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漁業生產最早是從沿海撿拾開始的，由淺海向深海逐漸推進，其生產方式也由個體向合作分工方向發展。到明代，寧波海洋漁業生產的分工不僅有同一船隻內部的分工，也有船隻之間的分工。明代王士性（15471598）在《廣志繹》中記述當時浙江黃花魚汛時，浙江沿海海洋漁業從生產到銷售的全過程：
浙漁俗傍海網罟，隨時弗論，每歲一大魚汛，在五月石首發時，即今之所稱鯗者。寧、台、溫人相率以巨艦捕之，其魚發於蘇州之洋山，以下子故浮水面，每歲三水，每水有期，每期魚如山排列而至，皆有聲。漁師則以篙筒下水聽之，魚聲向上則下網，下則不，是魚命司之也。柁師則夜看星斗，日直盤針，平視風濤，俯察礁島，以避沖就泊，是漁師司魚命，挖師司人命。長年則為舟主造舟，募工每舟二十餘人。惟漁師、挖師與長年同坐食，余則頤使之，犯則棰之，至死不以煩有司，謂之五十日草頭天子也。舟中床榻皆繩懸。海水威，計日困水以食，窖鹽以待。魚至其地，雖聯舟下網，有得魚多反懼沒溺而割網以出之者，有空網不得只鱗者。每期下三日網，有無皆回，舟回則抵明之小浙港以賣。港舟舳艫相接，其上蓋平馳可十里也。舟每利者，一水可得二三百金，否則貸子母息以歸。賣畢，仍去下二水網，三水亦然。獲利者，金伐鼓，入關為樂；不獲者，掩面夜歸。然十年不獲，間一年獲，或償十年之費。亦有數十年而不得一賞者。故海上人以此致富，亦以此破家。
從此文獻中我們可以發現，在明末寧波沿海漁業生產過程中不僅出現了專業化的分工，而且也出現了漁業僱傭工人。到康熙年間（1662-1722），這種僱傭方式逐漸發展起來，被稱為「長元制」，即由占生產資料（船網）和資金較多的漁東僱傭漁工生產。「大對作業採用「包薪』，按漁工技術高低包定薪金，汛前付10%定洋』，汛期內零星支付，汛（年）終結清，伙食由長元供給。」到清末這種方式已經有了很大改進，小的漁船在出海捕魚前就規定不同人的股份，以提高勞動生產效率。一般船老大在漁船中擁有雙股，夥計小夥計各有一股，伙工半股。
就海上作業而言，除了平時職業漁民常年依靠捕魚為生外，大部分從事捕撈的人員只有在大的漁汛期才大規模出動。明清時期寧波大規模的漁汛主要是每年三、四、五月的黃魚汛和墨魚汛。明代開始，寧波沿海漁民就憑藉著祖輩留下的捕魚經驗，發現了海洋魚類的漁汛期。通過對魚類生長和遊動規律的掌握，沿海漁民可以有針對性地安排漁場和捕魚時間。如明代時，「石首魚，四五月有之。浙東溫、台、寧波近海之民，歲駕船出海，直抵金山、太倉近處網之，蓋此處太湖淡水東注，魚皆聚之」。清人記載：「台之大陳山、昌之韭山、寧之普陀山等處，出產帶魚，猶閩之蒲田、福清縣人善釣，每至八九月，聯船入釣，動經數百，蟻結蜂聚，正月方歸。」
每當黃魚汛來臨，東南江、浙、閩三省沿海漁船紛紛出港自江蘇淡水門開始跟著漁汛南下，「寧、台、溫大小以萬計，蘇州沙船以數百計，小滿前後放船，凡三度，謂之三水黃魚」。同時，「福建泉、漳一帶及福興等處漁船並潮州一帶船隻趁南風向浙江、山東一帶北上之際，船隻最多」。明末清初謝泰定的《蛟川形勝賦》對浙江沿海黃魚汛期的捕魚情況描寫得生動而形象：
時維四月，則有蝤水春來，黃花石首綿若山排，聲如雷吼。千舟鱗集，萬櫓雲流。登之如蟻，積之成邱。已而黿鼓震天，金鑼駭谷。魚舟泊岸，多於風葉之臨流；網罟張崖，列苦飛鳧之曬羽。金鱗玉骨，萬斛盈舟；白肪銀膠，千門布席……浙閩則漁利之普遍，又豈得窮而盡者乎？
不過早期漁船仍然是按照老式的捕魚方式進行作業，每次漁汛大多只能捕撈三次，能否收穫漁產品，很大程度上要看運氣。每當捕魚之前，船頭須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請，經同意後才能購買出海所需的糧食，所以每年浙江沿海米價都會隨漁汛期產生波動。米價對海洋漁業生產影響較大，清代地方政府還是很清楚其中的利害關係的。乾隆十四年（1749），時任浙江巡撫方觀承在五月初八日的奏章中就匯報了地方政府是如何保證漁期用米的：
至漁船來去，所需食米繁多，尤須漁期調劑，立法稽查，始免匱乏透漏之虞。向例由該地方官招商給照，於外江買米，運至臨海口岸。責成該處文武員弁，查驗人船，按口按日給票，領買食米，毋許溢額，並嚴禁居民私賣本地米石，以杜串通透漏之弊。仍多派營船，梭織游巡彈壓，俱經臣嚴飭遵照辦理。
漁民捕撈後的漁產品，如果離海岸很近即可隨捕隨賣，而在遠離陸地海域所捕獲的漁產品則需要先加工保鮮，然後運輸到海港及內地販賣。古代浙江傳統的保鮮技術就是用海鹽醃製，防止其在運輸過程中腐爛。其具體方式是將鹽以一定的比例塗抹于海產品的周身，然後在海島上將其曬乾脫水。如《嘉靖定海縣誌》卷8《物產志·鱗之屬》「石首魚」條云：「至四月、五月郡民發巨艘，往洋山競取……用鹽醃之曝干曰鯗，通商販於外。」保鮮技術直接影響到銷售市場：保鮮時間越長，銷售市場越遠，漁產品的價格就會越高，漁民的收入也會相應增加。
浙江舟山就是非常重要的海鹽產地，加上海鹽保鮮技術非常簡單且實用，一般漁民很容易獲得原料及保鮮方法。但這種保鮮方式有兩點不足：一是保鮮後的口感不佳；二是捕撈成本上升。用鹽醃製的海產品雖然可以保存很久，但是其營養價值及口感卻會因此下降，對於沿海消費市場而言，這種保鮮後的漁產品並不是很受歡迎，更多的是漁民自己食用。另外，自古以來國家實行鹽鐵專賣，寧波海鹽的價格也由官府控制，海鹽成本直接與漁民收入成反比。因此，這種方式很難對漁產品銷售起到太大的推動作用。
除了醃製外，隨著漁業生產的擴大，寧波更多的漁民選擇冰凍的辦法來保鮮。元代，寧波已出現商業用途的天然冰窖。明洪武年間（1368-1398），政府對冰窖的租米達到二十四石。如鎮海「沿海之民，於冬至後置冰窖藏冰，以為明歲漁期之用」。據學者研究，明清時期已出現較大規模的專業冰廠，而它們主要就是為海洋漁業保鮮興辦的。用天然冰來保鮮的方式古已有之，但其在海洋漁業生產中大規模應用，當在清嘉慶二年（1797）寧波鎮海新碳頭幫成立永靖公所之後。該公所擁有冰鮮船六十餘只，已經在當時浙江的海洋漁業生產中占有一席之地。
就整個寧波而言，冰鮮業集中在寧波地區並不是偶然的，在當時，除了靠近漁業產地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其緊鄰漁業消費市場，再加上寧波商業繁榮，以錢莊為代表的金融業相當發達，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可以提供冰鮮業所需要的龐大資金。當然最為主要的是，冰鮮後的海產品其口感遠遠超過鹽醃製的海產品，在市場上大受歡迎，僅此就完全可以彌補冰鮮業的龐大成本和運輸損耗。
隨著寧波港口的開埠，在國際市場竟爭中傳統的加工技術對寧波海產品的外銷產生了很多不利影響。以墨魚為例，寧波的傳統墨魚捕捉地在舟山群島。墨魚捕撈上來之後，僅在背上劃幾刀，用鹽醃後放在海灘上曬乾，不取掉魚骨，等到包裝時，魚乾上仍留有大量沙子，以此來增加重量，但其銷售大受影響。相比而言，當時作為貿易競爭對手的日本，其製作魚乾就非常認真，在取掉魚骨後放在蓆子上曬乾，沒有一點沙子，所以受到東方各國的歡迎，甚至在寧波也有穩定的銷量。而寧波本地的大量墨魚則被迫由舢板直接運往上海和長江流域各口岸。
明清以來，寧波沿海漁產品的銷售通常有兩種途徑：一種是漁民與魚行簽訂協議，由魚行提供資金進行捕撈，其所獲漁產品全部按照魚行規定的價格轉賣給魚行；另一種就是在漁民自己擁有漁船的情況下，將捕獲的海產品賣給前來收購海產品的商人。後者是近代寧波海洋漁業銷售的主要渠道。每年漁汛期間，不僅沿海漁民紛紛出動，嗅覺靈敏的商人也紛紛而來，在漁民上岸區域收購海鮮。這些沿海區域既包括常年開放的港口，也包括只有在漁汛期才會繁榮的漁港。前者如寧波港這種常年開放的商漁港口，後者如僅在漁汛期才出現的象山爵溪漁港。
明清時期，由於商漁船形制區別不大，港口的功能也沒有明顯的區分，一般有商船的港口都是可以停泊漁船的。而有商船的港口一般比較接近較大的城市，有廣闊的消費市場，因此在非漁汛期，漁民捕獲的海產品一般會運到規定的商業港口去銷售，而在漁汛期則集中在專門的漁港銷售。
寧波一地常年港口主要是沿海各府縣周圍的港口，而漁港主要有舟山沈家門港、爵溪所漁港及石浦港。如果從漁業運銷角度考慮，港口自身的發展對海洋漁業銷售點的區域分布也有很大的影響。商業繁榮的沿海地區一般是臨港而居，其集中的人群與消費能力同時也吸引著漁業銷售市場向其靠攏。晚清上海港的崛起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隨著上海經濟發展，以前運銷寧波港的漁船紛紛將漁產品賣往上海。沿海漁商在收購漁產品之後，除了在本埠銷售之外，更多的是長途運輸到其他區域，以獲取更多的利潤。
隨著魚行的出現和專業分工的深入，寧波海鮮不僅由沿海運銷到本省內地，而且還遠銷蘇南等地。特別是黃魚，每天都有輪船運往上海。魚用冰保鮮，裝在或大或小的箱子裡，分別為300斤和60斤。般在運上輪船後馬上開往上海，在天亮之前到達，然後直接送到魚市，由此使魚產品得以保鮮。
19世紀末，「用這種方法運輸的魚估計每年有5000擔，價值100000每關兩之多」。而晚清時期寧波大量出現的天然製冰廠為魚產品的保鮮提供了另一保障。如1877年8月4日《申報》報導：「二十二日下午，寧江東冰廠有多人挑冰至鮮魚船，一人因失足落水，便隨波而去，至今尚打撈無著雲。」在漁業保鮮技術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寧波海產品甚至遠銷中國內地及海外。這裡要指出的是，在寧波沿海漁產品銷售海外的同時，大量國外的漁產品也進入寧波市場。
為擴大寧波海產品在外埠乃至海外的銷售，當時寧波地方政府也曾做過努力。如光緒六年（1880）年初，德國定於當年4月在柏林舉辦漁業博覽會，邀請清政府參加。總理衙門將這一任務下達給寧波府辦理。對此，寧波府相當積極，經過兩個月的精心籌備，寧紹道親往閱視籌備的展品，「壁上掛有浙海圖及捕魚各種情形圖畫五十幅，海鳥海魚俱備，又有中國漁家樂各種畫軸細膩無匹。魚共二百種余，一百三十種俱以酒浸，其餘則醃之；鳥共五十種，皆極齊整。另一冰廠模形並煮鹽場模形，另有漁船大模及網及漁人草房，皆與原物無別。另制漁人十二，大小相同，衣服皆備，又將各網各簍一併備齊。餘外又有以鳥捕魚之船，亦同大小，鳥與人亦立於其上」。
此後，寧波又參加了1883年倫敦舉辦的博覽會，但此次寧波只有限地展出了各種漁船、木筏、漁網及其他打魚工具的模型，還有一個捕魚所必需的設備—冰屋的模型。冰屋的作用主要是用於海產品的加工與儲存，從另一面證明了晚清時期寧波沿海漁民已經在大規模運用天然冰來保存海產品，以保持其在運輸中的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