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國古代傳統的經濟生產方式是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使中國古代經濟以農業生產為核心，到了唐代，這種形式仍然沒有太大的變化，唐中葉，長安、洛陽等地雖出現了繁榮的集市，但商業文化尚未形成，農業仍是國家最重要的財政來源。唐玄宗登基時，他手下最重要的大臣姚崇曾要求他放棄唐以前君王多次外出征戰的習慣，他之所以提出這樣的要求，是因為唐朝政府實際上在經濟上入不敷出，根本無法支持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唐玄宗也知道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所以在他執政初期，先後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來提高國家財政收入，包括修繕運河，從而提高漕運效率，以及更加嚴格的戶籍制度，減少貴族的食實封。並在發生自然災害時救濟百姓時，避免他們成為流民而造成國家戶口的喪失。在這些制度的共同作用下，唐代經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也為開元盛世的出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一、唐代政府對運河等漕運系統的維護
唐朝的都城是長安，一方面，這是唐王朝興起的地方，有著深厚的民族基礎，大批政府高官也出生在這裡，另一方面，它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因為它有一個天然的防禦屏障，可以抵禦外族的攻擊。
然而，隨著唐代外部形勢的逐步穩定和高官的更替，長安城的地緣優勢逐漸消失，其不足之處也在此時逐漸暴露出來。關中平原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糧食產區，但唐代關中平原的農業生產相對落後，其中一個原因是這裡以前經常發生戰爭，對土地造成嚴重破壞，另一個原因是當時長安地區的許多農民成為政府的官員，他們的納稅額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減少，這使得政府的稅收有了一定程度的減少。
因此，武則天當政時，利用大量資源修建洛陽城，並將其定為東都，在其執政後期，長期在洛陽處理政治事務，並將政府遷到洛陽。武則天做出這樣的決定有幾個原因，一是唐代戰略地位的轉變，唐朝剛建立時，國內政治環境不是特別安定，所以國家首先要考慮安全問題。
洛陽地處平原，無山為屏障，是「四戰之地」，不利於防禦。但是，武則天時期，國內統治趨於穩定，唐朝在對外戰爭中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這基本上消除了外來的軍事威脅，使洛陽的遷都成為可能。
把政府遷到洛陽的第二個原因是，當時洛陽離糧食主產區較近，大運河等豐富的漕運系統可以使政府更容易從全國各地獲得稅收，從而保證國家財政收支平衡。從東晉開始，南方欠發達地區特別是江南地區的經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南北朝時期，南方的經濟發展環境比戰亂頻繁的北方更加穩定，使南方地區得以進行大規模的耕地開發，南方地區也成為我國最重要的糧食產區。
隋煬帝楊廣修建的京杭大運河，連接了長江、淮河、黃河三大水系，使中國東部水運十分便利，因此，從江南運糧到洛陽比到長安更方便，這也緩解了武則天時期的經濟形勢。
然而，唐代政府的政局卻動盪不安，無論是唐睿宗還是唐玄宗，其統治地位都遠不如武則天穩定，因此，為了防止可能出現的政治動盪，他們只能把政治中心遷回長安，因為長安是李氏家族的發源地，在戰爭期間能夠提供有效的防禦。
但經濟問題也隨之而來，政府遷回長安後，面臨著比武則天遷都前更為困難的局面，一方面，由於關中地區多年遭受自然災害和大規模糧食歉收，當地出現了嚴重的流民現象。另一方面，洛陽都城遷都後，以前從洛陽到長安的漕運系統已不重要，因此這一段河道的維護也被擱置。
這就導致了當時許多河段的水運不通，比如運河與黃河交匯處的大壩，由於閘門長期年久失修，無法讓船隻通過。這樣的情況使得當時南方地區的水收只能通過陸路運輸到長安，不僅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降低了運輸效率，使得本來就讓很緊張的財政收入更加緊張，為了改善這種狀況，玄宗下令對全國漕運系統進行大規模的維修，特別是從中原到關中地區的漕運，更加成為這次改造的重點。
二、唐玄宗的稅制改革
唐玄宗登基時，唐朝政府面臨的困難，不完全是自然災害和漕運困難造成的，也是唐朝政府稅收制度遭到破壞造成的。唐玄宗登基時，唐朝登記的戶籍人口與實際人口之間的差距很大，唐朝很難獲得足夠的稅收，全國各地逃稅漏稅現象嚴重，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有三個。
一是均田制度逐漸被破壞，一些自耕農失去了土地，成為地主的佃戶，脫離了政府的控制，唐初，最重要的原因是人口的增加，使每個人都很難得到足夠的土地。但當時一些地方政府仍堅持向這些農民徵收土地稅。也就是說，每一個農民可以種一畝地，但要交兩畝稅。這種情況使他們無法維持正常的生活，最後只好靠賣地為生，他們成了地主的佃戶。
第二點是流民的出現，一些個體戶無力承擔這樣的沉重的賦稅，於是選擇離開家鄉，成為流民，即唐朝政府的「黑戶」，到別處從事農業生產，唐玄宗登基初期，自然災害加劇了流民現象，使唐朝的戶籍數量大大減少。
第三點，當時佛教經濟的大發展導致大量的土地被寺廟徵用，唐初，寺廟不用交稅，即使在唐玄宗時期，他們所需繳納的稅額與普通農民相比也非常少。因此，它們的存在也影響了唐代政府的財政收入，為了緩解這一現象，玄宗皇帝頒布了一系列政策來提高政府的稅收。
首先，他下令在中國進行大規模的人口清查，對遷入新居的農民進行登記，並詳細記錄土地開墾情況，這使得一些難民再次歸政府管轄，財政收入來源也越來越多。二是玄宗加強對地主階級的控制，嚴格控制土地兼并現象，防止更多農民成為地主的佃戶，至於地主名下的土地，玄宗皇帝也做了更細緻的審查和統計，並根據其實際擁有的耕地數量增加了田稅，使國家財政得到有效補充。
對於繁榮的寺院經濟，唐玄宗也採取了遏制的態度，他禁止寺廟吞併土地，並對屬於寺廟的土地增加稅收，此外，還要求一些寺廟將兼并的土地歸還給農民，這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中國的生產秩序。
三、總結
當時，玄宗知道，稅收不足最重要的原因是流民的增加，要減少流民的形成，就必須保證農民的生活。因此，每當發生自然災害，玄宗皇帝都會積極組織賑濟。當時，他擴大了我國以前建立的平常倉制度，在各地儲備了大量應急糧食，使各地人民更好地抵禦了自然災害的影響，難民現象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決。
當時，除上述三個方面外，唐代貴族對財政收入的影響也非常巨大，玄宗登基時，中國的貴族大多是皇帝的親屬，也是武則天、韋後當政時所授予的官員。由於玄宗在登基初期手中的權力不是很穩定，他不敢得罪這些貴族，只能繼續保障他們的利益。當時貴族最重要的福利政策是實食封，他們可以在自己的領地建立采邑戶，直接從那裡獲得食物和其他產品，這些人就不必向國家納稅，這樣，國家財政收入將進一步減少。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這些貴族可以在自己的領地自由選擇自己的領地，他們自然會在最發達地區指定自己的領地，這將進一步擴大他們對國家財政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