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荷蘭議會:透明到令人生畏

荷蘭在線 發佈 2020-06-16T01:36:25+00:00

聽她講完我一下想起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口號「Empowered lives, Resilient nations」。

荷情,荷理,荷你一起發現社會創新!

荷蘭在線特約專欄

文 | 劉毅強

在海牙的時候,經常有國內的朋友過來拜訪。作為荷蘭政治中心,海牙跟首都阿姆斯特丹不一樣,雖然有聯合國的國際法院,生活環境也很宜人,但這個城市不是一個傳統概念上的旅遊熱點城市。

一般旅行團可能會略過這裡,普通國人對城市的各大名勝也不甚了解。朋友們來了以後除了去看「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和「李鴻章大酒店」這樣的打卡景點以外,我經常也會帶他們去一下在海牙市中心的議會廣場和騎士廳。

荷蘭的議會理論上來說有上議院和下議院(官方名稱叫「一院」和」二院」),但實際上整個國家民主制度運行的中心都在後者,各個黨派在4年一次全國大選中也是圍繞這裡的席位在角逐。

議會二院是不折不扣的整個國家政治制度的中心,也是一個完全向公眾開放的「景點」,幾乎每次過去都能看到有人給正在參觀的中小學生正在裡面講解。

記得春節假期的時候帶一個從國內過來的律師朋友過去,我先在議會廣場的門口買了荷蘭國菜「鯡魚」請她嘗鮮,兩人邊吃邊聊,幾步路以後過了議會的安檢,經過簡單註冊,就上扶梯到了二樓進入議會的聽眾席區。我跟她說下面的就是議會開會的地方plenary hall,經常首相就坐在那個位置。我依舊記得她略微吃驚的看我的眼神,很顯然,她在來之前很難想到我們兩個外國「布衣」可以就這麼簡單、輕鬆的進入了一個國家的政治中心。

因為這幾年跟各種荷蘭人和機構打交道,筆者大概對這裡的政治文化有些了解。一個很深的印象是荷蘭的政治制度就跟荷蘭房子上大大的窗戶一樣的透明,這個特點是整個社會的基本「面相」,外國人不過多久也會見怪不怪。

特別是在極為特殊和艱難的新冠時期,整個國家都被疫情折騰得「翻天覆地」以後,荷蘭公開透明的政治特點和強調民眾參與的政治傳統並沒有中止,而是以各種「創新」的方式頑強地延續著,讓人更加對小國的「政通人和」刮目相看。

現在疫情轉好,荷蘭的大街小巷也逐漸恢復了往日的熙熙攘攘,普通人開始習慣了在疫情陰霾下的新常態里繼續生活。不過,在疫情最兇猛的這三個月里,有三件發生在議會裡面的事情可能會讓我永遠記憶猶新。


· 三月,荷蘭醫療大臣被極右議員「問跪」了

在疫情最肆虐的時候發生的事情實在太多,普通人可能已經都說不清疫情是怎麼在荷蘭開始的。若真的要說大規模採取全民應對措施的序幕,在我印象中是在一個周日的下午拉開的,當時首相突然宣布從下周一開始將會關閉學校、博物館和餐廳。

我還清楚記得,那個早上國家電台的新聞說內閣將在周日召開緊急會議,到了晚上首相已經開了新聞發布會宣布這一系列的措施。微信群里有人說是因為那個周末一個16歲的青年住進了重症監護,打破了之前「新冠病毒一般只對老年人有致命威脅」的假定。

連出台全方位措施都看起來十分倉促,這在當時確實有點讓荷蘭社會措手不及。雖然大部分人都推定疫情肯定會蔓延到荷蘭,但畢竟在那之前一周多一點的時候,政府第一項抗疫措施還停留在建議所有人不要握手的階段。自然當這些措施開始頒布以後,議會裡面的議員和普通人都有非常多的問題,既不確定這些措施是否有用,也不確定這些措施又是否足夠阻止疫情。突然,那些傳說中「別有用心」的人看到了機會。

最近在世界範圍內的政黨政治「右轉」以及極右翼勢力的抬頭浪潮中,荷蘭也無法倖免。荷蘭極右政黨自由黨PVV的黨魁海爾特·維爾德斯 (Geert Wilders)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的例子,有著跟墨索里尼一樣演講能力的他不僅有「在荷蘭的摩洛哥人大部分都是敗類、人渣」這樣極為不負責任甚至違反反歧視立法的煽動性言論,他甚至承諾如果他當選首相將帶領歐盟創始六國之一的荷蘭脫離歐盟。

代表受教育程度不高和經濟不發達的地區選民的海爾特·維爾德斯,利用這一機會向執政黨聯盟組建的政府(雖然PVV獲得了議會的席位,在大選後所有大黨都表示不會考慮它組閣)發起了新一輪的責難。

海爾特·維爾德斯在之後那周的議會辯論中,用他一如既往十分尖酸刻薄但確實又很抓住痛點的風格,對每周要到議會接受議員質詢的醫療大臣布魯因斯(Bruno Bruins)進行了持續的發問。布魯因斯是一個看起來50歲上下、很健康的男子,在站著持續接受各路議員們一個下午的發問後,突然在海爾特·維爾德斯發言的時候腳下一軟,在發言台後面癱了下去。儘管周圍的人用最快的速度將他扶起來,他也鎮靜地喝了口水後離開了會場,但這一過程立即上了各大新聞的頭條推送,鏡頭在電視上不停的重複:「醫療大臣布魯因斯在議會暈倒」。

想想這位醫療大臣過去的幾個星期應該一點都不輕鬆,除了所有人都能想到的找口罩、安排呼吸機、跟全國各路醫院和醫療資源溝通、跟其他政府機關協調以外,荷蘭的抗疫極大程度上是由RIVM的專家建議來安排,而RIVM則根本不是政府機構。

有時覺得這個醫療大臣倒真有點像個拿著鑰匙的丫鬟,得聽各宮娘娘們使喚——完成了這些高強度且又從來沒有先例的工作,還要出來接受這些一點也不客氣甚至不近人情的議員的質詢,被這位很能「吼叫」但又提不出多少建設性意見的極右政客指責,也會有人問為什麼在這樣特殊的時刻要浪費他的時間?為什麼不讓他去做那些更重要的事情?

這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但是在這裡很多人會從另一個角度說:在這樣需要普通人支持政府政策的時候,又有什麼事情比「讓普通人看到政府政策是合理的」更為重要的呢?


· 四月,首相忍不住摔了手機

荷蘭疫情開始沒多久,就傳出了鄰國英國的首相感染的消息。雖然不知道英國首相工作是怎麼樣的,但是如果有一天聽說荷蘭的首相呂特也感染了病毒,很多人應該一點都不會意外。

你看看他在疫情期間的每天要見多少人:內閣各個部門、疾控中心RIVM、管理爆發小組OMT、工會、各大企業,同時他要去歐盟開會,幾乎每周議會辯論都要被議員們「撕」到深夜,還參加每周五固定時間的記者會和不定期的疫情記者會,都會被狂轟濫炸一番… 那個強度真的是「腦袋揣在腰上走」的節奏。

除此以外他還必須要出現在各種前線給普通人信心(或者作秀賺人氣),比如出現在超市里看超市新安裝的透明防護擋板,在愚人節的那天出現在還沒有關閉的學校里給大家一個驚喜(非常荷蘭式的黑幽默),在火車站看新的符合1.5米社交距離要求的座位安排。因為首相在疫情期間表現得積極有效也很鎮定,全國人民對政府抗疫的滿意度在80%上下。

但是這當然不代表所有人都喜歡他,也不代表他的世仇們在議會中對他有任何的放鬆。

在荷蘭,政府每周都會到議會就政府的政策接受議會的質詢。實際上議會除了立法以外,很重要的功能也是讓議員對首相帶領的內閣的各項政策進行問詢。與美國和法國這樣老百姓直接選組建政府的總統的國家不一樣,荷蘭的首相都不是老百姓直接投票出來的,而是大選後各黨談判組閣後任職的,相對來說被選出來的議員們在整個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就會高一些。議員們經常對政府政策錙銖必究,尤其是沒有加入執政黨聯盟的那些黨派的議員,即使對首相也一點不客氣。

現任首相呂特已經在第三個任期,他所在的VVD政黨的政治立場比較保守,在光譜中跟鄰國德國默克爾帶領的基民盟一樣屬於中右,通說認為比較代表商界的利益。荷蘭政治中還有一個幾乎是跟VVD有世仇的左翼政黨社會黨SP,該政黨代表勞苦大眾利益。

疫情到了中後期,解封已經近在咫尺,荷蘭自然開始尋找在新常態下監督疫情的方案,而通過智慧型手機APP來實現追蹤自然是最佳方案。 在一次議會辯論中, 社會黨領導人瑪萊恩尼森(Lilian Marijnissen)議員在發言時諷刺首相:「怎麼覺得你著急的是尋找APP,而不是給醫護尋找口罩?」

社會黨議員發言的潛台詞是:首相是在為自己選民代表的商界著想。呂特聽到這種不靠譜的指責自然火冒三丈。議員發言的時候站在首相身後, 從她開始發言之時起首相就一直搖頭,直到聽到這句話以後實在忍不住憤怒,把手機摔在桌上,然後極端克制地等那位議員發言結束再做出回應。

首相雖然很生氣,但是他也知道這是立場相左議員的分內之事,他既不可能要求這位議員道歉,也不可能把她從議會趕出去,第二天他又接著出現在各個工作場合。我猜他在疫情消停以後會給自己放個大假,至少去他最喜歡的那家印尼菜餐廳(是的,連我都已經知道他最喜歡的是哪家),那時餐廳都應該已經開門了。

雖然心疼呂特,但這個事情也讓人知道,因為議會有這樣的透明度,即使像在抗擊疫情這樣的特殊時期,誰要想稍微夾藏點私貨都是多麼的困難。


· 五月,議長靜悄悄地紀念二戰勝利日

在紀念二次世界大戰75周年的過程中,荷蘭慢慢地度過了疫情的最高峰。荷蘭在二戰中完全無法抵擋德軍的炮火,幾乎是恥辱性地只用幾天時間就全國潰敗了,一直到1945年在盟軍的幫助下解放。從那一年開始,每年的5月4日荷蘭都會紀念這一重獲自由的日子。

本來今年是解放75周年,國家已經準備好了各種紀念活動,但是因為空前嚴峻的疫情,所有的紀念活動都變得非常簡單。國家電視台採訪了三位「普通」荷蘭人,讓他們講一下這個解放紀念日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什麼。

這中間有一位就是議會的議長哈蒂婭·阿瑞布(Khadija Arib)女士。平日這位聲音溫柔、氣質柔和的議長的工作更多是程序性的,在充滿荷爾蒙的議會辯論中,她需要不偏不倚地負責主持秩序。通過那天的採訪,我才知道到其實她是摩洛哥裔荷蘭人,而不無諷刺的是,她的工作要求她捍衛海爾特·維爾德斯這種種族主義者發言的權利。

在那天早些時候,議會的中庭舉行了簡單的儀式。在一個極為簡單的紀念雕塑前,議長和首相幾人分別敬獻了花圈。在議長女士的講話中,沒有什麼大話,也沒有對誰的仇恨。她說,現在我們每個人都能感到自由受到了束縛,但這也讓我們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意識到生活在恐懼之中、時刻感到不安的滋味是什麼樣的。她有點發揚本職地說,我們在這樣的情況下,更應該珍惜並記住重獲的自由和民主。

聽她講完我一下想起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口號「Empowered lives, Resilient nations」。作為一個不需要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幫助,但能為其在各國的工作提供資金支助,同時還幫助促進實現千年發展目標的援助國,確實有點自己的道理。


作者 | 劉毅強

國際法促進中心創始人和執行主任

(本文來自荷蘭在線中文網,歡迎聯繫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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