮮事，但現在卻上升到了新的層面。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場危機加劇和加速了一些早已形成雛形的趨勢，而其中一個趨勢就是去全球化。
經濟學家認為，導致大蕭條的既不是關稅，也不是保護主義。他們也認為，這種保護主義的開端才會使經濟復甦放慢腳步。
我們應當吸取以往的教訓，不要重蹈覆轍。過往大蕭條的教訓中，曾有歷史學家認為在那段時期發生的事情，保護主義情緒的激增，最終導致了一種政治氣候，一種容易導致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國際政治氣候。我並不是說我們將再次面臨世界大戰，但國與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在任何時候都不會給任何人帶來好處。在經濟衰退時期，它們更是百害而無一利。
Andrew Metrick教授：
2007-2008年的危機始於金融業，實際上是對金融業償付能力的擔憂驅動了危機駛入恐慌階段。而一個非常疲軟的金融部門令復甦難上加難。但現在的問題明顯不同。我們正與一個非常強大的金融部門一起走進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機，我們希望金融部門將保持足夠強大，能夠幫助復甦。然而，問題正如Pinelopi所說的那樣：人們真的不想重蹈覆轍，而經濟蕭條的原因有些是無法靠政策立竿見影地解決的。經濟危機的一部分是從人們的偏好，人們的願望開始的，需要做他們不要做以前做過的事情。
我擔心最終會出現的財政刺激，現在只是拯救，但最終會是刺激，到那時我們可能真的會出現財政支出疲勞。
我認為重要的是觀察政府面對危機在經濟層面的應對方式，要意識到有很多不同的目標，這些目標會隨著危機時期所處的階段而改變。
通貨膨脹是市場告訴我們債務違約的一種方式。
那些極度通貨膨脹的國家，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他們失去了對財政方面的掌控，而他們的應對方式只有將其簡單地貨幣化。但那仍然是違約，同樣是政府債務，只是他們決定將其貨幣化，而不是長期違約。我現在不擔心美國債務違約，我想我們還有很大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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