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近了，幾乎所有的人被裹足；瘟疫遠了，因為歐洲的商業即將重新開放。真的現在可以開放經濟嗎，這個問題不僅讓各國領導人傷神，也讓很多的資本家側立難安。
觀察者網4月28日發表了關於疫情和經濟的討論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該媒體從多個角度描述了疫情下的民生百態，並有針對性的結合歐洲領導人的表現，得出西方資本是最終輸家的結論。
比較典型的案例是歐洲的漢莎航空公司，疫情爆發後，由於各國封閉邊境的需要，漢莎的所屬航班大面積的"趴窩"，空姐失業待崗、飛行員回家開拖拉機等事件時有發生。為了延續生存，漢莎的股東不得不逆勢裁員，將現有130萬員工的數量瘦身至120萬，並保留不超過10萬架次的航班，滿足基本的貨物運輸需要。
但這也只是緩兵之計，為了在夾縫中求生，漢莎不得已向德國發出了求援信。在默克爾總理的幫助下，漢莎得到了數十億歐元的紓困資金。但這也是一時救濟之需。已知的是，隨著疫情的逐漸失控，漢莎的現金流即將斷裂，其有可能成為歐洲第一家趴下的航空公司。
為此漢莎集團想出了兩個生存大招，一，將公司託管，由政府全權管理，變成事實上的國家企業。二，招募私人投資商進入，進行資本托底。漢莎希望自己能夠得到國際金融大鱷的垂青，奈何疫情形勢不明，全球的資本市場劇烈動盪，讓其不得不朝國有化的方向前進。
之所以舉這個例子，只想說明：面對著這百年不遇的災難，歐洲的資本主義體制以及崇尚自由、享樂的文化根本無力應對。
需要注意的是，新冠的肆掠不亞於一次世界大戰，但它本質上和戰爭有天壤之別。義大利可以在二戰末期"舉雙手投降"，但是在新冠面前卻退無可退，只能硬接。這樣會造成一個災難：國家的經濟基礎被連根拔起，百年資本強國或就此隕落。
毫無疑問，新冠的出現給世界提出了一個深刻的命題：是以民生為主，全力抗疫；還是以經濟為主，優先放開經商通道？在這方面，西方國家的領導人交出了糟糕的答卷。
君不見，因為法國集會的影響，馬克龍開始減少對醫療體制的投入；君不見，因為全美多地民眾的不配合，美國意欲在復活節放開經濟管制。所有的一切表明，西方國家已經在疫情面前"倒了下來"，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難以為繼。
縱觀人類歷史，關於戰爭的記載不勝繁多，但鮮有對瘟疫的記載。
西方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那本名為《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巨著中，詳細記錄了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與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聯盟之間的"曠世大戰"，卻有意忽略了當時在雅典肆掠的"大瘟疫"。（希臘或因為瘟疫和外方發生戰爭）換句話說，人類對於瘟疫從來沒有嚴格重視過，只當一般的流行性感冒對待。
現今歐美的做法和古希臘的動作又有何不同？如果說新冠是面照妖鏡，它絕對照出的不僅僅是人心，更折射出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短板。在一個以資本為標尺衡量國家實力的社會，指望其傾盡全力救助病患顯然是不現實的。這也就能理解為何漢莎等公司急於向政府求援的原因了。即西方資本很難在疫情面前存活，如果國家不予以托底，恐最終被歷史所湮沒。
新冠疫情給予了我們徹骨的教訓，也讓我們以此深刻的反思。"顯影液"顯示出來的將不僅是貧富差別，還包括意識形態的種種思考和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