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宮的無數珍寶中，今天要說的是在外漂泊了29年才重新回到故宮的16隻金編鐘，1970年我國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就是帶著由金編鐘所奏響的《東方紅》樂曲遨遊太空。

然而，這價值連城的金編鐘，流出宮外後，卻差一點重新回爐融化成金條，最終，躲過了日本人的魔爪，回到故宮。

【鑄造】

編鐘是古代皇家權貴用以「通神明、安萬民」的重要樂器與禮器，始現於夏商，盛於清朝。

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經過康熙、雍正兩位皇帝的勵精圖治，到了乾隆王朝，正是「康乾盛世」的頂峰。乾隆皇帝統治下的大清，擁有東起庫頁島、西至蔥嶺的遼闊版圖。在這塊土地上生活著世界上最多的人口。這個龐大的帝國還擁有世界上最多的財富。

乾隆皇帝號稱「古稀天子」、「十全老人」。這一年，乾隆八十大壽來臨，他要大辦萬壽慶典。為了顯示皇朝的尊貴與富足，為了表示他對爺爺康熙的尊重，乾隆效仿康熙帝在六十歲生日時鑄造金編鐘，下令再打造一套更大的金編鐘作為祝壽之禮。

乾隆金編鐘鑄造過程極為複雜，它是由清宮的工部、戶部和內務部造辦處共同鑄造的——首先由畫工畫出編鐘的圖樣，呈現給乾隆皇帝審閱；審閱以後再制模，模子做好以後再呈皇帝審閱；皇帝審閱以後再鑄造成樣子，鑄造成樣子以後再呈皇帝審閱；再開爐鑄造；鑄造好以後再經過高超的工匠的銼磨雕刻，直到皇帝滿意為止。

它由一萬多兩黃金鑄造而成，每一件編鐘的背後有「乾隆五十五年造」的款式。 金編鐘大小一樣，但厚薄、分量不同。每隻鐘的正中鑄有音名，周圍盤繞兩龍，龍身上下裝飾著湧起的海波和飛動的雲紋，音律與現代音樂近似，當是絕世之寶。其工藝和文物價值，遠遠超過黃金本身。平時，16隻金編鐘放置於太廟中，遇有朝會、宴享、祭祀大典時，才拿出來由玉磬配合秦樂。

金編鐘：1790年乾隆80大壽時，各省督、撫聚斂黃金11439兩鑄造的壽禮。

編鐘，十六枚為一虡（音巨，指懸掛編鐘的木架），陰陽各八，外型和尺寸均相同。編鐘以鐘壁的厚薄來區分音之高低，以應十二本律及四倍律。鍾名由低至高依次為：倍夷則、倍南呂、倍無射、倍應鐘、黃鐘、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倍夷則（重約4703克）壁薄音最低，而應鐘（重約14,317克）壁厚音最高。

八十大壽之時，乾隆皇帝伴著金編鐘古樸悠揚的樂聲，接受百官朝見，萬國來賀，真是風光無限。此後，金編鐘被藏於太廟，每逢重大慶典才被啟用，與琴、瑟、鼓、鈸共奏雅樂。

　　在《光緒大婚圖》中，還能找到被置於太和殿東檐下的這組金編鐘的身影。而它最後一次在故宮盛典中奏響，則是在遜帝溥儀的大婚典禮上。

這樣一件國之重器怎麼會流落出宮呢？這還得從溥儀那場強弩之末的奢華婚禮說起。

【出宮】

1908年12月24日，三歲的溥儀登基，當上了宣統皇帝。1912年溥儀六歲時發布詔書宣布退位，大清被推翻。但根據民國政府制定的《清室優待條例》，這位遜位皇帝仍可住在故宮。皇帝的排場不減，1922年，16歲的溥儀到了成婚的年紀。 當年光緒皇帝結婚時，曾命人繪製了一幅記錄婚禮場面的《大婚圖》，遜帝溥儀的婚禮仍要照此辦理。

但是，婚禮需要40萬元。國庫空虛，無法撥付。

溥儀的岳父榮源與內務大臣紹英、耄齡等，搜集了清代皇宮部分金銀珠寶和文物古玩，偷運出宮抵押借錢。款額高達幾百萬元，僅押給鹽業銀行的金、玉、瓷器，就達4000餘件。1924年5月底，榮源等人與北京鹽業銀行經理岳乾齋、副經理朱虞生秘密簽訂合同，以16隻金編鐘及清朝8個皇太后、5個皇后的幾百件金器、玉器和瓷器作為低押，向北京鹽業銀行借款80萬元，其中金編鐘抵押40萬元，其它玉器、瓷器抵押40萬元。月息一分，期限一年。

1924年，溥儀用借來的錢舉辦了一個鋪張的婚禮。

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到這次大抵押時說：「只這後一筆的四十萬元抵押來說，就等於是把金寶金冊等十成金的東西當荒金折價賣，其餘的則完全白送。」
　　在鹽業銀行與清皇室內務府簽訂的借款合同上可以看到，借款80萬元，利息每百元按月給息1元，借期一年，如到期不能償還，則以抵押品變售作價抵還本利。

　　合同下方的簽章人是代表清室的鄭孝胥、紹英、耆齡和溥儀的老丈人榮源；另一方則是北京鹽業銀行的經理岳乾齋。

　　當時，北京的官辦和外資銀行很多，為什麼清室會選鹽業銀行這樣一家私營銀行來做這筆大買賣呢？

　　鹽業銀行本是曾任前清天津長蘆鹽運使的張鎮芳所創。由於鹽業是官辦壟斷性行業。歷來的鹽官沒有不發大財的。據說，一個地方的鹽運使，一年可收入10萬兩銀子，超過一個縣太爺，何況是總攬半個北方鹽政的長蘆鹽運使呢！

　　發了財的張鎮芳創辦了鹽業銀行。上世紀二十年代，鹽業銀行與金城銀行、中南銀行、大陸銀行並稱「北四行」，並以其雄厚的實力，成為「北四行」之首。後來，張鎮芳由於支持張勳復辟而被捕入獄，只得把鹽業銀行總經理的位子交出來，做了個掛名的董事長。正是由於這層關係，遜清小朝廷與之則更加親厚。

　　另一方面，溥儀的老丈人榮源與當時北京鹽業銀行的經理岳乾齋關係也非同一般。岳乾齋本是天津慶善金店的二掌柜，從事的就是金銀首飾買進賣出的生意。由此，他結識了許多靠變賣家產過活的八旗子弟。據說，他對落魄的王孫貴族極為同情，有人拿東西來抵押，他總是開價比別人高，所以極有人緣。後來，榮源還與岳乾齋合股開了一家房地產公司，名為榮業房地產公司，名字就取了榮源的「榮」字和鹽業銀行的「業」字。可見，二人關係非同一般。

清室抵押給鹽業銀行的16隻金編鐘和玉器、瓷器財寶，合同到期，本息相加，是一大筆款項，清室已不可能也沒有能力償還。於是，與鹽業銀行商定，把抵押品作價，除去本息之外，16隻金編鐘和其它珠寶，就變成了鹽業銀竹的資產。鹽業銀行不敢把金編鐘等珍寶放入銀行的金庫內，就密藏在了認為最保險的使館區的東交民巷，保存在那裡銀行的外商保庫里。

【金編鐘秘運天津】

1924年5月，《京報》首次披露了金編鐘出宮的消息。遜清皇室的內務府特地登報闢謠，鹽業銀行也聲明否認。但此事仍然像一陣風吹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並引起了各方面的關注。

當時占據北京的軍閥張作霖四處打探金編鐘的下落；後來閻錫山率晉綏軍占領北京，也派人查找金編鐘；各路軍閥政客對國寶金編鐘無不垂涎三尺，京城已不再是安全之地。

此時，典賣國寶的溥儀已經被馮玉祥的國民軍趕出了故宮，他先是在日本公使館的幫助下去了天津，後來又在日本人的安排下在東北建立了偽滿洲國，做了偽滿洲國的皇帝。溥儀回來贖金編鐘的可能性近乎為零。

1931年「九一八」事變，東北三省被日本人占領，時局動盪，華北危機。鹽業銀行的高層開始為這批財寶擔憂，他們秘密開會，決定將金編鐘和一批故宮珍寶，轉移到位於天津法國租界內的鹽業銀行天津分行，此次轉移工作由時任鹽業銀行副總經理兼鹽業銀行天津分行經理的陳亦侯負責。

身為鹽業銀行天津分行經理的陳亦侯，辦事膽大心細，在兒子陳驤龍心目中，是個原則性強，做事認真嚴謹，又不乏冒險精神的人，「他是溫州人，總喜歡有點冒險的精神，而且有一些做生意的頭腦。」

陳亦侯接受任務時，不曾想到轉移金編鐘這件事會幾度讓他險招殺身之禍。

陳驤龍說：「這種轉移是很嚴密的，不能讓外人知道一點消息。我父親當時就用他自己的一個黑別克汽車，天津、北京來回跑，把這東西（金編鐘）從北京運出來。在從北京運出來的時候大半還是晚上，而且有一次晚上，車還碰上了一個喝醉酒的日本人，碰得生死不知，但那時可不能停車。看來當時運這些東西也是很驚險的。」

金編鐘的藏身之地究竟在哪呢？

原來，上世紀的二三十年代，由於對外開埠較早，天津的繁華程度甚至超過了當時的北京和香港，是北方的貿易中心和金融中心。許多中資、外資銀行、洋行在天津的租界裡蓋起了眾多的洋樓，這些銀行、洋行大多集中在中街的兩側，形成了著名的金融一條街。在當時的天津金融界號稱「北四行」的大陸銀行、中南銀行、金城銀行和鹽業銀行均地處外國租界內，正如郭鳳歧所說：「中國的軍隊管不著它，所以它比較起來相對安全。」

而今坐落在天津赤峰道12號的大樓，就是當年位於法租界的鹽業銀行天津分行。這座建於上世紀20年代的洋樓，高大氣派，營業大廳用大理石鋪面，顯得富麗堂皇，樓梯間的玻璃彩窗上描繪著長蘆鹽場興旺的景象。重要的是在這座高大堅固的建築物的地下，有著迷宮般的地下庫房。為了保險，地下庫房還建有帶夾層的暗室。這成了金編鐘的藏身之地。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

7月30日，日本軍隊占領了除英、法、意三國租界外的天津市區。作為情報機關的日本領事館不知從哪裡嗅到了金編鐘的氣息，很快就找上門來。

日本人首先打出的是友情牌。陳驤龍回憶，當時日本在天津的一個副領事，帶著女兒來拜訪父親陳亦侯，主動跟他交朋友，甚至還讓自己的女兒拜他做乾爹。「日本副領事送來的東西主要是日本的漆寶燒那種瓶子，還有一些盆景。我父親跟他說：你要跟我做生意你就把這些東西送到銀行去，我家是不收禮物的。不能不應酬日本人，可我父親認為凡是跟外國人打交道都要十二分的警惕，所以一丁兒點這方面的信息他是不會去露的。」

友情牌失算，心懷叵測的日本副領事帶著他的禮物無功而返了。

為了得到金編鐘，日本領事又使出一招美人計。

一日，陳亦侯被邀與日本領事共餐，席間日本女人圍坐。「問那個金鐘的事，他不說，就跟日本人說別的」，日本領事託詞先走，留下陳亦侯和一眾日本女人，「他拿著帽子就走了。」陳亦侯的妻子楊夢鶯回憶道。

種種跡象表明，日本人已經探到了金編鐘的去向，情況十分危險。

事情變得緊急，金編鐘是留還是轉移？陳亦侯左思右想，最後決定派一個銀行職員去西安，從西安給身在重慶總行的總經理吳鼎昌拍電報，請示金編鐘等物如何處理。

那時，吳鼎昌是貴州省主席，又是蔣介石的文官長，陳亦侯認為理應由吳鼎昌拿主意。然而，「電報從西安用銀行密碼發往上海，再由上海經由香港發往重慶，找到在重慶的總經理吳鼎昌。一個月後，一封回電循著原路輾轉回到天津鹽業銀行。這封歷時一個月的回電上只有一個字——『毀』。」

「這意味著把金編鐘重新回爐融化成金條，稀世國寶將毀於一旦，不復存在。」陳驤龍不禁後怕。

金編鐘面臨被外國列強掠奪的危險，而上司的回電只有一個字：「毀」。按照這一字之令，就要把金編鐘回爐融化成金條，國寶將不復存在。陳亦侯會執行嗎？

陳亦侯接到電報時，從震驚到破口大罵。他說：「世界上的銅還不是每一塊都敲得響的，何況金子！拿純金做成的金編鐘是樂器啊！這個金子是敲得響的能敲出樂曲來的。」他拿定主意，金編鐘絕對不能毀。他決定繼續保護金編鐘，哪怕承擔危險，承擔責任。「這張電報，他一直保存著，他說這是世界上最混帳的一個電報。」陳驤龍說。

種種跡象表明，日本人已經探到了風聲，金編鐘在鹽業銀行看來是藏不住了，必須轉移。此時陳亦侯想到了一個人——四行儲蓄會的經理胡仲文。

四行儲蓄會跟鹽業銀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1923年，為增強自身的實力，北方四家商業銀行——鹽業、金城、中南和大陸，聯合設立四行儲蓄會。由四家銀行各投資25萬元銀元，共計100萬元銀元作為儲蓄會專門辦理儲蓄業務的「基本儲金」。

　　四行儲蓄會成立後，充分利用四家銀行原有各自營業網點的優勢，既提高了銀行自身的工作效率，又增加了一份收益，使得北四行業務蒸蒸日上。

　　胡仲文不但是四行儲蓄會天津分會的經理，還是北京鹽業銀行副經理朱虞生的女婿。於公於私，與鹽業銀行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胡仲文之子胡宗淵告訴記者，1940年，他們全家隨父親從上海回到天津工作，住在今天成都道附近的永定里，與陳亦侯家是鄰居。

　　一天晚上，陳亦侯找到胡仲文，把金編鐘的秘密和盤托出，並提出想把金編鐘從鹽業銀行大樓的地庫轉移到四行儲蓄會大樓里。鹽業銀行大樓高大氣派，目標太大，而一條馬路之隔的四行儲蓄會大樓卻不怎麼起眼兒。

　　陳亦侯怎麼能肯定胡仲文會同意接收金編鐘呢？畢竟，這是關係到身家性命的大事。

　　「胡仲文先生表面文縐縐的，但是特別的本分，做事兒一丁點都不差。過去有這麼一類人，特別可靠。」提到父親的知人之能，陳驤龍解釋道。

　　胡仲文之所以敢承擔保護金編鐘責任，當然與其紮實穩健的辦事作風不無關係，另一方面，他的教育背景也起到了很大作用。胡宗淵告訴記者，胡仲文是南開大學第一屆學生，與周恩來不但同學而且同鄉。新中國成立後，周總理還曾請這位老同學到西花廳做客。周恩來的進步思想從年輕時便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他。

胡仲文家與陳亦侯家前後院，陳驤龍回憶胡仲文與父親陳亦侯：「他們關係很好。而且胡仲文這個人非常靠得住，他非常仔細非常認真。所以我父親也非常看重他。」

陳亦侯信任胡仲文的為人，心中也已盤算好金編鐘的藏身之地，那就是四行儲蓄會的位於地下的密室。在這座樓上的經理室中有一個旁門，裡面通著的是一間小休息室。休息室還有一扇小門，打開後是一處封閉的轉樓梯，樓梯直通地下一處暗室。這裡無疑正是密藏金編鐘最理想的地方。他「事先心裡已經想好的，所以就找了胡仲文」。陳驤龍解釋。

多年後，胡仲文之子胡宗淵回憶起那個不平常的夜晚：「天津鹽業銀行經理陳亦侯老先生跟我父親是老朋友，他們過從很密。當我父親1940年從上海調回來以後，在4月，有一天晚上，陳亦侯先生找到我父親商量一件密事。」

夜幕下，陳亦侯來到永定里胡仲文的家裡，兩位老友促膝而談。陳亦侯把金編鐘一事如實相告，並把轉移金編鐘到四行儲蓄會的想法和盤托出。深明大義的胡仲文不負重託，欣然允命。兩位老友都知道，這一來，他們是把彼此的身家性命，都交託到了對方的手上。

在那個萬籟俱靜的晚上，陳亦侯和自己貼身的司機一起，把裝有金編鐘的木箱裝到自己的車上，然後親自押車駛進夜幕中。

「那天晚上12點以後，他們等到銀行人員都下班了。陳亦侯先生就跟他的司機楊蘭波，我父親就跟他經理室的工友徐祥四個人商量轉移了。」胡宗淵說。

那是一輛很大的車，陳驤龍回憶：「父親用自己坐的汽車把金編鐘從鹽業銀行運到四行儲蓄會。那個時候也就算是挺大、挺講究的車吧，就把這東西（金編鐘）裝在我父親的車上。」

在70年前的天津地圖上，可以清晰地看出從法租界的鹽業銀行，到相鄰的英租界的四行儲蓄會，大約只有三百米的距離。但一貫辦事謹慎的陳亦侯為了掩人耳目，讓司機沿著法租界的邊緣，繞了一個大圈子，一直開到當時電網外的佟樓，在佟樓那裡掉頭，再沿馬場道回到英租界，這樣三百米的距離，就整整繞行了二十多公里，才敢真正開回四行儲蓄會。而在四行儲蓄會樓前，早已等候在那裡的胡仲文帶著一個親信工友默默地迎接了他們。

接著，陳亦侯的司機幫忙，一行四人將金編鐘放在四行儲蓄會後面轉樓梯下面的一個小庫房裡。「放進去這個小庫房之後，藉口時局不好要儲存一些煤。我父親又是開灤礦務局的董事，所以就跟開灤礦務局要了一批煤。整個把這個庫房裝進煤去。」陳驤龍認為父親當時的做法萬無一失。「這個事兒辦完之後，據我父親跟我講，那天晚上就在四行儲蓄會，這個事兒做完以後，兩個人拉著手，他跟胡仲文講，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941年底，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與英、美成為交戰國，駐天津日軍先後占領了英、法、意租界。陳亦侯預感的危險變為現實。

日本人邀請他去憲兵隊參觀，人們傳聞：「陳五爺被日本憲兵給抓走啦！」與此同時，日軍派出大批軍警直撲鹽業銀行，以尋找適合防空的地下室為名，徑直來到鹽業銀行的地下庫房。不僅對庫房內的物品進行了搜查，還對地下庫房的房間牆壁，進行了仔細地丈量，最終發現了庫房裡的夾牆暗室。幸好金編鐘早已轉移，日本人一無所獲。

陳驤龍說：「查了一溜兒夠什麼也沒發現，日本鬼子無功而返。這樣也就沒有任何藉口，就把我父親也就放回來了。」家裡人鬆了口氣。

【「就值一根洋火」】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馬上派出各路接收大員，到占領區劫收錢財。孔祥熙，這位晉商出身的國民黨財政總長，也盯上了金編鐘。孔祥熙就任財政總長，來到天津，立刻就讓隨行的秘書去拜訪陳亦侯。

據陳驤龍回憶，這個秘書，是陳亦侯當初在譯學館的一個同學。「他來看我父親呢，一個是事先打個招呼，再有一個也就是說也要探聽一下金編鐘的下落，直截了當地就提到這件事。於是我父親待他就不客氣了。我父親大怒，拍桌子說：『你們倒都跑了，你們跑的時候把這些要殺頭的東西，都留到這兒。等我要問你們怎麼辦的時候，吳鼎昌告訴我叫我毀，你們這兒又來問我。』我父親破口大罵。於是他（孔祥熙秘書）說：『你怎麼還是當初那個老脾氣，隨便的一句話，隨便的一句話。』然後我父親說，這件事你去問吳鼎昌，因為當時吳鼎昌是蔣介石的紅人，是蔣介石的文官長啊。估計他也不會、也不敢去問，這件事不了了之了。」

1945年底，軍統局長戴笠來到天津，一向嗅覺靈敏的他，也嗅到了金編鐘的氣息，聞風找到了陳亦侯。 陳亦侯之妻回憶，當時戴笠找到陳亦侯，問他金編鐘的下落。陳亦侯說，我沒有。戴笠問，你擱在哪兒了？陳亦侯說，你去找去吧，我擱在哪兒。大家都知道陳亦侯把金編鐘擱在地窖里。於是戴笠去搜，地窖里並沒有搜到。

1946年，戴笠又一次來到天津，此時有人遞上一封誣告信，稱陳亦侯是漢奸，家中藏有金編鐘是敵產。這一次戴笠將此信交給了天津警察局長李漢元，讓他去抓陳亦侯。

李漢元拿了這封信就來找陳亦侯，他說：「陳五爺你看這封信值多少錢？」

陳驤龍描述當時的情景：「我父親拿了這封信一看說，你是知道情況的啦，你說怎麼辦？李漢元說，我看這東西就值一根兒洋火兒。他就劃根兒火柴把它燒了。他說，戴笠那兒我交帳。」

為什麼陳亦侯不把金編鐘交給國民政府，而李漢元又肯承擔這樣的責任呢？

原來，在抵押給鹽業銀行的這批東西裡頭，有冊封皇后用的純金金冊。可這些金冊在流轉的過程當中，被當時的一些人化成金條了。所以金編鐘交出去會不會也難逃化成金條的命運，陳亦侯心裡沒底。而李漢元，「當初是死抗日的，日本人到處通緝他，他就躲到我們家。我父親就說，你的目標太大，你在這兒躲，總也是躲不過去的。那怎麼辦呢？我想辦法把你送走。這樣就用銀行職員的名義，把李漢元從天津的張貴莊飛機場，買了飛機票，經上海去香港，把他給送走了。送走的時候還用面口袋兒，裝了200塊現大洋扔到飛機上。這樣他就平安地離開了天津。當他回來的時候，他就成了天津警察局的局長，而且他在軍統里身份也很高。所以就因為這樣的關係，所以說他跟我父親可以說是非常莫逆的。」陳驤龍解釋。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的飛機撞山失事，葬身火海，此事也就再無人過問，不了了之。

光復後的國民黨政府一邊繼續忙於內戰，一邊近乎瘋狂地搜刮民脂民膏，造成市面物價飛漲，民不聊生。 胡宗淵回憶，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國民黨的「劫收大員」到了天津，曾經宣布凡是舉報隱藏金銀財寶的可以提取70%的獎金，「我父親和我們說，如果當時和他一起密藏金編鐘的楊蘭波司機和徐祥工友舉報的話，他們一夜之間就可以成為百萬富翁。我父親說，真正值得欽佩和稱讚的，是他們二位，那才是真正的好漢。」

陳驤龍也感慨地說：「他們熟視無睹，對榮華富貴從不動心，我覺得這些人都是英雄。」

【我這一輩子，最滿意的一個評價，就在這「幸虧」二字。】

1949年1月18日，胡仲文拿著登記著國寶的銀行清冊，來到天津軍管會金融處，把金編鐘和2000多件玉器、瓷器、古籍，悉數交給了國家。

　　由於當時的接收人郭恆久已經過世，我們無法知道收到清冊後，他是如何上報給國家的。天津史地專家郭鳳岐告訴記者，他曾經在天津市檔案館看到一份檔案中記載著：

　　1951年10月10日，中國人民銀行北京分行會同天津分行及鹽業京津兩行負責人，對這批珍寶進行了檢查。出席人員有：人行李春荃，董事長張伯駒、陳亦侯，北京行徐宗澤，北京行工會吳經英，天津行顏師魯、劉鶴蓀、徐緒堃、田灼三、王理中，津行工會李文康、母金章。檢查後進行了封存。

　　記者在1953年的一份檔案中看到，當年9月25日至9月28日，北京人民銀行工作人員包啟恆、文化部謝元璐，前北京鹽業銀行負責人徐宗澤，故宮博物院張景華、金毓鋆等人來到天津，又一次清點了這批古物。據檔案中記載，古物包括「黃金編鐘及玉器、瓷器等物計大箱拾箱，小箱捌箱，共計拾捌件。」

　　9月25日下午，開始辦理交接點驗手續，28日點驗完畢，並於當日夜間，由徐宗澤與謝元璐運赴北京。

　至此，在外漂泊二十九年的金編鐘終於重回故宮。不過，這時又發生了一件插曲。當時，「三反五反」運動正在國內，特別是大城市中展開，舊工商界人士和資本家基本都未能倖免地裹挾其中。北京市增產節約委員會進駐到岳乾齋在西堂子胡同的宅院。

　　檢查中，工作人員發現了「岳家子女分家單」，按圖索驥發現了千餘件故宮流傳出來的珍寶，其中高40厘米的白玉雕山水、青玉枕，古月軒小罐等都屬於國寶級文物。

　　除此之外，工作人員還在西堂子胡同發現了一張金編鐘的照片。經過詢問，才知道當年還有一批國寶被運到了天津鹽業銀行保存。於是，徑直開赴天津，把陳亦侯扣留了。可他們不知道，早在1949年，深明大義的陳亦侯和胡仲文就已經把金編鐘交還給了國家。

　 經過二十多天的調查，陳亦侯終於無罪釋放。陳驤龍回憶說，直到那時，他也沒對家裡提起金編鐘的事兒。同樣，胡仲文之子胡宗淵直到1980年，父親八十大壽時做的一首詩中，才第一次知道一直行事低調的父親竟然冒著殺頭的危險，做過這樣的壯舉

陳驤龍記得，父親晚年時曾看到有人在政協文史資料里追述過此事，文中有一句話說：「幸虧有陳亦侯保存」。

陳亦侯感慨道：我這一輩子，最滿意的一個評價，就在這「幸虧」二字。

【後來】

20世紀80年代初，峨媚電影製片廠由金編鐘的失而復得為線索拍攝了《瑰寶》電影，詳細地敘述了主人公的愛國赤心與金編鐘失而復得的曲折故事。

2017年， 美國總統川普攜夫人來我國進行國事訪問，在參觀故宮珍品文化展時，走到金編鐘展櫃前，川普還被建議抱了一下純金的金編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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