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繼團
近年來，網上有關於保定軍校和黃埔軍校辦學水平和在近代史影響力比較爭論，保定派「粉絲」搬出吳佩孚、靳雲鵬、陳調元、孫岳、蔣中正、楊傑、王柏齡、張群這些晚清在保定軍校就讀重量級人物，認定他們就讀學校是保定軍校前身，看似「保定派」一下子壓倒「黃埔派」。
後來，北洋武備學堂也加入，將在天津、開平、山海關就讀所謂北洋三傑「盧永祥、鮑貴卿、田中玉」推出來，還把保定就讀吳佩孚、靳雲鵬、陳調元、孫岳這些人物列進來。
不過我看起來就感到納悶，吳佩孚、靳雲鵬、陳調元、孫岳等人，既被拉到北洋武備學堂校友名單，又被拉到保定軍校校友名單，莫非從1885年開辦北洋武備學堂到1922年結束保定軍校一脈相承？
首先從校名來看，我們習慣稱呼北洋武備學堂，正式名稱是天津武備學堂。由1885年開辦，1900年毀於八國聯軍戰火。我們習慣稱呼的保定軍校，正式名稱是陸軍軍官學校。1912年開辦，1922年停辦。
至於1898年至1911年在保定開辦軍事類學校，並不是一所，而是一個軍校群。你實在無法理解，可以類比為今天的大學城區。
其實保定前前後後、陸陸續續開辦軍校有16所之多，主辦機構、地址、生源、教育性質和辦學層次都不一樣。
保定粉出於論戰需要，把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延伸到這一系列軍校。武備粉乾脆則把天津武備學堂延伸到保定，一網打盡……於是就出現吳佩孚、蔣中正等人學籍被爭搶問題，實在是混淆視聽。
之前牛戈兄有一個《保定的軍校不等於保定軍校》文章，介紹了民國時期保定陸軍軍官學校與晚清時期在保定所辦一系列軍校關係。
我完全同意牛兄觀點。不過牛兄僅僅是否定一些籠統說法，但並未清楚了介紹實際情形。因此我接著牛兄話題，說說晚清陸軍軍事教育發展。順便加以說明此前本人一個《北洋政府時期維繫軍隊派系的幾條紐帶》。
一、以天津武備學堂為樣板的近代軍事教育進修機構
清政府洋務運動中購進大批洋槍洋炮，需要人員學會操作使用和管理，因而要設立專業學堂進行人員培訓。
19世紀中後期，中國還沒有正規軍事教育體系，所以首批軍事學堂學員是從淮軍各部挑選精健聰穎、略通文義弁兵進行學習，學成後除留下一部分作教官外，多數又返回原來部隊使用。最早成立、對中國近代軍事影響最大的是天津武備學堂。
天津武備學堂又稱北洋武備學堂、陸軍武備學堂，為中國第一所開展近代軍事教育陸軍學堂。1885年農曆正月，由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仿照西洋軍事學院所創立。每期學生從100多人到300多人不等，學制大部分是一年，個別也有延長至兩、三年的。1900年6月，學堂毀於八國聯軍之炮火。辦學第15年共培訓各類人員1000餘名。
該校實質是一所短訓性質的訓練班，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梁華殿是成績最出色的四名學生，當時被稱為「北洋四傑」，可惜梁華殿不慎落水身亡，其餘三位成為「北洋三傑」。此外還有曹錕、段芝貴、陸建章、李純、李長泰、陳光遠、王占元、何宗蓮、張懷芝、楊善德、閻相文、王汝賢、雷震春，以及幼年班魏宗瀚、陸錦等人。
天津北洋武備學堂還先後設立開平班、山海關班，後來又成為獨立學堂。開平隨營武備學堂著名學生有吳恆贊、田獻章、崔承熾、董鴻逵、宋玉珍等。山海關隨營學堂著名學生有王賓、盧永祥、鮑貴卿、田中玉等。以上這些人員日後成為北洋軍事集團重要成員，可稱為元老級人物。
袁世凱主持小站練兵時，1896年又開設新建陸軍行營武備學堂，當時中國陸軍師從德國，並未有後來大規模留日士官生計劃，因此該學堂某種意義是為學習德國作準備的，學生分三部分：一為留學德國預備班，二是炮兵官弁學生，三是步兵官弁學生（炮兵和步兵實際也是全盤學習德國）。著名畢業生有劉詢、孫傳芳、張樹元、陳樂山、于學忠、徐永昌等。
此外，全國各地方均陸續設立一些武備或速成學堂，主要有：
廣東黃埔水師學堂，廣州，1887設，1906改為廣東水師工業學堂，1912改為廣東海軍學校，1921停辦。校舍後來開辦黃埔軍校
江南陸師學堂，南京，1895設，1909停辦
新建陸軍行營武備學堂，保定，1896年設，1904停辦
吉林武備學堂，吉林，1896設，1901停辦
湖北武備學堂，武昌，1897設，1902改為湖北武備高等學堂
浙江武備學堂，杭州，1897設，1906改為浙江陸軍小學堂
山西武備學堂，太原，1898設
陝西武備學堂，西安，1898設，1906改為陝西陸軍小學堂
安徽武備學堂，安慶，1898設，1906改為安徽陸軍小學堂
雲南武備學堂，昆明，1898設，1909合併陸軍小學堂，裁改為雲南講武堂
貴州武備學堂，貴陽，1898設，1906改為貴州陸軍小學堂
江寧練將學堂，南京，1899設
北洋行營將弁學堂，天津，1902設
湖北武備高等學堂，武昌，1902設，1905改為湖北武備師範學堂，1906年改湖北陸軍小學堂。
雖然上述學堂開創近代軍事教育先河，但仍然以「中學為本，西學為用」作指導思想，僅接受技能上學習，不願意進行制度革新。辦學方針基本上還是無序狀態，既無完備教學計劃，也無統一學制。總體上可用零散、無組織來評價：學堂一般是一級制，即入學前無基礎預備學校，畢業後無繼續深造教學機構。而且由於招生來源不是社會青年，而是當地駐軍，而軍隊調防、減員等情況比較頻繁，有時學堂會出現生源無以為繼現象，所以這些學堂大多難以持續辦學。
二、近代軍事教育體系
以慈禧太后為首保守派鎮壓維新變法，兩年後遭逢庚子之亂，回京後也不得進行制度更新，在很多方面實際上比此前維新派走得更遠。在軍事教育方面，為解決辦學無序問題，清政府練兵處制定了《陸軍學堂辦法》，規定陸軍學堂分為4級學制：陸軍小學堂、陸軍中學堂、陸軍兵官學堂、陸軍大學堂，稱為「正課學堂」。由陸軍小學堂到陸軍大學堂依次遞升，要7至10年才能畢業。在高一級學堂未收到低一級學堂畢業生之前，辦速成學堂在較短時間內培養急用軍事人才。於是形成基礎與深造相結合、正規與速成相互補、覆蓋全國的軍事教育體系。
1．速成培訓系列
按照正規教育計劃，陸軍中學堂畢業生應當升入陸軍兵官學堂學習，但從陸軍小學堂、陸軍中學堂培養起來就需要五年，這段時間較漫長，不能滿足新軍急需軍事人才需要。早在陸軍小學堂開辦同時，各地又新建一批在職軍官培訓學堂以解燃眉之急。當時各地又出現一批新型、專業性學堂，最有影響是直隸主辦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模範此模式，各地也有一批速成、武備學堂，這是辦軍校第二個熱潮。
這一類學員由於入學前已有軍職，相對於正規教育系列的陸軍中小學、保定軍校來說，軍界地位起點較高，因此在北京政府時期占據了主導地位，而保定軍校的學生則到了國民政府時期才體現優勢。
（1）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和各地速成類學堂
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為解決編練北洋常備軍所需大量人才而設立，1903年8月創辦於保定，學制2年，共舉辦三期。該學堂招收學生既有新軍在職軍官，也有社會各界報考，地區範圍限於北洋大臣所轄範圍，但實際上直隸、安徽、山東三省籍人士占了總人數的80%以上，這裡也解釋了北洋軍將領直隸、安徽、山東三省人員占壓倒優勢的原因。同時為滿足各種人才需求，還開辦了參謀學堂、測繪學堂、師範學堂、軍醫學堂、馬醫學堂、軍械學堂、經理學堂、憲兵學堂、電信信號學隊等專業培訓機構。除軍醫學堂位於天津、電信信號學隊位於小站外，其餘均設於保定，後來幾經組合，又陸續成為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的內設專業班。
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至1907年改制為止，共培訓學員1426名（含專業學堂畢業生）。如果說1885年的天津武備學堂培養了北洋軍的元老級人物，那麼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則培養了北洋軍的一批中生代骨幹力量，較著名的有閻治堂、張中和、李如璋、程長發、翟殿林、張拱臣、張繼善、孫岳、周蔭人、馮紹閔、臧式毅、王承斌、陳嘉謨、王都慶五兄弟、齊燮元、劉鳳圖、魏朝彥、劉文明、劉郁芬、蔣鴻遇、宋邦翰等。
其餘各專業學堂也出了不少人才，參謀學堂著名學生有張聯棻、熊炳琦、師景雲、吳新田、楊文愷、靳雲鵬、陳調元等，測繪學堂最著名的學生是吳佩孚，軍械學堂最著名的學生是陳光逵，師範學堂的著名學生有張國溶、鄭俊彥、耿錫齡、任耀武、李濟臣、劉詢等。軍醫、馬醫、憲兵、經理、電信號等學堂雖沒有出什麼部隊主官，但由於各地方的武備或速成學堂極少有這些專業，所以大多也聘用這裡的人才，這樣在各部隊當中這群學員也形成了一些潛在勢力。由於這些專業學學堂後來又陸續併入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所以他們一般被認為是同一教育體系。這群畢業生構成了北洋軍的中生代骨幹。
差不多與此同時期開辦的北洋陸軍行營將弁學堂（1902-1905），其成就則相形見絀，是為培訓舊軍（主要是淮軍）軍官而設的，雖也培訓了545人，但成名人物不多，如直隸參將陳長青、山東千總張治華、山東守備王立仁、山西守備杜聯瑞等，都是舊軍的一些將領，其後來的影響相形見絀。
全國各地在開辦陸軍小學後，也面臨著因暫時未能畢業而出現人才斷層的問題，於是又出現一批武備學堂和速成學堂，是第二個開辦在職官兵培訓的學堂的高潮。計有：
四川武備學堂，成都，1902設
四川速成學堂，成都，1906設
江北陸軍速成學堂，清江浦，1906設
江蘇陸軍速成學堂，南京，1906設
四川速成學堂，成都，1906設
江蘇陸軍速成學堂，南京，1906設
廣東隨營將弁學堂，廣州，1906設
廣東陸軍速成學堂，廣州，1906設
南洋陸軍講武堂，南京，1907設
東三省講武堂，瀋陽，1907設
雲南講武堂，昆明，1909設
這些學堂大多延續到民國時期，歷史最長的雲南講武堂直到1938年才改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五分校。東三省講武堂曾短暫停辦後，又以東北講武堂的名稱復辦至「九一八」事變瀋陽淪陷為止。
至於專業學堂方面，各地開設的條件和辦學水平參差不齊，總體情況遠不如以保定為中心北洋軍教育體系。開設較多的是測繪學堂，有近10所，屈映光曾在安徽陸軍測繪學堂任教，其次是憲兵學堂，軍醫學堂只有武昌、南京、廣州、成都等四所，馬醫、經理、電信號學堂就很少了。
這些學堂為地方培訓大批軍事人員，但也無形中依照同學關係形成了一定的幫派，例如川軍內部就有「武備系」和「速成系」之分，再加上一些出外求學，所以川軍又有「保定系」介入，派系錯綜複雜。
（2）通國速成武備學堂（又稱協和速成武備學堂）
1906年8月，清廷與袁世凱爭奪辦學的主導權，袁世凱落敗，被迫交出了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改為陸軍部直屬的通國速成武備學堂（又稱協和速成武備學堂）。這所原本為袁世凱「私兵」所辦的學校變成了全國共享的資源，學生來源由北洋各省擴大到全國，計劃各年考收學生1400名，主要招收各省畢業的武備學生。各省分配名額如下：京旗80名，直隸、江蘇、湖北、四川、廣東各60名，其餘省份30至40名，南京、杭州、福州、荊州、成都、廣州、綏遠、熱河、察哈爾九地各10名，密雲、青州、西三地各8名，寧夏6名。這樣一來，速成、武備類學堂無形中變成了兩級學制，先是在地方學堂的學習，畢業後又可到陸軍部主辦的通國速成武備學堂進一步學習，這是一個非正規教育系列（學員不少在行伍已打拚多年）得到跨省結識的僅有一個平台，但意義非同尋常。
通國速成武備學堂與屬於高等教育類保定陸軍軍官學堂幾乎同時期，但辦學規模要大很多。該校共招收兩期，培訓學員1281人，與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的1426人差不多相近。但從分配數量來看，清政府為制衡袁世凱的北洋勢力，對直隸、山東、安徽這幾個北洋軍基地的招生明顯壓制，南方省份的比例大大增加，除一部分是北洋軍中晚輩將領外，其餘大部分成為南方新軍將領的重要來源。
從「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通國速成武備學堂」實際是同一校舍、設施甚至教職員的學堂，但由於主辦者不同（分別是北洋大臣袁世凱和清王朝陸軍部），學生政治傾向自然不同。通國速成武備學堂的畢業生不但不是袁世凱的門生，而且對袁和北洋派有本能的敵意，他們結業後多回本省任職，很快就遇上辛亥革命，後來在連綿不斷的南北交兵中，這兩所軍校的學員大多有兵戎相見的經歷。有人把這兩所學堂都列為保定軍校的前身，對將領和軍史研究會帶來一定誤導。
後來在南方軍隊任職的將領有：蔣中正、楊傑、王柏齡、張群、馬曉軍、練秉章、劉世鈞、方聲濤、劉建藩、黃永社、姚琮、呂公望、童保喧、伍文淵、張鍅、黃實、李韞珩、陳能芳等。及後一到護國、護法時期的南北分裂，這些將領都堅定地站在南方立場。
後來在北方軍隊任職的將領有：李藻麟、李景林、趙鳳樓、梁忠甲、張國威、阮肇昌、王普、陳樹藩、劉世瓏、黨仲昭。除作為京兆人李藻麟在北洋軍服役外，李景林、趙鳳樓、梁忠甲是奉軍將領。至於張國威、阮肇昌、劉士毅等，曾為「五省聯軍」將領，實際是在北京政府統治下的江蘇、江西等南方省份，僅作一時之依附，後來還是陸續與北洋政府決裂。所以通國速成武備學堂培養出來的幾乎都不是北洋軍將領。
2．正規教育系列
正規教育系列改變了之前從軍隊中選拔學員進修的急功近利方式，而是從少年時期抓起，仿效日本的模式建立四級培訓體制，培養有紮實理論基礎的軍事人才。此項工作從1903年各地創立陸軍小學堂算起，先後形成了第一、二、四級辦學體制，而作為第三級辦學體制的陸軍兵官學堂雖計劃在1910年開辦，但此時的清政府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未及開學清朝即已滅亡，直到民國時期的1912年正式開學，即著名的保定陸軍軍官學校。
（1）第一級學制：各地陸軍小學
陸軍小學是正規軍事教育的第一級即初級機構，招收對象是有一定文化基礎、年齡不超過20歲的青年，學制為3年，畢業後可直接升入陸軍中學深造。自1903年9月在保定開辦直隸陸軍小學堂開始，各省均設立了陸軍小學27所，其中北京和設總督的省份（直隸、湖北、江蘇、福建、廣東、雲南、四川、甘肅）每屆100名；其餘設巡撫省份每屆70名；蒙古每屆40名；此外在荊州、福州、察哈爾等地區也開設陸軍小學堂，每屆30名。陸軍小學堂就讀過的學生在升讀其他高一級軍校之後，後來大多數還是返回本省軍隊服役，使到以省為單位軍隊在同鄉關係基礎上又加上同鄉關係，地域化進一步加強。
（2）第二級學制：全國四所陸軍中學
到了1907年，各地陸軍小學的首批畢業生面臨畢業，根據辦學計劃，需要進入陸軍中學深造，於是在全國各地開設四所陸軍中學堂以滿足需要，經過兩年學習可以畢業，按照計劃將升入陸軍兵官學堂學習（此時尚未創辦）。其中直隸陸軍第一中學堂設於昌平清河，收京師、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安徽、東三省各小學堂學生，每屆750名；陝西陸軍第二中學堂設於西安，收陝西、四川、甘肅、新疆各小學堂學生，每屆340名；湖北陸軍第三中學堂設於武昌，收湖北、湖南、廣西、雲南、貴州各小學堂學生，每屆440名；江蘇陸軍第四中學堂設於南京，收江蘇、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小學堂學生，每屆470名。從這個招生數量判斷，當時幾乎所有陸軍小學堂的學生都直接升入對應地段的陸軍中學堂學習，不需要再考試選拔。
在近代軍史上，北洋軍、南方各軍、國民革命軍的不少名將的養成教育都曾在此台階駐足，畢業後他們一般回本省軍隊任職，或進入日本士官學校、保定軍校等進一步深造。陸軍中學階段是僅有的限定了區域範圍的培養機構，這樣又形成了跨省際的一個人物關係網，「五省聯軍」的形成，一方面是首腦人物有日本士官學校的關係，另一方面是這些省的中上級軍官多有江蘇第四陸軍中學堂的關係；又如民國陝軍與川軍、桂軍與湘軍等鄰省軍隊之間的主將一直有密切來往，其中一些淵源亦來源於此。
（3）第四級學制：保定陸軍軍官學堂和陸軍預備大學
按照清政府辦學規劃，本來陸軍中學堂的學生畢業後，先進入陸軍兵官學堂學習，最後才到陸軍大學進行深造。但是當時相對陸軍兵官學堂的學習內容，在各類培訓性質的速成武備學堂就有對應課程，中國留學生大規模東渡求學的日本士官學校也滿足可相對應的第三級學制的教育需求，中國學生有幾個途徑可以接受這些內容的學習。倒是作為第四級學制的陸軍大學堂，中國尚缺這種層次的學校，而日本的陸軍大學並不允許中國人入讀，因此建立第四級學制學堂，培養高級理論人才的倒是燃眉之急。
針對這種情況，在計劃中的陸軍兵官學堂未能及時開辦的情況下，1906年4月，袁世凱在保定西關率先創辦了「雖不具有大學之名，而已有大學之實」的保定陸軍軍官學堂，隸朝廷軍咨府（後來的參謀部）。學堂督辦段祺瑞、監督趙理泰，其教育制度、教材、規制等仿日本陸軍大學。內分速成、深造兩科，速成科學制一年，深造科三年（後速成科與陸軍速成學堂合併）。1911年該學堂改名陸軍預備大學堂，1912年遷往北京，正式定名為陸軍大學。
這是一個深造機構，學員需要具備一定軍旅資歷或教育基礎，具體來說一般要各地武備學堂畢業和具有兩年軍官經驗。保定陸軍軍官學堂共辦三期，共培訓學員228人，生源分布廣泛，但其中直隸90人，安徽28人，兩省之和超過一半。從各屆分布看，第一期仍然帶有嚴重的地域性，招收學生大多數就是此前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的同學，第二期大約土客對半，第三期則各省的武備學堂均留有名額，各地生生源占了多數，可見清政府陸續接管的主導權。此前提及過的魏宗翰、張敬堯、吳新田、吳光新、陳調元、師景雲、孫岳、王都慶等人大都「回爐」深造，也新增了李濟深、阮肇昌、潘國綱、伍文淵、鐘體道、陳洪範等一些南方武備學堂的同學。這批學員起點很高，畢業後多數身居要職，因此雖然人數不多，但影響力也很大。
（4）保定陸軍軍官學校
這所清朝正規軍事教育體系中第三級學制的陸軍兵官學堂，原打算在1910年開辦，但由於此時清政府已經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經費、場地等均不足，直到1912年才在保定陸軍軍官學堂的校址上開辦，這就是聞名中外的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此時已經進入民國時期了。
民國時期軍事教育制度與清朝最大的變化，就是把原來的四級學制改為三級學制，依次為陸軍預備學校、陸軍軍官學校、陸軍大學。這裡有深刻的教育背景變化的影響，由於陸軍小學堂過早引入軍事教育，造成其他科目的文化知識不足，不利於日後繼續深造。因此各地陸軍小學堂均取消，這部分教育由普通小學承擔，陸軍中學堂改為陸軍預備學校（只保留兩所，分別名為清河第一陸軍預備學校、武昌第二陸軍預備學校）。保定陸軍軍官學堂（此前已改名陸軍預備大學）正式定名陸軍大學。
這樣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便成了民國軍事教育體系的第二級學校，生源從兩所陸軍預備學校招收。到了1918 年5月，最後進入陸軍小學的一屆學生已升學（1912年招收最後一屆後則所有陸軍小學不再招生），於是陸軍部改變招生制度，保定軍校直接由普通中學畢業生中招考學員。軍事教育體製成為兩級：保定軍校是初級教育，陸軍大學是高等教育。
保定軍校從1912至1922年共辦九期，培養學生6574名。現在大部分書刊都說保定軍校培養了約萬名軍官，這是把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通國速成武備學堂、保定陸軍軍官學堂甚至所有在保定開辦的軍事培訓機構當作其前身一起計算。（當代人怎麼計算並無所謂，關鍵是當事人——當時幾所學校畢業的軍官們並沒有校友的認同感）。
保定軍校第一期學生在1914年10月畢業，進入各省軍隊任職，只能從初級軍官做起，打拚十餘年才有個別升到旅長、師長，所以北洋高級將領中的保定軍校生是少之又少的，倒是到了北京政府末期比較活躍的國民軍、地方軍有一些保定畢業生挑起大梁，比如國民軍的門致中、鄭大章、曹浩森，川軍鄧錫侯、田頌堯、劉文輝、孫震、劉斌、向傳義，黔軍王天培，湘軍唐生智，贛軍賴世璜。不過相對於北洋軍事史來說，這批人員的資格和地位絕對是晚輩了。
3．日本士官學校
與天津武備學堂開辦的同時，晚清就開始選送優等生赴國外留學，多為短訓形式，早期的對象是德國和英國，陸軍以德國為主，海軍以英國為主，其中段祺瑞就是1888年赴德國學習炮兵的留學生，學習了一年半後回國。但早期的留學教育並無正規體系，出去的國家、學習內容、選派人員等均比較隨意，加上國內政局動盪，所以西洋留學生就逐漸萎縮。
庚子之亂後，清廷痛定思痛，重新進行了軍事改革，也系統化地恢復了留學生的派遣。考慮到西洋留學路途遙遠、成本太高，於是確定了以日本士官學校為留學對象。日本出於其戰略考慮，正好大力吸引中國留學生，在士官學校設立了清國留學生部，1903年又給中國留學生設立了振武學校作為預備學校，進行優勝劣汰。在清末海外的軍事留學生中，以留學日本為最多。
前三期留學生的選派還有些零亂，有點象各類速成或武備學堂那樣帶有隨意性，一般由各省推薦，名額也不大固定。中國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前三期分別在1900、1901、1903年入學，正好160人。當時他們並未單獨編班，而是直接與日本學生同時學習。這幾屆的日本著名學生杉山元、畑俊六、小磯國昭、荒木貞夫、本庄繁、松井石根、岡村寧次、土肥原賢二、磯谷廉介、板垣征四郎等，所以抗日戰爭時期，中日雙方國民都有指責本國一些將領有「通敵」的嫌疑，這些將領的重要淵源就在於此。
1904年由於日俄戰爭因素，已經辦三屆中國留學士官生暫停兩年，直到1906年才恢復。此時中國正規軍事教育「四級」學制已經確立，中國第三級學制陸軍兵官學堂卻遲遲未能建立，日本士官學校成為替代品，除幾屆外，還有從通國速成武備學堂的留日預科生（蔣中正、楊傑、張群、王柏齡均屬這種生源）選送外，其餘多數從四所陸軍中學堂正式畢業生招考。可見從這時開始，派遣留學生目的、生源都比較明確，經費也比較穩定，人數規模基本保持在固定水平。
這項工程一直到民國時期1931年才宣告終止，共派遣22期，達到1600多人。屬於清政府派出有9期，共570人（不含未能升讀正校振武學校預科生，包括蔣中正等）。在人數方面雖不及北洋速成武備學堂、通國速成武備學堂，但這些留洋學生大多得到重用，甚高要職，所以就影響力而言可與前面兩所學堂一較雄長。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清皇朝所資助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國留學生，最終卻成了清皇朝掘墓者。當時革命黨人經多次起義失敗，改為在新軍中發展黨員，但軍隊難以打入，所以先選在各級軍校中建立黨組織機構，而對於長期在日本從事革命活動孫中山來說，日本士官學校則成為發展革命黨首選。這些學生畢業後，要麼回國內新軍任職，要麼在各地的陸軍中小學、速成武備學堂任教，然後又在軍隊和學校進一步發展黨員，直接引發了辛亥革命爆發。
結論：
（1）從1898至1911年，保定是一個類似於今天大學城一樣的「軍校城」。在保定開辦的一系列軍校，其科學性、完整性、層次性遠超過之前的天津武備學堂，也超過了此後的保定軍校、雲南講武堂、黃埔軍校，如果這個「軍校城」能獨立作為一個單位來算，其歷史地位無疑排名第一。
（2）1898至1911年在保定的「軍校城」也不能算作一所獨立的學校，除了參謀、測繪、軍械、經理等幾所專業學堂勉強可算納入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範疇外，其餘的都是獨立的學校。內部並不存在「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通國速成武備學堂——保定軍官學堂」這樣的沿革關係，前面已經說明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和通國速成武備學堂還是敵對背景下的兩套辦學體系。既然內部都不能當成一所學校來算，若為某種需要把他們列入天津武備學堂、保定軍官軍校的後續或前身辦學，更純屬牽強附會。
（3）保定軍官學堂是高等教育，規模小（只有兩百餘人），而且與其他學堂學生存在交叉關係，不好評價。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通國速成武備學堂分別有1400多名和1200多名學生，既有規模，而且名人輩出，即使單獨作為一所學校來算，也可與保定軍校、黃埔軍校一較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