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北京房價不高。不但跟現在比不高，跟當時的其他大城市如上海、天津、南京、廣州比起來也不高。這是因為北京沒有趕上好機遇：清朝末年劃通商口岸，上海趕上了，它沒趕上；後來又劃租界，天津趕上了，它沒趕上；再後來遷都，南京趕上了，它沒趕上；再後來軍閥割據，個別軍閥治理有方，把掌控下的地盤收拾得花團錦簇，經濟迅速發展，交通迅速改善，這種好事兒讓廣州趕上了，它沒趕上。因為這些緣故，北京市人口密度不大，住房需求不高，不動產價格沒怎麼漲。
民國三十年（1941年）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編撰《中國土地問題之統計分析》一書，按平均地價給當時各大都市做了個排名，上海第一，廣州第二，天津第三，南京第四，北京勉強排到第五。大夥可以想見，北京地價這麼低，房價也高不到哪兒去。
先說地價。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北京市政府評價委員會對全市和郊區地價進行評估，把西交民巷、王府井大街、正陽門大街和大柵欄這四處最繁華地帶劃成特等土地，每畝地價2000塊大洋。當時一塊大洋在北京城區的購買力大約相當於人民幣50元左右，一畝地才10萬塊錢而已。
實際成交價格有比這個價位高的，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的最高紀錄是每畝4000塊大洋，折成人民幣約合20萬元，這已經是當時北京的地王了。如果跟2011年3月15日海淀區東升鄉拍出的那塊每畝3400萬元的現代地王相比，差了169倍。
郊區地價更是低得喜人，現在通州核心區的地塊，民國二十年（1931年）前後畝均地價僅70塊大洋，折成人民幣才幾千塊錢一畝。
再看房價。
民國時北京住宅比較單一，全市樓房僅占6％，簡易鉛皮房和草房不到3％，其餘全是四合院，即使大戶人家的所謂豪宅，也不過是幾處四合院連成一體。北京市政府評價委員會曾對全市四合院進行估價，按占地多少、建築質量、使用年限、所在區位等因素把四合院分成12個等級，最高等級的平均每間800塊大洋（含地價），摺合人民幣4萬元；最低等級的平均每間90塊大洋，摺合人民幣4500元。
現在月薪萬元的小白領在北京四環以內買房，必須求爺爺告奶奶四處轉借才能付清首付，然後還得每月讓銀行按在地上揭一層皮（所謂按揭），如此這般折磨小半輩子才能換來一套相當普通的商品房，要是回到民國時代的北京，一年薪水就能買下一處擁有3間瓦房的精緻小院，10年下來簡直能買一座前清王爺留下來的王府了。
當然，單純的購買力折算不能說明問題，為了搞清楚民國時北京房價究竟是高是低，咱們還得看看當時的市民收入。
提到收入，有朋友可能會拿魯迅在教育部工作時月薪300塊大洋說事兒，其實這個不足為憑，因為魯迅是高薪階層（事實上魯迅兩次在京買房都靠借貸，他收入雖高，開銷很大，買房時幾乎沒有積蓄），不能代表一般的購房者。我手頭有民國十八年（1929年）社會調查所對北京普通市民收入情況做的記帳式調查，市民家庭平均月收入為15塊大洋，年均收入自然是180塊大洋，像魯迅第二次置業時買的那種四合院，讓普通市民去買的話，也不過只需要四五年收入。
不過民國時北京房子雖便宜，買房過程中要繳的稅費卻比今天高。今天買房，主要就是繳契稅，而且契稅也不能算太高，從房價的1％到6％，個別城市在樓市不景氣時甚至免徵契稅，別的什麼印花稅啦、城市維護建設稅啦、教育費附加啦，只占房價的千分之幾，低到可以忽略不計。民國時買房不這樣，首先是契稅很高，一般不低於房價的4％，民國初年曾經徵到9％。其次還得繳憑單費，按房價的2％計算。假如您在民國初年買房，房價100萬元，光契稅和憑單費就得花去11萬元。
另外在民國買房還有一個物業稅問題，只是當時不叫物業稅，叫作「警捐」、「巡捕捐」，後來統一叫作「房捐」。1935年2月魯迅給《文學月刊》寫專欄，提到「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說的就是當時上海的物業稅。當時上海對全市的出租房產和自住房產統統徵收物業稅，每月收繳一次，稅率是每月房租的14％（後來還曾經漲到20％）。北京物業稅稍低一些，不是按房租的百分比去收，而是按房屋的等級去收：樓房的物業稅高，每間每月兩角錢（銀元，下同）左右；瓦房的物業稅低，每間每月1角錢左右；水泥頂的洋灰房（簡稱灰房）以及草房、坯房的物業稅更低，每間每月5分錢左右。像魯迅哥倆在西直門內八道灣買的那座將近30間瓦房的四合院，每月得繳物業稅30角，也就是3塊大洋。
每月3塊大洋，負擔也不算重，魯迅哥倆要是活到今天，隨便在北京哪個小區里買套商品房，光物業管理費都不止這點兒錢。
魯迅買過兩次房。
第一回買房是在1919年，跟兄弟周作人合資，買下北京新街口一座很大的四合院，前後三進，光正房就有20多間。這處宅子花了魯迅哥倆將近4000塊大洋，其中房款3500塊大洋、契稅180塊大洋、自來水安裝費115塊大洋，還給了房產經紀人175塊大洋的佣金。
第二回買房是在1924年，這回魯迅單獨出資，在北京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買下一座小型四合院，占地400平方米，大小房屋共10間。房價很便宜，只要800塊大洋，後來魯迅又花了200塊大洋進行裝修。
魯迅兩次買房都是在北京，不過後來卻沒有在北京定居，從1927年直到去世，他定居的地方一直是上海。上海房價太高，魯迅買不起，只能租房。後來魯迅寫《病後雜談》，說在上海租一處小院子，每月房租加上「巡捕捐」，得花160塊大洋，租一年下來，光房租就夠在北京買下兩處小型四合院了。
北京居住成本低，上海居住成本高，為什麼魯迅還要選擇在上海定居呢？因為上海比北京開放，言論自由比北京多，而且還有租界，還有大批志同道合的文化人，在北京不能說的話在上海可以說，在北京不能寫的文章在上海可以寫，在北京見不著的朋友在上海見得著。有這些堅挺的理由支撐著，哪怕上海的居住成本再高，魯迅還是會住在上海，而不是住在房價低廉的北京。
魯迅有個老鄉叫劉大白，著名詩人，在復旦大學教書，跟朋友拼租，每月房租12塊大洋，嫌貴，搬到杭州，在杭州沒住到一年，又萌生了逃回上海的想法。起因很簡單：他長了痔瘡，在杭州久治無效，需要做手術，杭州城內居然沒有一家醫院能做，只好去上海就醫，手術後回杭州醫院療養，醫療條件太差，痔瘡復發，不得已，還得去上海。
還有丁玲和她的男朋友胡也頻，當年在北京西山租小院，房租很便宜，後來去上海租亭子間，房租很貴，但是這對小情侶毅然決然奔向上海。因為他們在北京撰稿，月收入只有六七塊大洋，到了上海之後，月收入暴漲到140塊大洋，傻子才願意待在北京。
1929年，丁玲、胡也頻離開上海，去濟南生活，到1930年夏天，又逃回了上海——濟南媒體太少，出版社太少，做撰稿人不易，胡也頻還被山東警察通緝，想來想去，還是混在上海更安全，機會更多。我估摸著，前幾年因為買不起房而逃出京廣滬，這兩年又因為找不到發展機會而逃回京廣滬的朋友，是應該能夠理解丁玲老師和胡也頻老師的。
北京、上海、廣州，這幾個地方在民國就是一線城市。論房價，上海最貴，從1912年到1949年，除了抗戰時飽受日本鬼子飛機轟炸的那段日子，上海房價一直雄踞全國榜首，尤其租界區，平均每平方公里住5萬人，比現在上海中心城區的人口密度高5倍不止，甭說買房，就是租一個七八平方米的亭子間，光「頂費」（前任房客或者二房東向後來的房客索取的轉手費）就得兩三根金條。北京的房子卻最便宜，無論是北洋政府統治時期，還是北伐勝利後國民政府統治時期，最多花上幾千塊大洋，就能在王府井附近買一處占地半畝的小型四合院。
廣州的房價介於上海和北京之間，比上海便宜，比北京貴。縱向看，桂系軍閥跟粵系軍閥掐架的時候，房價很低；後來陳濟棠主政廣東，一時政局穩定，經濟繁榮，房價開始走高，地價最高的時候甚至超過今日廣州，房價最高的時候則幾乎趕超當時上海。
南洋華僑和上海富商在廣州成立了上千家房地產公司，紛紛涉足規模不大的新式洋房項目。所謂新式洋房，跟現在的單元式住宅類似，一幢樓分成若干戶，每戶有室有廳有廚房，有「能沖水的洋馬子」，也就是咱們現在說的抽水馬桶，建成後，或出租或出售，一律按「井」計價。「井」是民國廣州常見的面積單位，60井為一畝，一井相當於11平方米。
1932年，南洋兄弟營造廠在廣州市區最繁華的惠愛路開發的新式洋房，臨街商鋪賣到5000塊毫洋一井，普通套房賣到2300塊毫洋一井，按平方米計價的話，分別是455塊毫洋和209塊毫洋。
那時候，廣州市公安局和財政局的第一科科長月薪在50塊毫洋和70塊毫洋之間，二等科員的月薪是25塊毫洋。公辦學校的教師薪水比公務員高得多，剛上崗的九等教員也能領到30塊毫洋的月薪，最高級教員每月則能領到125塊毫洋。一個剛上班的小學教師要想在市中心買房的話，需要不吃不喝積攢大半年的工資，才能買上一個平方米。從這個角度看，那時候的房價跟現在一樣高。
房價高，房租也不會便宜。在市區租一套兩室一廳，每月最低也要20塊毫洋，基層公務員如果不貪污，小學教師要是不給人補課，租房是租不起的。所以在1932年12月2日，有記者在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第6版上評論說：「長安不易居云云，大可為今日廣州贈也」，這句評論實在貼切。