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學者魏禧說過：「事後論人，局外論人，是學者大病。」學者要搞好研究，既然是研究，就要保持客觀嚴謹的作風，尤其是對一些歷史人物，不能輕易臧否，也不能事後論人，局外論人。
就好比理解一篇散文一樣，一定要放到當時作者生活的時代，理解作者的創作意圖，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一篇散文。要是用現在的眼光來評價古文就會離題萬里，不著邊際了。看待歷史人物也是如此，要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和局勢特點來看待，而不能超出歷史和局勢簡單地以現代眼光去評析。
司馬遷著《史記》，裡面有很多神話描寫，有吃了玄鳥蛋而懷孕的簡狄，有踩了巨人腳印兒而懷孕的姜嫄，有在河邊洗衣服和龍交配的劉邦的母親，如此種種，都是傳說，但總是有記錄的，是不是司馬遷故意那麼記？要是那樣就違背了史學的精神，變成不客觀也不公正的東西了，簡直成了神話傳說，哪裡還有史學的嚴謹精神。就這樣的史學著作還排在二十四史之首，算是比較有力度的史學著作了。其實，僅僅以現在的眼光看《史記》中的歷史人物是不對的，而是要摒除那些封建迷信的東西，還原真實的歷史人物。或者放到當時環境中去理解。史料缺乏，致使司馬遷只能根據民間傳說來寫作。《史記》的大部分篇幅卻有著極強的史料價值，而不僅僅在於虛構一兩件歷史事件。也就是說，《史記》中記載的歷史事件大部分還是可靠的，至於一些神話描寫，就只能當作文學描寫來看了。前代的史書不是敘事乾癟，就是弄成了虛妄的故事書，沒有《史記》的客觀與生動，也沒有《史記》中人物形象的豐富立體以及前後互證。把《史記》放到當時大漢的歷史局勢中去理解，放到司馬遷寫《史記》的個人遭遇中去理解，就能讀懂《史記》了，而不至於胡亂猜測。
當人們只看到秦始皇的豐功偉績的時候，卻忽略了他對於文化多樣性的摧殘；看到漢武帝幾次派人長擊匈奴的時候，卻忽略了國內財政虧空的事實；當人們看到宋太祖趙匡胤的雄才大略的時候，卻忽略了他提倡的告密之風，對當時的朝臣打擊很大；當看到大明朝資本主義萌芽興起的時候，卻忽略了「片板不許入海」的規定，導致海外貿易幾乎為零。
事後論人有點事後諸葛亮的意思，而局外論人就有點緣木求魚的意思。譚嗣同在獄中寫道「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之後，英勇就義，要成為為變法犧牲的第一人。他明明有機會逃走，卻就是不逃走，要為變法犧牲。現在的人們認為他傻，有機會活命還不跑，看看康梁，不都跑了嗎？古語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保住性命要緊，以後還能東山再起，即便不能東山再起了，還可以讀書講學，週遊世界。為什麼非得為變法犧牲呢？人們沒有把譚嗣同放到當時的局勢中去，而是以現在的觀點來簡單地下了定論。雖然譚嗣同他們搞了戊戌變法，也只是實行了一百多天，沒有多少成效，但對於提出變法圖強的一群知識分子來說，意義重大。他們從來沒有受到過朝廷重視，好不容易借著變法的事受到了重視，也讓皇帝跟著推行新法————那些修齊治平的政治理想很快就能實現。但由於慈禧太后的干預，變法很快失敗。按理說，失敗了可以再來，不必要非得鑽牛角尖。可是，譚嗣同認準了變法的道理，也看到了當時舊中國積貧積弱的現實，想要殺賊，卻無力回天。他痛恨那些只是嘴上說說變法，卻不去實行的人，也痛恨不為變法犧牲的一群膽小之輩。在他看來，當時的舊中國缺乏的不是變法，而是為變法做出的犧牲。當每一個人願意為變法做出犧牲的時候，變法就不會流於形式，以後的變就會有很大的成功。於是，在痛恨清政府腐敗無能，痛恨那些膽小之輩，痛恨那些只是嘴上說說的人物之後，譚嗣同慷慨就義，甘願做為變法犧牲的第一人。
雖然時光不能倒流，歷史也不能重演，但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一定要在充分掌握資料的情況下進行，而且還要把歷史人物放到當時的歷史局勢下去理解，放到當時的事件中去理解，即便這樣，還有很多歷史人物是個謎，史料缺乏，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要是肆意揣摩歷史人物的心理，只求譁眾取寵，甚至只為了賺取點擊率就更要不得了。當然，也有人把已經成為定論的東西拿出來再用自己的話寫一遍，博取關注，其實已經在拾人牙慧，沒有絲毫創建了。還有人只是忠實於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卻罔顧事實，給劉邦扣上反封建的帽子，給武則天打上女權主義的標籤，要是那麼來看，阮籍、嵇康等人應該算是行為主義藝術家了。
如此來看，以現在的眼光看古人是多麼幼稚可笑。很多大學教授為了博取關注，也經常故作驚人之語，顯得博學，出入自由，但就是不客觀，也不忠實於歷史。因為他們大多在事後論人，局外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