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年也未能解答的問題 西漢的這個人究竟做了些什麼

鍛彰趣義 發佈 2020-02-21T09:57:26+00:00

桑弘羊之問公元前81年2月,漢帝國的朝堂之上發生了一次公開辯論,一方是桑弘羊,一方是儒生代表,爭論的焦點話題是要不要將鹽鐵專營進行下去。



桑弘羊之問

公元前81年2月,漢帝國的朝堂之上發生了一次公開辯論,一方是桑弘羊,一方是儒生代表,爭論的焦點話題是要不要將鹽鐵專營進行下去。儒生的觀點非常簡單,這項政策不可取,一是與民爭利,將民間的必需品收歸一處,民間經濟必然蕭條;二是官辦經營有很大問題,不但根本不會考慮質量,還可能強買強賣,而且市場靈敏度低,不符合普通百姓的日常需求,長此以往,百姓棄鐵器而用木器,耕作效率就會降低;三是對民風不利,很可能使百姓「逐末棄本」,民俗敗壞不堪。

除了第三點,前兩點都有道理。



桑弘羊的駁論是三個問題,不施行鹽鐵專營政策,戰爭開支從哪兒來?國庫靠什麼充實?地方割據如何化解?

這三個問題,都不好反駁,也無法反駁,因為它牽涉到兩個字的根本,那就是穩定。誰敢提出批評?沒有人,這是掉不掉腦袋的大是大非問題。需知道,人往往只有在安全時才是勇敢的,沒了安全,拔一毛以利天下也是不為的,所以是不是儒生根本不重要,大家都是楊朱打底,刑名傍身,厚黑在手。

既然鹽鐵專營非搞不可,儒生們擔憂的前兩個問題是否出現呢?出現了。

桑弘羊之死

在鹽鐵之議的第二年 (公元前80年),出現了燕王旦、上官桀與蓋長公主等人的陰謀反叛事件 ,桑弘羊牽連被殺。而他參與謀反的原因,《漢書》是這麼說的:「弘羊自以為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



也就是說,他得意忘形了,自己掌財權四十餘年還不滿足,還想要為子弟求官,一個商人的孩子,居然希望做累世公卿,顯然是想得太多了。結果和霍光結怨,不得不謀反。這類記載在《史記》和《漢書》中不勝枚舉,但他和霍光結怨當然不是因為求官,霍光早就看他不順眼,不然不會漢昭帝一繼位,就要搞朝堂辯論噁心他,那次辯論,如果桑弘羊應對不好,當時就死了,何必謀反。為什麼討厭他,當然是因為他的做法帶來了一系列讓霍光焦頭爛額的後果。

司馬遷對桑弘羊的作用是肯定的,他主持經濟幾十年,做到了「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也就是不加稅負但國庫充盈。這句話看上去很神奇,跟變戲法一樣,但用腳後跟想也知道不可能,農業社會,經濟模型可以簡化到農業生產,初級商品貿易和稅收,沒了。這麼簡單的經濟模型,根本做不到不加稅負而增加收入。



其實,從書中就可以很輕易地看出稅負究竟是加在哪兒了,我們來梳理一下。

為了推行鹽鐵專營,各地被委派了鐵官和鹽官,這是新設立的官職,為的就是控制這兩種重要物資的生產、流通、銷售各環節。但這些人極其敗壞。在桑弘羊親自主持這項事業之前,擔任主官的是兩位商人,東郭洛陽和孔僅。因為是商人出身,所以這兩個人最知道怎麼利用權力對付自己的同行,也樂於這麼做,畢竟同行之間才是赤裸裸的仇恨。

結果,鹽鐵專營初具規模之後,這兩個人把各地的鹽官、鐵官都換成了自己的同行,當然是聽話的那種,這樣一來,不僅鹽價、鐵價不斷提高高,而且質量是越來越差,桑弘羊擔心發生在私人經營中的規模小、質量差,出現在了公辦事業中,而且強買強賣隨之而來,最後的結果是百姓只能用最差的木製農具,吃「淡食」。



漢武帝遇到這種情況,腦子都沒動,就想出了解決辦法,殺頭,換人。但殺兩個人容易,殺再多,就有問題。山東大水,桑田變澤國,救災是個問題,以此為契機,開始了殺富人的有序行動,先是抽富人稅,也就是算緡,富人不積極,又開始鼓勵群眾揭發,也就是告緡。也是以此為契機,開始了鑄新錢。

表面上,這是換了一版新幣,其實是爭奪鑄幣權。結果是新幣鑄造開始五年,漢武帝赦免的因盜鑄金錢獲死罪的就有數十萬,自己繳納贖金得免死罪的就有百萬。這還不算什麼,因為據司馬遷的估計,有錢繳納贖金的不會超過一半,而天子不知道就被殺掉的,根本無法計數,也就是說,因為這次鑄幣權之爭犧牲的人,恐怕至少百萬之眾。



而漢武帝最初親政,又是出擊越夷,又是出擊匈奴右賢王,連番征戰,一共殺了多少人呢?一萬五千人加一萬九千人,總數不到三萬,因為後面的一萬九還包括俘虜的人數。贏得幾場慘勝,和對內的屠戮百萬,原來強漢不是雖遠必誅的,眼皮下的也誅,而且誅得多。

而為了這幾場慘勝付出的是什麼代價?說起來就有趣了。先是對兩越,為了能到戰場,就在江淮之間鑿通河道,這還不算完,唐蒙、司馬相如為了攻打西南夷,在巴蜀之地修山道,把巴蜀之地的民力壓榨殆盡。彭吳開通入穢貊、朝鮮的道路,王詼在馬邑伏擊匈奴,結果新開發的北部邊境動輒遭遇匈奴襲擾,根本守不住,而為了運送物資到這裡,不知道死了多少征夫。



最逗的就是兩次出擊匈奴,出動了六位將軍,帶了十幾萬人馬,我們都知道一名士兵至少得有兩名後勤人員,達不到這個比例,根本打不起來。這幾十萬人,和無數馬匹遠擊匈奴,一共就這點兒戰果,拿賞賜可是毫不手軟。先是物質獎勵,給有軍功的將士賞賜銅錢二十多萬斤,投降的幾萬民族同胞不僅得到了土地,還有賞賜,而且不用勞動,吃大鍋飯,錢都由縣裡支付,刺不刺激,跑步就邁入了共產主義。而漢軍士、馬匹死了十多萬,兵器甲仗等物水陸運輸的費用還都不計算在內。

於是,國庫沒錢了,是真的沒錢了,都要開始賣官了。而如果我們回過頭來看,文景之治的七十年留給漢武帝的是什麼樣的景象,我們就很有理由懷疑漢武帝腦子有病。司馬遷是這麼說的,文景之治後,國家無大事,除非遇到天災,不然百姓人人自足,天下絕不缺糧,少府倉庫里的布帛等物也堆積如山。京城裡積聚的錢幣不可計數,很多錢串的繩子都朽爛了。太倉眾的糧食堆不下,只能堆到外面。普通街巷的人家都有馬匹,田野中的馬更是成群,以至於參加朋友的聚會,騎幼年的母馬都會被人看不起,這樣的馬當然是養在家裡啦,怎麼你只有這一匹馬嗎?不會吧,京城裡怎麼會有你這樣的窮嗶——。居住在背街的貧民窟的窮人也能吃到膏梁肥肉,做官吏的一做就是一輩子,也不覺得有什麼。倉廩實而知禮節,人人崇尚信義,也討厭做恥辱的事。

就是這麼一大筆財富,讓漢武帝折騰沒了,不得不準備賣官,而且山東大水的時候,連救災款都拿不出來,最後就是一連串的餿主意。而即便桑弘羊如此努力,財富積累也沒達到文景之治的水平,原因很簡單,從桑弘羊開始,只有財政有錢,天下皆貧,而文景之治,不僅國庫充盈,而且藏富於民。



經過桑弘羊的四十年,又是算緡、告緡,又是平準、均輸,民間財富徹底清零,普通百姓不僅沒得到實惠,勞役可是變多了,而富人們是真的被殺光了,自此以後,漢朝再沒出現過一千人以上規模的私人工場,發展工商業的動力也被「清零」,因為沒法牟利。而且,自此以後,民眾喜歡偷竊,有好看的衣服馬上就穿,有好吃的立即吃掉,投資和儲蓄,不存在的,因為存不住(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還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副作用,那就是從桑弘羊開始,可以明顯感覺到官吏數量翻了不知道多少倍。

稅加在哪了呢?答案很簡單,天下均攤。損天下以利一人,桑弘羊了不起。



但對桑弘羊來說,他的目的達到了,一是縣以上收入都好得很,錢多到不知道幹嘛好,二是地方勢力都窮得要死,根本無力再來一次七王之亂,三是漢武帝非常滿意,有錢,任性,想打誰打誰,想去哪買馬就去哪買馬。但即便是腦子有病的漢武帝,在桑弘羊提出輪台屯田時也犯嘀咕,這麼折騰,真的大丈夫嗎?我怎麼覺得這麼整,百姓遭不住呢?漢武帝駕崩,漢昭帝繼位,霍光就邀請桑弘羊參加辯論賽,不是沒有原因的,總要有人背鍋嘛,我治不了劉徹,還治不了你?

桑弘羊的幽靈

桑弘羊的三問,看似有道理,但其實用腳後跟想想也知道,他這麼做的用意,根子就不在經濟上,他這套組合拳做到的,文景二帝沒做到嗎?而且做得比他好。他的用意,在改變上下的實力對比,最好所有的財富都歸於一處,哪怕是胡花了呢,我天天換車子、鏈子、馬子,也不讓你每餐多加一片波如蟬翼的五花肉,你還拿我沒辦法,穩不穩?

而沒到缺錢的時候,就總有人會想起桑弘羊,即便都覺得這哥們兒過於陰損,但最終沒有人抵擋得住真香定律,直到警覺已經把民力透支到了極限,才會恍然大悟,但那時已經太晚了。哪有不用付出代價的龐氏騙局呢?

而桑弘羊之問能問兩千年,一直像套在牛脖子上的繩索一樣盤旋在帝國上空,是因為帝國從來就沒有點出一個必備的技能點——財政硬約束,言盡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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