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190年起兵討董，到公元217年在漢中抵擋劉備入侵，曹操為了這大魏江山（213年，封國魏公，建百官），親身戎馬27年，其中的艱辛危難，遠遠超過漢高祖劉邦（親身作戰7年）、後趙君主石勒（親身作戰20年）、唐太宗李世民（親身作戰4年）和明太祖朱元璋（親身作戰12年）等以武開國的君主。然而，僅僅二十多年之後，百戰方得的曹魏皇權就被野心勃勃的權臣司馬懿，在一場無驚無險的政變後輕輕篡奪了。危難面前，曹操的子孫們或禁足門堂、或引頸就戮，除了皇帝曹髦那必死的一衝，幾乎毫無反抗，堪稱失天下最易——以至於曹氏秉權的時間，竟然還沒曹操征戰的時間來得長，真可謂滑天下之大稽。
不過，若以純粹的政治視野來看，曹魏的結局只能歸咎於這個新帝國皇權的極度脆弱，這使得皇權本身在政治變局中軟弱無力到了極致（即便是曹魏國內僅有的幾次反司馬家叛亂，更大的可能也只是其他野心家試圖複製司馬懿的成功）。那麼，相比於其他王朝，曹魏政權為何如此不可靠呢？
事實上，一個穩定持久的權威不可能單單依賴於對武力的掌控（羅馬三世紀危機和五代動盪史表明，所謂的軍人皇權，是一種成本極高且極不穩定的力量），它更需要一個效忠自己的社會階層，以及一個塑造其統治合法性、神聖性的意識形態。
遺憾的是，曹魏政權在這兩個方面是完全失敗的。
曹魏政權的過失
儘管曹操被視為雄才大略的典型，但與中亞軍事領袖帖木兒一樣，在他活著的時候（魏王），曹操並未如周公、漢高祖、趙匡胤等大政治家般，努力塑造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和利益捆綁階層。而曹丕的篡漢，以及隨即頒布的一系列政策，更讓曹魏皇權陷入一種極為尷尬的境地。
一方面，曹丕以臣子的身份，通過實力竊取漢室皇位，本身就缺乏足夠說服力，更缺乏政治神聖性。曹丕威逼漢獻帝篡位升壇之後，曾嘆道"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原來舜禹禪位，不過是騙人的而已），這句話本身就意味著皇帝的權力已經失去了漢代以來的神聖光澤，變成了有任何實力者可以攫取的尋常之物。因此，曹魏的皇權從一開始就缺乏周朝（天子權）、漢朝所具有的神性道義，它只是一個建立在實力之上的王朝——這也表明，任何有實力的政客，都可以覬覦最高皇權。因此，曹魏的皇權，從一開始就缺乏觀念的保障。
「天命不於常，惟歸有德。」
——袁宏《漢紀》載漢獻帝禪位詔，表明曹丕的權力並不是靠天命，而是靠德（實力）
——《魏氏春秋》
另外一方面，曹丕吸取漢朝的弊病，為了防止宦官、外戚和宗王敗壞朝政，威脅皇帝權力，下令嚴禁皇帝身邊的宦官、皇帝的母族和妻族、皇帝近親涉足權力——這使得曹魏皇帝陷入了孤危之境。
1、為了避免宦官干政，曹丕要求「 其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三國志 · 魏志 · 文帝紀》）,不准皇帝身邊的宦官參與國事，這固然杜絕了宦官干政，但也實際上剝奪了後代皇帝，通過任命身邊可信之宦官鞏固皇權的可能；
2、為了避免皇帝母族、妻族干政，曹丕要求（九月甲午，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後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三國志 · 魏志 · 文帝紀》）。這固然杜絕了外戚掌權，但也使得後代皇帝無法任用自己相對可靠的母族、妻族，來夯實自己的權力；
魏興，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減，不可則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儕為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志。諸侯遊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既違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
——《袁子曰》闡述曹魏諸王的虛弱可憐境地
因此，曹丕的政策，實際上將曹魏皇帝變成了近侍不可用，母族、親族不可用，兄弟無所依託的真正孤家寡人。以魏帝曹芳為例，他的岳父張緝雖有才幹，卻因為女兒嫁給皇帝而依朝制被免去了實權，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女婿被司馬師架空而無能為力，最後被迫發動政變，試圖挽救曹芳，但也終因實力懸殊而一敗塗地：至於高貴鄉公曹髦，則因為其身邊的近侍無法參與政事而耳目全無，最後變成了被司馬家掌控在鳥籠裡面的金絲雀；而王室諸侯的影響力甚至還不如平常富家翁，完全無法與世家大族相匹敵，魏明帝曹叡曾經想召叔父燕王曹宇輔政，最後也因曹丕遺照「藩王不得輔政」而被迫作罷。
事實上，在科舉制度完善之前，由於皇帝身長於禁中，他繼位之後唯一可信賴的人恰恰就是身邊的宦官、母妻族的親屬、以及骨肉兄弟，而這也是科舉之前的歷代帝治經常出現皇帝身邊宦官、外戚和骨肉掌權的弊端，卻屢禁不止的原因。曹丕嚴禁自己的繼承者任用身邊的宦官、母族、妻族和親兄弟，實際上就使得皇帝周圍最可靠的人失去被任用的機會，這也意味著曹魏皇帝在曹魏制度下極易淪為真正的孤家寡人。
更為糟糕的是，東漢末年以來的舉薦成風，以及曹丕推動的「九品中正」制，更讓使得世家大族們可以輕鬆通過門閥相互舉薦親信，獲得遠超過皇帝親族的政治能量。譬如司馬家族兄弟八人，各個精明強幹，在當時有「八達」之稱，其中司馬朗、司馬孚、司馬懿位高權重，身居要衝，其政治基礎並不遜於孤弱無助的曹魏皇帝。
因此，當司馬懿通過一場不流血政變控制朝政之後，無論是曹魏合法的皇帝曹芳（被廢時22歲），還是合法的皇太后郭氏（司馬師要求廢掉曹芳，郭太后不悅，但無力阻止），都沒有能力做出一絲一毫的反抗。這在中國歷史上任何王朝都是不可想像的，只能是巨大的制度性缺憾所導致的政治惡果。
在科舉制度完善之前，中國古代皇帝權力的最大人事依靠，實際上就是他所信賴的奴僕（宦官）、母、妻族和兄弟，這些人固然也有可能威脅皇權，但同時也是皇權必不可少、甚至唯一的倚靠。曹魏政權的創建者為了杜絕漢朝的弊病，完全杜絕宦官、外戚和諸王參政，事實上使得曹魏皇帝變成了缺乏政治基礎的孤家寡人。當一個孤零零的帝王掌握著天下豪強覬覦的至高權力時，其危險性就無異於一個病人背著財寶進入土匪窩，絕色美女光著身子走進墮落街，權力的易手是遲早之事。
南北朝時期，宋明帝為了鞏固自己幼弱的繼承人劉昱的權位，殺光了自己的妻族豪強和兄弟侄兒，結果使得劉昱的權位被野心家蕭道成輕輕篡奪。從這個角度看，宋明帝和曹魏開創者的政治視野遠遠不如劉邦。
以中國歷史上持續最久的周天子權威為例，其權力實際上有三根支柱，第一根為周王室的土地和軍隊，這代表著周天子權威的實力；第二根為血緣、功勳為紐帶的分封貴族；第三根為禮法觀念，這代表著周天子權威的神性和道義，即天子的權力不是諸侯可以覬覦的。這三根支柱，形成了周天子政治力量的根本。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之後，周天子的實力一墜千丈，血脈勛親的諸侯亦因數百年分割而逐漸疏離，天子的實力變得不堪一擊。但是，由於禮法觀念的深入人心，周天子依然具有著無可替代的道義權威，而齊相管仲之所以勸齊桓公對周天子使者行禮，就在於他看到了周天子政治權威的巨大號召力；而孟明視之秦軍路過周天子城，未來得及行全禮，則顯示其士兵缺乏紀律；同樣，哪怕是擁有強大軍隊、挾勝而來的楚莊王，也不可以詢問「鼎之輕重」，原因就在於周天子的權力是神聖的，非單純的實力強悍者可以觸摸。
楚莊王八年（前606），楚攻陸渾之戎，至洛，陳兵於周郊。周大夫王孫滿奉周定王命前往勞軍。楚王問周鼎的大小輕重，意欲代周，他答以：「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終使楚軍退去。
禮法的觀念紮根於當時的人心，其塑造了周天子權威在大眾心中的神性和正確性，使得實力衰微的周天子竟能在春秋時期處於超凡的境界，也只有到「禮樂完全崩壞」的時候，周天子的權威才可能完全終結。因此，當忠誠於周天子的孔子發現，堂堂天子禮「「八佾」竟被僅為卿大夫的季氏公開使用，這位聖賢就開始意識到，周天子的威嚴恐將蕩然無存了。
按周禮規定，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正卿，只能用四佾，他卻用八佾。孔子對於這種破壞周禮等級的僭越行為極為不滿，因此，在議論季氏時說：「在他的家廟的庭院裡用八佾奏樂舞蹈，對這樣的事情，季家都忍心做了，還有什麼事情不忍心去做呢！」（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周天子權威不僅僅在於實力，更擁有強大的社會階層和意識形態基礎，所以，制定這一統治體系的周公，無愧於首屈一指的大政治家
漢
漢高祖劉邦滅秦破楚之後，不僅僅致力於消滅異姓王，更致力於夯實漢政權的政治根基。
一方面，劉邦迅速建立了強大的、與漢政權利益捆綁的軍人階層、劉姓諸侯階層。在《高帝五年詔》中，劉邦對自己軍團的所有士兵，皆授予大夫及以上爵位，使其享受根據爵位應有的土地、田宅等待遇，並減免了所有軍人及家屬的租稅徭役，建立了一個利益捆綁特權階層——如同蘇聯的工人、金氏政權的平壤市民；與此同時，劉邦在關東地區分封了一批強大的劉姓諸侯，作為劉氏政權的屏藩，儘管這一措施在後來顯露出諸多弊端，但在當時皇室幼弱、功臣和外戚強大的現實背景下，乃是確保劉氏皇權安全的必備舉措。
通過高帝五年詔，劉邦為漢朝政權建立了強大的功勳利益階層，以確保任何外姓對漢室皇權的篡奪，都將遭到這一利益集團的猛烈反擊
另一方面，在當時針對民眾的教育之中，劉邦通過神化自己的身份和際遇，從而將漢政權「天命所歸」的觀念紮根於人心。
與曹操、石勒等人不同，在起兵早期針對追隨者的宣傳之中，漢高祖就將自己塑造為「龍的兒子」，《史記》中所謂「劉媼夢與神遇……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遂產高祖」的記載，在今人眼裡，不過是荒謬之語，但在當時相對憨朴的民眾眼裡，則意味著劉姓皇族血統的非凡和神聖；而劉邦斬白蛇起義的反覆宣傳，更讓普通人對漢家權威的「天命有歸」深信不疑（劉邦最早製造這種政治神話，效果也最好）。更重要的是，劉邦死後，漢政府隨即在全國範圍內建立漢高祖神廟，命令全國民眾如同祭祀神靈般對其按時膜拜，從而使得劉姓皇權的合法性和神性紮根人心——這種觀念對於劉玄、劉秀和劉備等漢室皇族的事業，有著相當大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