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民國時期，盜墓之風盛行於全國。不僅有軍閥或官方組織的軍盜與官盜，更有以個人或團伙為主體的民盜。

他們盜墓的原因各種各樣，盜墓的手段匪夷所思，參與盜墓的人群更是涵蓋了包括匪徒群盜、僧侶、守陵人、風鑒家、古玩商人、學生在內的個體，甚至就連當時的外國人也有不少參與到盜墓的過程之中，使得不少文物外流。

他們或是因為求財、或是因為社會動盪等因素最終走上了這條不歸路。雖然當時的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收效甚微。

一、盜墓之風的嚴重狀況

1、官盜

晚清到民國初期發生的盜墓案頻繁發生，並在民國中期達到高潮，到民國晚期開始減少。這一時期軍盜與官盜記錄雖然少，但所發生的都是大型盜墓案，影響最大的就是孫殿英盜清東陵。

除此之外，又有西北系軍閥首領馮玉祥於1928年在豫盜掘袁項城陵墳。歷任豫東討賊軍第一路總司令、聯軍副司令、河南省省長的靳雲鶚曾於1921-1923年挖掘河南新鄭附近的以鄭公大墓為代表的一批古墓葬；民國陝西境內的土著軍閥黨玉崐曾於1927年組織人馬盜挖陝西省寶雞市鬥雞台諸地古墓。

官盜方面，1932年，天津《大公報》曾刊載了皖北修築淮堤的監工私掘鳳陽古墓盜取珠寶事件。1933年，在安徽壽縣朱家集地區的國民黨地方官員以「救荒」為名，授意朱鴻初、龐子平組織百餘民工，盜挖朱家集境內的楚幽王墓。

2、民盜

自東陵盜案發生以後，盜墓之風甚熾，土匪結夥成群以盜墓為生，此類案件很多。1930年，豫西匪徒曾多次發掘古代帝王陵寢。自稱盜陵匪的李大腳，帶領匪徒，在當地土人的引導下，盜掘古墓。據聞其所盜之陵最多，獲得珍貴古董不下三千件。

1934年，匪徒盜墓案到處發生，且以北方地區猶多。3月30日，密雲縣世為劉宅看守墳墓的張有成，發現墳墓被盜向主人報告。

「謂有大批盜墓匪將墳墓掘開，盜取殉葬之物，彼等持有槍枝，為數不下百數十人，明目張胆，逐個前往挖掘，村人稍忤其意，即行開槍射擊，現已將墓掘開三座，屍首外露，白骨狼藉，為狀至慘……」《時報》

同年5月，又有玉田縣多次被匪徒盜墓。

「日前城南公主墳夜間被盜未遂……而昨日又發生盜挖七墓一案，頗為驚人，緣城內住民李姓，戶大族繁，明清歷代均任顯爵，其祖塋在城西坎上莊南，墳墓頗多，碣碑林立。日前竟被匪盜挖較貴者七座，殉葬珍品，悉數被盜。」

6月3號《大公報》又報導了一起盜墓事件：

「保定城東馬家莊，有巨紳吳殿侯之墓，龐然巨冢，松柏參天，碑碣林立，二十九夜土匪數人，將古墓掘開，盜去珍品甚伙。」

從中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盜墓以群盜為主，這些匪徒一般為數十人結夥，執械掘盜殉葬物品。另外，還有其他盜墓人群，如：

僧人：1936年7月2號，新聞報導了一則有關北平關帝廟住持僧人果通的盜墓案。該僧人俗姓郭斌，因染有鴉片，為窮所逼，與數人結夥，由民國二十一年秋間，開始盜墓，在通縣、大興、三河及市郊等處，作案數十起。

看墳人：看墳人勾結匪徒盜墓，1932年7月29日，平西距五台山附近的龍家村，有前清肅王豪格之墓，建築極為宏壯，看墳人勾結挖墓匪徒將該古墓挖盜，所有殉葬物品，悉挖盜一空。

風鑒家：1936年，《大公報》曾多次報導有關風鑒家劉潤齋的盜墓案。其借看風水之名，實為將塋墓地勢，默記於胸，暗中與匪徒勾結實行盜墓。

「前步軍統領烏恪謹，待伊甚厚，因令其代看風鑒，每年送劉洋一百五十元,三節更另外送錢，故劉對烏之祖塋情形極為熟識……又前內六區署長延庚，在北苑西羊坊有祖塋一座，延本世家，故塋中所葬之靈柩，殮物非常貴重。此塋地風鑒亦為劉某代看者，對於塋中一切事項，無不盡悉。劉乃勾結匪人盜掘，首先掘挖烏延二家塋地。儼如探囊取物。」

古玩商人：也有許多古玩商，想作發財的痴夢，便勾結不肖之徒，專作盜古墓的勾當，如1931年北平6月27日電，多爾袞墓被其七世孫中銓勾結古玩商及守墳人盜掘。

學生：1934年12月，《時報》《新聞報》《神州國醫學報》等都曾載刊了《南通醫科學生掘墓案》。

「城南公共體育場迤南一帶，有義冢廣約六十餘畝，荒墳累累，為貧苦之人埋骨場所。本月中旬，有南通學院醫科二年級學生沙義桂、嚴家嗣、黃奕、陳且、王世匡等，為製作人體骨骼，竟前往該義冢內，大舉發掘，計被掘發男女墳墓三十餘處。」

國人之外，洋人也參與盜墓。一些外國人來華以考古、考察、傳教、探險等為理由，頗具有欺騙性。1928-1934年，加拿大傳教士懷履光夥同美國人華爾納，盜掘了包括洛陽金村等8座東周王陵在內的一批中國古代墓葬，其盜墓活動持續時間長達6年。此種事件，也曾散見於報紙中：

「彭山縣屬洞橋物地方，於上月杪突來外籍教士二人，一為英籍名陶然士，一為美籍，名葛維儀，在該處掘墓一座，取出古物五十二件，裝入木船逃走。」

更有日本人，在武裝占領中國土地的同時，公開以考古發掘為名在中國進行盜墓。

1935年，南滿醫科大學教授黑田源次、竹島卓一以日滿文化學會的名義調查遼慶陵；1938年，「奉天國立中央博物館」館長三宅悅宗、齋藤武一帶領「考古隊」，盜掘撫順遼金時代土城遺址；由東京帝國大學等高等學術機構，以東亞考古學會名義派出各種「考古隊」在中國境內進行盜掘等。

由上可知，民國時期盜墓之風，無論是次數、涉及地區還是盜墓群體，都已經達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盜墓成風乃不爭的事實。

二、盜墓之風的成因

民國時期的盜墓之風，以盜取財物、社會動盪為主要成因，這與古代厚葬風俗有很深的淵源。然而，由於我國歷史悠久，社會生活多元複雜，表現在盜墓動機上，就不僅僅是為了謀財，有的是為了復仇，有的是為了泄憤，有的是出於某種政治目的等。

1、 謀財

民國時期，謀財獲利是盜墓之風的主要成因，單純的利益驅動刺激著盜墓者走上了這條不歸路。

「豐財厚葬以啟奸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捋金環，或捫腸求珠玉。」

魏晉時有位古人曾說過，正是墓葬中豐厚的隨葬品，刺激了盜墓者斂取財富的慾望，使得他們無視法律的嚴厲制裁、傳統道德的無情唾棄，走上了發掘古墓之路。

民國時期，以謀財為利的盜墓事件各地到處發生，被挖者大多是古墓及官員墳墓。1934年，天津《大公報》記載了彰德唐駙馬之墓被掘的狀況，

「由內中盜出黃金鳳冠一隻、玉鳳凰一隻、黃金如意一隻、玉如意一柄、珍珠被子一條……黃金燭阡等，共百餘件，聞此批古物，值價約數百萬元之巨。」

1935年，河北玉田縣明代名臣邊大壽之墓亦被人盜掘了，所損失的有御賜青龍劍一口，價值五十萬元；避水雲珠一顆，價值三十萬元；此外尚有零星寶物，共值一百餘萬元。

在巨大的利益的驅使下，盜墓者們摒棄了一切道義與恐懼，鋌而走險，唯利是圖。除了獲取金銀珠寶、玉器古玩之外，有的盜墓者只是為了竊取磚石、木料、壽衣等以便建築與出售。總之，謀財是盜墓的最主要促動因素。

2、 社會動盪

在民國時期，不只存在國內軍閥混戰，還有長達14年之久的抗日戰爭，社會動盪，因物價高昂，加以地方橫徵暴斂，於是大多數人被迫走上了盜墓之路。

在戰爭年代，不論是軍人還是老百姓，盜墓都會成為其一種選擇。如曹操在軍中成立「摸金校尉」，同樣的，民國時期孫殿英盜掘清東陵，也是出於戰爭的需要。

有關記載很多，1939年，署名「泰山」者著文《盜墓奇聞》道：

「自中日事變起後，生活程度日以高昂，中下階級之居滬者，固不勝擔負，紛紛作返里之計……此中除富有者外，多平日賴力作餬口，一且失業，窘處鄉間，生活問題當然大起恐慌，因此鋌而走險之人甚多……一般窮極無聊者，乃垂青於枯骨，結合同志，物色較冷僻地方之墳墓，在深夜將其掘開，反屍倒骨，盡攫殉葬之金銀以去。」

戰爭之外，導致社會動盪的因素還有災荒。1937年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前夕，豫西扶溝、西華等縣，因去年天氣乾旱，田禾盡枯，致釀成巨災，各縣貧民結隊，搶劫各村糧食，不但糧食搶劫一空，衣物亦無餘。戰爭、災荒所引發的社會動盪，直接導致很多人為生活所迫，進而走上盜墓之路。

「凡新安葬之墓多被盜開，棺中衣物首飾，全行盜去雲。」

3、 其他因素

除了上述盜墓原因外，還有其他因素引發盜墓之風，如泄憤、醫學研究、出於某種政治目的以及匪夷所思的原因——盜骸制炸藥等。

泄憤：1930年，因馬玉仁召集舊部土匪，在阜監各署大肆滋擾，商農損失不貲，營長周振中於進剿時陣亡，該營所部與被害人民，竟將馬玉仁祖宗墳墓，悉數發掘以泄憤。

醫學研究：1934年，新聞多次報導了醫校學生盜掘荒墓屍骨事件，其目的為研究解剖。西洋各國也有同樣的事情發生，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發財，而是為了便利醫學界研究。

「政府對於醫學界所需要捨不得花錢去收買屍體，他們竟自己出馬去盜，他們把所得的『貨物』，裝扮成一個病者或是醉漢，抬著他們傲然過市，誰也想不到那是死屍。」

制炸藥：1917年，浦東某鎮一帶被賊挖開偷盜的屍體不下二三十具，此種竊賊非僅盜竊棺中飾物，並盜竊屍骨以作配製炸藥之用。

」1923年，圖民人張順貞之十五世祖名宦張中江公之墳塋，亦遭發掘，該竊賊等目的不專在於冢中所藏之明器及金銀珠寶等，「兼取屍骸，採用內蘊之燐質，製造各種丸藥，效力甚宏，得善價之故」。

盜掘墓葬的動機各有不同，原因也是千奇百怪，正是由於人們或貪婪、或憎惡、或愚昧的心理，才導致了「古今未有不發之墓」的現象。

三、盜墓成風的應對舉措

面對盜墓之風的嚴重狀況，中央和地方政府制訂、頒布政策和法令，社會各界也爭相呼籲，以抵制盜墓之風。

1、 政策為遏止盜墓狂潮，中央政府明令各縣對盜墓案件，嚴懲不貸。

以1933年4月陝西為例，僅西安《新秦日報》《陝西國民日報》刊載諸如「咸陽小陵冢被掘，警方嚴加稽查」「長安保衛團奉諭緝拿要犯」「華縣格斃盜墓賊犯」等消息就有10餘條之多。

1934年11月8日，司法行政部「通飭平津各地法院，嗣後遇盜墓案件，應依律嚴予懲辦，以輯梟風。」

1936年3月17日中央社電「蔣院長電令商震」稱，「據內部報告，安陽一帶，盜掘古墓之風，又復猖獗，且涉及中央研究院工作區域，請令該管區督察專員，嚴予制止等情，查盜掘古墓，本院迭令嚴究……仰該主席迅飭督察員，依法嚴究，歸案懲辦，並迅籌有效方法，防止再度發生，所有辦理情形，並仰隨時具報。」

1937年4月26日，「今政委會綏靖署特聯銜通令冀察各機關，嗣後凡有事主及古玩商等勾結匪人盜墓，一經查實，一律即處死刑。」

面對嚴重的盜墓之風，政府部門採取了多種具體應對措施，予以獎懲。如獎勵地方官員捕獲盜墓賊，以此辦法動員社會力量抵制盜墓。山西省政府對於緝獲盜墓犯出力警士，指令給予二十元緝捕費予以補償。

1943年，對於滬郊盜墓之風，上海市政當局切實查禁，「除細賞三千元，購緝盜墓人犯外，並分令所署協緝，以維法紀。」

又制定考核縣長辦法，督促緝辦盜墓案犯，以山西為例：「查晉南一帶劫墓案件層見迭出，各縣縣長率多視為故常，一報了事，對於緝捕贓犯漫不加意，甚至有諱案不報，希圖卸責者，長此以往者，深恐已犯者逍遙法外，未犯者從而效尤，亟應嚴定縣長考核辦法，並令飭注意防範期收肅清之效。」

1934年11月16日，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召開會議，議決通令各省府嚴禁盜掘古墓，並妥加保護。凡各地發現古物，應即呈報政府，交會保管，如該物與該地有特殊關係者，經許可得由地方政府保管。

也有非專業組織機構，擔起了保護古墓的重擔。1916年以探花吳蔭培創辦的吳中保墓會，專以保護名人古墓。1929年6月，蘇州市工務局修建鐵路時，曾發現古墓一處，該墓附近有張天師墓一所，於是民眾咸起反對，吳中保墓會吳陰培聞訊，除派人前往殮查外，本人又多次履勘，擬函請工務局另劃路線。

2、 法令

關於盜墓法令清朝已有，制訂的非常之嚴，盜墓者處以凌刑，所以晚清時期盜墓案相形較少。1911年，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在《優待清室條例》中規定：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其宗廟陵寢永遠奉祀，中華民國酢設衛兵加以保護。」

然而，民國政局動盪，長期軍閥混戰，這一條例很快就失效了。早在北洋政府時期，為了遏制盜墓之風，北洋政府內務部頒布了《保存古物暫行辦法》。

1930年，國民政府公布了《古物保存法》，對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設立及職責作出明確規定。1934年11月14日，北平軍分會又擬定了懲治盜墓條例：

一、攜兇器盜墓者，處無期徒刑；二、以盜墓為業者刑同；三、加暴行於故丁公然盜取者死刑；四、結夥三人以上，持槍盜墓者處死刑。

1936年，對於近來各地的盜墓案件，江西省政府發布法令：

「各縣盜墓案件改屬軍法審判，縣長及區保甲長並負緝犯交案之責，令仰遵照。」

民國時期有關嚴禁盜墓的法令條例的制定，有利於建立適應近代社會需要的反盜墓制度，從而推動了近代中國反盜墓活動的法治化、制度化。

3、 社會輿論

政策、法令之外，社會團體及士紳等也聯合要求保存古墓，倡議禁止盜墓社會團體方面，1924年，上海同人會呼籲請禁止盜墓：

「浦東一帶，凡上南川奉寶各邑境內，時常發生盜掘墳墓，窺掠葬物情事，此輩大率為江北崇明等處之客籍匪類……此等慘無人道之事，該匪等實屬目無法紀，若不嚴刑拘辦，不足以儆效尤。」

同年，政府批准商承所變賣廣東流花橋至三元里地方五百餘畝，內有回教先賢萬葛素古墓及回族歷代墳塋百萬餘穴，於是上海回教聯合會、天津回教聯合會等團體曾多次致電省長廖仲愷電請保護古墓。1934年11月7日，寧波旅滬同鄉會昨電蔣委員長嚴禁盜掘墳墓，懇請「以戢匪風而安桑梓」。

各地士紳也相繼呼籲禁止盜墓。1918年開封蒼頡之古墓旁的古楊數株經村民私自伐賣後，學界趙君、青運、劉學純等設法干涉保存古蹟。

1934年，天津《大公報》曾報導洛陽當地士紳李子安等33人，為保護新舊墳墓起見，特聯名具呈豫洛十區行政專員王次甫氏，請嚴緝劫墓犯，並懇轉呈豫省府，另訂懲治劫墓犯單行法規，以期除暴安幽，糾正風化。

社會輿論的爭相倡議，對政府當局施加了一定壓力，有利於督促盜墓案件的嚴厲緝辦。

結語：

通過梳理民國時期的盜墓成風、原因及對策。從中可知，社會動盪不安對盜墓成風產生了巨大影響。時至今日，仍有大批的盜墓案件發生。

因此，維護社會安定，進而採取綜合治理措施，是從跟本上解決盜墓成風問題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