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破郡縣傾府庫以賞戰士，國家所取惟土疆爾」，這是建國之初，宋太祖在攻打後蜀時曾經公開發表的言論。此般縱容的行徑，不僅體現了宋太祖對軍隊「重賞輕罰」的現象，也從一個側面體現出了他對於兵權的重視。
在宋朝之前，「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為子，而授之以其姓」，這是唐朝節度使為了博得士卒歡心，加強手中兵權而採取的措施，更有甚者「日具三百人膳以餉牙兵」。其所做的一切不外乎是為了擴充自身的勢力，鞏固自己的地位，因此要想方設法地握緊兵權。
而曾經的禁軍將領，黃袍加身的宋太祖更是深知掌握兵權的重要性，他也應該明白「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權所在，則隨以興，兵權所去，則隨以亡」的道理。基於這種邏輯，要想將兵權牢牢把握在手中，必然少不了優秀的將領對於士卒的管理，因此，睿智的君王也會優先選擇重用智謀雙全的將領管理軍隊。
然而，宋太祖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既不重用有勇有謀的將領，還實行更戍法，造成了「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的現象。
一、反其道行之的原因
想要了解宋太祖為何有如此與眾不同的行為，需得從兵權的角度談起。兵權，它是可以調動軍隊的權力，而軍隊在「開封疆，守社稷，安民眾，除禍患」中發揮著重大作用，是一個國家的武裝力量。秦朝之所以能夠一統天下，擁有強大的軍隊可以說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因此，擁有調動軍隊力量的兵權對於統治者來說，是非常至關重要。而「得兵權者得天下」一言也是明確地詮釋了兵權之於國家的重要性。
對於皇帝來說，皇權有著與生俱來的獨特性與壟斷性，它要求「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而這兩種特性最直接的體現便是在兵權。
自秦、漢、唐三朝以來，皇權自誕生之日起，就與兵權息息相關。不論是皇權的奪取還是鞏固，兵權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對於這一點，陳橋兵變的發起者宋太祖不可能不知道，他甚至能夠更加深刻地意識到，所謂的「下陵上替」的災禍與「江山易主」的變局，實際上都與皇權能否將兵權牢牢握緊有著緊密的聯繫。不然宋朝不會有「不能再讓軍人操縱政權」和「優待士大夫」的祖訓。
對於將領來說，「將能執兵之權，操兵之勢而臨群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 隨所遇而施之」，其大意為將領掌握了兵權，就好比一隻兇猛的老虎，插上了雙翅，可以翱翔於四海，應變自如。
由此，我們可以推測，如果掌握兵權的將領是如同周亞夫一樣忠心為國之人，不僅可對國家與社會的穩定形成如同鳥之雙翼與車之雙輪般巨大的推力，兵權也能長久地居於皇權統領之下。可一旦擁有兵權的是安祿山這樣的武將，兵權不僅不能安穩地把握在皇帝手中，也有很大可能就此引發改朝換代的危機。
以此為鑑，本就是依靠兵權奪得天下的宋太祖對武將則是難以放心與不信任的態度占了主導。正如他曾經對趙普說：「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
由此可知，宋太祖對於武將的危機感非常強烈，特別是對於智謀雙全的武將，譬如曹翰，他才智卓越，戰功赫赫，卻始終得不到宋太祖的重視。深究其背後的原因，實際上是在宋太祖的眼中，武將的才智並非一顆定心丸，而是讓他寢食難安與畏懼的根源。
二、應對畏懼之策
三國魏人李康在《運命論》曾說：「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過於優秀的武將在宋太祖手中的結局也是如此，而那些不那麼聰明的武將卻能夠得到善終，譬如宋史所記載的宋太祖對楊信的任用，「信雖喑疾而質實自將，善部分士卒，指顧申儆，動有紀律，故見信任，而終始無疑焉」。這種態度追根溯源，不外乎是因為宋太祖對前者的畏懼。
宋太祖的畏懼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發動「陳橋兵變」而登上皇位的宋太祖趙匡胤深刻地知道掌握了兵權,國家就隨著興盛;喪失了兵權,國家就隨著滅亡的道理。他怕有朝一日，別的將領也會依樣畫葫蘆，做出同樣的事情。另一方面是對於唐末五代的藩鎮勢力的忌憚，讓他懼怕「兵驕則逐將，帥強則叛上」的局面再次出現。
為了不讓自己所害怕的事情再次發生，宋太祖採取了許多的措施。例如，杯酒釋兵權與大刀闊斧地進行軍事制度的改革。但是他很快就發現了這些措施都是治標不治本。而要想徹底地杜絕武人亂政現象的發生，最根本的還是要從思想文化上入手。
三、大興文化之法
宋太祖重視發展思想文化是由多因素所決定。首先，宋太祖深知天下可以在馬背上得來，卻不可以在馬背上治理，尤其是他有著在馬背上被「黃袍加身」後，江山便被改寫了的親身經歷。所以宋太祖知道，為了不讓五代十國的局面持續，武將是絕對不能為所欲為，必須採取措施來改變這種危機。
其次，宋太祖自身喜歡文化，他早年喜愛搜集各種奇書，對其愛不釋手。除此之外，他即位之後還曾規勸秦王趙廷美：「帝王之子，當務讀經書，知治亂之大體，不必學作文章，無所用也」。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宋太祖明白「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道理。因此，讀書明理的武將，不僅能夠明白「忠孝禮儀」，同時也可平緩或壓抑其反叛的情緒。這樣可以大大消除宋太祖江山存在的隱患。
有鑒於此，宋太祖採取了「以文立國」的國策，一方面，他選擇了大力推崇儒家經典。儒家非常注重上下尊卑的等級關係，尤其是董仲舒的儒家思想，他的大一統思想不僅保持了漢帝國數百年的穩定與強盛，而且還為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奠定了穩定的基礎。
特別是他在天人合一觀念中提出了人也有君臣、父子、夫婦，君、父、夫為陽，為尊貴，臣、子、婦為陰，為卑賤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思想，成功塑造了天命與皇權的權威性。
因此，他苦心籌備泰山封禪與曲阜祀孔的大典，不僅是為了重塑天命與強化皇權，同時也想把君臣關係刻進武將思想之中。
另一方面，宋太祖重視將儒家典籍作為考試主要科目的科舉制度。通過科舉考試，「朝為田舍郎」的窮酸書生可以經歷「暮登天子堂」的巨變，成為優裕的士大夫中的一員。士大夫所享受的優渥待遇也會讓原本蠻橫粗魯，粗枝大葉的赳赳武夫心生嚮往，主動挑起對於讀書的興趣。
這也是宋太祖的目的所在，他認為武將讀書，讀儒家經典可以讓他們「知為治之道」，通過學習經書，明白君君臣臣的關係，磨平武將身上的稜角，使他們為宋朝的長治久安服務。
正如《宋史》的論贊所言：「太祖事漢周，同時將校多聯事兵間；及分藩立朝，位或相亞。宋國建，皆折其猛悍不可屈之氣，俯首改事，且為盡力焉。」
除此之外，宋太祖還重用儒臣。他曾發出「宰相須用讀書人」的感慨，彰顯其對於官員行政能力的重視。而在選拔文官的同時，他也更注重於挑選出有勇謀的人，其目的便是對武將進行制衡與防範。
正如宋太祖對趙普所說：「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幹事百餘，分知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實際上便表明了他的意圖是利用儒臣分割武將的權利，從而達到制衡的目的。
最後，需要強調的是，宋太祖大興儒家文化所採取的措施，不論是勸誡武將讀書也好，還是任用胸懷韜略的儒臣也罷，實際上都是著重於統治秩序的構建，鞏固皇權，從而有助於國家的穩定和社會的和諧。
四、總結
為了防止歷史的重演，秉承著「知為治之道」原則的宋太祖一方面規勸武將讀書，另一方面重用儒臣，使武將轉變方向，接受禮儀教化的薰陶。這些措施的確較為成功的防範了武將的叛變，但是在日後也形成了一個重文抑武與「守內虛外」的國家，成為了宋朝覆滅的主要原因。
以史為鑑，可以知得失。與打天下相比，治理天下的難度則更上一層樓，而在治理的過程中，任何措施都如同一把雙刃劍，具有兩面性。因此，要學會從全局的角度看待事物，既看到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利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