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導演的筆觸是在故鄉「詩意的棲居」

影視圈magazine 發佈 2020-03-08T11:18:18+00:00

「在小鎮出生的這些人,包括我,從小就感受到自己和那個世界格格不入,於是拼了命地想走出來,如今卻不得不面對要重新回到小鎮的命運,可是已經回不去了。」在中國電影的語境中,與其說是「南方新浪潮」,不如「故鄉新浪潮」 來得準確。

2019年,我因工作原因採訪了一些青年影視人,他們多半出生於中國的小鎮或者農村。一位青年編劇給我講述了他和他的研究生同學分別的經歷。他們曾一同在北電讀戲文專業,畢業後不久,入不敷出的生活和看不清楚的未來讓他的同學決定回老家。那天,他倆在火車站抱頭痛哭,結果他的同學誤了車。但那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後一次誤車。


「在小鎮出生的這些人,包括我,從小就感受到自己和那個世界格格不入,於是拼了命地想走出來,如今卻不得不面對要重新回到小鎮的命運,可是已經回不去了。」他反覆重複著最後一句,「是回不去的,沒辦法回去。你明白嗎?


他的話讓同樣來自小鎮的我傷感了很久,以至於到今天依然印象深刻。



時間停留在不久前的2019,我在微博上看到了一條關於《回南天》入圍鹿特丹電影節的消息。鹿特丹電影節對這部電影的導語評價里有這樣一段話:人們開始討論「南方新浪潮」,是因為從《地球最後的夜晚》到《春江水暖》,中國(亞)熱帶地區不斷湧現出的電影傑作。


在那次採訪半年後,「南方新浪潮」這五個字給了我一個契機,去重新梳理創作者、故鄉和命運之間的關係,終於使之擺脫了悲劇色彩。



在我看來,這股新浪潮要來得更早一些,也不止發生在潮濕的南方。在中國電影的語境中,與其說是「南方新浪潮」 ,不如「故鄉新浪潮」 來得準確。


如果要說清楚為什麼帶有地域色彩的優秀電影層出不窮,或者為何那麼多青年導演選擇抒寫故鄉,恐怕並非這短短千字能講明白。在這篇文章里,我更想關注的是,他們的目光從何而來,是什麼重新聯繫起了他們和「回不去的故鄉」



要了解他們的目光從何而來,先要知道他們的目光是怎樣的。


《路邊野餐》最為人樂道的是畢贛的空間感。一個長鏡頭,穿梭在崎嶇複雜的山路中,也游離在夢幻與現實的邊界,仿佛一次奇妙的尋寶旅程。在《路邊野餐》中,「鄉村電影」褪去了鄉土氣息,變得詩意而小資。



《平原上的夏洛克》依然關注農村的現實問題,但在徐磊的鏡頭下,一個個現實問題聚焦在了身份錯位的荒誕感中。超英家要蓋房子,來幫忙的樹河去買菜時出了車禍,為了能報醫保樹河的家人並不想選擇報警。


但「好人」超英卻不這麼看,找到肇事者就是還樹河公道,在警察沒有找到肇事者前超英承擔起了樹河的醫藥費,還上演了一出農民偵探的戲。在北方的土味方言裡,成長出了一個一點都不土的超級英雄。



《過春天》,16歲的佩佩,家住深圳卻在香港上學,為了攢錢去日本看雪做起了「水客」。這是一個關於迷茫青春的故事,和走私犯一起相處的過程中,佩佩找到了歸屬感。帶她入行的是閨蜜的男朋友阿豪,阿豪帥氣又維護他,散發著少年的荷爾蒙,佩佩青春的悸動在阿豪身上找到了歸宿。


《過春天》本身是一個未成年人犯罪的故事,佩佩是一個一直在犯錯的女孩,但這部電影並不是一個悲劇。白雪用青春的視角消解了沉痛。沒有一個觀眾會真的責怪16歲的佩佩,這是青春對青春的體諒。



《十三邀》,許知遠來到凱里,他發現畢贛電影里奇妙的空間感就是凱里原本的樣子,玩笑式地感嘆了一句,「我忽然覺得你不是天才。」畢贛坦然一笑,「這不是我的發明創造。」


2018年,徐磊開始創作《平原上的夏洛克》,靈感來自於一個真實事件,他的親戚被車撞了,為了能報醫保沒有選擇報警,但也沒有放棄尋找肇事者,於是有了電影中非常有趣的一幕——幾個農民聚在一起有模有樣地分析案情。農村文化里被認為理所應當的事,在徐磊眼中卻以帶有身份錯位的荒誕感呈現。



同樣,白雪在深圳成長的經歷讓她對深圳、香港帶有憐憫的目光,那些她接觸過的在深圳生活,在香港上學的女孩,漸漸喚醒了白雪的青春。這讓這個犯罪故事有了不一樣的視角,因此《過春天》才沒變得沉痛。


這樣的創作經歷不止在這幾位導演身上發生,它是一個持續性的動作,不斷地發生、重現。《八月》、《老獸》、《郊區的鳥》、《四個春天》,張大磊、周子陽、仇晟、陸慶屹,等等。



這些忽然出現的青年導演們擁有相似的命運,在遠離家鄉之後,故鄉和少年時代反而清晰起來,記憶里的片段被無限放大,落在膠片上組合成了新時代的地方散文詩。這無關南方和北方,倒像是一種奇妙的時代共振。故鄉似乎成了對創作者的饋贈,去遠方生活是打開這份禮物的方式。


中國電影新浪潮,是一直被期待的。因為我們不曾真正擁有過。



我想起80年代的香港電影,以有國外留學經歷的導演們為主力,開啟了被大家稱作「香港電影新浪潮」的時代。


參與其中的導演劉成漢說,「香港新浪潮」電影的其中一個特點是,絕大部分的導演都是在本土成長的,他們的少年時代都是在香港度過,不像老一輩的導演是來自中國內地。由於新浪潮導演是屬於本土成長的一代,所以他們的關懷是本土的、城市的。這不能說是革新,但卻絕對是一種轉變。



在我看來,「國外留學經歷」是一個不能錯過的信息,在本土成長,離開又回鄉,這讓他們對本土的關心有了不一樣的目光。


如今,經濟發展讓中國變大了,網際網路和科技讓世界變小了。故鄉和他鄉之間的距離不再遙遠,從混沌的小城市走出去不再是難題,本土的概念、地域文化和大都市之間的衝擊不再需要留學完成,當故鄉也成了遠方,一輛綠皮火車就能鍛造一把鑰匙。新時代的加速器讓更多人有機會開啟家鄉的秘密,給更多人提供了不一樣的視角。



也許,現在給剛剛展露頭角的「故鄉新浪潮」下定論還為時尚早,但卻足以給我們一種「變革」的期待。


雨把降落當做生命必然的軌跡,站在一旁的公主對這些渾然不知,感嘆水花的美。當感同身受與異鄉人的目光同時落在了這一代導演、編劇身上,他們終於在「回不去」的故鄉找到了詩意的棲居。他們的創作與自己的過去緊密相連,鏡頭透露著詩意,也許粗糙但不粗糲。



在畢贛的世界裡,凱里的河流沒有海豚不是因為這不是海,而是因為這裡被重工業污染,這是讓他失落的原因。


後來,畢贛的動容成了《路邊野餐》里的詩句:


手電的光透過掌背,

仿佛看見

跌入雲端的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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