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擁有廣闊海岸線的國家，我們利用海洋資源由來已久，早在商周時期就出現了海上絲綢之路萌芽，隨著中國海洋事業的不斷發展，它不僅加強了東西方物質文化交流，同時也推動了世界文明的向前發展。縱觀我國海洋歷史來看，並不是一帆風順，可以說我國海洋事業的沉浮也客觀反映了國家的榮辱興衰。

一、海洋探索意識的萌發和成熟

（1）原始的海洋探索歷程

首先，中國海洋事業的發展是多種因素促成的，並非一蹴而就，中國海洋文明的起源最早可以回顧到7100年前河姆渡時期。遠古時期的人居住于海岸線附近，他們總會嘗試不斷向海洋深處探索，隨著船舶建造技術的不斷革新，海洋安全得到保障後，人們探索和開發海洋資源的能力也隨著歷史的發展而不斷加強。在舊石器和新石器時代，海洋文化變得更為濃厚，更為先進的造船，航海技術也登上了歷史舞台。

（2）春秋戰國時期的海洋發展背景

在夏商西周時期，金屬銅器開始被發掘，人們已經能夠靈活地運用各種金屬資源，加大船舶的容積，促進遠洋航行的發展。這也是中國古代最早的團體性質的海洋探索經歷。

在春秋戰國時，大量鐵礦石開始出土。農業，手工業和商業貿易也興盛蓬勃起來，船舶的製造技術得到了新層次的向前推進，海洋經濟開始出現繁榮的景象。例如，戰國七雄中的齊國就利用漁鹽之利為國家的經濟發展注入動力，通過曬鹽和打魚來充實本國的經濟資源，更成為齊國走向強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3）秦漢時期的海上航線

在秦漢時期，海洋文化進一步發展，人們對海洋的意識也開始逐漸改變。秦始皇作為最高統治者，他多次出海，無論是求仙問道還是探尋其他民族的足跡，這都證明了統治階級海洋意識的形成以及海洋的探索已經受到了統治者的重視。

社會上出現了大量通過海上貿易而攫取巨額利潤的商人，國家也開始出台相應的政策，對海洋資源進行管理，對海上貿易進行約束。秦始皇更是通過海上運輸的方式，將糧食從南運往北方，解決北方前線部隊糧草的需求問題。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海洋已經深入到軍事發展領域。

歷史輾轉到漢朝，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更是積極地對未知事物進行探索，在漢武帝當政時，張騫多次出使西域，開創了最早的絲綢之路。而漢武帝本人也身先士卒，帶領團隊多次出海，更使得海上絲綢之路能夠初見端倪，他從中國北方沿鴨綠江一路南下，聯通了由北到南的大規模海上航線，更使得南北的物資流通和貨物運轉得到新的發展機遇。

能夠遠洋航行的保障自然是船舶的製造技術與時俱進，在漢朝，櫓、船艙、水密隔艙等技術開始出現人們，開始以星宿為導航引領行駛的方向，更學會了見風使舵，據史料記載，此時的造船技術領先於世界水平。

二、海洋事業的短期停滯和長期繁榮

（1）三國兩晉的海洋事業為何停滯

戰亂打斷了人們的探索漢代結束後，由於長期的戰亂紛爭，社會無法穩定發展，海上資源的利用和海洋文化的深入便遭到了停滯，政治上的不穩定性又加劇了經濟的惡化現象，海洋發展不能得到統治者的重視，大量的百姓和鄉民沿海尋求新的出路，遠離戰火。

許多中原內地的百姓更是破天荒的不遠千里去到浙江福建等東南沿海地區，或者向南越過廣西丘陵，去往南海周邊尋求新的生存機遇。這也對中國東南部的地域經濟發展造成了重要影響。

三國時期，雖然整體上的海洋探索受到停滯，但東吳仍然派遣船隊到達夷洲，也就是如今的台灣島。這也恰恰證明台灣自古便是我國的固有領土。

（2）正式的官方性質探索

幾百年的戰亂紛爭，在唐朝歸於統一社會，社會更是進入了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這樣的繁榮局面。生產力的大幅度發展推動了船舶技術的不斷改變。在此時，著名的四大發明之一指南針登上航海的舞台，海上地圖的編制更為海上的船舶和水手保駕護航，也正是此時，海上絲綢之路才得以成熟迅猛發展。中國與渤海國朝鮮和日本島等多個地區進行了十分繁榮的經濟文化交流，海上航線也忙碌起來。

為了對海上貿易進行有效管理，朝廷還專門設立了管理貿易的航運機構，將泉州揚州等沿海地區的城市作為國家貿易和船舶停靠的重要港口。換句話講，唐朝是海上絲綢之路以及海洋資源充分利用的一個里程碑。自此之後，中國古人徹底打開了海洋這道大門，開始出現大量官方與民間的航海探索，無論出於經濟還是其他目的，人們都將海上探索視作為謀求發展的重要手段。

宋朝的著名港口泉州，更是被載入史冊，南宋通過海上貿易，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潤，使得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但這一切的保障都源自於海上羅盤以及航跡推算等技術的出現，羅盤與行跡的推算相結合，再加上天文定位技術，人們在海上迷失的可能性便被大大降低。航海技術更是迎來了新的突破，史書記載，宋朝的航海水平領先於西方世界近300年。

宋朝時，官方的航海方向和探索地區也不僅局限於台灣、日本和朝鮮，而是轉向印尼群島，印度阿拉伯，甚至東非的許多國家，如此長遠的貿易路線和繁榮的貿易情況都源自於技術提升。

明朝的鄭和下西洋，稱得上是中國航海事業的最頂峰，當然對於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史學界眾說紛紜，有人認為他是為彰顯國威，宣揚傳統文化而大舉出海，也有人認為鄭和出海標誌著明王朝對新事物的探索，以及可能去尋找建文帝的下落等等。

鄭和下西洋的主要方向是印度洋，為了擴大明王朝的國際影響力，鄭和團隊還帶去了大量出土於中原的奇珍異寶和錢財，在印度洋上廣撒恩德，讓印度洋周邊的蕞爾小國都感受到明王朝的強大，這更是一種國家自信的體現。《明史稿》這樣描述：

諸邦憚其兵威，且貪中國財物，莫不稽顙稱臣，厚禮使者。是蠻邦絕域、前代所不賓者，亦皆奉表獻琛，接踵中國；或躬率妻孥，梯航數萬里，面謁闕庭。

但在客觀上他卻間接地開拓了航海者和明朝百姓的眼界。很多百姓更是跟隨鄭和的腳步爭先向南洋地區進發，到達了東南亞的諸多島國，從而在那裡生根發芽。

三、總體評述分析中國古代的航海事業

鄭和下西洋的消極影響是他沒有啟蒙社會百姓開始大規模向海洋探索，自鄭和之後，再無鄭和，明朝更是進入荒唐的海禁時期，關上了向沿海探索的大門。

另一方面，鄭和下西洋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對明朝的發展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浪費了大量的財政資源。

從特點上考量，中國的海洋文明受制於航海技術和船舶大小規模的限制。有些探索和發現更呈現出非主動性的特點。真正的里程碑轉折，只出現在唐宋之際。非主動性則體現在明朝的戚繼光抗倭，當東南沿海有倭寇騷擾入侵時，明王朝才開始意識到海洋安全的重要性。

從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到鄭和下西洋，中國的海洋探索事業稱得上是一脈相承，雖然在此過程中有很大的波折，但海洋的探索實踐卻未曾因波折而被忽視，人們對海洋文明的發掘更是不斷的傳承，對後世有著重要的影響。從國際視野的角度觀察，中國的海洋文明恰是世界海洋探索的真實寫照，也對世界海洋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參考資料：

《全球通史》

《明史稿》

《中國海洋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