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身份是每一個人都會有的一種帶有歸屬感的自我標識。對於一個人來說，最初的身份認同恐怕是母親的懷抱，對父母的認可，就是我們對自己身份的一種基本認同。
這種身份認同伴隨著我們成長逐漸演變為對親人的思念和家園的鄉愁。不少文學作品中不乏對於故鄉、家人的動人記憶。這些現象告訴我們，「身份認同」是人類共同的意識和思維習慣。對於家人、故鄉、國家的依戀，也可視為我們尋求身份認同、渴望身份認同、進行身份認同的一種表現。
香港1997年回歸之前近一個半世紀的時光中，長期遭受英國殖民統治。歷經戰爭動盪、政治分離、經濟發 展，在文化上呈現出東西方文化長期共存、相互滲透，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共處一堂、互相融合的局面。
漫長殖民歲月中的香港人曾對身份認同產生特殊的認識和情感：一方面，血濃於水的感情讓他們認同自己中國人的身份；另一方面，長期殖民統治帶來的政治經濟分離又在潛移默化地模糊著當時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社會問題常常在同期的文學作品中表現。於是在金庸武俠小說中，我們看到了很多身世混亂的英雄，一定程度上表現了當時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迷茫。
一、喬峰：身份認同的迷茫
身份是我們作為社會個體的基本標識，而這個標識的第一提供人是父母。結合金庸武俠小說的時代背景指的是父親，因為父親決定我們的基本身份標識-姓氏。
金庸筆下的俠客卻常因為父親的失位而造成身世的不確定。這種不確定為俠客帶來特殊經歷的同時也帶來身份認同的煩惱。
《天龍八部》中的喬峰就是父親失蹤造成身份認同迷茫的人物。喬峰身懷卓絕武功，具有崇高威望。他果斷而又穩重，寬厚卻有原則，豪邁而不失細心，剛毅又內蘊深沉。但如此英雄豪傑，卻因生於契丹，長於中土的複雜身份，身不由己地捲入民族矛盾的旋渦，並徹底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走向。
杏子林事件中，他的身世之謎被揭發：他從丐幫幫主、青年俊傑淪為契丹內奸。政治身份從穩定轉向混亂，讓喬峰頓覺無所適從。本應大展宏圖的英雄之路，也因身份的問題改變了軌跡。
伴隨著身份認同的困惑，喬峰踏上了尋父之旅：
「倘若我真是契丹人，過去十餘年中，我殺了不少契丹人，破敗了不少契丹的圖謀，豈不是大大的不忠？如果 我父母確是在雁門關外為漢人害死，我反拜殺害父母的仇人為師，三十年來認別人為父為母，豈不是大大的不 孝？……倘若三槐公不是我的父親，那麼我自也不是喬峰了？我姓什麼？我親生父親給我起了什麼名字？嘿嘿，我不但不忠不孝，抑且無名無姓。」
追問姓名、查探身世，喬峰短暫的後半生就是在這種目的下展開。從文中我們可以看出，喬峰的身份認同困惑主要是因為父親（生父）在其成長道路上的失蹤，導致身份認同的迷茫。
金庸在這段心理描寫中巧妙地通過了「父親」——這個政治身份認同中具有奠基意義的意象表現喬峰身世的混亂和迷茫。喬峰和蕭峰僅有一字之差，卻包含了兩種互相對立的政治身份。
不同的政治身份擁有不同的政治立場，而不同的立場又給「忠」「孝」這兩種中國傳統社會極為重視的兩種行為賦予了不同的行動起點。
可以說，在金庸看來「父親」代表著一種政治身份的標識和延續。喬峰或是蕭峰，這都不是主人公可以自行決定的，他由父親是誰來決定。金庸巧妙地將喬三槐和蕭遠山兩位父親同時置於「失蹤」的狀態，誰是主人公真正的生父成為喬峰最大的困擾。而喬峰尋找「生父」的過程就是進行身份認同的過程。喬峰的痛苦在於兩種對立政治身份的糾纏。
他從小受喬三槐養育之恩、玄苦大師授藝之德、汪劍通提 攜之惠。這些「漢族」人對他的影響為他的政治身份奠定了難以撼動的基礎，建立了強大的漢族政治身份認同，這種政治身份讓他難捨難離：
「他自來痛心疾首的憎恨契丹人，知道他們暴虐卑鄙，不守信義，知道他們慣殺漢人，無惡不作，這時候卻要他不得不自認是禽獸一般的契丹人，心中實是苦惱之極。」
而他搜集的證據卻鐵證如山容不得他辯駁，生父為喬峰提供的身份認同基礎是埋藏在血液里的。雁門關事件，是喬峰身份認同的轉折點，金庸對整個身份認同轉變的過程做了精彩細緻的描寫。
從生理反應：
「喬峰心下悚然，驀地里似覺和這契丹老漢心靈相通，這幾下垂死時的狼嗥之聲，自己也曾叫過。那是在聚賢莊上，他身上接連中刀中槍，又見單正挺刀刺來，自知將死，心中悲憤莫可抑制，忍不住縱聲便如野獸般的狂叫。」
身體記號：
「喬峰撕開自己胸前衣衫，露出長毛茸茸的胸膛來。阿朱一看，見他胸口刺著花紋，乃是青鬱郁的一個狼頭，張口露牙，狀貌兇惡，再看那契丹老漢時，見 他胸口也是刺著一個狼頭，形狀神姿，和喬峰胸口的狼頭一模一樣。」
兩個方面證實喬峰契丹人的身份。當現實壓垮喬峰心中漢族身份認同最後一棵稻草的時候，他的反應是痛苦的：
「喬峰身子一縮，說道：『我是豬狗也不如的契丹胡虜』。」
在喬峰政治身份轉換的過程中，金庸表達了從父母基因中繼承而來的生活習性和身份認同終究無法改變的事實。喬（蕭）峰的悲劇是父親長期失蹤造成 身份的迷茫，並將後果最終轉嫁到兒子身上導致的。
喬（蕭）峰肩負的不僅是漢人或是契丹人的政治身份壓力，還包含著對大宋丐幫和遼國政權、對喬三槐和蕭遠山忠孝無法兩全的尷尬處境。
金庸通過喬峰的形象反映了政治身份認同具有固定性和傳承性的現實，就像我們無法決定自己父親是誰一樣，政治身份也無法為自身單獨決定。喬（蕭）峰的困惑來源於長期的 「漢族人」身份認同與自己真實身世的激烈衝突。
這種 「有名無姓」的尷尬處境可以視為當時香港人對「祖國」這個共同政治身份認同陷於迷茫的現實寫照：身上流淌著中國人的血液卻經歷著不同文化殖民者的長期統治。特殊歷史現實造成與祖國政治意識形態的隔離，許多香港本土成長的年輕人對於城市的歸屬感逐漸加強，對於祖國的感情趨於模糊。這種現實加劇了那個年代香港人對自己身份歸屬的迷茫：我來自何方？該何去何從？正如金庸筆下的喬（蕭）峰一次次的查問：我究竟是契丹人還是漢人？
二、石破天：身份認同迷茫的加劇
金庸筆下同樣表達著身份迷茫的英雄還有《俠客行》中的石破天。從小隻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石破天個人身世撲朔迷離。連自己的姓名都不確定，只知道自己母親稱呼自己為「狗雜種」。
經歷一系列奇遇和磨難之後，天真爛漫，善良淳樸的他最終領悟了上乘武學，成為武林高手。通觀小說，石破天踏入江湖的最初目的僅僅是為了回到母親的身邊。
這種「尋找父母」 的情節正是父母失位的表現。我們可以觀察到，伴隨著父母的失位，石破天的身份變得模糊，無名無姓的問題不斷湧現。
小說中，石破天的身份是一個不斷被他人定義和塑造的過程。梅芳姑因愛生妒稱其為「狗雜種」，謝煙客冷漠乖戾延續這個稱呼，長樂幫為圖苟存稱呼他「石破天」，丁璫、白萬劍等人因為長相的原因稱他「石中玉」，而阿繡、史小翠等則根據自己與他的交集叫他「大粽子」「史億刀」等，眾多名字中沒有一個是真正意義上自己的名字。
石破天的困境在於，各種各樣的稱呼都指向自己，但自己卻不知道正確的姓名：
「石破天道：『是！是！我媽叫我狗雜種。長樂幫中的人，卻說我是他們的幫主石破天，其實我不是的。只不過……只不過我不知道自己真的姓什麼，叫甚麼名字。』」
這種不知道自己姓名的現象造成了石破天的身世迷茫，串聯了小說的情節。一直到故事 的最後，這個迷依舊沒有被解開。
小說結尾梅芳姑的自盡，讓這個謎團陷入無法解決的絕境：
石破天自是更加一片迷茫：「我爹爹是誰？我媽媽是誰？我自己又是誰？」
梅芳姑既然自盡，這許許多多疑問，那是誰也無法回答了。
儘管金庸在《俠客行》後記中強調小說主要是講述石清夫婦愛憐兒子的感情，但各種牽強附會的注釋，往往會損害原作者的本意，反而造成嚴重障礙。
優秀的作品往往在不經意間與社會現實產生勾連，表現著社會現象。「石破天」的形象表現出彼時香港所承受的身份認同的混亂和迷茫。借石破天的身世之謎，金庸巧妙地問出了當年香港人的心理疑惑：「我是誰？」
經濟高度繁榮的香港社會如同一個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但是這個武林高手卻無法像常人一樣，對自己的身世，師承，門派有個確切的交代。
小說中，石破天的身世最終成謎是點睛之筆，令讀者回味悠長。現實中，政治身份認同的迷茫則是社會現象。作者表現了在20 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社會穩定發展背後潛藏的危機：經濟的發展帶來了西方文化的湧入，現代文明的精神、思想給原有傳統中國文化帶來了巨大衝擊。人們無法割捨心中的傳統，卻又被現代文明深刻影響著生活，並由此產生了身份認同的矛盾和迷茫。
石破天的江湖奇遇是一個讓他身份認同從懵懂走向混亂的過程，「石破天」這個身份其實是被別人塑造出來的，而在塑造的過程中，我們發現石破天對於找到真實名字已經失去了興趣，從開始一直強調他只是「狗雜種」到最後他已然失去了類似喬峰那種對於真實姓名的熱切渴望，石破天一生之中從未有過真正的姓名，叫他狗雜種也好、石破天也好、大粽子也好，都不怎麼放在心上。
這看似隨意一筆，表現了當時部分香港人身份認同迷茫的現象。但是儘管母親的形象在身份不斷被塑造中趨於混亂，父母的失位讓石破天失去了確立身份認同並獲得身份認同教育的機會。可我們依然可以發現石破天的內心深處有著自己的堅持。在土地廟求佛情節中，石破天感動於石清閔柔的父母慈愛、舐犢之情而稱呼他們為「爹媽」，可他內心仍然割捨不掉那個養大自己母親。
這種糾結的心理說明在石破天的心中，無論是誰都無法切斷這種生來就具有的母子聯繫。金庸對「生母」的重視，可以反映出他部分政治身份認同態度，即儘管與祖國有著距離和阻礙，卻依舊堅持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從喬峰到石破天，金庸表現的是小說主人公的身份認同迷茫，同時透露出當時香港社會政治身份認同迷茫的加劇。
三、韋小寶：身份認同動力的削弱
金庸將父親這個意象置於失蹤的地位不僅表現身份認同的迷茫，還通過「尋父」的迫切程度反映了對於身份認同態度的變化。這種變化在金庸封筆之作《鹿鼎記》中對「韋小寶」這個形象的塑造可以窺得一二。
「父親」在韋小寶的人生旅程中是一個「無名者」，是記憶中的空白。小說中在韋小寶出場時，這樣介紹他的身份：
「這小孩生於妓院之中，母親叫做韋春花， 父親是誰，連他母親也不知道，人人一向都叫他小寶， 也從來無人問他姓氏。」
金庸塑造韋小寶身份的時候強調的是他只知其母，不聞其父的特徵。在中國文化中，我們一般認為母親為我們提供生命，而父親則為我們提供基本身份（姓氏）。
出身妓院的韋春花根本無法為韋小寶尋找到自己的父親。這表明失蹤的父親讓韋小寶的身份認同充滿了疑惑，但這份疑惑是一個根本無法解決的問題。可以說，作者一開始就將韋小寶置於父子身份被剝離的境地，是被拋棄的孩子。
在《鹿鼎記》的結尾，韋小寶與母親的對話，讓人莞爾之餘引人深思：
韋小寶將母親拉入房中，問道：「媽，我的老子到底是誰？」韋春芳瞪眼道：「我怎知道？」韋小寶皺眉道： 「你肚子裡有我之前，接過什麼客人？」韋春芳道：「那時你娘標緻得很，每天有好幾個客人，我怎記得這許多？」 韋小寶道：「這些客人都是漢人罷？」韋春芳道： 「漢人自然有，滿洲官兒也有，還有蒙古的武官呢。」 韋小寶道：「外國鬼子沒有罷？」韋春芳怒道：「你當你娘是爛婊子嗎？連外國鬼子也接？辣塊媽媽，羅剎鬼、紅毛鬼到麗春院來，老娘用大掃帚拍了出去。」 韋小寶這才放心，道：「那很好！」
這段對話是韋小寶全文屈指可數的尋父行動，也是尋找自己身份來源、證明「我是誰」的行動。功成名就的韋小寶，最在意的是自己老子是誰。這表明以 「父親」為標識的身份認同依舊占有重要地位，我們可以將他視為尋求身份認同普遍性的一種描寫。
即使低賤如韋小寶，一個出身於風月場所，浪跡江湖，善於權謀詭詐，巧取豪奪的混混，也同樣有著身份認同的需求。而根據韋小寶身份認同的具體內容我們可以看出金庸本人對於具體政治身份認同的進步——從簡單的漢民族身份認同轉向中華民族身份的認同。韋小寶與韋春花的態度表明「漢夷不兩立」的思想仍然存在著，但是漢和夷背後所代表的力量與之前小說相比已經發生根本變化。
「漢」從漢民族擴展成了中華民族， 而「夷」則指向了外國侵略者。這當然是一種國家觀、 民族觀的進步。它鮮明地體現了金庸個人政治身份認同立場，那就是儘管飽受殖民統治，深受異域文化影響，享受著經濟高度繁榮的優越，但「我」的身份仍然是一個中國人，「我」的骨子裡仍然是流淌著中國人的血。
這一點不僅可以在金庸武俠小說中得到證明，並且可以通過金庸部分評論文章以及後來他在香港回歸前後的擁護中央政府的實際行動中得到證實。 但我們同樣應該注意到，韋小寶是在功成名就，榮歸故里的閒暇之餘，他才想到要尋找自己的父親。
這種行為和《天龍八部》中蕭峰貫穿小說的「尋父」 行為已經有了根本區別。它反映了對於主人公而言， 尋找父親和自己的出身已經不再是迫切和重要的事情。從喬峰跋山涉水歷經萬難最終用生命彌合政治身份衝突的表現到韋小寶輕描淡寫的一句「那很好」， 表達出金庸對於身份認同態度的轉變——從渴望轉向平和。這種尋父動力的喪失所體現出的是尋找政治身份認同的艱難與無奈。尋父行動態度的變化，似乎暗示著子一代解決父親失蹤造成的身份認同危機的無力，並表達著這種危機將被永遠擱置的可能。
觀察韋小寶尋父行動中的證據：將嚴肅的身份認同從一個人盡可夫、鮮廉寡恥的妓女口中以「不接待外國鬼子」 的方式表達出來本身就具有諷刺性。這種戲謔的方式與《射鵰英雄傳》中李萍以死明志來教育郭靖的情節相比有著雲泥之別，這種差別似乎告訴我們身份認同迫切性和嚴肅性的下降。
結語：
通觀喬峰、石破天、韋小寶這三個形象，他們都具有父親失蹤的共同特點，並以此表現出政治身份認同的迷茫。
如果我們將這種「父親失蹤」的定義擴展到父親在主人公成長道路上的缺席，我們驚異地發現，這種情況幾乎涵蓋了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所有主人公。
這種失蹤都讓主人公的身世或多或少都有著混雜的成分。父親失蹤最終造成了兒子身份的曖昧不明，進而導致尋找政治身份認同的艱辛：喬峰終其一生尋找自己的政治身份，最終卻在政治身份的糾葛中走向毀滅；石破天在江湖奇遇中成為絕世高手，卻依舊無法解決身世問題的謎團；韋小寶乾脆放棄了對於父親的追問，將政治身份認同問題停留在了「不是外國人」 的底線。這種表現我們理應視作政治身份認同因殖民統治產生割裂之後所帶來的迷茫。
金庸也同時強調人類的普遍感情與品德。他也許無法全面表達出自身身份認同的觀點。然而，拂去歷史的浮塵，透過金庸武俠小說中身世混亂的英雄，金庸給我們的啟迪在於：身份認同的傳承不單依靠國籍、地域等政治因素來決定，文化的紐帶就如基因一般同樣是我們身份認同的重要構成。
金庸小說暢銷海內外，歷經滄桑而仍為讀者所鍾愛，成為當代重要的文化現象，其根源在於：傳統中華文化是他建構武俠世界的根基。他文字所體現的武俠文化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